讓在職黨員行動起來：智慧黨建如何引領社區志愿服務？*
——基于浙江省諸暨市“先鋒微家”的案例分析

鐘偉軍，陸道平

一、問題的提出

社區作為現代社會日益重要的生活和交往空間，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是社會和諧穩定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建設單元。2017 年6 月印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提出，要把社區建設成為和諧有序、綠色文明、創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園。依照現代社區治理的基本邏輯，這一目標的達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充分激活社區志愿服務，也就是以促進社區整體福利為主旨的自發性的奉獻以及利他非營利性的態度①韓芳.結構理論視角下的社區志愿服務行動研究［J］.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18（1）：85-96.，把社區內嵌的主動性、自治性資源充分調動起來，讓社區居民更加充分地參與到社區公共事務的治理過程中來。然而，我國當前社區治理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遲滯的社區志愿服務難以跟上社區快速的發展步伐，在從一個傳統的農村熟人社會以及高度組織化的單位體制中較短的時間內轉換成為現代異質性的、陌生人的城市社區公共空間的過程中，我國城市社區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志愿服務失靈的困境，這源于基層社會內生資源匱乏與外部資源離散化，突破這一困境亟需權威組織的整合與扎根①郭彩琴，張瑾.“黨建引領”型城市社區志愿服務創新探索：理念、邏輯與路徑［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15-20.。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加強城市社區黨建工作，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激發黨員在社區治理中的積極性，也就成為推動社區志愿服務成長的重要路徑。

相對于離職和退休的黨員，在職黨員，也就是那些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在崗工作的黨員，無論是組織榮譽、專業能力以及資源等方面都具有獨特的優勢②高同星.關于發揮城市社區“隱身”黨員作用的思考［J］.政治學研究，2012（1）：50-53.?！肮ぷ髟趩挝?、生活在社區”的在職黨員是一個特殊而重要的存在，是城市社區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充分發揮社區中這些“隱身黨員”的作用對于社區治理有著重要的意義。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由于面臨著單位組織與社區權威割裂、資源分散等問題，在職黨員在參與社區治理、投入到社區志愿服務方面缺乏有效的動力。為了解決這些問題，2019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基層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強調推動市、區兩級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黨組織、在職黨員到居住地社區報到全覆蓋，采取承諾踐諾、志愿服務等做法參與社區治理，有效服務群眾，也就是在職黨員“雙報到、雙服務”。各地也陸續通過了相關的文件，推動在職黨員“進社區、亮身份、做表率”，但是，在職黨員服務社區依然存在不少問題，集中體現為積極性、主動性不足，與群眾需求脫節等。在新的背景下，如何通過新的手段和機制，建立更加有效的黨建聯動體系和激勵機制，使在職黨員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參與到社區志愿服務中去，成了一個新問題，而由于把新技術與黨建更好地融合起來也成為基層黨建新的趨勢。因此，本文以浙江省諸暨市智慧黨建平臺“先鋒微家”的運作為分析對象，深入探討智慧黨建有效激發在職黨員社區志愿服務的內在機理。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邏輯

一些學者注意到，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傳統意義上的單位體制已經解體，但是，單位體制并沒有完全退場，而是以“隱形在場”的形式在社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單位對于新時期社區的公共性建構及其功能有著重要的影響③田毅鵬、王麗麗.單位的“隱形在場”與基層社會治理——以“后單位社會”為背景［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7（2）：87-92.，而在職黨員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聯結單位和社區的“隱形”紐帶④高同星.關于發揮城市社區“隱身”黨員作用的思考［J］.政治學研究，2012（1）：50-53.。然而，不少研究表明，在職黨員在社區治理的這種作用依然存在著不少困境，這種困境從根本上來說源于我國傳統的單位體制轉型、市場化、城市化等多元變革背景下基層黨建的不完善、不適應。

