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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英譯中學者型譯者身份與譯者行為關系研究
——以《淮南子》兩譯本中古代天文術語英譯為例

2024-03-10 12:30許明武陳嘉昕
外國語文 2024年1期
關鍵詞:淮南子求真天文

許明武 陳嘉昕

(華中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0 引言

《淮南子》是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集道家之大成、采百家之言的經典,全書21 卷,蘊含豐厚的哲學和科學思想。2010 年,兩部英譯本問世,推動了《淮南子》思想的世界傳播,其一由美國學者約翰·馬絳(John S.Major)團隊六人合作翻譯,其二由中國學者翟江月和牟愛鵬合譯(以下簡稱馬譯本和翟譯本)。然西方現有研究對《淮南子》各篇著力不均,對“哲學、政治及軍事應用有明顯的興趣偏好”,國內學界也尚未對該譯著廣泛關注(孟慶波 等,2018:69)。卷三《天文訓》是先秦、兩漢第一部天書,完整記載了二十四節氣、28 星宿等內容,展現了西漢天文學的舉世成就(陳廣忠,2017)。

天文學在中國古代科技文化中舉足輕重,與農學、醫學、數學并稱中國古代四大自然科學,聞名于世,成就斐然。中國古代科技術語作為古代科技文化的基本載體,術語的翻譯研究對于“中國傳統科技文化‘走出去’和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至關重要”(劉性峰,2021:78)?,F有研究多以中醫藥術語為研究對象,也有不少學者論及古代農業術語翻譯(陸朝霞,2012;黃燦,2017;陸秀英 等,2019 等),但有關天文術語和數學術語的英譯研究卻乏善可陳。除研究領域具有局限性以外,現有文獻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語言層面的翻譯策略評析,研究方法重規定輕描寫,從而導致現有研究“隔離了與這些翻譯事件相關的語言外因素,較難反映此類術語英譯過程的真實情形”(劉性峰,2021:80)。

有鑒于此,本研究以《淮南子·天文訓》中的天文術語英譯為例,運用“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對馬譯本和翟譯本的譯者行為展開比較、描述和釋因分析,探究學者型譯者身份下“學者”和“譯者”雙重角色影響對譯者行為的影響,以期拓展古代科技術語的研究領域,創新研究視角,助力中國古代天文學走出去。

1 譯者行為批評視閾下譯者身份與譯者行為

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構建了“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以衡量譯者行為傾向?!扒笳妗焙汀皠諏崱笔窃撨B續統的兩個端點,相互制約又漸變統一,“求真”是“務實”的基礎,譯者努力實現“求真”和“務實”之間的平衡。

周領順(2014:218)認為,意志體譯者具有語言性和社會性雙重屬性,在翻譯過程中需要以“譯者身份”支配自身的雙重角色,即語言性的“譯者角色”和譯者其他的“社會性角色(如作者、學者、商人等)”。語言性要求譯者對原文內容求真,向作者靠攏;社會性促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追求社會化的務實,服務于讀者和社會。因此,“求真”是譯者角色使然,屬于翻譯范疇內,而“務實”分內、外兩類:“譯內務實”是指譯者受到雙重角色中“社會性角色”的影響,在譯文上表現為“務實兼顧求真”,即在顧及原文意義的前提下適當提高譯文的可讀性;“譯外務實”則表現為譯者完全脫離“譯者身份”,不受原文約束,其行為完全出于自身的純“社會性角色”,被視作“超務實”,如為迎合市場需求,對原文內容進行刪減、增添、改寫等(周領順,2019:119-120)。周領順等(2017:24)對此作出闡釋,“所謂‘超’,不是說效果更好,而是‘超’出了翻譯的范疇”,擺脫了傳統“文本—行為”視閾下“求真—務實”評價模式的約束。周領順(2022:6)倡導從“行為—社會”視閾下考察“譯者行為的社會化以及相關意志體對于社會的務實效果”,將“非譯者身份”下的社會化舉措納入考量。因此在“文本—行為—社會”視閾下,“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可細化為“譯內求真”“譯內務實”和“譯外超務實”的“三段式”模式,拓展了傳統的譯內“求真—務實”評價框架。三段式模式也被運用于林宗豪等(2022)對《天工開物》三英譯本作者“誤見” 的研究之中。周領順(2023c:11)指出:“從理論上講,‘X 段式’之說是不存在的,它既不是理論上能規定的,也不合‘連續統’的真諦,只能存在于具體的研究和研究方法上?!币虼?本研究僅以此為方法指導和統計依據,借助“三段式”評價模式以加深和細化學者型譯者身份下譯者行為的描寫。

