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欺凌與青少年感知生理癥狀的關系：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部瓊陽，呂薇

（陜西師范大學心理學院，陜西省兒童青少年心理與行為健康重點研究中心，陜西省行為與認知神經科學重點實驗室，西安 710062）

同伴欺凌是指個體感受到的同伴在肢體、人際關系或語言上表現出的蓄意且重復性的攻擊行為[1]。同伴欺凌是一種對青少年身心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的重要環境因素[2]。感知生理癥狀作為身心健康狀態的主觀指標，是指個體感知到的一系列軀體化癥狀或者偏離健康的身體變化，如頭痛、背痛、腹瀉等不適感[3]，這種廣泛的軀體感受能夠反映個體當前的主客觀健康狀況并預測未來的健康結果[4]?，F有研究表明，受欺凌的兒童和青少年更容易出現健康狀況不佳[5]以及胃痛、頭痛、胸痛等身體癥狀[6-9]?；诖?，本研究提出假設1：同伴欺凌與感知生理癥狀之間呈顯著正相關。盡管現有研究已經探討了同伴欺凌和青少年身心癥狀之間的關系，但對于這一關系的內在機制研究仍很有限。

同伴欺凌是一種會導致個體出現抑郁和焦慮等情緒障礙[10，11]的社會壓力源。抑郁往往與悲傷、絕望等感受相關，而焦慮則以恐懼情緒為主，同時涉及擔心、憂慮等感覺[12，13]。大量研究表明，同伴欺凌會增加兒童[14]和青少年[15，16]的抑郁和焦慮。最新的縱向研究也發現，同伴欺凌可以預測當下及多年后的抑郁和焦慮[17，18]。癥狀感知假說[19]認為，負性情緒與身體癥狀主訴有關。高負性情緒的人因為對疼痛更加敏感，可能會將正常身體感受視為身體病癥或疼痛。實證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理論，發現抑郁和焦慮會增加個體的感知生理癥狀[20，21]。Herge 等人通過縱向研究發現，關系欺凌和聲譽欺凌通過抑郁與青少年的身體癥狀間接相關，關系欺凌通過社交焦慮與青少年的身體癥狀間接相關[22]。另一項研究發現抑郁和焦慮平行中介了同伴欺凌和疼痛問題之間的關系[23]。盡管以往研究對抑郁和焦慮在同伴欺凌與部分身體癥狀關系中的中介作用進行了初步探討，但考慮到感知生理癥狀包括睡眠問題、疼痛、感冒、咳嗽等更為廣泛的生理感受，同時考慮到抑郁和焦慮的高并發性[24]以及相對獨立性[25]，本研究將進一步深入探討抑郁和焦慮在同伴欺凌與廣泛性生理癥狀關系中的作用，并提出假設2：抑郁和焦慮在同伴欺凌與感知生理癥狀之間具有平行中介作用。

此外，心理彈性作為反映壓力應對的重要個體差異變量[26，27]，是指一種保護個體免受壓力源的潛在負面影響并靈活地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的能力[28]，包括積極的自我概念、自信、有效的問題解決能力[29]等，這些特征可以幫助個體成功應對負面的生活事件[30]。實證研究發現，較高的心理彈性可以減輕同伴欺凌對移民兒童、青少年的抑郁[31，32]以及女孩的社交焦慮[33]造成的影響。Ross 等人[34]發現，與低心理彈性的個體相比，經歷早期童年逆境的高心理彈性個體，在成年后發生健康問題的概率更低?，F有研究已證實心理彈性對同伴欺凌與身心健康關系具有調節作用，但有關心理彈性在同伴欺凌影響感知生理癥狀的內在機制中具有怎樣的作用，仍有待進一步探討。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心理彈性可能在同伴欺凌、抑郁、焦慮和感知生理癥狀的中介模型中起調節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方便取樣，在陜西安康招募737 名初中生參與本研究。4名學生的數據因信息不完整或筆跡模糊被剔除。最后的有效樣本包括733 名學生，其中女生385 人（52.5%），男生348 人（47.5%），年齡12～14 歲（M=12.4，SD=0.5）。此前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可以通過自評量表來評估他們遭受同伴傷害的情況[32，35]。