（一）文獻綜述：在職黨員服務社區的多重困境

1.職住分離的空間沖突。在一些學者看來，在職黨員融入社區治理的困境之一源于職住合一、封閉性的“組織內黨建”與屬地化、職住分離的社區黨建之間的矛盾。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是一個典型的“完全組織”，是職住合一的高度封閉共同體，與此相適應的是基于這種封閉空間而設置黨組織，具有封閉性色彩的組織內黨建方式①唐文玉.從單位制黨建到區域化黨建——區域化黨建的生成邏輯與理論內涵［J］.浙江社會科學，2014（4）：47-54.。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單位體制的轉型以及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地理空間日益從政治空間中釋放出來，資源的流動性加劇了政治空間和地理空間適洽關系的瓦解，社區作為新的治理單元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職住分離”成為在職黨員典型的日常形態②李威利.空間單位化：城市基層治理中的政黨動員與空間治理［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6）：184-190.。對于在職黨員來說，這種職住分離的空間分割使得其更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于具有“強關系”紐帶的組織內職業空間，而忽略“弱關系”的居住地生活空間。這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在職黨員懸浮于社區，在融入社會和服務于社會方面呈現出官僚化、形式化傾向，甚至出現了黨員把自己和社會割裂開來的“城堡現象”③唐文玉.從單位制黨建到區域化黨建——區域化黨建的生成邏輯與理論內涵［J］.浙江社會科學，2014（4）：47-54.。近年來，從“單位黨建”向“區域化黨建”的城市基層黨建改革實際上承載了這種異度空間整合的重任④盧愛國，陳洪江.論城市基層區域化黨建的整合功能［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1）：34-40.。

2.條塊分割的權威失衡。一些學者深入探討職住分離背后的權威關系變化后，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條”的單位和作為“塊”的社區之間在管理在職黨員的權威方面存在明顯的失衡，從而影響到在職黨員融入社區治理、為社區服務的積極性。與過去單位相區別的是，當前的單位組織呈現出“新單位制”特征，就是在職黨員個人與單位組織這一縱向“條”之間是一種內部強權威關系，體現出個人對單位的依附依賴。與此相比較的是，在職黨員個人與社區這一橫向“塊”之間是一種弱權威關系，單位體制外的社區的作用主要是配合和支持⑤李威利.新單位制：當代中國基層治理結構中的節點政治［J］.學術月刊，2019（5）：78-88.。對于在職黨員來說，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公有企業的黨組織依然具有較強的資源能力和分配權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以往的行政化運作，而社區在實際運行中過分依賴于黨政部門的這種行政化運作⑥黃建.城市社區治理體制的運行困境與創新之道——基于黨建統合的分析視角［J］.探索，2018（6）：102-108.。盡管近年來，各地積極推進社區黨建工作由“垂直管理”向“區域整合”轉型，由“條塊分割”向“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轉變⑦楊妍，王江偉.基層黨建引領城市社區治理：現實困境 實踐創新與可行路徑［J］.理論視野，2019（4）：78-85.，推動在職黨員的“雙報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整合條塊權威，全面提升社區黨組織對黨員的“屬地化管理”⑧趙聚軍，王智睿.社會整合與“條塊”整合：新時代城市社區黨建的雙重邏輯［J］.政治學研究，2020（4）：95-105.，以強化社區黨組織對在職黨員的權威，促使黨員更好地為社區服務，但是，在職黨員服務社區的行為依然面臨著不均衡的條塊權威問題，催生管理沖突，加重考核壓力⑨吳靈，高敏.在職黨員如何嵌入城市基層治理——基于W 市在職黨員進社區的個案分析［J］.行政與法，2021（1）：56-64.。

3.激勵監督的雙重缺位。與此同時，激勵和監督的缺位導致在職黨員服務社區動力不足。志愿服務的持續性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激勵標準、激勵手段和激勵過程構成的激勵機制⑩陳偉東，吳嵐波.困境與治理：社區志愿服務持續化運作機制研究［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5）：42-50.。在很多的時候，黨員的社區志愿服務被當成一種全能型的工具在使用。在職黨員作為單位組織的一員，有著明確的職責分工和要求，其先鋒模范作用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予以體現。但在工作之余的生活空間，由于缺乏有效的內在激勵，往往適應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務或權威動員的方式，以一種任務式的心態完成作為黨員的工作①席軍良.志愿類社區社會組織的孵化與治理新時代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有效抓手［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9）：91-97.。社區往往缺乏針對在職黨員的有效激勵機制，盡管“雙報到”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但是由于缺少系統性的政策支撐和機制保障，社區和單位之間在激勵方面仍然處于脫節狀態，導致在職黨員參與社區活動依然呈現出主動性不足、持續性不夠，“雙報到”走過場、形式化等突出的問題②王佳璐，葉敏.激勵共振：在職黨員的社區治理參與［J］.黨政論壇，2020（9）：21-24.。與此相聯系的是監督的缺位，對于在職黨員來說，作為“8 小時之外”且具有“自愿性”的志愿服務往往脫離了單位組織的有效監督，而社區黨組織約束力不夠，對黨員志愿服務的頻率、時間和過程等都難以有效監督③李明陽.新時代在職黨員參與社區建設和服務的思考與建議——以北京市H 區為例［J］.改革與開放，2020（11）：47-50.，從而導致“報到不出工、出工不出力”等表面應付現象，在實踐中往往背離了政策的基本初衷。

