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桂黔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產業-人才”耦合協調評價及融合發展模式

陳伍香, 賓春妹, 唐承財, 劉星雨

(1.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桂林 541004;2.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游科學學院, 北京 100024; 3.西安外國語大學商學院, 西安 710128)

鄉村旅游是助力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并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取得較大成效.據文化和旅游部監測點數據,2019年通過鄉村旅游實現脫貧人數占脫貧總人數的33.3%;鄉村旅游區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點覆蓋率達到91.9%,農村人居環境得到改善;民俗文化帶動了文旅的融合發展[1].少數民族地區是依托民俗文化發展鄉村旅游的典型代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的高質量發展遇到瓶頸.部分少數民族鄉村旅游地區出現嚴重的“空心化”現象,即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奔向城市,地區文化傳承和旅游發展缺乏年輕化的活力.而在信息化、網絡化的當下,旅游市場需求更加多樣化和年輕化,對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的服務人才和管理人才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矛盾,已成為民族地區鄉村旅游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困境,如何協調好兩者的發展問題一直是學界的重要議題.

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直接探討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的關系,認為兩者之間具有十大關系,有著相互作用的機制,旅游發展為人才開發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人才開發是旅游發展的根本動力[2],無論是鄉村振興戰略還是鄉村旅游發展,都強調產業振興是基礎、人才振興是關鍵,鄉村旅游的發展需要人作為內生動力[3].二是從探究鄉村旅游發展困境的視角出發,指出鄉村旅游的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需要人才支撐.部分民族地區鄉村旅游人才流失嚴重、現有從業者素質不高和少數民族本土人才匱乏,需要構建人才開發管理體系[4].從鄉村旅游供給側改革的角度看,我國鄉村旅游專業性人才匱乏,而人才是鄉村旅游供給側改革的關鍵要素,需要大量培育和引進鄉村旅游人才,為鄉村旅游轉型升級注入活力[5],特別是在鄉村旅游轉型的關鍵時期,人才激勵極具重要性[6].三是對鄉村旅游專業人才教育和培養的探討,鄉村旅游地區從業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要從提高素質教育入手,改善鄉村旅游人力資本較差的現狀[7].然而資源導向型的鄉村旅游從業門檻較低,會抑制當地人接受教育的積極性,形成“資源詛咒”效應,應構建市場型、創新型的鄉村旅游資源開發模式[8].在共同富裕的視角下,鄉村旅游與旅游職業教育之間具有深度的協同關系,兩子系統耦合具有必然性[9].同時,研究主題為鄉村旅游與營銷模式[10]、經濟產業優化[11]、鄉村振興[12]、共同富裕[13]等的文章中,均在展望和建設策略中提出鄉村旅游服務和管理等人才的重要性.綜上所述,較多學者指出了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人才匱乏的現狀以及人才的重要性,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脫節問題的存在,阻礙著鄉村旅游的進一步發展.目前,較少學者從實證研究的角度驗證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協同發展程度;鄉村旅游是鄉村地區的優勢產業,鄉村旅游“產業-人才”融合發展機制亦鮮有研究.關于“產業-人才”的理解,有學者認為“產業-人才”關系是以優勢產業聚集優勢人群[14].“產業-人才”融合是產業發展的基礎,產業發展需要人作為基礎要素,而人的發展需要產業提供就業實現[15],“產業-人才”融合的內涵是以人為本,是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和推動力[16-17].

因此,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協調現狀如何?兩者是否具有內在的關系?文章以滇桂黔民族地區三個縣域鄉村旅游目的地為例,運用耦合協調理論中的耦合度探究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是否具有相互作用的關系,通過耦合協調度研究兩系統的協調發展現狀;并進一步探討提出鄉村旅游“產業-人才”融合發展模式,旨在促進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助力鄉村振興.