1.2 工具

1.2.1 特拉華欺凌受害量表（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Student, DBVS-S） 同伴欺凌采用特拉華欺凌受害量表[36]來測量。該量表包含12道題目，包括語言欺凌、身體欺凌、社會和關系欺凌維度，采用6 點計分，分數越高，表明受同伴欺凌的程度越嚴重。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9。

1.2.2 流調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流調中心抑郁量表[37]包含20 個題目，采用4 點計分，分數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該量表在中國青少年群體中的信效度良好[38]。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5。

1.2.3 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焦慮自評量表[39]包括20 個題目，采用4 點計分，分數越高，表明焦慮水平越高。該量表在中國被試群體中的信效度良好[40]。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4。

1.2.4 Cohen-Hoberman 生理癥狀量表（Cohen-Hoberman Inventory of Physical Symptoms, CHIPS）采用Cohen-Hoberman生理癥狀量表[4]評估被試在過去兩周受到的生理癥狀困擾。量表包括33個題目，采用5點計分，分數越高，代表感知到的生理癥狀越嚴重。中文版Cohen-Hoberman 生理癥狀量表在中國被試群體中的信效度良好[41]。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

1.2.5 青少年心理彈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RSCA） 青少年心理彈性量表[42]包含27個題目，分為目標專注、情緒控制、積極認知、家庭支持、人際協助5 個維度。該量表采用5點計分，分數越高表示心理彈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6。

1.3 數據處理

使用SPSS 21.0進行數據分析。首先，進行描述性統計和Pearson 相關分析。其次，使用PROCESS v3.5 宏進行條件過程分析[43]，探究抑郁和焦慮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彈性的調節作用。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44]。結果表明，21個因素的特征根大于1，其中第一個因子解釋了總變異的18.66%，低于40%的臨界標準[45]，說明本研究沒有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如表1所示。同伴欺凌與感知生理癥狀、抑郁和焦慮呈顯著正相關，與心理彈性呈顯著負相關。抑郁與焦慮和感知生理癥狀呈顯著正相關，與心理彈性呈顯著負相關。焦慮與感知生理癥狀呈顯著正相關，與心理彈性呈顯著負相關。感知生理癥狀與心理彈性呈顯著負相關。

表1 各變量均值及相關分析結果

2.3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使用SPSS PROCESS 中的Model 59 檢驗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見表2）。方程1表明，同伴欺凌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的抑郁水平（β=0.30，SE=0.03，t=8.75，95%CI=[0.24,0.37]，P＜0.001）。方程2表明，同伴欺凌顯著正向預測焦慮水平（β=0.31，SE=0.04，t=8.38，95%CI=[0.24，0.38]，P＜0.001）。方程3表明，同伴欺凌、抑郁和焦慮顯著正向預測感知生理癥狀（β=2.18，SE=0.44，t=4.98，95%CI=[1.32，3.04]，P＜0.001；β=5.11，SE=0.53，t=9.69，95% CI=[4.08，6.15]，P＜0.001；β=4.15，SE=0.47，t=8.83，95%CI=[3.23,5.07]，P＜0.001）。由以上結果可知，抑郁和焦慮在同伴欺凌與青少年感知生理癥狀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焦慮和心理彈性的交互項顯著負向預測感知身體癥狀（β=-1.86,SE=0.44,t=-4.26,95%CI=[-2.71,-1.00],P＜0.001），說明焦慮與感知身體癥狀的關系受到心理彈性的調節。

表2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為了進一步探究心理彈性的調節作用，本研究采用簡單斜率分析計算當心理彈性低于平均值1個標準差和高于平均值1 個標準差時，焦慮與感知生理癥狀的關系。結果顯示，在心理彈性較低的青少年中，焦慮與感知生理癥狀呈顯著正相關（simple slope=6.01，t=9.90，P＜0.001），在心理彈性較高的青少年中，焦慮與感知生理癥狀的顯著正向關系變弱（simple slope=2.29，t=3.40，P＜0.001）。