（二）分析邏輯：智慧黨建與政黨數字化動員能力

現有的研究對在職黨員服務于社區的困境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反思，但更多的是從傳統黨建的角度來探討在職黨員服務社區的內在機理和存在的種種問題，忽略了近年來日益先進的信息技術對政黨建設帶來的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提升黨組織對黨員的動員能力和溝通方面的影響。實際上，數字化工具深刻地改變了現代政黨政治的運行規則④陳家喜、陳碩.數字時代的政黨政治：變化、形態與爭議［J］.國外社會科學，2018（6）：51-59.。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現代政黨越來越依賴于新的技術，新技術大大提升了政黨履行關鍵職能的能力，大大提升了對支持者的動員能力，也提升了組織成員的參與能力⑤K.Dommett,G.Kefford,S.Power.The digital ecosystem: The new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za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J］.Party Politics,2021,27（5）: 847-857.，這些技術、服務和應用已經成為當今時代政黨建設新的標志。作為一種新的政黨建設模式，智慧黨建在很多國家被稱為數字化政黨（digital party）建設或平臺政黨（platform party）建設，強調把數字技術更加深入地嵌入政黨建設過程中，承諾提供一種符合當代社會和技術條件的互動，通過利用設備、服務和應用，將基于智慧技術的新溝通形式和組織形式整合在一起，以克服傳統政黨組織建設的種種問題⑥P.Gerbaudo.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M］.London: Pluto Press,2018: 4-8.。新技術由于其特殊的優勢，能夠有效地解決傳統組織形態和權力結構下的各種問題，使智慧黨建能夠營造出一種新的基于互動和協同的數字化動員模式，從而動員組織成員和支持者更好地參與到政黨活動之中。

首先，智慧黨建的數字化動員能力體現在新技術對時空限制的跨越。新的技術能夠有效地打破物理層面上的空間隔離，能夠將那些沒有關聯的、權限上分離的、地理上經常分散的服務和活動整合起來以致表面上看來天衣無縫⑦簡·E·芳汀.構建虛擬政府：信息技術與制度創新［M］.邵國松，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26.。通過在線的即時性的圖片、聲音和視頻能夠輕松打破過去嗓音傳播上的物理障礙，使得普通黨員、政治精英、不同組織可以實現直接的交流溝通，為政黨打破物理空間、實現內部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⑧孫會巖，郝宇青.人工智能時代的西方政黨政治：機遇、發展與困境［J］.國外社會科學，2019（5）：101-107.。新的技術由于突破了傳統傳播鏈條的限制，不僅使得黨組織的意志和行動策略能夠更加直接地抵達普通黨員，避免“地區總部和基層組織成員間的日常溝通成本”①L.March.Russian Parties and the Political Internet［J］.Europe-Asia Studies,2004，56（3）: 369-400.，還更開放、更即時、更直接、更真實、更透明，能夠提供一種新的“數字技術支持的政治”。由此，政黨基于智慧數據技術驅動的邏輯，能夠不斷尋求擴大聯系的廣度，以增加權力，通過在線平臺來促進成員參與，從而激發組織成員參與的熱情，提升成員對政黨的認同。其次，這種數字化動員能力體現在新的技術能夠輕松跨越縱向科層結構障礙，實現對基層黨組織的賦權與賦能。數字化的政黨建設模式結合了兩個過去政黨中似乎不可調和的元素：敏捷的指令結構和積極的戰斗基礎②P.Gerbaudo.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M］.London: Pluto Press,2018: 78-79.。在數字化技術的新功能“加持”下，以前在政治上被邊緣化黨的成員和基層組織有了更大的參與空間。除此之外，這種數字化動員能力還體現在新的技術提供了一種精細化的激勵手段和精準化的督促機制，從而使得政黨所倡導的集體行動能更有效地達成。

