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侵害與兒童抑郁的關系：個體與圈子希望感的調節效應

向碧華，魏超波，韓憲國，鄭宏，劉俊升

（1.上海戲劇學院，上海 200040；2.上海市崇明區教育學院，上海 202150；3.上海師范大學心理學院，上海 200234；4.上海市長寧區精神衛生中心，上海 200335；5.上海市心理健康與危機干預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062；6.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上海 200062）

同伴侵害指個體遭受到來自同伴的直接或間接攻擊的經歷[1]。全球范圍內的調查發現，大約32%的兒童青少年報告曾有過被同伴侵害的經歷。國內研究表明，大約1.5%到13.7%的兒童青少年遭受過同伴侵害[2，3]。同伴侵害影響兒童適應[4，5]，其中抑郁是與同伴侵害關系最密切的適應問題[6，7]。探索二者之間可能的緩沖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希望感是人們面對未來的一種美好信念，以及這種美好信念帶來的情緒體驗[8]。Snyder 認為希望感是個體對于設定的目標，堅信自己不僅能找到有效途徑并能堅持行進的認知與信念[9]。對于兒童青少年來說，希望感是一種重要的積極品質，它能幫助個體確立積極的生活態度、增進心理健康水平[10，11]。不僅如此，希望感對于啟動和維持對長期目標的行動、靈活處理困難遭遇具有積極意義。在壓力或挑戰性情境下，高希望感個體往往會嘗試多種方式應對困難[12-14]。從這一意義上講，個體的希望感很有可能是同伴侵害與抑郁關系間的一個重要緩沖因素。

除了個體自身的希望感外，兒童所處同伴圈子（peer group）的希望感也可能在同伴侵害和抑郁之間扮演重要角色。同伴圈子指的是兒童與同伴經常親密互動而結成的非正式小團體，通常由3～10 人組成[15]。從兒童中期開始，大部分兒童都會參與到至少一個同伴圈子中[16，17]，且大部分同伴的互動交往也發生在圈子當中。在同伴圈子的互動中，經由選擇效應和社會化效應，圈子成員的信念系統會趨于一致。具體到希望感方面，研究發現同伴圈子內成員的希望感具有很高的相似性[18]。

圈子的希望感構成了個體發展的重要情境因素。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影響個體發展的微系統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同伴。圈子如果具備良好的希望感，則對圈子成員的情感、認知、人際等方面的適應性發展有重要促進意義[19，20]。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圈子希望感與成員的心理適應和幸福感顯著相關[18]。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對圈子希望感在同伴侵害與兒童心理適應關系中的作用進行考察。壓力-緩沖模型(stress-buffering model)表明，積極的環境對處于處境不利個體的適應調整有利，讓其更有可能獲得良好的心理適應[21]?；诖?，較高的圈子希望感很可能會緩沖同伴侵害對兒童抑郁的影響效應。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個體希望感和圈子希望感在同伴侵害與兒童抑郁關系中的調節效應?；赟nyder 的希望理論，研究假設個體層面的希望感可以緩沖同伴侵害對兒童抑郁的影響效應?；谌后w社會化理論和壓力緩沖模型，本研究還進一步假設圈子層面的希望感同樣可以緩沖同伴侵害對兒童抑郁的影響效應。研究同時從個體和群體的層面考察多水平因素的共同作用，可以為同伴侵害領域的干預和輔導提供新的視角。

1 方法

1.1 被試

采用簡單隨機整群抽樣法，以上海市四所中小學的5～8 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共有867 名學生參與了研究。其中，6 人為孤立者不屬于任何一個圈子，有18個圈子的大小為2，以往研究中認為圈子的規模一般為3人以上，因此予以剔除[15，16]。故有效被試為825名，有效圈子為142個。其中，男生占51%，兒童平均年齡為11.82歲（SD=1.19歲）。

1.2 研究工具

1.2.1 同伴侵害量表 采用Schwartz等人編制的同伴提名量表來測量被試的同伴侵害水平。該量表共有7個項目，被試需要在每個項目中提名班級中3位最符合該項目描述的同學（如“某個人經常被別人打”）。完成這一步驟后，研究者要把所有的提名進行轉換，生成班級中每位學生在各個項目中的得分，最后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標準分轉換。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2]，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7。

1.2.2 兒童希望感量表 由Snyder 編制，趙必華等人修訂，共有6個項目，為1～6六點計分，總分越高表明被試的希望感越高。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效度[23]，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9。

1.2.3 兒童抑郁量表 采用Kovacs編制、Chen等人修訂的版本，由14 個項目組成，采用1～3 三點記分，分數越高表明抑郁越高。此量表在國內兒童的研究中已被廣泛應用，具備較好的信效度[24]。本研究中，其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3。

