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暴露與小學生內外化問題的關系：憤怒反芻的中介作用與性別的調節作用

李小青，汪玥，孫裕然，翁浩琳，蔣索

（1.深圳大學心理學院，深圳 518060；2.溫州醫科大學精神醫學學院應用心理系，溫州 325035）

家庭暴力暴露是指兒童青少年在家庭環境中通過目擊或者親身經歷等形式接觸暴力行為[1]。研究表明，家庭暴力暴露在形式上具有較強的共發性，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有較大可能也親歷過家庭暴力[2]。我國香港地區調查顯示，26%的青少年曾目睹父母間暴力行為，44.4%的青少年曾遭受過父母體罰或身體虐待[3]。

家庭暴力暴露對兒童青少年帶來諸多消極影響。一方面，與未遭受家庭暴力的青少年相比，接觸過家庭暴力的個體更容易出現內化問題[4，5]。根據情緒安全理論[6]，當家庭中出現暴力與沖突事件時，兒童會感知到家庭環境是不穩定的，從而對父母及家庭環境的安全感降低，進而引發抑郁和焦慮。另一方面，外化問題也是兒童接觸家庭暴力的不良后果。研究顯示有家庭暴力暴露經歷的個體更容易出現攻擊行為和藥物濫用等外化問題[7，8]。根據社會學習理論[9]，個體主要通過觀察習得攻擊行為。在日常生活中，當個體目睹父母間的暴力沖突或直接經歷了家庭暴力時，會內隱性地習得攻擊行為圖式。此外，個體對于家庭暴力行為的學習過程會受到積極結果的強化，即當個體觀察到暴力行為帶來積極結果時，他們會認為暴力行為是解決問題的有效策略，并在實際生活中模仿這種行為。因此，探討家庭暴力暴露與兒童青少年內外化問題的關系及其作用機制，對兒童青少年的內外化問題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憤怒反芻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反芻思維，是無意識地反復關注和思考憤怒事件及其相關情景，如憤怒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以及可能的結果等[10]。已有文獻發現，憤怒反芻與家庭暴力暴露[11]、內化問題[12]以及攻擊行為[13]均關系密切。根據反芻反應風格整合模型，壓力性的環境會加劇反芻思維出現，從而使狀態性反芻逐漸鞏固為特質性反芻[14]。研究也表明，童年時期經歷家庭暴力暴露的個體更容易發展出反芻思維來作為應對虐待的一種反應方式，并將其作為情緒調節的應對機制[15]。研究表明，相比報告無相關經歷的兒童青少年，經歷暴力暴露會讓個體形成對世界的敵意態度，也更容易體驗到憤怒的情緒，在遭遇憤怒情境后更難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16]。

憤怒反芻會對個體內外化問題產生影響[17，18]。一方面反應風格理論指出，反芻會強化個體消極思維傾向，降低個體的問題解決能力，同時個體對負性事件消極的解釋和歸因會進一步延長和加劇個體的消極情緒體驗，進而導致內化問題。一項元分析結果表明，情緒驅動的反芻（如憤怒反芻、悲傷反芻等）與內化問題（焦慮、抑郁）顯著正相關[19]。另一方面，憤怒反芻與青少年外化問題行為的關系也得到了理論和實證研究支持[20]。認知資源占用理論表明，反芻思維的出現會過多占用有限的認知資源，從而影響個體對自身攻擊性的控制能力，使個體表現出更多攻擊行為。

