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指導性案例培育的問題與對策

王雙印

摘 要：檢察指導性案例的培育，要在聚焦指導性案例條件的基礎上，研判問題，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檢察指導性案例條件是，在選材上傾向于具有塑造價值且普遍性的案例母本。在實體上注重“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在程序上堅持辦案流程正確和程序完整。在功能上突出示范引領和規則提煉的作用。在延伸上體現能動檢察及全面履職的深層次意義。因此，檢察指導性案例培育工作，可以按照選材條件、實體條件、程序條件、功能條件、延伸條件等五方面展開。

關鍵詞：指導性案例 案例培育 培育條件

檢察指導性案例培育工作，應該強化問題意識，聚焦指導性案例條件［1］，引導案例培育工作向生產端發力，突出前瞻性，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檢察指導性案例培育工作的問題

（一）檢察指導性案例的發布及援引情況

1.從功能類型看，法律適用和辦案方法引領占比較大，其他類型占比較小。截至2023年12月31日49批199個指導性案例，事實認定型案件27件，占13%；證據運用型案件28件，占14%；法律適用型案件101件，占50%；政策把握型案件13件，占6%；辦案方法型案件100件，占50%。［2］以上功能在具體案例上，存在功能交叉認定的情況，例如1號指導案例，既體現辦案方法，又體現政策把握。

2.從選材范圍看，回應社會熱點、百姓關切與檢察新型業務、新罪名、新型程序等專題發布案例的特征顯著。以2020年為例，主題分別是“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彰顯涉農檢察力量”“嚴厲打擊網絡犯罪，共同防控網絡風險”等選題，回應社會熱點、百姓關切的特征明顯。再以2021年為例，指導性案例選題分布于公益訴訟、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民事支持起訴、職務犯罪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涉未成年附條件不起訴等內容，對比此前案例的業務分布特征，體現出向新類型、新程序以及疑難、復雜等方向的選題轉變。

3.從援引適用看，援引次數較多內容是案例主旨。截至2022年12月31日，檢例被法院援引，共檢索48件案件，其中刑事案件29件，民事案件12件，行政案件7件。其中檢例45號陳某正當防衛案被援引了10次，檢例第46號朱鳳山故意傷害案（正當防衛）被援引了6次，檢例第64號被援引了4次，位列被援引前三位。［3］以上被援引的理由主要是援引了案例主旨，例如，檢例第45號要旨是“在被人毆打、人身權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情況下，防衛行為雖然造成了重大損害的客觀后果，但是防衛措施并未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依法不負刑事責任?！?/p>

（二）檢察指導性案例培育工作可能存在的問題

1.指導性案例培育仍然“不均衡”。在司法實踐中，對事實認定、證據運用、政策把握方面的指導性案例需求旺盛，特別在事實認定、證據運用規則方面的供給嚴重不足，導致剛性需求無法得到有效滿足。例如，很多疑難案件都是因為事實認定、證據運用、政策把握方面的規則不完善，影響案件的處理，出現“懸案”“錯案”“冤案”，導致審查起訴、司法裁判的“三個效果”不佳。

2.指導性案例培育聚焦“解決爭議”不夠。雖然官方對指導性案例中“指導”的涵義并沒有直接定義，但是結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的上下文語境和已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可以推導出“指導”涵義。一是具有“引領示范”的涵義?！爸饕求w現檢察機關提倡的處理一類問題的程序原則、理念思想、思路方法”［4］。二是具有“解決爭議”的涵義。主要是體現檢察機關通過指導性案例，提煉司法規則，解決司法的模糊地帶，在認定類案事實、證據及法律適用上起到統一司法標準的功能作用，為辦理類似案件提供參照。從近幾年發布情況看，選題上體現出向新類型、新程序以及疑難、復雜等方向的選題轉變，著重突出“引領示范”，在培育案例時聚焦“解決爭議”不夠。

3.指導性案例培育的“創造性”不足。指導性案例的效力，一是來源于最高檢司法行政權力賦予的；二是來源于指導性案例提煉司法規則的說服力。正如，檢例45號、46號被多次援引的原因一樣，其核心是檢察官在辦理個案中具化法律規范，提煉司法規則，解決法律適用爭議的實質理由。參照適用引述的是這種解決法律適用爭議問題的實質理由。有的檢察官在提煉司法規則、解決爭議時，運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釋方法和進行價值判斷的過程沒有公開，缺乏釋法說理過程，可能導致提煉司法規則的說服力不足，影響司法規則的正當性認定。此外，這也影響待決案件的參照適用，降低被援引適用的可能。

二、檢察指導性案例培育工作的條件分析

從最高檢已經發布41批166個檢察指導性案例實例分析來看，檢察指導性案例個案培育時須具備五個條件。這五個條件的提出，為完善指導性案例培育工作提供重要參考。

（一）在選材上，堅持可塑性和普遍性

案例培育應當靠前發掘案件題材可塑性。檢察機關可以通過可塑性案件的辦理，全面展現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貢獻，回應社會關切，反映檢察工作亮點特色，規范執法司法程序，突出能動司法理念。以檢例136號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案為例。一是回應社會關切的熱點案件。近年來，一些侮辱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的行為，在網絡上引發輿情，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例如，2020年2月19日，辣筆小球微博發文侮辱中印邊境沖突中的英雄烈士，造成惡劣影響，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二是罪名較新。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是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確立的罪名。三是具有典型意義和代表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網絡肆意侮辱、誹謗英雄烈士名譽榮譽屢見不鮮，為人民群眾所唾棄和不恥，亟需法律懲處。