1.2.4 社會認知地圖 社會認知地圖被用來獲得各個班級內存在的同伴圈子情況[25]。被試提名班上哪些同學會經常待在一起，提名的圈子規模不做限制。通過SCM 程序[26]進行數據處理，即把被試報告的社會認知地圖聚集形成聯合的提名矩陣，由此得出同伴圈子的情況。以往研究表明，此方法是處理和掌握同伴圈子的可靠方法[27]。

1.3 數據處理

描述性統計在SPSS 24.0 中完成，使用HLM(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探討個體與圈子希望感在同伴侵害與抑郁關系中的作用。

首先，建立估計零模型。這一步的操作意義在于探討分層模型分析是否存在意義。模型為：

第一層：Yij(抑郁)=β0j+rij

第二層：β0j=γ00+u0j

然后，建立第一層“群體內”模型，將個體的同伴侵害、希望感以及二者的交互引入模型，用來評估個體水平的變量對被試抑郁的預測作用。參照Hofmann 和Gavin[28]的方法，對第一層變量進行以樣本均值為中心的處理。模型為：

第一層：Yij(抑郁)=β0j+β1jXij(同伴侵害)+β2jXij(希望感)+β3jXij(希望感*同伴侵害)+rij

第二層：β0j=γ00+u0j

β1j=γ10+u1j

β2j=γ20+u2j

β3j=γ30+u3j

最后，建立第二層“群體間”模型，目的在于控制個體變量的同時，把同伴圈子層面的指標加入模型，來探討圈子的希望感是否可以顯著預測個體抑郁以及是否存在調節效應。在第二層方程中，圈子希望感為圈子成員希望感的均值。模型為：

第一層：Yij(抑郁)=β0j+β1jXij(同伴侵害)+β2jXij(希望感)+β3jXij(希望感*同伴侵害)+rij

第二層：β0j=γ00+γ01(圈子希望感)+u0j

β1j=γ10+γ11(圈子希望感)+u1j

β2j=γ20+γ21(圈子希望感)+u2j

β3j=γ30+γ31(圈子希望感)+u3j

2 結果

2.1 描述性統計結果

2.1.1 個體層面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研究被試在各研究變量上，不同年級與性別的得分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性別、年級被試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

以同伴侵害、希望感、抑郁為因變量，年級和性別為自變量進行多元方差分析，結果表明：性別主效應顯著，F(3，815)=11.66，wilk’s Lamda=0.96，P＜0.001；年級主效應顯著，F(9，1984)=3.68，wilk’s Lamda=0.96，P＜0.001；性別與年級的交互效應不顯著，F(9，1984)=1.50，wilk’s Lamda=0.98，P＞0.05。

單變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同伴侵害存在顯著性別差異，F(1，817)=30.36，P＜0.001，η2=0.04，女生的同伴侵害得分顯著低于男生；抑郁的性別差異顯著，F(1，817)=9.22，P＜0.01，η2=0.01，男生的抑郁得分顯著高于女生。此外，希望感的年級差異顯著，F(3，817)=8.94，P＜0.001，η2=0.03，五、六年級學生的希望感得分均顯著高于七、八年級學生；抑郁的年級差異顯著，F(3，817)=3.50，P＜0.05，η2=0.01，五年級學生的抑郁得分顯著低于七、八年級學生。

如表2所示，個體層面，同伴侵害與抑郁呈顯著正相關，與希望感呈顯著負相關，希望感與抑郁呈顯著負相關。

表2 個體層面各變量相關系數

2.1.2 圈子層面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經SCM統計分析，共得到有效圈子142 個，圈子規模為3～13 人，其中男生圈子為63 個，女生圈子為66 個，混合性別圈子為13個。這些圈子地位上的表現為：核心地位圈子有87個，次要地位圈子49個，邊緣地位圈子為6個。圈子的具體情況見表3。

表3 不同性別、地位的同伴圈子規模及數量情況

在圈子層面，各變量相關系數如表4 所示。圈子希望感與圈子規模、圈子地位呈顯著正相關，這表明圈子規模越大圈子希望感越高，圈子地位越高圈子希望感也越高；此外，圈子規模與圈子地位呈顯著正相關，說明圈子規模越大圈子的地位越高。

2.2 多水平分析結果

2.2.1 零模型 以抑郁為因變量建立零模型。結果表明，抑郁的ICC 系數為0.11，P＜0.001，表明抑郁在同伴圈子間差異顯著，需采用多水平分析。

2.2.2 個體水平效應 組內模型（個體水平）分析結果如表5 所示。具體而言，同伴侵害顯著地正向預測抑郁（r20），即個體遭受的同伴侵害情況越多，其抑郁也越高；個體希望感顯著負向預測抑郁（r10），即個體的希望感越高，其抑郁越低；另外，希望感與同伴侵害二者的交互項顯著正向預測抑郁（r30），說明同伴侵害與被試抑郁水平的關系受個體希望感的調節。