以往研究還表明，性別在家庭暴力暴露、憤怒反芻和內外化問題之間起調節作用。Covey[21]等人發現，在遭受身體虐待和持續目睹父母間暴力行為后，女性抑郁水平顯著高于男性。此外，一項縱向研究顯示，家庭暴力暴露與女性后期攻擊行為的相關顯著高于男性[22]。Coleman[23]等人報告，遭遇負性事件（羞辱）之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進行憤怒反芻。即家庭暴力暴露與憤怒反芻的關系在男生群體中可能會更顯著。其次，在憤怒反芻與內化問題行為的關系上，Johnson[24]等人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使用反芻策略，也更容易出現抑郁癥。即憤怒反芻與內化問題的關系在女生群體中可能會更顯著。由于憤怒反芻與外化問題關系的性別差異缺乏相關文獻支持，本研究對此不做具體假設。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三個假設：1.家庭暴力暴露與小學生內外化問題顯著正相關；2.憤怒反芻在家庭暴力暴露與內化問題以及家庭暴力暴露與外化問題（攻擊行為）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3.性別在家庭暴力暴露、憤怒反芻、內外化問題的關系間起調節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法，選取浙江省溫州地區10所小學共462 名小學生為研究對象。被試平均年齡為10.7 歲，標準差為0.7。其中男生255 名（55.2%），女生202名（43.7%），性別缺失5名（1.1%）。城鎮學生293 名（63.4%），鄉村學生149 名（32.3%），未報告來源學生20 名（4.3%）。所有學生均來自四、五年級，其中四年級學生233名（50.4%），五年級學生229名（49.6%）。

1.2 研究工具

1.2.1 暴力暴露量表 采用Ho 和Cheung[25]編制的多重形式暴力量表（the Multiple Forms of Violence Scale, MFVS），該量表在中國青少年群體中有良好的信效度[26]。選取其中的家庭目睹分量表（FWS）和家庭親歷分量表（FVS）測量被試在家庭中的暴力暴露經歷。每個分量表均由8個條目組成。采用李克特5點評分，0～4依次表示從來沒有、很少有、有些時候、經常有、每日。得分越高表明被試在家中越頻繁地目睹或親歷暴力行為。本研究中，家庭目睹與親歷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別為0.70和0.71。

1.2.2 憤怒反芻量表 采用Denson 等人[27]編制的替代性攻擊量表（Displaced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DAQ）中的憤怒反芻子量表，以往的研究表明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8]。憤怒反芻量表（Anger Rumination Questionnaire, ARQ）共10 個條目，采用李克特7點評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7表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被試生活中憤怒反芻的情況越多。本研究中問卷的Cronbach’s α為0.95。

1.2.3 流調中心抑郁量表 采用Radloff[29]編制的流調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Depression,CES-D）測量被試的抑郁水平，以往研究表明該量表在中國青少年群體中有良好的信效度[26]。量表共20題，采用李克特4點評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試患抑郁的可能性越高。本研究中問卷的Cronbach’s α為0.86。

1.2.4 社交焦慮量表 采用李飛等人[30]編制的中文版兒童社交焦慮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SASC）測量被試的社交焦慮水平。量表共10個條目，采用李克特5點評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交焦慮程度越嚴重。本研究中問卷的Cronbach’s α為0.88。

1.2.5 反應性—主動性攻擊問卷 采用張萬里等人[31]修訂的反應性—主動性攻擊問卷（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RPQ）。共23 個條目，其中，主動性攻擊12個條目，反應性攻擊11個條目。采用李克特3 點評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試攻擊性行為越多。本研究中問卷的Cronbach’s α為0.93。

1.3 數據處理與分析

使用SPSS 21.0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以及一系列t檢驗；使用Mplus 8.0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多組比較及Wald-test。采用Harman 單因素因子分析對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32]。結果表明，數據未旋轉時抽取的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7個，第一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為23.03%，總方差貢獻率為66.28%，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分析時采用全息最大似然估計進行處理。由于研究數據并非呈現多元正態分布，因此采用穩健最大似然估計得出修正后的模型擬合結果。

2 結果

2.1 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與性別差異檢驗

本研究中被試在各主要變量上的平均數、標準差及變量間相關系數如表1所示。結果表明各主要變量之間在統計學上均存在顯著正相關。

表1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此外，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的方法，對各主要變量的得分情況在不同性別群體間進行差異檢驗。結果表明，在目擊家庭暴力（M男生=0.25,M女生=0.14,t(440)=3.62,P＜0.001,d=0.32）、主動性攻擊（M男生=0.11,M女生=0.06,t(444)=2.15,P=0.032,d=0.21）及反應性攻擊（M男生=0.28,M女生=0.19,t(448)=2.79,P=0.005,d=0.34）上男性得分高于女性得分。同時，在社交焦慮得分上女生高于男生（M男生=2.40,M女生=2.69,t(436)=-3.09,P=0.002,d=1.00）。

