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現實基礎與實踐路徑

王軍　吳郁

摘 要：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征程中，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既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基本需要，又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在實現鄉村產業振興、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時代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已具備一定現實基礎，在未來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中，要著力加強農村基層黨建引領帶動作用、強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基本主體地位、創新發揮農村金融機構源頭活水作用、大力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多措并舉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鄉村振興;共同富裕;農村基層黨建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適應實踐要求逐漸創新發展起來的，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將“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1]作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相較于傳統農村集體經濟而言，它是在農村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基礎上，以市場為導向，具有清晰的股權劃分、嚴格的成員界定，同時在資本聯合或勞動聯合的基礎上具備先進生產經營結構的一種現代農村經濟新形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為鄉村社會平穩發展打下堅實經濟基礎，同時對于創新農村社會發展方式、完善農村治理結構、強化農村社會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必要性

務農重本，國之大綱。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彰顯著我們實現農業現代化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質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取得了矚目的成績，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城鎮化快速推進，我國農村經濟所處的歷史方位發生了重大轉變，農村社會從以前單純追求糧食產量轉變為現在的多產業綜合發展，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開始謀求新的出路，向城鎮涌入，嚴重沖擊了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發展模式。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適應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經濟力量，在消除農村發展困境、整合優勢資源、創新農村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將成為農村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

（一）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渠道

產業興旺必須立足于高質量發展，在供給側與需求側兩端發力，推進鄉村產業走出新路子。一方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將政府、龍頭企業以及社會各界力量聯合起來，為鄉村產業統籌謀劃、通篇布局，提供平臺支撐，形成完善的長效助推體系，成為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根據當地的資源稟賦，發展多種類型的產業項目，推動農村地區生產、加工、服務、運輸一體化發展，打造完整的農業產業鏈，提高鄉村產業抗擊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的能力。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在推動農村產業多元化一體化發展的同時，能夠根據當地特色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打造具有村域特色的品牌農產品，形成“一村一品”特色發展模式，拓寬了農產品的利潤空間。因此，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主要渠道。

（二）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內在動力

一方面，推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促進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離不開有效的治理結構，發展集體經濟的同時，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規章體系與管理結構不斷完善，為鄉村的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集體經濟的發展需要各種類型的人才，如需要有作為、敢作為的村支部書記，需要確保村級集體經濟良性發展的管理人才，需要指導農業產業發展的技術人才等等，人才隊伍的強大可以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源源不斷的能量。另一方面，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促進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鄉村治理能力，關鍵是要有一定的資金保障，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為鄉村治理提供經濟基礎。并且在鄉村大力發展集體經濟，有利于吸引能人回鄉，這部分人在某些方面能力突出并且能為鄉村帶來相應資源，在村民中具有良好聲譽與話語權，能夠協助村干部處理村莊事物，為鄉村發展出謀劃策，形成示范效應激發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從而提高鄉村社會的治理水平。

（三）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引擎

城鄉融合發展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篇大文章，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其多次做出重要論述，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2]并強調“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3]。一方面，在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鄉村生態環境改善并且各項基礎設施趨于健全，鄉村成為天然“氧吧”，農家樂的興起使許多城市居民來鄉村體驗大自然的饋贈，這就形成了城市與農村人口雙向流動的格局。另一方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運行離不開各項數字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數字技術在農村的應用對數據要素在農村的積累起到推動作用，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數字鄉村同步推進，通過數字鄉村建設，能夠以信息流帶動資金流、技術流、人才流、物資流等向農村集聚，并與數字城市結合起來，不僅可以使村民通過數字經濟的發展創新消費模式，了解城市的生活面貌，而且城市居民也可以通過數字經濟的發展體驗鄉村的改變，加快了城鄉融合的發展進程。

（四）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在農村大力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其目的就是提升村民生活水平。一方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內在動機不是以追求組織收益最大化，而是以改善民生為目標，它所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但是較大一部分用于增加農民群眾福利水平和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具有較強的社會保障性質，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農村社會出現收入分化的現象。另一方面，新型集體經濟帶動了鄉村文化建設，其在提高村民收入水平的同時，也在精神文化方面豐富著村民的日常生活，新型集體經濟不斷提質增效、發展壯大，不僅提升了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使得村集體不斷增強凝聚力，村民不斷煥發出新的精神面貌。依托于新型集體經濟的不斷發展，帶動村集體實施更多促進村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措施，村民有更多的機會聚集起來開展活動，例如黑龍江省訥河市為了促進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以當地紅色歷史為牽動，依托當地的歷史文化資源講好紅色故事，有力地鼓舞了當地群眾傳承紅色精神，投身發展事業。集體經濟的發展促使村集體的向心力、全村的凝聚力顯著增強，村莊活力得到充分激發，使全體村民達到精神上共同富裕。