學者型譯者即指“具有廣博的與文本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知識儲備、‘主業’通常并非翻譯而是其他領域的研究學者”(徐敏慧,2014:69)。由于其學識淵博,學者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往往呈現“深度翻譯”(亦稱“厚譯”)傾向,即“以評注或附注的方式,力圖將翻譯文本置于豐富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中”(Appiah,1993:817)。周領順等(2016:106)將“厚譯”細分為“知識性厚譯”和“研究性厚譯”兩類,“知識性的信息是背景信息,是共有的,著眼于交際有效性和讀者閱讀便利,直接利人;研究性的信息是譯者自己的、獨創的,以展示自己的學識和研究成果,間接利己”?;谇笳妗獎諏崱叭问健痹u價模式,“知識性厚譯”屬“譯內務實”,“研究性厚譯”屬“譯外超務實”,其行為受到雙重角色的影響程度不同?!爸R性厚譯”是譯者受到“譯者身份”下社會性學者角色的影響,在翻譯過程中追求向讀者傳遞完整的歷史文化內涵而采取的譯內務實舉措。而“研究性厚譯”則出于純社會性的學者身份,借此展示自己的學術思想,屬“非譯者身份下”的譯外超務實舉措?!叭问健痹u價模式進一步揭示了學者型譯者身份下“學者”和“譯者”雙重角色對于譯者厚譯行為的影響程度,為譯者角色化和翻譯社會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鑒。這契合周領順(2023a:22)對譯者行為研究與上位研究領域的關系的界定,即“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統領下的譯者行為研究為‘譯者研究’‘翻譯批評’和‘翻譯社會學’三個上位領域提供營養,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問題

基于三段式的“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評價模式,以馬譯本和翟譯本中古代天文術語的翻譯為例,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問題:

(1)馬譯本和翟譯本對于古天文術語的翻譯方法有何異同? 分別體現了怎樣的譯者行為傾向?

(2)不同譯者行為背后的動因有哪些?

(3)學者型譯者身份下“譯者角色”和“學者角色”分別如何影響馬譯本和翟譯本中的譯者行為?

2.2 研究語料

本研究選取《淮南子·天文訓》內的天文術語和兩譯本內對應的翻譯作為語料。馬譯本是由六位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合作翻譯,根據個人的研究方向,各自選定部分章節獨譯或合譯。該譯本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于“亞洲經典譯叢”系列。其中,《天文訓》卷由約翰·馬絳獨譯。翟譯本是中英對照版,今譯部分由魯東大學文學教授翟江月完成,英譯部分由翟江月和外語教學部教師牟愛鵬合作完成。該譯本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于“大中華文庫”中。

天文術語的篩選主要依照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定義和徐振韜主編的《中國古代天文學詞典》。高誘為《淮南子》天文訓一章著題解:“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劉安,2022:103)由此可知,中國古代天文即天象,即“各種天體交錯運行在天空中所呈現之景象”(江曉原 等,2020:1),古人通過觀察天象變化占知人事吉兇。此外,古人觀象授時,“觀測并掌握日月星辰的位置運行規律,計量、安排年、月、日、時,春夏秋冬及二十四節氣” (蔣南華,2020:4)。因此,本研究將古代天文術語的篩選范圍限定為天象、紀時、占星、歷法、天文觀等五個方面。據此,篩選出230 條天文術語,具體參見表1。