1 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耦合協調關系

1.1 鄉村旅游發展促進人才發展

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促進人才的發展.一是鄉村旅游能創造新的消費需求,大批游客會為地區帶來龐大的消費市場,推動農民從滿足自身消費的需要轉化成滿足游客在吃、住、行、游、購、娛等方面的需求[18].在這過程中,地區居民在與游客接觸、進行文化交流的同時可以促使自身文化素質的提高,同時地區居民為了更好發展鄉村旅游,會自覺提高服務質量、提供更好的鄉村旅游產品,進而促使自己學習更多文化知識、提高服務技能[19],因此鄉村旅游創造的新消費在一定程度上可促進地方人才的培養.二是良好的創業和就業機會能吸引人才,鄉村旅游具有促進創業就業的優勢,農村居民經營農家樂、民宿等,為游客提供餐飲、住宿和農事勞動等旅游服務,同時集體或企業經營的大中型鄉村旅游項目也可為地區農民提供工作崗位,良好的創業和就業機會吸引了人才,也緩解了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農村地區“空心化”的現狀[18].三是鄉村旅游發展經濟的功能會更好留住人才,鄉村旅游具有“投資少,見效快”的特點,近年來,鄉村旅游發展較快,對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發揮顯著的作用,經濟的保障和生活的改善,能較好留住人才.四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可以讓地區投入更多的教育資金培養更多高質量的人才,也會為了促進地區鄉村旅游的發展引進更多旅游管理人才,從而有效地儲備人才.因此鄉村旅游發展帶來的客觀效益有助于地區培養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儲備人才.

1.2 人才發展促進鄉村旅游發展

少數民族地區人才發展促進鄉村旅游的發展.世代農耕的少數民族地區勞動力素質和綜合技能相對低下,已成為阻礙地區鄉村旅游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從發達地區的發展實踐來看,在地區產業經濟發展的中后期,基本都需開展人才反哺戰略[18].對于鄉村旅游而言,一是高素質的人才隊伍是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者,能確保對游客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形成專業的服務隊伍[20].二是好的旅游規劃是一個地區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具有專業旅游管理知識的綜合型人才能夠針對地區鄉村旅游發展需要進行統一規劃,從而促進鄉村旅游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三是在互聯網時代,需要人才通過數字技術宣傳旅游目的地,打通鄉村旅游地與外界的網絡通道,加強媒體的營銷宣傳,實現引流,達到地區宣傳的目的[21],從而推進地區鄉村旅游發展,實現從旅游資源區到旅游經濟強區的轉型升級.最后,在以特色文化為旅游核心吸引物的民族旅游地區,人才是少數民族文化活態傳承的基礎,也是文旅融合發展的保障[22].

因此,從理論上來看,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具有內在的耦合協調關系(圖1).

圖1 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耦合協調關系Fig.1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alent development

2 研究設計

2.1 案例地概況

本文選取了云南景洪市、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貴州雷山縣三個縣域作為本研究的案例地,它們是滇桂黔地區主要的少數民族聚居地,是以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典型的少數民族鄉村旅游目的地,同時均注重本土鄉村治理人才和鄉村旅游人才的培養,具有積極組織開展本土化人才培訓的人才政策.云南景洪市是該區域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地區產業發展較為均衡,在人才培養上自身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在實踐上積極引導青年學生、干部帶動家鄉發展;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是國家級社區教育實驗區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農村社區學習中心(community learning centres, CLC)項目實驗點,在人才培養上對國家政策和各方項目具有一定依賴性,實踐上側重于對地區居民開展文化、旅游和鄉村治理等知識素養的培訓;貴州雷山縣在旅游發展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西江模式”,是多元主體和三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居民具有一定的自主權,參與鄉村旅游的積極性較高,在人才培養的實踐中側重以嘉獎、補貼等形式吸引和激勵鄉村人才.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對三個案例地的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現狀進行綜合考察和差異對比,可以得出一般性的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實踐路徑,同時也可通過差異性對比選出發展較優的案例地,進而針對性提出“產業-人才”融合發展模式,對其他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具有借鑒意義,且具有一定代表性.