（二）在實體上，堅持體現“三個效果”的統一

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是評價案件辦理質效的最佳標準。以檢例135號社區矯正對象賈某某申請經常性跨市縣活動監督案為例，其中“對司法系統社區矯正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及時督促糾正，推動構建良性互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體系，平衡法治需求和社會需求，落實“司法為民”理念”，正是政治效果的充分體現?！皩σ蛘９ぷ骱蜕钚枰?，以相對固定時間、頻次經常性跨市、縣活動的長途貨運司機等特定社區矯正對象，給予明確、合法、合理的授權，推進社區矯正機構針對不同對象區分、完善批準審核流程，提升公眾滿意度”，這是社會效果的充分體現。準確把握立法精神，對“跨市、縣”的解釋，應當立足于經常性這一特定前提，根據個案特點的不同將活動區域解釋為既包括本省域內的市、縣，也包括不同省份之間的市、縣”，這是法律效果的充分體現。

（三）在程序上，堅持辦案流程正確、完整

以檢例91號溫某某合同詐騙立案監督案為例，涉案企業認為公安機關對企業之間的合同糾紛以合同詐騙進行刑事立案做法不當，向檢察機關提出監督申請，檢察機關受案后依法展開調查核實程序。通過調查，檢察機關認為該案存在不應立案的情形，遂向公安機關制發《要求說明立案理由通知書》。公安機關在收到通知后七日以內，書面說明了案件受理情況、證據收集情況和立案理由，并連同有關證據材料回復檢察機關。辦案檢察機關經審查仍然認為公安機關立案理由不能成立，遂制作《通知撤銷案件書》，通知公安機關撤銷案件。該案辦案流程規范完整，為立案監督工作提供了高質量程序范本，在辦案程序和司法規范上具有很強的引領示范作用。

（四）在案例功能上，堅持引領示范和提煉司法規則

堅持引領示范功能，在案例專題發布中有廣泛地體現。例如，重大責任事故案、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民事支持起訴、職務犯罪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等專題發布的批次，旨在示范引領新型業務、新型罪名、新型程序。培育案例，應當傾向于提煉司法規則和具化法律規范，增強案例指導、解決法律適用問題的能力。例如，檢例100號陳力等八人侵犯著作權案，該案指明了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的證明方法和證據固定方式，在對此類涉及眾多權利人的案件進行偵查或審查起訴時，應著重圍繞涉案復制品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取得著作權人許可來進行綜合判斷。又如檢例11號袁才彥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案，該案對法律編造虛假恐怖信息一罪中“造成嚴重后果”的情形給予說明解釋，通過提煉司法規則為此類案件提供判斷依據。

（五）在檢察職能延伸上，堅持“能動檢察”和全面履職

檢察機關堅持“能動檢察”，發揮政治自覺、法治自覺、檢察自覺，全面履職，服務大局，始終是檢察機關倡導的法治理念和辦案方式，堅決抵制機械執法、就案辦案。近年來，最高檢倡導的“四大檢察”融合辦案的新理念、新方式已在未成年人檢察、知識產權綜合保護、黑土地綜合保護領域等取得良好效果，有的案例已被遴選為指導性案例。以檢例第141號杭州市余杭區檢察院對某公司侵犯兒童個人信息權益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為例，該案指出“檢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及時關注未成年人權益保障類問題，推進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辦理與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案件融合辦理，以四大檢察業務融合發展加大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力度”。

三、完善檢察指導性案例培育工作的對策

檢察指導性案例培育工作中遇到的“不均衡”、聚焦“指導性”不夠、“創造性”不足等問題，也能夠在指導性案例條件分析過程中體現出來。例如，在培育案例時，在案例“功能”選擇上，要充分考慮功能分布的均衡性，聚焦“解決爭議”的案例，突出在提煉司法規則的釋法說理過程，增強說服性，提升正當性。因此，完善檢察指導性案例培育工作，總的來說，可以從五個條件展開，分別是選材條件、實體條件、程序條件、功能條件和延伸條件等五個條件。

（一）指導性案例培育的選材條件

首先要考慮案例的選材。生成指導性案例需要一些具有先天優勢條件的案件作為母本。案例培育工作要緊緊圍繞指導性案例發布目的、指導意義，有針對性進行選材才能事半功倍。只有與指導性案例發布的目的相契合的案件，才具有被推薦和采納的可能。此外，指導性案例培育工作，應當靠前發掘，打好提前量，從六個方面甄別是否具有可塑性。一是社會關注度較高的熱點案件；二是新型業務、新罪名、新型程序的案件；三是認定事實的方法新穎、創新證據運用規則、明確法律規定模糊地帶的案件。四是在定量上具有廣泛性、普遍性。五是職能融合、辦案方法創新的案例。六是充分體現法治精神和司法理念的案例。［5］