表1 《淮南子》天文術語表示例

2.3 研究步驟

首先,對上述230 條天文詞匯的翻譯方法進行歸納統計,依據“三段式”評價模式厘定譯者行為傾向,形成兩譯本關于翻譯方法和譯者行為的客觀描述。表2 為兩譯本中天文術語的翻譯方法和譯者行為歸納的具體示例,其中翻譯方法共分為六類,根據具體的翻譯方法歸入三類譯者行為。根據統計結果,比較譯者行為的異同,探究譯者行為背后的動因,論證學者型譯者的雙重角色分別對二者譯者行為的影響程度和具體方式。

表2 《淮南子》天文術語的翻譯方法和譯者行為歸類示例

3 “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下譯者行為比較分析

3.1 翻譯方法比較

熊兵(2014:83)認為,翻譯方法是“基于某種翻譯策略,為達到特定翻譯目的所采取的特定途徑、手段”,因此通過統計分析具體的翻譯方法,我們可以考察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翻譯目的和行為傾向。如圖1 所示,翟譯本運用最多的翻譯方法是音譯,添加知識性注釋次之;而馬譯本主要運用直譯,音譯次之。

3.2 譯者行為傾向厘定

以音譯為主的翻譯方法體現了翟譯本追求最大程度保留原文的異質性,以直譯為主的翻譯方法則體現了馬譯本追求最大程度的可譯性。直譯和音譯都屬于異化的翻譯策略,均體現出譯者希望保留源語文化,求真于原文的形與義,努力向作者靠攏。同時,兩譯本也適當運用意譯的翻譯方法,向目的語讀者靠攏,又分別用夾注和尾注的方式添加知識性注釋,以展現術語完整豐厚的內涵意義,幫助讀者更準確地理解原文,從語言層面兼顧讀者的閱讀體驗,體現了譯者“譯內求真+務實”。在翻譯外,馬譯本添加研究性注釋,展示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形成文本內和文本外的“互文”,超出語碼轉換的翻譯范疇,呈現“譯外超務實”行為傾向。依據翻譯方法的使用頻率,統計譯者行為傾向,結果如表3 所示。馬譯本和翟譯本都將“譯內求真”放在首位,譯內均呈現“求真為本,求真兼顧務實”的行為傾向,其中馬譯本更偏向“求真”,翟譯本更偏向“務實”,僅馬譯本存在“譯外超務實”行為。

3.3 譯者行為傾向印證

基于上述統計結果,選取一些較為典型的例句,通過分析,可以充分印證兩個譯本的譯者行為傾向。

例(1) 五星,八風,二十八宿……(劉安,2022:109)

翟譯本:It has Five Stars (referring to the earth’s five planets),twenty-eight constellations…(翟江月 等,2010:133)

馬譯本:There are five planets,eight winds,and twenty-eight lunar lodges.(Liu,2010:117)

28 宿是古人將星空劃分為28 個區域,以記錄日月五行的運動軌跡,這與西方文化中星座的區域劃分不完全對應。此處翟譯“constellations”,將西方的星座與中國古代天文的星宿直接對應,更符合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背景,體現了翟譯的“譯內務實”。馬譯將其譯為“lunar lodges”,直譯出“宿”的意思,保留了中國古代天文的特質性,體現了馬譯的“譯內求真”。針對具體星宿名的翻譯,譯者行為一以貫之,呈現出不同的傾向。如“尾”宿,翟譯“Wei(a group of nine stars belonging to Scorpio)”,將尾宿的分區與西方天蝎座對應,便于目的語讀者理解,秉承其“務實”思想;馬譯“Tail”,以“直譯+大寫”的方法保留原文專有詞的特點,秉承其“求真”思想。