表1 案例地概況Tab.1 Case site profile

2.2 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耦合協調評價指標體系

分析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需要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對數據要求較高,本文遵循系統性、代表性和可獲得性三大原則選取本文所需的評價指標,進而構建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在鄉村旅游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中,本文主要參考李江敏等[23]、李文路等[24]的研究成果,選取了旅游收入、游客接待量、旅游從業人口、旅游綠色發展水平作為鄉村旅游的評價指標,其中旅游GDP代表該地的旅游收入水平;年接待游客數量代表旅游游客接待量,旅游從業人員數量代表旅游從業人口;森林覆蓋率代表該地區旅游的綠色發展水平.在人才發展的評價指標中,本文主要參考馬茹等[25]和覃聰等[26]的研究成果,選取了人口基礎數量、國民受教育情況、教育支出水平、人才儲備量作為人才發展的評價指標,其中常住人口數量代表該地區人口基礎數量,決定人才數量;地區15歲以上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該地區國民的受教育情況;教育財政支出代表該地區對教育的支出和重視程度;大學?？萍耙陨系某Ｗ∪藬荡碓摰貐^的人才基礎數量,是該地區的人才儲備量(表2).

2.3 研究方法

2.3.1 數據標準化處理——極差法 為了使各指標數據具有可比性,本文首先用極差法對各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均為正向指標,計算公式為:

Xij=(xij-xmin)/(xmax-xmin).

(1)

2.3.2 指標賦權——熵值法 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涉及多個指標,為了使研究更具科學和合理性,避免主觀賦權的隨機性、臆斷性等問題,文章通過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各指標的權重取決于自身的相對變化程度和對系統整體的影響程度,即熵值法根據各個指標標志值的差異程度來進行賦權,從而得出各個指標相應的權重.

首先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消除物理量的影響,計算第j個指標下,第i個系統的特征比重或貢獻度Pij:

(2)

式中,n是指評價對象的個數.

根據熵值法計算第j個指標的熵值ej:

(3)

計算第j個指標的差異系數冗余度dj:

dj=1-ej,

(4)

式中,dj是指第j個指標的差異系數,與第j個指標的重要程度成正比.

進一步計算得到第j個評價指標的權重系數Wj:

(5)

其中,通過熵值法測算得到的各評價指標的權重W具體見表2.

最后,根據指標權重Wj和指標無量綱值pij乘積得到第i個系統的綜合評價值Ui:

(6)

三個案例地的鄉村旅游發展系統與人才發展系統的綜合評價值具體見表3.

表2 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與指標權重Tab.2 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and indicators weight of rural tourism and talent development

表3 實證結果數據Tab.3 Empirical results

2.3.3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是物理學中的一個概念,強調事物內部或者事物之間的作用關系強度,并使彼此粘結成完整統一體的過程.耦合協調理論被其他學科領域廣泛引用而得以外延和拓展.綜合來看,“耦合”是指兩個或多個系統的運動方式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協調而聯合起來的動態關聯現象,“耦合協調”則指系統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由無序走向有序的趨勢[27].其中,耦合度是反映系統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程度的重要指標,構建系統耦合度模型為:

(7)

式中,C表示系統耦合度,U由式(6)得出,U1表示鄉村旅游發展系統評價得分,U2表示人才發展系統評價得分.由于耦合度僅能表示兩個系統間相互作用或影響的程度,不能直接觀測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水平,因此,還需進一步測算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如下:

(8)

T=αU1+βU2,

(9)

式中,D表示兩個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本文采用杜巖等[28]采用的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標準,即優質協調(0.90 ～1)、良好協調(0.80 ～ 0.89)、中級協調(0.70 ～ 0.79)、初級協調(0.60～0.69)、勉強協調(0.50～0.59)、瀕臨失調(0.40～0.49)、輕度失調(0.30～0.39)、中度失調(0.20～0.29),T表示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綜合發展水平,α與β為待定系數,在本文中均取為0.5.