最后，采用Johnson-Neyman 技術來進一步探究條件間接效應的連續變化過程?？梢园l現，當心理彈性的值低于1.38 時，同伴欺凌通過焦慮對感知生理癥狀的間接效應是顯著的。而當心理彈性的值高于1.38 時，同伴欺凌通過焦慮對感知生理癥狀的間接效應不顯著，表明心理彈性緩沖了焦慮對感知生理癥狀的正向預測作用。見圖1。

圖1 心理彈性對條件間接效應（同伴欺凌通過焦慮對感知生理癥狀的間接效應）的影響

3 討論

本研究考察了同伴欺凌與青少年感知生理癥狀的關系，以及抑郁和焦慮在這一關系中的平行中介作用，心理彈性在這一中介模型中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同伴欺凌和感知生理癥狀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而抑郁和焦慮在這一關系中分別起部分中介作用，且高心理彈性可以緩沖焦慮和感知生理癥狀之間的關系。

與假設1 相一致，同伴欺凌與感知生理癥狀呈顯著正相關。與此前的研究相似[6，7，9]，這一結果表明，同伴欺凌是影響身體健康的一個風險因素，被欺凌的青少年更可能出現不適的身體感受。和其他形式的壓力事件一樣，同伴欺凌會增加壓力荷爾蒙（如皮質醇）的分泌，從而抑制免疫系統的功能[46，47]，導致健康問題的增加。另一種解釋是，感知生理癥狀是學生避免同伴欺凌的應對策略。學生通過表達身體上的不適感受讓父母向學校請假來避免同伴欺凌的發生，并獲得社會支持和老師家長的關注[48]。這一研究結果強調，父母、教育工作者和醫生應該特別關注報告身體癥狀的青少年是否經歷了同伴欺凌。

與既往研究相呼應[22，23]，在青少年中，抑郁和焦慮分別中介同伴欺凌和感知生理癥狀之間的關系，這一結果支持了假設2。抑郁和焦慮這兩種典型的消極情緒相對獨立[25]，均可作為同伴欺凌影響感知生理癥狀的內在機制。由同伴欺凌導致的羞恥感和絕望感被認為是抑郁的風險因素[49，50]，同時，對同伴欺凌的持續高度警惕狀態可能導致焦慮[34]。這一研究結果也支持了癥狀感知假說[19，51]，即抑郁與對過去癥狀的夸大回憶相關，而焦慮與即時癥狀的夸大報告相關[20]。因此，同伴欺凌通過增加抑郁和焦慮的水平進而增加了感知生理癥狀。

本研究進一步擴展了已有研究，發現心理彈性在焦慮和感知生理癥狀之間起調節作用，這一結果部分支持假設3。焦慮和感知生理癥狀呈正相關，但這一關聯在高心理彈性的青少年中減弱。此外，只有當心理彈性低于1.38時，同伴欺凌通過焦慮對感知生理癥狀的間接影響才是顯著的。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34]，本研究進一步揭示了高心理彈性可以緩沖焦慮帶來的感知生理癥狀。根據素質-壓力模型，高心理彈性作為一種素質因子能減少青少年在消極環境中受到的影響[52]，從而保持健康。與假設3不同的是，本研究沒有在同伴欺凌與感知生理癥狀的直接效應和其他間接效應中發現心理彈性的調節作用。雖然以往研究認為心理彈性作為一個保護因素可以緩沖同伴欺凌產生的負面影響，但也有其他的研究結果發現，多種形式的欺凌會對個體的心理彈性水平產生不利影響，導致心理彈性的調節作用很弱或不存在[53，54]。

綜上，本研究表明，同伴欺凌與青少年感知生理癥狀呈顯著正相關，抑郁和焦慮在其中起平行中介作用，心理彈性緩沖了焦慮對感知身體癥狀的負面影響。本研究結果強調提高心理彈性和預防同伴欺凌的重要性，為家庭和學校教育實踐提供了一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