例(2) 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劉安,2022:145)

翟譯本:When it arrives at Yuan Yu,this period is called Gao Chong (literally it means pounding paddies with the pestle put up high,and this is normally done before dusk).When it arrives at Mount Lianshi,this period is called Xia Chong (literally it means pounding paddies with the pestle put up at low positions).(翟江月 等,2010:169)

馬譯本:(When the sun) reaches the Angle of the Abyss,this is called the Raised Pestle.(When the sun) reaches Carriage Stone,this is called the Descending Pestle.(Liu,2010:131)

“高舂”“下舂”是漢代15 時紀時法中的兩個時間名。古人依據太陽所在的時間和地點,依據當時的天色狀態或此時刻常做的事情進行命名,因而有了“晨明”“正中”以及“蚤食”“晏食”等兩類。此例中的“高舂”和“下舂”分別指“傍晚時分”和“天將黑,舂米結束之時”(劉安,2022:146)。根據《古代漢語詞典》,“舂”的意思是“用杵臼搗去谷類的殼”。馬譯將其譯為“Pestle”,還原了杵棒的意思,做到了對原文內容的求真。翟譯則在音譯的基礎上,添加知識性注釋,為目的語讀者科普了“舂”的具體內涵,并以“this is normally done before dusk”將這一動作與時間聯系起來,不僅保留了原文的音,更完整地展現了詞義的內涵。此時,翟譯者的務實舉措也出于求原文之真,“‘求真’與‘務實’融為一點之上,呈‘二龍戲珠’之勢”(周領順,2014:217)。

例(3) 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劉安,2022:103)

翟譯本:Tao derives from Xu Kuo(referring to the state of not-being),Xu Kuo produces the universe,and the universe generates Qi.(翟江月 等,2010:127)

馬譯本:The Grand Inception produced the Nebulous Void.The Nebulous Void produced space-time1;space-time produced the original qi.(Liu,2010: 114)

Conventionally translated as “cosmos” or “universe,”yuzhou宇宙 more precisely means,as Angus C.Graham put it,“process enduring in time” and “matter extending in space”(“Reflections and Replies: Major,” inChineseTextsandPhilosophicalContexts:Essays DedicatedtoAngusC.Graham,ed.Henry Rosemont [La Salle,Ill.: Open Court Press,1990],279).“Space-time,” a term borrowed from modern physics,captures the idea very well.

原文描述了道家視角下宇宙生成的過程?!吨袊糯煳膶W詞典》引用漢代《尸子》對“宇宙”的解釋“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說明“宇”對應空間范疇,“宙”對應時間軸,因而“宇宙”一詞在古代天文學視角下兼具時間和空間雙重屬性。翟譯將其簡單對譯為“universe”,《柯林斯詞典》釋義為“The universe is the whole of space and all the stars,planets,and other forms of matter and energy in it”,僅體現了現代科學對“宇宙”空間范疇的理解,沒有展現漢代天文學背景下的歷史內涵。雖求真不足,但“universe”更契合當代目的語讀者對于“宇宙”的理解,體現了翟譯對于求真與務實之間的平衡。馬譯將其譯為物理學術語“space-time”,《柯林斯詞典》釋義為“the four-dimensional continuum having three spatial coordinates and one time coordinatethat together completely specify the location of a particle or an event ”,展現了馬譯對“宇宙”時間屬性和空間屬性的準確把握。同時馬譯本添加研究性注釋,注釋內引用英國漢學家、翻譯家葛瑞漢(Angus C.Graham)對“宇宙”的闡釋,通過文外互文輔以佐證此處自譯的正確性和合理性,體現了譯者出于“學者”身份下的學術求真,注明參考文獻的詳細來源更是體現了學者嚴謹的學術研究態度,屬“譯外超務實”行為。

例(4)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群神之闕也。(劉安,2022:122)