2.3.4 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 人才發展是一個需要長期投入并在一定時間內呈現出相對穩定的發展狀態的系統,而鄉村旅游外顯性特征較為明顯,因而大多數情況下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偏離,耦合協調度可以探測出兩系統的偏離程度,但偏離的方向是不可知的,所以需要引入旅游相對優先度來觀測鄉村旅游發展水平是高于或是低于人才發展水平.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指相對于人才發展要素,鄉村旅游發展超前或滯后的程度[29].具體公式為:

Q=y/x,

(10)

式中,Q表示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y表示鄉村旅游發展水平評價值,x表示人才發展水平評價值.本研究參考學者杜巖等[28]采用的評價標準,Q> 1.1、0.9 ≤Q≤ 1.1 、Q< 0.9分別表示鄉村旅游超前發展、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相對同步發展、鄉村旅游滯后發展.

2.4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2020年云南統計年鑒》《廣西統計年鑒(2020年)》《貴州統計年鑒(2020年)》《景洪市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龍勝各族自治縣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雷山縣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相關縣(市)政府官方網站公開資料.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影響,2020—2022年的數據波動較大且存在較多缺失,因此本文選取了2019年的截面數據.

3 結果與分析

3.1 實證研究結果

通過對初始數據進行標準化和無量綱化處理,使用熵值法對處理后的指標數據進行測算,得出兩系統的各指標權重,見表2.

根據各指標權重進行量化測算,得出兩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再根據耦合度模型、耦合協調度模型以及相對優先度模型得出三個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耦合度、耦合協調度和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實證結果見表3.

3.2 實證結果分析

3.2.1 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現狀分析 對兩個系統的評價得分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1) 從鄉村旅游發展現狀來看,三個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評價綜合得分為0.444 0,可以看出三個案例地的鄉村旅游綜合發展水平不高;從單個地區來看,云南景洪市的鄉村旅游發展系統評價得分達到了0.834 3,發展水平較高,而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和貴州雷山縣兩個地區鄉村旅游發展水平均未超過0.5,發展水平較低,可以看出不同地區的少數民族鄉村旅游發展水平相差較大,說明部分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遇到一定的瓶頸,即沒有達到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目標.2) 從人才發展系統現狀來看,三個地區的人才發展系統綜合得分為0.419 5,說明三個地區的人才發展水平也不高,人才發展評價得分與鄉村旅游發展系統的評價得分相持.但從單個地區來看只有云南景洪市的人才發展系統評價得分高,達到了0.753 9,說明景洪市人才發展狀況較好,并與鄉村旅游發展水平相持平;而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和貴州雷山縣兩個地區的人才發展系統評價得分均未達到0.5,說明這兩個地區人才狀況欠佳,且與鄉村旅游發展水平有一定差距.因此,綜合來看少數民族地區之間的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水平差距較大.

3.2.2 耦合協調現狀分析 從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進行分析,可以看出:1) 三個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耦合度較高,均達到0.9以上,并且相差不大,說明三個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兩個系統的發展存在較大的關聯性,具有較強的內在互動關系,但實際發展中的協調程度需要從耦合協調度來分析.2) 從耦合協調度來看,綜合得分中三個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耦合協調度達到0.618 5,即達到初級協調的基本水平.但從單個地區來看,云南景洪市的耦合協調度高達0.890 0,達到良好協調的發展狀態,說明云南景洪市兩系統發展過程中協調情況較好;而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為0.581 8,達到勉強協調的發展狀態,說明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兩系統在發展過程中的協調情況一般;貴州雷山縣的耦合協調度未達到0.4,處于輕度失調狀態,說明貴州雷山縣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協調水平欠佳.可以看出我國各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協調情況相差較大,部分地區已達到良好的協調發展狀態,兩者相互促進,使得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較好;而大部分地區未能達到協調發展的狀態,人才發展的瓶頸也成為了地區鄉村旅游發展的困境.