二、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現實基礎

1990年，鄧小平同志在《國際形勢與經濟問題》中談到了關于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兩個飛躍”的思想[4]，我們已經在實現并長期堅持社會主義農業的“第一個飛躍”，隨著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和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引導農業實現“第二個飛躍”已經具備了現實基礎與條件。

（一）對農村社會擺脫貧困的有效探索為新型集體經濟奠定了實踐基礎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造成貧困的根源是私有制的存在，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應采取辦法消滅私有制的存在，“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協議來分配全部產品，即所謂財產公有”[5]，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如何使廣大勞動人民擺脫貧困的思想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在我國擺脫貧困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恩格斯擺脫貧困的思想與我國實際相結合，將聯合與合作這一實踐路徑運用于中國減貧事業中，為世界反貧困事業做出了重要理論貢獻。由于農村地區初始資源條件各異，在反貧困實踐中，中國不斷探索集體經濟在農村事業中的多種實現形式，這為拉動農村社會跳出貧困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21年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將“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6]作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措施，2022年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聚焦于新型集體經濟的實踐路徑更顯示了落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信心[7]，政策的發布為進一步創新農村地區合作與聯合的生產模式提供了遵循?？梢?，我國對農村社會擺脫貧困的有效探索為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奠定了實踐基礎。

（二）農民群眾的支持為新型集體經濟準備了社會基礎

據統計，2021年我國農村戶籍人口約有7.6億、農村常住人口近5億[8]，也就是說未來即使城鎮化率達到70%以上，仍將有數億人口生活在農村，這些人口的生活水平與集體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隨著集體經濟不斷向前推進，農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也將會不斷地提升，以湖北省?？悼h寨灣村為例，該村依靠集體經濟的收入，為本村村民購買新農保，并為當地五保戶發放生活補貼。從收入結構來看，城市居民收入結構中占比較大的是財產性收入，而農民群眾收入結構中占比較大的是外出務工收入與務農收入，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增加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并且農民可以通過集體經濟組織參事議事，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彰顯了農民群眾在集體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位置，滿足了農民群眾被尊重被認可的精神需求。因此廣大農民群眾無論在權益保障還是在滿足精神需求方面，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都有支持實踐意愿。

（三）農村地區發展經驗的積累為新型集體經濟提供了有益借鑒

我國農村地區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因地制宜根據當地集體資產的擁有情況積累了不同的發展方式。對于經營性資產如建設用地、學校、醫院、閑置房屋、機械廠房等擁有量較多的村莊，大多通過將其租賃出去的方式來獲取相應的租金收益，如寧夏隆德縣抓住資源變資產這一途徑，舉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拍賣會，使當地農民群眾享受到了改革的紅利;對于集體經營性資產擁有量不足的村莊，則通過多個村莊聯合起來抱團發展各取所長的方式來使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對于集體資源性資產擁有量較多的村莊，則采取“村集體+村民股權”、“村集體+專業公司”的發展模式，變優勢資源為特色資產，如浙江臺州玉環市探索農民持股共富模式，讓村民成為股東，拓展群眾增收渠道，并繼續探索工業帶動農業的變革路徑。對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集體資源型資產擁有量都不足的村莊，可以采取成立勞動服務公司的發展模式，如四川省越西縣梅花鎮，由政府整合7個村集體經濟，組建“孜莫”農村餐飲服務隊，為全鎮村民紅白事提供便捷節約的餐飲服務，在改變長期以來鋪張浪費現象，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的同時，也助力壯大了村集體經濟。由此可見，農村地區發展經驗的不斷積累為創新新型集體經濟提供了有益借鑒。

三、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路徑選擇

立足于現階段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現實條件，有針對性地探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實踐路徑，構建起一系列常態化的支持體系，促使其高效發展。

（一）加強農村基層黨建引領帶動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強調“堅持大抓基層的鮮明導向，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加強農村基層黨建引領帶動作用，首先要從作風建設入手，強化基層黨組織隊伍建設，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工作，制定有關行動規則，壓實黨員主體責任，構建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工作體系。要細化基層黨建工作責任清單，完善監督和保障機制，扎實推進各項具體工作，切實把基層黨組織優勢轉化為鄉村社會發展優勢。要把支部建在產業上，打造“黨建+”工作模式，因地制宜找準產業發展類型，全力做到黨員帶著群眾、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家家掙到錢。其次，要發揮農村黨支部書記先鋒模范作用，黨支部書記是縣鄉連接農村的重要橋梁，能夠利用自身優勢引進優勢資源，為鄉村產業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同時要加大農村黨員隊伍的培訓，注重從優秀農民群眾中培養入黨積極分子，努力鍛造一支熱愛“三農”工作、愿意投身“三農”建設、具有奉獻精神的農村黨員隊伍。