翟譯本:Tai Wei is the court hall of Tai Yi.Zi Gong is the residence of Tai yi.Xuan Yuan is the residence of God,wife and concubines.Xian Chi is the pond used to raise fish.Tian Ais the mansion of various gods.(翟江月 等,2010:145)

馬譯本:The Grand Enclosure is the hall of the Grand One.The Purple Palaceis the dwelling place of the Grand One.Chariot Frameis the residence of the imperial concubine.The Pool of Xian is a park of water and fishes.The Heavenly Slopeis the gate tower of the assembled spirits.(Liu,2010: 122)

此處“太微” “紫宮” “軒轅” “咸池” “天阿”皆屬星宿名,其命名充分彰顯了異質性文化色彩,在目的語文化中難以找到對等詞。對此,翟譯本采用音譯的方法,完全保留了原文的音,求真于原文。但這些詞匯對目的語讀者而言本就非常陌生,音譯的堆疊更對讀者的理解造成困擾,讀者很難了解到這實際是星宿名。正如項東等(2013:104)強調:“音譯能更好地保留中國文化的一些特有概念和詞匯(如qi、taichi、kongfu和chowmein等已走進英語),有利于文化交流和傳播,而濫用音譯則會影響讀者理解?!狈从^馬譯本,譯者主要采用了直譯的方法,并將詞匯首字母大寫,以專有詞的形式展現,具有一定的陌生化效果。同時,譯者又在尾注中輔以注釋“All the places mentioned here (Grand Enclosure,etc.) are constellations”以補充說明這些陌生化的詞匯實指星宿之意,努力做到求原文字意之真,務讀者閱讀體驗之實(Liu,2010:122)。

4 譯者行為動因分析

“求真—務實描寫的是翻譯的社會化過程,其中包含對譯者在使翻譯進行社會化過程背后的心理及其他一切社會因素的考察?!?周領順,2014:88)譯者行為研究強調“外化性”“人本性”“動態性”,必須以人為本,“關注譯者等意志體的主觀因素和環境等客觀因素的互動”(周領順,2023b:1)。前文已借助“求真—務實”評價模式對譯者行為進行描述和厘定,表明“學者型譯者”身份下兩譯本的譯者行為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異,現嘗試對譯者翻譯行為背后的內外動因和其互動關系進行解讀。

4.1 譯者角色的影響程度

學者型譯者身份下“學者”和“譯者”角色對于譯者行為的影響不同。馬絳和翟江月均是學者型譯者,從共性而言,譯者身份下的“學者”角色使其在翻譯過程中秉持嚴謹的治學態度和不懈的鉆研精神,充分尊重原作,求真于原文的語言表達和文化內涵。馬譯本在序言《淮南子翻譯項目簡介》中明確列出了五條原則,其中四條都強調了對原文特色的保留,對原文意思的準確傳達。尤其是第一條強調“譯文盡量做到完整、準確,翻譯過程中不增譯或轉述”;第五條強調“盡量從原文的角度理解原文內容”(Liu,2010:33)。此外,譯者身份下的“學者”角色使他們在翻譯過程中主動添加“知識性注釋”補償原文?!凹幼⒌扔谧兿嗟难芯俊?周領順,2014:109),基于自身的學術方向和知識儲備,譯者運用務實性的補償手段以實現原文歷史文化內涵的求真,呈現“求真性務實”的行為傾向。翟江月是魯東大學文學院二級教授,師從董治安先生學習古代文學與文獻學,在碩、博階段都以先秦、兩漢文學為研究方向。約翰·馬絳是美國獨立學者,專攻中國古代早期思想史,退休前曾任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東亞歷史學院副教授、亞洲協會中國理事會主任。兩位的學術背景和豐厚的知識儲備為其理解《淮南子》、主動添加“知識性注釋”補充闡釋漢代歷史文化背景奠定了基礎。