3.3.3 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分析 從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這一標準來分析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具體偏離情況.由表3的數據可以看出,三個地區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的綜合得分為1.187 3,按照標準屬于超前型,但超出程度不大,即鄉村旅游發展略領先于人才發展水平.從單個地區來看三個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具有一定差別,云南景洪市與貴州雷山縣的鄉村旅游發展水平超前于人才發展的水平,但云南景洪市的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僅為1.106 6,超前程度較小,基本處于同步水平,而貴州雷山縣的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為1.678 3,說明鄉村旅游較大程度領先于人才發展.只有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的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低于0.9,說明鄉村旅游發展滯后于人才發展.因此,從鄉村旅游發展相對優先度來看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偏離程度不大,但地區之間的實際發展情況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別.

綜上所述,三個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人才發展及兩系統的協調發展程度相差較大,其中云南景洪市在各方面表現較佳,兩系統發展良好,并處于良好協調的發展狀態;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鄉村旅游發展水平、人才發展水平和兩系統的協調水平次之,但發展情況也未達到良好,貴州雷山縣的鄉村旅游發展、人才發展水平以及兩者的協調水平欠佳.而三個地區的耦合度均達到0.9,說明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具有緊密的耦合關系,但實際發展過程中地區間的耦合協調度相差較大.

4 基于耦合協調度的鄉村旅游“產業-人才”融合發展模式

通過上述的實證結論可知,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耦合度較高,綜合耦合度和單個地區耦合度均達到了0.9以上.根據耦合協調理論,耦合度可以衡量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程度和強弱,因此可以說明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之間具有較強的相互作用,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產業-人才”融合具有較大的可行性.文章根據耦合實證結果以及三個案例地的區域特點、鄉村振興政策和鄉村人才培養特色等,總結提出鄉村旅游“產業-人才”融合發展模式,以促進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旅游與人才的協調發展,助力鄉村振興.

4.1 宜居宜業是“產業-人才”融合發展的基礎要素

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和貴州雷山縣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的評價得分較低,可能是由于山地地形的阻隔和區位條件的不便,導致大批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鄉村旅游發展缺乏鮮活動力.而云南景洪市氣候宜人,區位條件較佳,生態環境良好,是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發展旅游業和長期居住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先天條件,旅游交通相對便捷,本地人留在本地發展的意愿較高,從而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的評價得分較高.因此,宜居宜業的生活環境是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的基礎要素,地理區位條件先天不便的民族旅游地區,應致力地區居住環境和交通條件的優化,解決農村基礎設施、醫療衛生、數字信息化建設等現代化生活需求,解決人才居住環境和就近就業的難題,實現鄉村振興要求中生態宜居的居住環境.

4.2 施行有效的政策環境是“產業-人才”融合發展的推動要素

三個地區均有培育本土人才的人才政策,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和貴州雷山縣的人才政策偏向于本土人才的培訓,主要是緊密結合鄉村旅游發展的網絡化、數字化趨勢培養新型的技術和營銷人才,其中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是國家級社區教育實驗區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農村社區學習中心(CLC)項目實驗點,具有良好的人才培養政策環境,因此相對而言該地區的人才發展水平領先于鄉村旅游的發展水平,由此可知良好的政策環境是人才發展的推動力.但從實證分析結果來看,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和貴州雷山縣兩地區的鄉村旅游與人才發展協調狀況一般,可知單純的人才培訓政策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云南景洪市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良好協調現狀得益于其施行有效的人才政策,除了開展農村勞動力培訓外,還大力實行“萬名人才興萬村”政策,在個人興趣、特長和鄉村發展需要的基礎上,因才施培,組織專家和技術人才上山下鄉,實現“幫扶”和“培育”的對接,在實踐中“對接”培養的人才類型更加明確,旨在讓鄉村振興和產業發展更有動力、更富活力、更有底氣.此外,云南景洪市充分落實大學生扶持補貼政策,吸引大學生深入基層就業,實施“領頭雁工程”和“干部規劃家鄉”等實際性活動,充分帶動青年群體獻策獻力,在促進“產業-人才”融合發展的同時達到鄉風文明和治理有效的鄉村振興要求,至2022年12月云南景洪市已有農村實用人才4 899人[30].

