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背景下《西行漫記》譯者社會化行為探析

趙國月 高曉仙

(1.四川外國語大學 翻譯學院,重慶 400031;2.長江師范學院 大學外語教學科研部,重慶 408100)

0 引言

翻譯因特定的社會服務功能被打上歷史的烙印。20 世紀60 年代,后現代史觀崛起,催生了歷史語境主義方法論范式,強調文本詮釋要回歸文本最初的寫作語境(吳自選,2022:88-89)。同理,對譯文的闡釋與批評也應尋找文本和時代的契合方式,在特定社會意識的互動關系中建立起有效的語境,才能透視譯文在歷史語境下的文本形態與歷史功用?！叭绻荒苷J識到文本的語境,那很大程度上就會曲解語篇并在意義再生中產生錯誤?！?Nida,2001: Ⅸ)國內外學界已建立有效的研究范式分析譯文的歷史語境,主張翻譯實踐要考量歷史語境,或通過翻譯解讀歷史,或將翻譯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批評。譯者作為社會活動參與者與歷史創造者,其行為必然受歷史語境的制約,對其批評自然不能“去語境化”。

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突破文本中心主義的靜態研究與“文化轉向”后的泛文化研究,實現了文本內語言考察與文本外語境考察兼顧、文本批評視域與語境批評視域相結合的動態行為批評視域(李冬冬,2022:115),現已拓展至“文本—語言視域”“行為—文本視域”與“行為—社會視域”三位一體的評價系統。(周領順,2022)過去十多年以來,國內學者借助譯者行為批評理論完成的研究成果推動了譯者行為研究乃至翻譯批評的發展。然而,原有的譯者行為批評范式既要闡釋譯者的譯內行為,還要分析譯者的譯外行為,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譯者特定行為的深度挖掘,并且超出“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的“超務實”行為無法得到解釋,譯者行為與歷史語境的互動關系及其社會作用更無法得到揭示。只有激活圍繞社會的眾多元素,對翻譯活動的社會性予以充分考慮,才能使評價做到與研究目標一致的全面、客觀和科學(周領順,2022:2)。

1 譯者社會化行為與《西行漫記》歷史語境

譯者行為包括翻譯內文本層面的“譯內行為”和翻譯外社會層面的“譯外行為”(周領順,2014);前者針對翻譯的文本屬性,后者針對翻譯的社會屬性。然而,實際的翻譯活動表明,譯者的譯內行為既存在遵循原文語言形式亦步亦趨的直譯現象,也存在譯者不改變原文意義的前提下,根據譯入語語言環境主動對譯文語言形式的調整。因此,“譯內行為”可細分為語言性行為與社會性行為:前者譯文語言形式和意義同時與原文對等,對應譯者行為批評理論中的翻譯內“求真”行為;后者譯文與原文意義對等但語言形式不對等,對應翻譯內“務實”行為?！白g外行為”則是“完全擺脫原文意義的‘翻譯’”(周領順,2014:225),即社會化行為,是譯者對譯文做出的超出“翻譯”范疇的“非譯”或“超務實”行為。概言之,譯者行為是譯者的語言性翻譯行為、社會性翻譯行為和社會化非譯行為的總和(周領順,2020:52),如圖1 所示。