2.2 中介和調節效應檢驗

使用Mplus 8.0 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模型中潛變量家庭暴力暴露為自變量，由目擊家庭暴力與親歷家庭暴力的均分構建而成。中介變量為憤怒反芻。潛變量內化問題為結果變量之一，由抑郁及社交焦慮均分構建而成；潛變量外化問題為另一結果變量，由主動性攻擊與反應性攻擊均分構建而成。建模時對結果變量（內/外化問題）均控制年齡和性別。

結果如圖1 所示，模型擬合良好：S-Bχ2（124）=219.73，CFI=0.96，TLI=0.95，SRMR=0.04，RMSEA=0.04，90%CI（0.03，0.05）。結果顯示，家庭暴力暴露對憤怒反芻（b=0.31，P＜0.001）和內化問題（b=0.33，P＜0.001）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而家庭暴力暴露與外化問題之間的路徑系數不顯著（b=0.13，P=0.150）；憤怒反芻與內化問題（b=0.64，P＜0.001）和外化問題（b=0.54，P＜0.001）有顯著正向關系。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 法（隨機抽樣1000 次）檢驗憤怒反芻的中介作用。結果表明，憤怒反芻在家庭暴力暴露與青少年內化問題（95% CI=[0.101,0.298]）和外化問題（95% CI=[0.074, 0.278]）之間的中介效應均顯著，中介效應值分別為0.20和0.17。

圖1 家庭暴力暴露、憤怒反芻、內化問題、外化問題的結構方程模型

以性別為分組變量，使用Mplus 8.0中的多組分析檢驗性別的調節作用。對圖2中的五條主要路徑的路徑系數進行檢驗。結果如圖2 所示，模型擬合良好，各項擬合指標為：S-Bχ2（244）=365.95，CFI=0.95，TLI=0.95，SRMR=0.06，RMSEA=0.05，90% CI

圖2 男生組與女生組的家庭暴力暴露、憤怒反芻、內化問題、外化問題的結構方程模型

（0.04，0.06）。男生組中，家庭暴力暴露與憤怒反芻（b=0.21，P=0.025）、內化問題（b=0.33，P=0.001）和外化問題（b=0.14，P=0.031）均有顯著的正向關系；憤怒反芻與內化問題（b=0.55，P＜0.001）和外化問題（b=0.60，P＜0.001）均有顯著的正向關系。表明家庭暴力暴露既可以直接影響男生的內/外化問題，也可以通過憤怒反芻間接影響男生的內/外化問題。女生組中，家庭暴力暴露與憤怒反芻（b=0.41，P=0.002）、內化問題（b=0.32，P＜0.001）有顯著的正向關系；憤怒反芻對內化問題（b=0.74，P＜0.001）和外化問題（b=0.45，P＜0.001）有顯著正向影響。家庭暴力暴露既可以直接影響女生的內化問題，也可以通過憤怒反芻間接影響女生的內化問題和外化問題。通過Wald-test比較男生組與女生組的路徑系數，結果表明性別在憤怒反芻預測外化問題的路徑上存在調節作用（Wald=0.029，P=0.017），男生組憤怒反芻對外化問題的影響顯著大于女生組。

3 討論

本研究探討了家庭暴力暴露與小學生內外化問題的關系，并考察了憤怒反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別的調節作用。結果顯示，憤怒反芻在家庭暴力暴露與內化問題（抑郁、社交焦慮）、外化問題（攻擊行為）之間中介效應均顯著。此外，憤怒反芻與外化問題（攻擊行為）之間的關系存在性別差異，憤怒反芻與攻擊行為的關系在男生群體中效應更強。研究結果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家庭暴力暴露與小學生內外化問題之間的關系及其內部作用機制。