4.3 產業協調是“產業-人才”融合發展的關鍵要素

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和貴州雷山縣的經濟主導產業為鄉村旅游業,其他產業處于相對弱勢,在旅游淡季時難以達到平衡地區經濟的目標,大部分青壯年會在這一時間段選擇到大城市謀生,導致人才的大量流失,因此部分民族村寨在旅游淡季時會出現“空心化”.云南景洪市具有兩大主導產業——農業和鄉村旅游業,產業協調發展情況良好,整體呈現出產業興旺的發展趨勢,避免了旅游業的季節性和脆弱性的弊端,地區發展環境穩定性更好.一方面協調發展的產業群能帶來更穩定的經濟環境和更多穩定的就業崗位,人們不必為旅游業季節性的淡旺季流動就業,能夠留住和吸引更多人才致力地區發展.另一方面興旺發展的產業群能帶來更高且穩定的經濟發展水平,更接近人民富裕的最終目標,對政策執行的支持力度更大,較多的人才政策可以得到充分的實施和執行,此外對教育行業的投入也會更高,地區可充分借助鄉村旅游業發展的經濟效能培養更多高層次的人才,從而達到鄉村旅游與人才融合發展的目標.因此鄉村旅游業發展帶動地區產業的協調發展是“產業-人才”融合發展的關鍵要素,也是實現鄉村振興要求中產業興旺要求的關鍵.

圖2 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產業-人才”融合發展模式Fig.2 Rural tourism and talent development-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Industy-Talent”

5 結論與討論

5.1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耦合協調理論構建了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通過實證分析研究滇桂黔民族地區三個少數民族鄉村旅游目的地——云南景洪市、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貴州雷山縣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主要得出以下結論:1) 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具有較高的耦合度,但實際發展過程中的耦合協調度不能達到理想狀態;2) 不同地區的少數民族鄉村旅游和人才的發展水平及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相差較大;3) 從單個地區來看,云南景洪市鄉村旅游和人才發展相對欠佳,鄉村旅游和人才發展的協調程度也最為均衡,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次之,達到了勉強協調的發展狀態,但其他評價結果也不理想,貴州雷山縣的鄉村旅游和人才發展較差,兩系統也不能達到均衡發展狀態.基于實證研究結果和案例地概況,文章進一步探討并提出了民族地區鄉村旅游與人才發展的融合發展模式,即“產業-人才”融合發展模式.

5.2 討論

當前,中國鄉村旅游進入高質量發展時代,少數民族地區作為國內鄉村旅游的典型代表,這些地區鄉村旅游的高質量發展與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緊密相關,但部分地區在發展過程中卻面臨村寨“空心化”、發展模式固化、缺乏創新理念等難題,人才流失問題愈發凸顯.現有研究較多從旅游轉型升級的角度去尋找解決路徑[31-32],對人才的關注相對較少,同時現有關于鄉村旅游地區人才的研究較多屬于質性研究[33],缺乏實證性的現狀分析與策略探討.文章構建了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基于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鄉村旅游地區的原始數據,實證分析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耦合協調現狀.研究結論有助于更清晰地認識到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現狀,提出的“產業-人才”融合發展模式有助于民族地區從人才發展這一根源性問題去解決地區鄉村旅游提質增效的難題,助力實現鄉村振興.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雖然基于實證研究結果提出了“產業-人才”融合發展模式,但仍需要進一步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對其進行探究,以更深入探討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與人才發展的融合發展模式.今后的學者們可以基于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和“產業-人才”融合發展模式對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和人才發展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以豐富鄉村旅游人才的相關研究,助力區域鄉村旅游發展與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