圖1 譯者行為連續統

“翻譯活動的復雜性常導致譯文超出語碼轉換和意義再現的范圍?！?周領順,2022:1)結合具體的翻譯方法,“譯文超出語碼轉換和意義再現的范圍”主要靠譯者的“刪除”“替換”或“添加”等方法來實現。然而,我們必須分層次看待譯者所采用的“刪除”“替換”或“添加”等方法。韋努蒂(Venuti,1995: 77)認為,“刪除”是追求流利譯文的有效方式,“如果句法和詞匯的特有用法被移除,譯入語讀者就會錯認為讀的是原作而不是譯作,這正是歸化的目標”。韋努蒂強調的是對原文“句法”和“詞匯”的改寫實現歸化,并非改變原文的意義。如果譯者通過“刪除”“替換”或“添加”改變了原文意義,“在譯入語文本中沒有留下任何原文的蹤跡”(Van Poucke,2012: 147),顯然就超出了“語碼轉換和意義再現的范圍”。因此,我們對“刪除”“替換”或“添加”要加以鑒別,只有明確翻譯內外之別,才能對譯者行為作出準確的性質判定。區分標準在于:超出了原文意義的不是翻譯,略去了原文意義的不是翻譯,改變了原文意義的不是翻譯(周領順,2014:5)。譯者這種“超出”“略去”或“改變”原文意義的做法,就是一種“超務實”或社會化行為。

歷史語境是特定時期和特定地點存在的社會、宗教、經濟和政治環境等?！段餍新洝烦霭嬗谖覈箲瓠h境最艱苦的1938 年?？箲鹨潦?中國共產黨就倡導建立國內與國外抗日統一戰線。1936 年7 月16 日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中提出了中國戰勝并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三個條件,其中前兩條就是國內與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毛澤東,2007:443)。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共產黨對內要突破國民黨的封鎖與圍剿,聯合國民黨建立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外“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毛澤東,2007:355-356)。共產黨領導建設國內外抗日統一戰線的同時,“翻譯在解放區、淪陷區、國統區及國際戰區以不同的方式發揮了作用,加速了抗戰的勝利”(岳峰 等,2021:44)。1938 年《西行漫記》誕生,其譯者行為就有了特殊的時代烙印。從譯本生成的歷史語境分析《西行漫記》的譯者社會化行為,旨在從“行為-社會視域”著手,以增強對翻譯活動中意志體的認識(周領順,2022:2)。

2 譯者社會化行為——突破封鎖

RedStarOverChina漢譯出版面臨的第一道難關是突破國民黨的白色統治與新聞封鎖,這是建立國內與國外抗日統一戰線的前提條件。1936 年6 月至10 月,斯諾到訪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之后與國共第二次合作開始之前。1937 年斯諾在系列報道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高度的文學藝術價值”(馮結蘭,2013:105)的非虛構著作RedStarOverChina,首次向外界報道共產黨的革命運動,從多個方面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解放而艱苦奮斗和犧牲的精神。這本書打破了當時外界對中國紅色革命的詆毀,對宣傳、介紹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品質、革命信念有著巨大的意義。斯諾揭示,毛澤東及其革命追隨者并非國民黨污蔑的機會主義“赤匪”(Red bandits),而是致力于國內改革和抗擊日本入侵者的革命者。然而,由于國民黨的白色統治與信息封鎖,國內民眾普遍不了解共產黨的真實政策與意圖。1937 年上海淪陷后,包括胡愈之在內的大批知識界愛國人士為喚醒國民,急需出版能激發國人斗志的“精神食糧”。胡愈之偶然在斯諾住處看到倫敦戈蘭茨公司(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寄給斯諾的樣書RedStar OverChina,遂向斯諾借來閱讀,第一次深入了解到了長期被國民黨封鎖的共產黨。讀完后胡愈之便向時任上海八路軍辦事處秘書長的劉少文求證內容的真實性。核實后,“胡愈之決定設法盡快把這本書介紹給祖國人民”,并向斯諾建議由他來翻譯出版這本書?！八怪Z非常高興,不僅立即同意讓出版權;而且對原著的文字進行了認真的增刪;向胡愈之提供了原書所沒有的大量圖片;還應邀為中譯本寫了序言?！?朱順佐 等,1991:164)