本研究結果表明家庭暴力暴露與內化問題顯著正相關，與過往研究結果一致[33]。如前文所述，該結果契合情緒安全理論[6]。家庭暴力的出現會導致青少年感知家庭是不穩定的，對家庭環境以及父母安全感的降低繼而導致抑郁、焦慮水平的提高。家庭暴力暴露與攻擊行為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與過往研究一致[34]。對于小學生而言，無論是目睹還是親歷家庭暴力，都是一個較嚴重的負性生活事件，會造成威脅評估系統的臨界值降低，從而引發攻擊等外化問題行為。

本研究發現家庭暴力暴露與憤怒反芻顯著正相關，憤怒反芻與兒童內化問題及攻擊行為顯著正相關，與已有研究一致[35，36]。此外，本研究結果表明，憤怒反芻在家庭暴力暴露與青少年內化問題、外化問題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家庭暴力暴露通過憤怒反芻間接影響青少年內化問題的結果可以從情緒調節的角度進行解釋。根據精神病理學的認知理論，將壓力事件（如家庭暴力暴露）與精神病理學癥狀聯系起來的一個核心因素是個體使用了諸如反芻等適應不良的情緒調節策略[37]。當青少年目擊或者親歷家庭暴力事件后，若該壓力事件觸發了個體的憤怒反芻思維，個體會被動地重復回憶憤怒事件發生的前因、過程以及后果，延長負性情緒的持續時間，這些累積的壓力將導致其內化問題形成。家庭暴力暴露通過憤怒反芻間接影響青少年的攻擊行為與個體自我控制能力的降低和憤怒水平的升高有關[38]。根據憤怒反芻的多系統模型，當個體產生諸如憤怒或報復的想法時，需要更多的自我調節能力來停止反芻思維。然而，個體認知資源有限，當個體消耗認知資源來停止反芻思維時，其對其他方面的自我控制能力相應降低[39]，從而損害個體對經歷事件的評估和決策，并增加出現攻擊行為的風險。此外，憤怒反芻可以增強個體的憤怒情緒強度、生理喚醒程度以及攻擊性認知[40]，進而增加攻擊行為發生率。

家庭暴力暴露對不同性別兒童內化問題的影響無顯著差異，這與已有研究結論不一致[21]。過往研究發現，青少年遭到父母身體虐待或持續目睹父母間暴力行為對女性成年時期抑郁水平的影響顯著高于男性。這可能與內化問題的形成以及家庭暴力暴露對內化問題的影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有關。即家庭暴力暴露對女性的影響更大可能是在長期的過程中累積所致。然而，本研究為橫斷研究，僅能反映當下家庭暴力暴露與內化問題的關系，無法體現出Covey[21]等人研究中所體現的長期效應。此外，研究結果表明家庭暴力暴露對不同性別群體外化問題的影響無顯著差異，也與過往研究結果不一致[22，41]。Maas[22]等人通過追蹤研究發現，女性兒童時期虐待與后續攻擊行為的關系比男性更強。本研究結果與過往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文化差異所導致，即女性的攻擊行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背景下是不被鼓勵的，導致在中國被試群體中早期暴力行為對攻擊行為的影響被削弱。研究表明，在遭遇負性事件時，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進行憤怒反芻[23]。本研究發現，家庭暴力暴露對憤怒反芻的影響無顯著的性別差異，這可能是因為Coleman[23]等人的負性事件指向對個體的羞辱，而本研究中的直接遭受家庭暴力或目睹家庭暴力指向充滿敵意和憤怒的事件，導致結果不一致。研究結果還發現憤怒反芻對男性攻擊行為的影響顯著高于女性，該結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解釋。首先，根據憤怒反芻的多系統模型，攻擊性行為是由認知資源減少引起自我控制能力下降所導致。從生理學角度來看，小學高年級女生生理、心理各方面發育均早于男生，其自我控制能力相對較高。因此，小學高年級女生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導致憤怒反芻對攻擊行為的影響在女生群體中不如在男生群體中顯著。另外，根據社會角色期待理論[42]，女性為了得到周圍人的贊賞和認可會表現出溫柔與合作，因此她們在憤怒情境下可能更傾向于采取自責、助人等社會認可的行為方式來應對，而非通過攻擊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