表5 個體水平變量的預測效應結果

進一步簡單效應分析結果表明，在高希望感個體中（M+1SD），同伴侵害對抑郁的預測作用顯著強于低希望感個體（M-1SD）。需要注意的是，高希望感個體的抑郁顯著低于低希望感個體。見圖1。

圖1 個體希望感對同伴侵害與抑郁關系的調節作用

2.2.3 圈子水平效應 組間模型（圈子水平）的分析結果如表6 所示。具體而言，圈子希望感顯著負向預測個體抑郁的截距（r01），表明兒童所屬圈子的希望感越高，其抑郁越低；此外，圈子希望感能夠顯著調節同伴侵害對個體抑郁水平的預測關系（r21）。其他主效應和交互效應均不顯著。

表6 圈子水平變量的預測效應結果

參照Aiken 和West 的做法，將圈子希望感按一個標準差分為高值和低值兩組，進行簡單效應分析[29]。結果表明：在高希望感圈子中，同伴侵害對抑郁的預測作用顯著，β=0.14，P＜0.001；在低希望感的圈子中，同伴侵害對抑郁的正向預測作用更強，β=0.32，P＜0.001。具體的調節作用見圖2。

圖2 圈子希望感對同伴侵害與抑郁關系的調節作用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在個體層面，同伴侵害與抑郁均表現出男生高于女生的情況，這一現象與以往眾多研究一致[22，30]。此外，低年級個體的希望感顯著高于高年級，抑郁則反之，這一變化趨勢可能與學習壓力的增大及邁入青春期早期有關。在圈子層面，圈子的檢出率、圈子規模和圈子地位表現與以往研究保持基本一致，即大部分兒童都會屬于一個同伴圈子，圈子的規模為3～13 人，且核心地位圈子數量以及同性別圈子數量較多[16，17]。兒童中晚期群體隨著自主性的增長，逐漸開始脫離與父母的緊密聯系，轉而花費更多的時間與同伴互動。

個體希望感對于同伴侵害與抑郁關系的調節效應表明，在高希望感個體中，同伴侵害對抑郁的預測效應更強，但其抑郁程度整體低于低希望感個體。遭遇同伴侵害這一經歷對個體的情緒具有破壞性，會降低個體追求目標的自我效能感，產生更為消極的自我認知，由此產生抑郁等消極情緒[31，32]。而希望感是幫助個體應對挑戰的重要因子，可以幫助個體嘗試積極的方式應對困難[12，33]，進而降低整體的抑郁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當遭遇同伴侵害的程度嚴重時，希望感的保護作用表現得較為薄弱。這符合特征壓力易損性假說（stress vulnerability hypothesis）的觀點，即隨著風險的上升積極因素（如希望感）的保護作用會逐漸喪失。國內學者傅俏俏等人對青少年的研究發現，當遇到嚴重的負性壓力事件時，他們有效利用感恩、希望感等積極因素來處理風險的可能性降低了[34]。具備高希望感的個體本身對人對物具有更積極的視角，一般而言積極的心態和應對方式可以幫助其處理困難，但當困難超出個人承受和應對能力時，他們往往創傷感更強，因此其抑郁水平更容易受到同伴侵害的影響。

在同伴圈子水平上，圈子希望感的主效應顯著。具體來講，兒童所屬圈子的希望感越高其抑郁越低。首先，同伴圈子確實能給圈子中的個體帶來積極影響，加入到圈子的兒童表現出更成熟的社會能力，可以擁有圈子成員之間的討論互動的機會，這能促進對新問題的解決[35]。其次，希望感作為一種積極心理品質存在于圈子中，把群體水平的積極氛圍進一步發揮出來，這對個體的成長與心理適應有重要意義。以往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加入符合社會規范的或親社會型的同齡群體可以防止高危兒童心理適應困難[36]。

最后，圈子希望感對同伴侵害與抑郁的關系存在調節效應。高希望感的圈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沖同伴侵害對抑郁的影響效應，即圈子的高希望感水平對受侵害個體的心理適應起到保護作用。這種同伴圈子層面對個體層面產生的影響得到群體社會化理論的支持。該理論認為同伴圈子對兒童的社會化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影響圈子成員的個人行為[37]。有研究發現，以親社會為主導的同伴圈子，其成員的心理適應更好。而以攻擊性為主導的圈子，其成員的攻擊行為會增加，并會引起學習困難和情緒適應困難等問題[36]。同理，一個高希望感的同伴圈子也一定程度上能促進圈子成員的情緒適應。再者，希望感的社會-認知理論也揭示了個體希望感是在與環境的持續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因此兒童在圈子中的良好關系氛圍中形成的高希望感對其社會心理適應有著積極影響。同伴侵害是個體可能遇到的困難問題，在高希望感的圈子中，成員們可以相互溝通與支持，從而減少消極事件帶來的心理沖擊，緩解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