特定語境中的“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等(Lefevere,2010)決定了譯文的特定目的。中共中央于1936 年1 月27 日發出《中共中央為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并指出:“目前宣傳工作最中心最緊急的任務,就是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強盜的兇暴侵略行動,與蔣介石無恥的賣國政策與欺騙,去說明日本強盜與蔣介石是滅亡中國的當前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中共中央統戰部,1991:347)但因當時在日寇包圍下的“孤島”上海,租界當局已開始查禁原文本RedStarOverChina,即便翻譯完成該書,也沒有出版社敢公開出版這種紅色書籍(邢建榕,2012)。胡愈之召集大家成立“復社”翻譯出版該書,成員有鄭振鐸、許廣平、張宗麟等10 多人。為爭取時間,他們把書拆開同時翻譯,從翻譯到印刷、出版,不到兩個月全部完成,于1938 年2 月成功出版了漢譯本《西行漫記》。

《西行漫記》能成功突破國民黨的白色統治與新聞封鎖,除了上述文本外行為之外,還離不開文本層面書名的“替換”式改寫。書名RedStarOverChina中的隱喻設置可謂匠心獨具,其中“Red Star”隱喻毛澤東本人。斯諾執意要為毛澤東拍一張戴“紅星”的八角帽照片,還有1937 年黎明書局出版、汪衡漢譯的中文版《毛澤東自傳》第1 章的標題——“一顆‘紅星’的幼年”均可印證這一點?！霸谒怪Z的眼里,毛澤東就是‘紅色中國’上空的一顆熠熠閃光的‘紅星’,這不僅代表他自己,而且也代表著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即將崛起的‘紅色中國’ ?！?人民教育出版社 等,2007:26)這樣一本書名公開宣揚紅色革命和紅色中國的書籍在當時環境下出版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爭宣告中立,國民黨統治區繼續新聞封鎖,“中譯本用了《西行漫記》這個書名,作為掩護”,其中的“西行”暗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西北部的革命根據地(胡愈之,1979:1-3)。

譯者“替換”書名的社會化行為旨在突破國民黨的白色統治和新聞封鎖,而譯者在文本具體內容的處置上無不體現出革命斗爭的復雜性,面對國內與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譯者的社會化行為表露無遺,特別是改寫原文中不適宜譯文所處歷史語境的內容。

3 譯者社會化行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

赫曼斯(Hermans,1985: 11)坦言:“所有的翻譯都為特定的目的隱含著對原文本一定程度的操縱?！庇捎谔囟ㄕZ境的限制,譯者為滿足社會的特定的需求改寫原文,或增或刪,將原文內容改變為“譯者個人的東西”(周領順,2014:76)?！段餍新洝纷g者通過“刪除”“替換”或“添加”等手段改寫不適宜當時歷史語境的內容,實現譯者行為的社會化。

3.1 維護黨內團結

確保黨內團結是建立國內統一戰線的大前提。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歷經無數斗爭考驗,克服了黨內各種錯誤傾向,終于在1935 年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然而,當時中國共產黨內部仍充斥著各種雜音,嚴重影響黨內團結,更影響著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的展開。為此,譯文通過“刪除”來弱化黨內雜音。原文第2 章第2 節“The Insurrectionist”有一段內容寫到趙士炎、顧順章、羅亦農、陳延年等多位革命人士先后被害,作者以擴注方式詳細介紹了陳延年的身份,具體如下:

例(1) 原文:Chao Tse-yen,Ku Shun-chang,Lo Yi-ming,and Ch'en Yen-nien (son of-Ch'en Tu-hsiu,a foun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later imprisoned at Nanking)and dozens more of Chou En-lai’s close co-workers in the Shanghai uprising,were seized and executed.(Snow,1938: 47;句中下劃線為筆者所加,下同)

譯文:趙士炎、顧順章、羅亦農、陳延年 [陳獨秀的兒子(刪除)]以及周恩來的許多同志們,先后被殺。(斯諾,2012:94;刪除標記為筆者所加,下同)