三、案例引入：智慧黨建如何激活在職黨員的社區志愿服務？

諸暨市是位于浙江省中部的一個縣級市，是聞名全國的基層治理“楓橋經驗”的發源地。全市戶籍人口108 萬左右，下轄5 個街道、32 個城市社區，社區中居住著1.1 萬多名來自各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的在職黨員。為了有效地解決在職黨員服務于社區、參與社區治理動力不足、積極性不高的問題，2020 年4 月，在中共諸暨市委組織部的推動和主導下，該市自主開發了智慧黨建平臺——微信小程序“先鋒微家”。依托這一平臺，按照“社區下單、居民點單、黨員接單”的模式，基于社區的具體需求和個人的興趣特長，推動在職黨員帶頭參與到社區志愿服務和社區治理過程之中。經過三年多的實踐和探索，總體上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之所以選擇這一案例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就社區治理的形態來說，諸暨市城市社區大多是經過拆遷安置或房屋商品化之后在較短的時間內設立的，該市城市社區的歷史大多在10 年左右，現代社區治理所倡導的志愿服務和社區參與精神存在著明顯不足，在我國縣級城市的社區中具有較強的典型性。二是就案例本身的創新性來說，把現代的信息技術與基層黨建、社區治理更好地融合起來成為近年來值得關注的創新，同樣具有典型性。筆者于2022 年9 月到2022 年12 月間對該市相關部門、部分街道和社區相關人員進行了深度訪談，并獲得了較為豐富的一手資料。

（一）組織化動員下的在職黨員線上報到

早在2010 年之前，中共諸暨市委組織部就開始在全市推動在職黨員向居住地社區報到的“爭先創優”活動，由當時的社區辦公室對每個報到黨員的情況進行登記，建立個人檔案，在職黨員根據自身的意愿和特長選擇若干個服務崗位。但是，由于社區缺乏有效的權威，基層黨建對社區治理的統領格局還沒有形成，因此，在職黨員向社區報到、為社區服務的活動基本上流于形式。十八大以來，在中央和上級的推動下，諸暨市大力推進黨建引領下的城市基層治理體系改革，全面推行街道“大工委”和社區“大黨委”制，深化在職黨員“兩地報到、雙崗服務”機制，尤其是大力強化了街道黨工委和社區黨組織對在職黨員社區志愿服務的管理和考核權威，建立和完善了在職黨員志愿服務積分卡制度，但是，依然面臨著監督不力和激勵不足等突出的問題。監督不力主要體現在社區黨組織人力有限，難以及時有效地動員和督促人數較多的在職黨員參與進來，更難以對每一位黨員的志愿服務情況進行及時有效的認定，導致“干好干壞”難以區別。按照中共諸暨市W 街道黨工委邱委員的話來說就是：在職黨員在一些社區少的有一百多，多的有三四百，這么多人我們很難去管理，到底做沒做，做得咋樣，老實講，很多時候，社區層面是應付不過來的。（訪談編號：DS20221104）

2020 年初，為了突破這一困境，更加深入推動“黨建引領、融合互動、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區治理新格局的加快形成，打造城市基層治理的“楓橋經驗”新樣板，中共諸暨市決定把開展機關企事業單位在職黨員到所居住社區（小區）黨組織報到、開展“先鋒亮旗”行動列為全市創新改革的重點項目。為破解在職黨員參與社區志愿服務的難題，找到新的抓手，中共諸暨市委組織部決定充分利用新的信息化平臺，以智慧黨建的方式，推動這一工作深化實施，以微信為依托，決定自主開發小程序“先鋒微家”。之所以沒有開發專門、獨立的APP，主要是出于日常運用的便利性的考慮。完成“先鋒微家”微信程序開發后，市委組織部門于當年4 月15 日下發了《關于深化“契約化”共建推動市級機關企事業單位黨員干部下沉社區一線開展“三服務”的通知》，同時印發了《在職黨員進城市社區服務“亮旗”行動實施細則》，要求全市所有在職黨員在當年4 月底前通過手機微信“掃一掃”功能，登錄“先鋒微家”小程序，完成全員線上注冊報到。依托這一平臺，全市機關、企事業單位在職黨員全員下沉到居住地社區（小區），為社區承擔志愿服務，帶頭參加社區活動。各單位黨組織通過“先鋒微家”小程序后臺查看本單位在職黨員社區報到的情況，社區黨組織通過后臺及時掌握居住在本社區的在職黨員的報到情況，做到在職黨員家庭住址、工作單位、聯系方式等基本情況“三清”，實現全員信息精準比對。社區黨組織及時將個人基本信息變動、社區報到情況等內容反饋給所在單位黨組織。經過半個月的時間，到2020年4 月底，全市73 個市直機關、23 個鄉鎮（街道）機關、6 個國企共1.1 萬多名在職黨員全部完成了線上注冊，報到率達100%。