（二）強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基本主體地位

加強黨支部領導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基本主體地位，要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財權、事權、治權一體化發展，強化集體經濟組織服務小農戶的能力，增加集體經濟組織服務類別，提高其服務質量，并向其進行科技、金融等方面上的傾斜，通過數字技術在農村的應用降低集體經濟生產經營成本，優化資源要素配置，形成規模經濟效應。進行農村經濟布局調整，加強集體經濟組織融入大市場的能力，創新組織運行方式，在提高勞動生產率上下功夫，增強其承接外部資源的能力，借助國家財政資金的扶持，科學適度吸引工商企業參與集體經濟的發展，但在利用外部資源的同時，也要注意集體資產所面臨的風險問題，堅決防止集體土地“非農化”“非糧化”現象發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將長期規劃與短期策略相結合，在不斷增強技術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根據市場需求變化靈活調整生產策略，對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明星村，要采取深化創新改革的經營戰略，而對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薄弱的鄉村，則要采取相對穩健型的經營戰略。

（三）創新發揮農村金融機構源頭活水作用

資金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源頭活水與關鍵力量，要全方位發揮農村金融機構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帶動作用，運用金融惠農服務，加強其發展韌性。一方面，要從廣度上拓展農村金融機構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多元帶動作用。農村金融機構要通過技術與方法創新，因地制宜為不同類型的產業項目設置個性化的抵押貸款，打造定制化的金融服務，促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集約化運行。同時要積極創新服務平臺，通過云計算為組織成員預先進行線上分紅計算，保證每位村民平等公正地根據所占股權得到收益。另一方面，要從深度上挖掘農村金融機構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保障作用。農村金融機構要想農民群眾之所想，為經營前景較好、且存在流動資金短缺、抵押物弱、面臨融資難問題的農村集體經濟進行創新探索，實地考察其生產經營項目的潛在價值，將“弱抵押物貸款難”的痛點轉變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支點。同時農村金融機構可根據其網絡平臺優勢發布優質農業產業項目，擴大項目影響力，吸引其他企業為農村集體經濟生產運營提供資金，普通農戶也可以通過數字普惠金融方式，在儲蓄的同時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的健康運行。

廣度和深度融匯成農村金融機構服務農民、發展農村的溫度。農村金融機構要把提供更優質的信貸服務作為其前行的動力，立足服務鄉村振興的定位，加強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不斷優化完善“三農”信貸政策制度體系，找出廣大集體經濟發展的“痛點”，激活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造血”功能，讓信貸活水源源不斷澆灌美麗鄉村。

（四）大力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

新型職業農民是現代農業發展的中堅力量。首先，以推進職業農民制度建設為前提，從知識提升、素養提高、政策扶持和社會參與等方面促進其全方位發展，政府要依托村莊，對有志投身現代農業建設的農民群眾進行全面摸底，并按照生產經營型、專業技能型、專業服務型的三類劃分對有意愿的農民群眾進行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培訓，著力于建機制、定標準、抓考核，加速建設一支懂經營、高素質、強結構的鄉村振興主力軍。其次，優化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結構，促進新型職業農民與各類經營主體融合發展，堅持面向產業、融入產業、服務產業，充分利用好“田間課堂”這一接地氣的教學方式，鼓勵在農村有豐富經驗的“農業土專家”進行結對幫扶，提高農民群眾的實踐水平，形成“一主多元”的教育培訓體系。同時要將獲得職業資格證書的新型農民群眾優先與產業扶持項目相結合，將有限的資源與高素質農民對接，幫助有生產經營能力的新型職業農民做大做強。新興職業農民的培育有利于增強農民群眾的職業歸屬感，以技能提升帶動增收致富，激發農民群眾愛農業、愛農村的主人翁意識，進而促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專業化高質量發展。

總之，堅持探索農村多元發展道路，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確保農民受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才能取得更為明顯的實效。

參考文獻：

[1]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新華社，2022-10-25.

[2]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5.

[3]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60.

[4]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55.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2.

[6]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N].人民日報，2021-02-22.

[7]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N].人民日報，2022-02-23.

[8] 國家發展改革委.新時代、新成就、新愿景.[EB/OL].[2022-08-26].https：7/www.ndrc.gov.cn/xwdt/ztzl/fgjhckm1/derlq/202208/t20220826 1333943.html？state=123.

作者簡介：王軍（1964- ），男，四川自貢人，武漢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碩士，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吳郁（1999- ），女，山東德州人，武漢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