例(1)譯文刪除了原文擴注部分陳獨秀的詳細介紹。陳獨秀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之一,在早期對推動中國革命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但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的1925 年,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致使革命失敗,1929 年被開除黨籍。在1937 年盧溝橋事變前,陳獨秀始終反對國共合作,堅持“托洛茨基主義”,發表了大量文章批評斯大林、蘇共、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谷諔馉幦姹l后,中共中央有意挽救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并向他提出三個條件:一是公開與托派組織劃清界限;二是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是在實際行動中表現出誠意(朱洪,2011:367)。然而,陳獨秀始終沒有明確答復,以沉默表示拒絕。在這種背景下,1938 年翻譯出版的《西行漫記》完整再現描述陳獨秀身份的內容就不合時宜。要知道當時“對于從事共產主義運動和左翼運動的人來說,保持和所謂‘托派’之間的距離,是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石川禎浩,2016:105)。譯者基于“刪除”的社會化行為與“托派”思想保持了距離,弱化了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身份與地位,有利于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與統一,為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前提條件。

3.2 建立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開展翻譯批評,批評者要借助各種材料重返歷史現場,“研究者需在整體觀的方法論指導下,將批評置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重因素糾纏共生的歷史框架中”(李金樹,2021:61)。斯諾在到訪西北革命根據地之前已經在中國工作生活了七年,深知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所作所為,對蔣介石基本持否定的態度。特別是1931 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和次年發生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徹底改變了斯諾對蔣介石的認識”,“美國人同情蔣介石時,他開始厭惡蔣;美國人支持蔣介石時,他呼吁拋棄蔣”(張小兵 等,2006:61-62)。這種態度在RedStarOverChina以及斯諾其他作品如《復始之旅》(JourneytotheBeginning)中也有表露。然而,在斯諾為復社版漢譯本《西行漫記》所做的序中,卻出現了與斯諾的蔣介石觀相矛盾的一句話:

例(2) “戰爭所促成的大的變化之一,就是中國國民黨和民族資產階級中間的進步分子,在蔣介石委員長的賢明領導之下,恢復了他們的革命意志?！?斯諾,2012:3)

現存所有RedStarOverChina版本中都不見斯諾為復社版《西行漫記》所作的序,但根據斯諾當時對蔣介石的態度,他必然不會刻意美化蔣介石。鑒于當時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設的需求,譯者在翻譯斯諾序言時有意夾帶自己的東西美化蔣介石,自這是情理之中的事,其目的自然是為了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設。這種觀點也能從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史的日本學者石川禎浩(2016:108)的推測中得到印證:“‘在蔣介石委員長賢明領導之下’的字句,這應該不是斯諾的話,很可能是胡愈之等人鑒于當時的政治形勢潤色而成的?！?/p>

譯者對蔣介石形象的刻意美化就是譯者社會化行為的產品,目的是樹立蔣介石的正面形象以利國共第二次合作,建成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此外,譯者還刪除了原文對蔣介石較為負面的描寫。原文記述,西安事變發生后何應欽派幾隊飛機在西安城上空示威,“有幾架飛機(是獻給蔣委員長祝壽的禮物)轟炸陜西境內的渭南華縣,炸死幾個工廠的熟練工人”(斯諾,2012:676),蔣介石得知此事后反應如下:

例(3) 原文:When he learned of the bombing,Chiang Kai-shek writes in his diary,he was “very glad”.(Snow,1938: 411)

譯文:(刪除)

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擴大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時期,蔣介石這種幸災樂禍的表現對其不利,譯者刪除該部分內容以維護其形象。再如徐海東給斯諾講述國民黨軍隊對根據地民眾的殘暴行為時有如下對話:

例(4) 原文:“Do you mean to say these were the troop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 interrupted.