（二）指導性案例選取的實體條件

實體條件是指指導性案例應當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罢涡Ч髾z察工作要符合國家方針、政策，服從服務于改革發展穩定大局，通過卓有成效的法律監督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政權安全、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薄胺尚Ч蠓杀O督維護司法公正和權威，辦案符合法律規定原則、程序和規范，體現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價值和精神，經得起歷史和法律的檢驗?！保?］“社會效果要求檢察機關充分回應社會關切，通過法律監督增強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權威的認同，辦公過程和結果得到群眾認可，獲得廣泛而積極的社會評價”［7］一般說來，在政治效果上存在不利于國家政權安全、社會和諧穩定、經濟社會發展因素的，在法律效果上存在質量風險隱患的，在社會效果上存在涉法涉訴信訪風險、激化社會矛盾，容易引發群體性上訪風險的，不能作為指導性案例的備選案例。

（三）指導性案例培育的程序條件

程序條件是指，培育的案件在辦案流程上完整、準確，符合法律規定，程序沒有瑕疵、錯誤及任何風險隱患。以基層院辦理一審起訴案件為例。在案件受理后，告知被告人、被害人和訴訟代理人相關訴訟權利與義務、聽取被害人及訴訟代理人意見、提訊被告人、告知認罪認罰權利與義務、主導量刑協商、認罪認罰具結、刑事和解等程序；符合退回補充偵查的，規范引導補充偵查工作，發現偵查活動違法，啟動調查核實程序、制發糾正違法通知；發現審判活動違法的，依法糾正制發檢察建議等等。上述辦案流程完整、準確，指控犯罪同時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合法權利，具有很強的示范引領作用。一旦發現辦案程序缺失、瑕疵，甚至違法，就喪失了示范引領的指導意義，形式上喪失了指導性案例的培育資格。

（四）指導性案例培育的功能條件

功能條件是指，案件培育應突出其在事實認定、證據運用、法律適用、政策把握和辦案方法等五個方面的指導作用。檢察機關培育案例時，應當傾向于培育發掘具有司法規范意義的案件，特別是在法律適用上具有解釋或解紛功能的案件。強化對基層院具化法律條文、論證說理的引導，旨在加強基層院運用法律邏輯推理、解釋方法，抽離出基于個案的具體法律規則，并且證成法律結論。這不僅有利于案例生成，提升檢察案例的適用價值，同時也對辦案監督工作中準確適用法律和加強文書說理起到正向的引導作用。

（五）指導性案例培育的延伸條件

延伸條件是指，案例中要著重體現出檢察職能與能動的、服務的司法理念相融合的新型辦案監督方式，突出對辦案思維、辦案意識和辦案方式的引導。在職能延伸方面，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全面履職，沒有薄弱環節和短板弱項，避免就案辦案，機械執法，起到“引領示范”的指導作用。以辦理批捕案件延伸檢察職能為例。一是對立案監督和偵查活動監督的職能延伸，通過對監督程序、方式進行制度性完善，拓寬偵查監督的渠道和范圍，提升偵查機關與檢察機關的協作水平。二是對社會綜合治理的延伸，在批捕案件中注意發現引發違法犯罪或存在管理漏洞的根因，積極制發類案糾違或社會治理類檢察建議，推動基層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三是對風險評估功能的延伸。突出對群體性事件的風險防控，考慮社會和諧穩定因素，積極開展風險防控、矛盾化解工作。四是對司法政策貫徹落實的延伸。立足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結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依法可不捕或者不繼續羈押的，主持開展不捕、羈押必要性聽證審查，采用替代性羈押方式，消弭社會戾氣，促進矛盾化解。五是對社會救助職能的延伸。立足法律救濟目的，積極開展司法救助，對被害人及家屬因犯罪遭受生活困境的，施以援手救助弱勢群體等等。

*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150000］

［1］ 參見《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第二條，“指導性案例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案件處理結果已經發生法律效力；（二）辦案程序符合法律規定；（三）在事實認定、證據運用、法律適用、政策把握、辦案方法等方面對辦理類似案件具有指導意義；（四）體現檢察機關職能作用，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p>

［2］ 本數據來源于筆者對已經發布的檢察指導性案例進行功能分類，然后對具有相同功能的檢例進行累加及占比計算，計算結果就是所引數據。值得說明的是：同一個檢例，可能因為同時具有不同功能，導致在按照功能累計時被計入結果。統計時間截止于2023年12月31日。

［3］ 本數據來源于筆者以“檢例”為關鍵字，對中國文書裁判網的判決書全文進行檢索（檢索日期：2022年12月31日），對析出的人民法院援引檢例的判例進行累加計數，計數結果就是引用的數據。

［4］ 陳凌：《案件指導制度下地級檢察院的定位思考》，《中國檢察官》2011年第11期

［5］ 參見孫謙：《建立刑事司法案例指導制度的探討》，《中國法學》2010年第5期。

［6］ 參見 《法律監督要堅持三個效果相統一》，《檢察日報》2018年10月8日。

［7］ 同前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