（二）在職黨員志愿服務平臺化多元協同

中共諸暨市委組織部開發的“先鋒微家”微信小程序在促進在職黨員有效地服務社區方面無疑扮演了“數字平臺”的重要角色，基于這一平臺，實現了社區居民服務需求與在職黨員志愿服務供給無縫隙的精準對接、一體化運行。一是居民“精準點單”。社區通過小區居民微信群、“社區平安通”、“三服務”小管家等線上載體和各種線下形式，為居民提供“點單”渠道。居民可以就自己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各種困難、需求，如小孩學業輔導、居家老人送餐等，或所關心的社區公共事務通過各種途徑把這些“微心愿”傳遞給社區黨組織。二是社區“精準下單”。社區黨組織將通過各種途徑收集的居民需求及時通過“先鋒微家”平臺進行服務項目需求發布，面向在職黨員招募志愿者，發布內容包括服務需求數、內容、時間和地點等。三是在職黨員“精準接單”。在職黨員通過“先鋒微家”隨時隨地關注社區黨組織發布的服務需求，可以個人的方式自主接單，也可通過所參加的社區志愿服務小組如“幫幫團”“睦鄰社”等方式組團接單。在職黨員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和專長等對有意愿的“服務項目”在線一鍵“搶單”。

與此同時，基于“先鋒微家”這一平臺，市委組織部、街道黨工委、社區黨委、小區黨支部、機關企事業黨組織等原來松散且隔離的主體被高度協同起來。根據工作需要和服務需求，平臺設置市委組織部、社區黨組織、小區黨支部三級發布主體和后臺管理權限，發布對象分別為全市、社區和小區在職黨員。市委組織部面向全市在職黨員，根據社區、小區和居民需求，開展針對性的服務項目發布，促進在職黨員更好地下沉社區，督促完成相應的服務。而社區黨組織和小區黨支部對接市委組織部的任務要求，也可以根據本社區、小區的志愿服務需求自主發布相關的任務，不同主體之間圍繞志愿服務在信息上全面貫通，小區黨支部、社區黨組織和市委組織部之間建立了一體化的志愿服務監督機制、在線溝通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作為其中重要的主體，機關企事業單位黨組織通過這一平臺能夠有效地參與到在職黨員社區志愿服務行為的督促中。單位黨組織進入“先鋒微家”平臺，可以對所在單位在職黨員在線報到情況，每月、每季度、每年社區志愿服務任務完成情況、獲得獎勵的“紅旗”情況等動態化地掌握，有針對性地對某些在職黨員進行督促和激勵，能夠及時處理本單位在職黨員社區志愿服務中碰到的各類問題。

（三）黨員志愿服務評價的線上線下一體聯動

為了更好地督促在職黨員服務社區的行為，中共諸暨市委組織部對在職黨員服務社區的內容進行了規定，具體為五個方面，也就是帶頭參加社區活動、帶頭認領“微心愿”、帶頭擔任小區“紅管家”、帶頭加入社區“幫幫團”、帶頭為社區建言獻策，具體見表1。但是這些內容總體比較空泛。為了更加充分地發揮數字化平臺的運作效率，對在職黨員社區服務工作進行可計量、可比較、可操作性的考核評價，真正使得社區服務工作落到實處，諸暨市委組織部推出了在職黨員社區服務在線“亮旗”制度，也就是在職黨員每完成1 項社區服務，經過社區黨組織的認定會對其“亮起”一面“紅旗”，并在其“先鋒微家”的賬號中呈現，每名在職黨員每年度至少需亮掛5 面紅旗，否則被認為不合格，上不封頂。所有黨員的“亮旗”情況在“先鋒微家”平臺上一目了然，與市委組織部、單位黨組織在信息上全面對接、共享，形成社區黨組織、單位黨組織和市委組織部對在職黨員社區服務考評的一體化機制。市委組織部和單位黨組織結合線上服務記錄和社區反饋意見，最終形成在職黨員社區貢獻檔案，與線下年度評優評先、職級晉升、干部提任掛鉤，同時，本單位在職黨員服務社區的實績被視為各級黨組織書記年度黨建述職的重要內容。

表1 諸暨市在職黨員服務社區的內容要求

之后，市委組織部對“先鋒微家”進行了迭代升級，打造2.0 版，不斷完善這一平臺功能，并出臺了《諸暨市機關黨員志愿服務激勵辦法》，推出志愿服務積分商場，積極構建“線上賦分+線下檢驗”的考核評價和督促機制，常態化開展調研督導。要求市級機關企事業單位黨組織結合社區共建工作每年進行1 次專題研究，牽頭單位每季度召開一次區域內共建單位聯席會議，結合線上在職黨員“亮旗”情況，機關工委每季度對全市社區進行全覆蓋走訪，搭建單位黨組織與社區黨組織常態化互動交流平臺。