從差異而言,馬絳完全彰顯了純學者的社會性身份,在天文術語英譯過程中添加了少量“研究性注釋”,呈現“譯外超務實”行為傾向。這與其自身的學術經歷緊密相關,馬絳對《淮南子》的研究歷經博士論文、專著、全譯本三個階段。1973 年,馬絳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論文,對《淮南子》第四卷《墬形訓》作了翻譯和評注。1993 年,馬絳出版專著《漢代早期思想中的天與地:〈淮南子〉第三、四、五篇研究》,增補了第三卷《天文訓》和第五卷《時則訓》的翻譯和評注。1995 年,馬絳開始組建學者團隊合作翻譯《淮南子》全譯本,歷時12年。他近40 年的《淮南子》研究,尤其是專著直接涉及《天文訓》的翻譯和評注,為其引用相關的論文成果,添加“研究性注釋”作出鋪墊。在專著中,馬絳詳細闡述了漢代天文學的思想,在翻譯的基礎上對文內的天文術語進行解釋、評論和佐證,從篇幅上看翻譯只是基礎,重在主觀闡發。書內馬絳旁征博引,引用《楚辭》《晉書》等歷史典籍中的天文學記載對本章進行補充說明。如例(4)中提到的五個星宿,作者均援引《晉書·天文志》中的記載進行史料互證以及信息補充,并指出“《晉書》中沒有‘天阿’的相關記載,因此此處無法斷定其是否為星宿”(Major,1993:81)。他認為此節的意圖是展現古代中國人對天界的獨特理解,并認為天上同樣存在以皇權為中心的天朝都城,有宮殿和花園供皇帝和妃嬪使用,還有建筑供百官使用。由此可知,以學者身份為主導的著書經歷對馬絳全譯本的翻譯產生了深厚影響,致使其時而完全擺脫“譯者身份”,在副文本中留下“純學者”的行為痕跡,呈現“譯外超務實”行為傾向。

4.2 翻譯動機

兩個譯本的翻譯動機不同,馬譯本是出于學術興趣和對《淮南子》自然哲學思想的認可而開展的譯入實踐,翟譯本則是肩負著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責任與使命而開展的譯出實踐?!俺鲇趯饑砥诤蜐h初思想文化史的興趣”(Liu,2010:32),馬絳開始組建團隊合作翻譯《淮南子》全譯本,團隊六人均在中國古代早期歷史文化及典籍研究領域頗有建樹,在翻譯過程中添加了不少研究性注釋。周領順等(2016:107)將研究性注釋分為“發現性注釋和質疑性注釋”兩類:前者“將自身的研究發現與原文的觀點相融合,通過注釋呈現出來”,形成文外互文;后者展現“譯者自己對譯文的理解”。研究性注釋充分彰顯了譯者主體性,突出了社會性的學者身份。據統計,馬譯本中含“腳注1 855 條”,其中屬研究性注釋的有548 條(“文外互文274 條,譯校說明274 條”),占29.5%,相較而言翟譯本僅有1 條譯校說明(丁立福,2019:85)。由此可知,出于學術興趣的馬譯本更具研究價值,“學者”角色對譯者行為的影響更大。

翟江月長期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工作。她編撰完成“一帶一路話中國叢書”系列的中文版,后譯為英語版,由歐洲知名社會科學出版社德國項目出版社(PROJEKT VERLAG)出版。她也一直參與“大中華文庫”的翻譯出版工作,目前已出書目有《呂氏春秋》《管子》《戰國策》《淮南子》《朱子語類選譯》等?!按笾腥A文庫”作為“中國闡釋”和“中國選擇”,旨在“形成最具有民族性的中華文化雙語讀本,向讀者傳播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許多 等,2015:14)。因而翟譯本大量使用音譯和知識性注釋,以兼顧文化特質性和譯文可讀性,在翻譯內平衡求真與務實。由此可知,出于文化傳播的翟譯本必須忠實原文,展示中國典籍的文化特質和豐富內涵,“譯者”角色占主導地位。