“Yes,they were the 13th Army Corps of General T'ang En-p'o,and the Third Army Corps of General Wang Chun.Generals Sha Tou-yin,Liang Kuan-yin,and Sung T'ien-tsai were also responsible.”(Snow,1938: 308)

譯文:(刪除)

例(4)這兩段的譯文消失不見,“因該書在中國已實現國共合作的時期得以出版,所以刪除了對國民黨的批判言論……1936 年可以說國民黨是共產黨的敵人,但在1938 年初國共合作抗戰的中國,這些內容顯然是不合適的”(石川禎浩,2016:107)。譯者的這種社會化行為是譯者“在外在客觀性因素和主觀性目標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超越翻譯范疇的行為表現和結果”(周領順,2020:52)。

3.3 建立國際抗日統一戰線

“翻譯批評研究應該把批評的生產放置在更為復雜的歷史語境和文化建構過程之中”,“在合歷史、合目的的機制中進行價值觀照”(李金樹,2021:61),這是對特定翻譯文本展開批評的應有之義。針對復社版漢譯本《西行漫記》生產語境,譯者為了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在譯文生產中也采用了同樣的社會化行為。

例(5) 原文:In final analysis this means that,for better or worse,the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like Communists in every other country,have had to fall in line with,and usually subordinate themselves to,the broad strategic requirements of Soviet Russia,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Stalin.(Snow,1938: 374)

譯文:分析到最后,這好歹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正和每一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是和蘇聯廣泛的戰略上的要求相一致的。(刪除)(斯諾,2012:630)

例(5)譯文刪除原文描述斯大林為“獨裁者”的一句。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共產黨不僅提出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略,而且提出了國際抗日統一戰線戰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把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王紅續,2005:8-9)。這種情況下,譯者再將污蔑或貶低斯大林的語句如實呈現就顯得不“務實”。

原文第7 章第5 節“That Foreign Brain-Trust”也未譯出。原文該節內容主要講述共產國際曾派駐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Otto Braun)。斯諾對李德及其代表的共產國際基本持否定態度,認為共產國際和蘇聯給紅軍的援助極其有限,李德甚至給紅軍的革命工作帶來了消極作用。1933 年9 月李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在紅軍作戰中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反對游擊戰,致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付出慘重代價。在1935 年1 月的遵義會議上,李德被撤銷指揮紅軍的權力。毛澤東指出:“李德和博古等人在軍事上的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王愛枝,2014:116)

上述事件皆發生在《西行漫記》翻譯出版之前,刪除該部分是因為原文本中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的負面敘述“會有損中共或者共產國際、蘇聯的形象”,甚至會被讀者“認作對共產國際的間接批評”(石川禎浩,2016:107),從而對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產生消極作用。譯者唯有通過“刪除”這些負面敘述以實現其行為的社會化效果——與國際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保持一致。

4 結語

歷史證明,胡愈之等譯者的這些社會化行為是成功的。復社版《西行漫記》不到一年印刷四版,轟動海內外,影響了不少進步青年,成就了中國近代翻譯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話?！段餍新洝返捻樌霭姘l行為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就連作者斯諾本人都說:“戰事開始以后,我走到一處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總有那肋下挾著一本《西行漫記》的青年,問我怎么去進延安的學?！偈刮以谏虾；驖h口或重慶設立一個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幾個大隊,這也許是對中國最好的貢獻?！?吳明,1993:57)在抗擊日本侵略者入侵和國民黨對共產黨無端污蔑的歷史背景下,《西行漫記》提供了“精神食糧”,為許多青年志士指明了革命道路,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突破國民黨的圍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翻譯涉及一個活躍的社會代理人網絡,他們或是個體,或是群體,每個個體或群體都有特定的先入之見和偏好(Hermans,2007: 26)。處在“社會代理人網絡”之中,譯文改寫原文意義的行為比比皆是?？箲饡r期,不論是在充滿硝煙的前沿戰場陣地,還是在無硝煙的意識形態領域,斗爭都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西行漫記》對中國抗戰勝利的推動離不開譯者基于“刪除”“替換”或“添加”等改寫原文意義的社會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