（四）新技術對社區黨組織的有效賦權

依托于“先鋒微家”這一平臺，諸暨市委組織部對社區黨組織就在職黨員志愿服務的管理和監督方面賦予了足夠的權力。一是在職黨員社區志愿服務的日常管理權。在職黨員向社區在線報到后，由所在社區的黨組織審核相關信息，并對其在社區的志愿活動進行日常管理，由社區黨組織為其建立“社區貢獻檔案”，社區黨組織登錄“先鋒微家”進入“用戶中心”，對所在社區的在職黨員的“檔案”情況能一目了然。在日常管理中，社區黨組織引導在職黨員認領小區“紅管家”和報名“幫幫團”，促進社區居民需求與志愿服務供給有效對接，并對其有監督權、建議權等。二是在職黨員社區志愿服務活動的發布權。社區黨組織基于本社區治理的具體實際和居民客觀的服務需求，在收集居民“微心愿”的基礎上，進入“先鋒微家”平臺上的“活動管理”欄目，自主地發布相關的志愿服務需求，自主設定每一項志愿服務活動可以獲得的“紅旗”數，并自主管理活動過程。表2 是諸暨市D 社區黨組織2022 年1 月所發布的志愿活動需求清單情況表。三是在職黨員社區志愿活動的考核評價權。市委組織部把在職黨員社區服務的評價考核的權力下放到了社區黨組織。依照規定，在職黨員每開展一項服務，必須經社區黨組織評估并在線確認后，才會在“先鋒微家”被賦予一面紅旗。每次活動結束后，社區黨組織會通過平臺及時發布活動開展情況，完成信息收集和黨員亮旗確認工作。除了上述服務內容外，在職黨員擔任社區“大黨委”兼職委員或小區業委會成員等社區黨組織認為可以亮旗的事項，可由社區黨組織自主決定。社區黨組織對在職黨員社區志愿服務活動的評價和考核成為其單位評優評先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據。圖1 對諸暨市基于“先鋒微家”這一技術平臺的在職黨員社區服務運行系統進行了簡單的呈現。

表2 諸暨市D 社區黨組織2022 年1 月針對在職黨員發布的志愿活動（部分）

圖1 基于“先鋒微家”的在職黨員社區服務運行系統

四、使在職黨員行動起來：智慧黨建引領下的城市社區志愿服務轉型

智慧黨建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把黨的組織權威與智能化的技術更加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把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和使命擔當通過自上而下的組織過程轉變成實實在在的行動。而新的技術則使這種過程變得更加精細化、更加動態化和更加智能化，從而有效地跨越了傳統黨建模式下在職黨員服務社區面臨的空間隔離、權威失衡和激勵缺位等困境，使得在職黨員社區志愿服務活動發生了明顯的轉型，以組織化+智能化的方式推動著現代城市社區治理轉型。

（一）從消極走向積極：在職黨員志愿服務的價值塑造

組織不僅強調分工、規范和約束以強化成員的個人使命與責任，而且非常強調人力資源系統的激勵功能。激發個體的積極能量，個體主動承擔責任和使命的意愿，這對于組織行為可持續性和良性的運轉更為重要①B.L.Fredrickson.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J］.Biological Sciences,2004,359: 421-436.。一個具有強大行動能力的組織必須建立在對個人行為的充分激發基礎上，對于一個政黨來說，同樣如此。新的技術手段不僅使得組織使命能夠穿越時空、層級障礙而更加精準地投射到每一個黨員身上，同等重要的是，信息技術智能化、精細化的考核評價手段能夠促使成員表現出最有效、最靈敏和最積極的行為狀態。新的技術嵌入到黨建過程，使得服務的理念和使命在黨員身上更加具象化?！跋蠕h微家”一方面不僅大大強化了黨組織對社區在職黨員志愿服務行為的有效監督，同時強化了對其有針對性的激勵。在這種雙重效應作用下，在職黨員社區志愿服務的理念得到內化，志愿服務成為逐漸一種行為習慣和價值體系中重要的部分。據統計，僅僅2022 年一年的時間里，諸暨市32 個城市社區黨組織發動志愿活動5000 多次，在職黨員認領群眾微心愿超4 萬個，3800 余名在職黨員認領了居住小區的樓道和公共空間“紅管家”，1800 余名在職黨員成為“紅色志愿者”，累計發放小紅旗近8 萬面②資料來源：諸暨市委組織部“先鋒微家”2.0 應用場景建設情況匯報。。在職黨員的社區志愿服務行為由原來的被動的、形式化的消極應對，逐漸轉變成自主性的行為自覺、使命自覺。