4.3 文本類型

德國功能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賴斯(Reiss,2000:30-48)將文本的主要功能分為“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依此標準,《淮南子·天文訓》屬于信息型文本,旨在客觀記錄西漢的天文學成果。其中涉及的天文術語信息結構清晰,意義明確,其翻譯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準確傳遞。因此,文本的功能屬性從客觀上要求譯者在翻譯內對原文求真,準確還原詞匯內涵,給目的語讀者傳遞準確的中國古代天文知識。周領順(2020:110)指出,譯者行為會受到文本類型的影響,“對于嚴肅程度高的經典類文本(如考古、宗教、法律、公文、科技、哲學、文化等),譯者在本能上不能也不會輕易以‘改寫’為幌子而行偽譯、譯寫直至憑空創作之實”。因此,針對《淮南子·天文訓》這一科技題材的經典化文本,譯者主要服務于原文內容的傳真,較少根據讀者市場進行通俗化的處理,總體上兩譯者均呈現“求真為本”的行為傾向。

4.4 出版規范

周領順(2022: 4-5)強調,在“行為—社會”視閾下,廣義的譯者行為研究涉及“譯者等意志體行為及其參與翻譯活動的一切”,由此才能正確認識翻譯活動的復雜性。出版社作為翻譯活動的重要參與主體,是廣義譯者行為研究視角下的“意志體”之一,其客觀出版規范同樣反作用于譯者的主觀翻譯策略。馬譯本收錄于哥倫比亞出版社 “亞洲經典譯叢”(Asian Classics)系列。該系列收錄了大量中國古代詩詞、典籍的英譯本,每一本都獨具特色。且馬譯本是由六位學者同時擔任譯者和編輯,因此可以保留譯者的學者型風格和特色,封面、裝幀、注釋、附錄等副文本都能充分彰顯譯者主體性。翟譯本則隸屬于“大中華文庫”系列,必須遵循該系列的出版規范統一出版,使用統一的封面、裝幀、格式。譯本必須遵循原文、今譯文和英譯文中英對照的格式,以文內括號夾注的方式添加注釋,譯者不能在譯本內過多地呈現譯者個人風格。因此,限于不同的出版規范,兩譯本最終呈現形式不同,翟譯本遵循了規范化的出版格式,馬譯本保留了自身的學者風格。

5 結語

《淮南子》是中華典籍之范例,被胡適譽為“絕代奇書”,其譯介與傳播始于1984 年英國漢學家巴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的節譯本《淮南子·原道訓》。直至2010 年,兩部全英譯本——馬譯本和翟譯本問世,為《淮南子》自然哲學思想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出于學術研究興趣的馬譯本受到自身學術經歷和獨立的出版體制的影響,譯本的副文本部分充分保留了“學者”特色,而出于傳播中華文化的翟譯本受到統一的出版規范的影響,譯者平衡了“學者”與“譯者”雙重角色,恪守“譯者”本分,求原文內容之真,務讀者體驗之實??梢?譯者行為與其身份角色化和翻譯行為社會化過程息息相關,進一步揭示了中華典籍外譯實踐的生成機理。

“有翻譯就必然也必須有翻譯批評,翻譯批評在新時期翻譯事業日益發展的背景下進一步凸顯出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劉云虹,2018 : 15)從“文本—行為—社會”視閾出發的譯者行為批評理論堅持以人為本的研究視角,力求“克服翻譯批評的主觀性,解決文本視域不能解決的問題”,以期全面客觀描寫翻譯活動,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有效指導(周領順,2023c:9)。鑒于此,翻譯實踐和研究需重視譯者角色及參與翻譯活動的一切主體,如國家意志、贊助人及出版社利益等。多方協同,形成合力,以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和影響力,助力中國文化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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