如Y社區黨委書記所言：從根本上解決了一個理念上的問題，你如果沒有這個平臺，你個別人去做志愿，人家還笑他?，F在有平臺，有了紅旗獎勵，他有動力去做了，人家也不會笑話我了，覺得這個志愿我真的是隨手可做，根本不吃力的，以前我可能是沒有邁出這一步。通過這個小紅旗，他主動會來找事情了。我們社區黨員獲得紅旗最多的已經有30 多面了，現在只要社區一發布任務，就會被“秒搶”，以前沒人干的事情，大家搶著做，從我要你干變成我要干了，就轉化了。（訪談編碼：WD20221105）

（二）從中心走向外圍：在職黨員對社區志愿服務的撬動

在我國，社區黨建具有“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的雙重功能，社區中的黨員無疑成為“黨鏈接社會”的重要紐帶，黨組織依靠黨員在社區發揮先鋒示范作用，向社區鏈接資源，直接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以組織化撬動社會發展①吳曉琳.黨如何鏈接社會：城市社區黨建的主體補位與社會建構［J］.學術月刊，2020（5）：72-86.。但是，具體如何撬動，撬動的切入點和具體路徑是什么始終是問題。以在職黨員為“支點”，通過新的信息技術嵌入的智慧黨建方式無疑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嘗試。新的技術大大擴展了政黨的動員和行動網絡，不僅對于組織成員來說，自上而下的動員變得更加輕松和精準，而且對于社會成員來說，通過這一網絡同樣能夠更加有效地加入進來②K.Heidar,J.Saglie.Predestined Parties?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Norwegian Political Parties［J］.Party Politics，2003,9（2）: 219-239.。盡管“先鋒微家”只針對在職黨員，但是，由于這一技術平臺把在職黨員的志愿熱情充分激活起來，產生了明顯的溢出效應。一方面，可量化的評價手段和在線化、動態化的激勵機制，使得代表志愿服務貢獻的“紅旗”成為社區居民衡量在職黨員的新的標志。在職黨員在榮譽和使命的雙重驅動下，圍繞志愿服務展開的“競賽”對于整個社區志愿服務氛圍的營造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一種無形的動員。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這種技術網絡通過在職黨員這一“支點”，與社區其他關系網絡有效對接，更多的人被動員加入志愿服務的行列中來，更多有形和無形的資源被投入到社區志愿活動之中，以在職黨員為“中心”，志愿服務擴展到“外圍”社會層面。

如D社區黨委書記所言：每家每戶都是細胞單元，我是個社會的細胞，一戶人家里面，可能兩夫妻都是在職黨員，那我雙休日，我可能小孩也帶著去了，我父母如果身體允許的話，我可能全家都去做公益了。這個社會效益就來了，你小孩也教育了，所以說“先鋒微家”只不過提供這樣一個平臺，社區志愿者這一塊整個就上來了，對我們的社區有很大的幫助。（訪談編碼：TD20221106）

（三）從傳統走向現代：黨員志愿服務驅動下的社區治理轉型

黨組織特有的組織性和嵌入性使其由提供組織權威功能向引領治理功能轉變。這樣，就可以通過黨的組織動員、資源鏈接、服務鏈接等機制，引領社區治理，通過強組織的方式實現對現代治理的“低成本撬動”③吳曉林，謝伊云.強組織的低成本撬動：黨建引領城市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效能轉化的機制［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1）：13-21.。智慧黨建不僅僅推動了政黨自身建設的轉型，同樣重要的是，由于與現代治理的邏輯和方向的契合性，智慧黨建也日益與現代治理更加緊密地融合在一起。數字技術融入政黨建設，這種方式與數字社會的性質及其朝著直接性、非中介性、互動性、適應性和即時響應的方向保持一致④D.Chandler,C.Fuchs,eds.Digital Objects,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M］.London：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 187-198.。在我國以黨建為中心的城市社區治理格局中，智慧黨建的意義對于整個社區治理的現代化轉型無疑更重要，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組織內黨建模式下單位與社區隔離而導致的黨員對社區的“冷漠狀態”。從社區治理現代化的層面來說，諸暨市的“先鋒微家”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激活在職黨員服務社區的志愿熱情，而且在于這種志愿服務熱情自然而然地轉化成在職黨員的社區參與精神。實際上，在諸暨市，對在職黨員志愿服務進行了最廣義上的定義，參與社區治理、為社區建言獻策同樣被納入志愿服務的范疇，納入了“紅旗”獎勵的范疇。因此，這種志愿服務本身就蘊含著濃厚的社區參與的意義。在“先鋒微家”的推動下，在職黨員紛紛加入所在社區的“幫幫團”“紅管家”以及各種社區社會組織，積極活躍在社區各種民主議事組織，并帶動退休黨員和普通居民共同參與到社區治理過程中（如圖2 所示）。

圖2 智慧黨建、在職黨員志愿服務激活與社區治理現代化

如X社區在職黨員劉某所言：從一開始，我們當然是沖著紅旗去的，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更多的一種本能，一種習慣了，有事沒事就要往社區走走，看看有什么事需要幫忙，看看社區哪里做得不好。慢慢地，這種氛圍就帶動起來了，現在不管是在職還是退休黨員，還是普通老百姓，好像都更加積極了，社區一有什么事，大家都過來了，在以前可不這樣。（訪談編碼：DD20220613）

五、結論與反思

充分發揮黨的強組織優勢，撬動社區治理的現代化，是黨建引領下基層治理轉型的基本方向和路徑。新動員模式的特性在于，基層黨組織通過調用和盤活體制內（外）大量（閑置）的黨員資源，以黨員為抓手推動各類問題的解決①王錚.舊傳統的新機制：城市基層治理中的“黨建動員社會”［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21（4）：4-15.。在職黨員作為社區中具有資源、能力和綜合素養優勢的“精英”存在，有效地激活其在服務社區方面的熱情成為提升黨的服務能力的“最后一公里”。適應新的形勢，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提升黨組織的智慧服務能力是推進社區服務創新的重要策略②曹海軍.黨建引領下的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J］.政治學研究，2018（1）：95-98.，相較于傳統的封閉性黨建模式，智慧黨建的空間交互式、開放式的黨建策略順應了新的技術環境下了基層黨建的發展方向，有助于加強黨的執政基礎、凝聚和服務群眾③劉舒.城市智慧黨建的創建邏輯、功能定位與路徑選擇［J］.理論導刊，2018（6）：19-25.。通過對諸暨市“先鋒微家”案例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基本的結論：一個高度協同、反應迅速、精準化的一體化數字平臺，為打破傳統黨建模式下資源分割、空間分離、激勵不足等問題提供了新的機會；新的信息化技術有效地嵌入到黨的建設過程中，使在職黨員在社區志愿活動中真正“行動起來”；通過在職黨員這一“支點”，智慧黨建有效地釋放了社區志愿服務的潛力，并撬動了城市社區治理的現代化轉型。

中共中央在《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基層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強調，要廣泛應用現代網絡信息技術，推廣“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等做法，豐富黨建工作的內容和形式，諸暨市“先鋒微家”的經驗和做法無疑為當前我國城市基層智慧黨建提供了有價值的啟示和反思。首先，智慧黨建需要有效地均衡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系。新技術的運用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的，是面向具體的難點和針對具體的對象而展開的，是為內容而服務的，而不是一件華而不實的技術外衣，這需要找到切實可行的抓手和具有針對性的切入點。智慧黨建作為一個新的概念被提出已經有很多年，不少地方也以智慧黨建的名義積極推動基層黨建創新。但是，很多的時候，缺乏切實的問題靶向，僅僅把其理解為“技術”和“黨建”簡單相加，導致新的技術“懸浮于”基層群眾的現實需求。諸暨市的“先鋒微家”之所以取得較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技術的應用是源于社區內生性的需求，是在問題驅動下的“技術執行”過程。其次，智慧黨建需要有效均衡權威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技術與組織的關系是一個相互建構的過程①邱澤奇.技術與組織的互構——以信息技術在制造企業的應用為例［J］.社會學研究，2005（2）：32-54.。一方面，智慧黨建需要借助新的技術手段把黨的組織權威、使命和理念更好地落實和貫徹，從這個角度來說，是權威形塑技術。另一方面，智慧黨建也意味著需要適應新的技術邏輯，改變黨組織權威運作的過程和方式，從這個角度來說，是技術塑造組織權威。智慧黨建需要與這種互構過程更好地結合起來，否則就可能產生異化。最后，智慧黨建需要有效地均衡監督與激勵之間的關系。新的技術不能僅僅被視為自上而下的針對黨員的任務派發和監督的工具，而且應該充分發揮技術在精細化、動態化評價和激勵方面的功能，激活分散在社區中的黨員，讓黨員更加有動力、有意愿加入到基層治理過程中。當然，案例也反映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志愿服務的事項邊界模糊不清，導致了志愿服務的泛化，“先鋒微家”在一些時候成為派發各種任務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志愿服務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