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過度保護與大學生困難解釋風格：真實性和抑郁的鏈式中介作用

李永雪，畢重增

（西南大學心理學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西南大學心理學部，重慶 400715）

大學生面臨學業、人際、就業等各方面的壓力和困難，如何面對以及選擇什么樣的方式處理遇到的困難至關重要。困難解釋風格是指對困難的基本看法和態度。面對困難，有些人采取進取性解釋風格將困難視為自我成長的機會[1]；有些人采取不可能性解釋風格將困難視為不可能完成的挑戰[2]。進取性解釋風格促使人們勇敢面對困難；不可能性解釋風格使人們出現逃避和放棄行為[1]。根據生態系統理論，家庭是與個體發展最為密切的微觀系統[3]，影響個體各方面的發展與完善。大學生的父母過度保護是指父母由于過分關心子女采取的超出子女需要的過度教養行為[4]。研究表明父母過度保護是影響個體心理適應和社會適應的重要風險因素，包括挫折承受力[5]、學業困難[6]等。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個體發展的關鍵是滿足他們的自主、能力和關系需要[7]。而父母過度保護限制個體自主需要和能力需要的發展，導致子女出現低需要滿足感和需要挫敗感[5]，促使個體形成依賴心理。因此，子女在遇到困難時，會尋求父母的幫助，認為自己不能解決困難問題。據此，提出假設1：父母過度保護正向預測大學生的不可能性解釋風格，負向預測其進取性解釋風格。

真實性是指個體做真實自己的程度，是個體自主性動機得到滿足時產生的一種有助于個體積極心態建設的穩定體驗[8]。根據自我決定理論，當個體具有自主性和自我決定時，個體就是真實的[7，8]。而父母過度保護不利于個體自主、能力和關系需要的滿足[5]，影響真實性的形成[9]。從本質上看，當個體的內在體驗受到父母的否定或壓抑時，可能導致個體忽略或隱藏自身真實的想法和行為，更傾向于表現出能夠獲得父母認可的行為[10]，進而形成一種不真實的自我表現模式。而真實性與個體自我價值感的發展與維持有關，真實性越高的個體，自我價值感和生命意義感也越高[11]。他們更有可能采取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積極應對方式，在困難事件中發現積極意義和新的可能性，并調動自身的積極性和保護性因子成功應對困難事件[12]。即真實性水平越高的人，越具有積極的力量，在接納自己的同時能夠朝著理想目標努力，在遇到困難時也更傾向于采取進取性解釋風格。鑒于此，提出假設2：大學生的真實性在父母過度保護與困難解釋風格間起中介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近四分之一的女性和六分之一的男性可能會出現抑郁情緒[13]。抑郁是一種心境持續低落、厭惡活動的消極情緒狀態[14]。根據抑郁的認知模型，抑郁情緒的產生和個體與關鍵人物之間的交往質量有關[15]。父母過度保護、與父母關系疏離等非適應性教養方式是抑郁情緒產生的重要誘因[5]。大量研究證實了過度保護與抑郁之間的正相關關系[13，16]。過度保護意味著父母過度干預個體、左右個體的抉擇、抑制個體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削弱個體自主、能力和關系需要的發展[5]。而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滿足的個體更有可能出現抑郁情緒[17]。抑郁情緒常伴隨悲傷、喪失興趣、精力不足、無意義感和無價值感等消極體驗[18]，導致個體缺乏自我肯定，傾向于采用消極歸因方式應對生活事件[19]。此外，貝克提出的抑郁認知理論也指出處于抑郁情緒的個體對自身能力抱有消極的態度，認為自己無法解決問題，成功希望渺茫[20]。因此，個體的抑郁情緒越高，在面對困難時越容易認為自己無法解決問題。據此，提出假設3：大學生的抑郁在父母過度保護與困難解釋風格間起中介作用。

研究發現，抑郁同時也會受到真實性的影響[21，22]。作為一種積極品質，真實性與個體的自我成長、自主性、自我實現有關。個體真實性越高，越能意識到和接受自己的優缺點，并愿意真實地表達內心的感受和觀點[9]。真實性有助于個體充分發揮潛力，促進自我實現，進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9，10，22]。真實性越高的個體往往具有更高的自主感、幸福感等積極心理健康指標，較少出現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9，22，23]。具體而言，當個體向他人隱瞞真實自我時，會出現抑郁等消極情緒；而真實性水平越高的個體越能夠滿足其基本心理需要，表現出較少的抑郁情緒[24]。根據抑郁的素質壓力理論，個體抑郁情緒的產生受到壓力和個體素質的共同影響[25]。父母過度保護作為個體受到的社會環境壓力，與個體真實性共同影響抑郁情緒。鑒于此，提出假設4：大學生的真實性和抑郁在父母過度保護與困難解釋風格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法，通過網絡向在校大學生發放并回收問卷744份，剔除無效和缺失問卷，最終得到有效問卷706份，有效率為94.89%。其中，男生393人(55.67%)，女生313 人(44.33%)。年齡17 至24 歲，平均年齡20.81歲(SD=1.61)。

1.2 研究工具

1.2.1 簡式父母教養方式問卷 采用蔣獎等[26]修訂的簡式父母教養方式問卷中父母過度保護分量表測量父母過度保護程度。共計16 道題項，采用Likert 4 點計分，分數越高代表父母在教養方式上更多地表現出過度保護的特點。在本研究中父母過度保護分量表的克龍巴赫α系數為0.87。

1.2.2 真實性量表 采用宋莉莉等[22]修訂的真實性量表測量真實性程度。共計12 道題項，采用Likert 7 點計分法，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真實性越高。在本研究中真實性量表的克龍巴赫α系數為0.85。

1.2.3 抑郁-焦慮-壓力量表 采用龔栩等[27]修訂的抑郁-焦慮-壓力量表簡體中文版中的抑郁分量表測量抑郁情緒。共計7道題項，采用Likert 4點計分法，得分越高表明個體抑郁情緒越嚴重。在本研究中抑郁分量表的克龍巴赫α系數為0.91。

1.2.4 困難解釋風格量表 分別采用Fisher和Oyserman[2]編制的不可能性解釋風格量表和Yan等人[1]編制的進取性解釋風格量表測量困難解釋風格。不可能性解釋風格、進取性解釋風格量表各4道題項，采用Likert 7點計分法，得分越高表明個體在面對困難時選擇該解釋風格的程度越強。在本研究中不可能性解釋風格分量表、進取性解釋風格分量表克龍巴赫α系數分別為0.79和0.77。

1.3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24.0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描述性統計分析與相關分析，采用PROCESS宏程序進行鏈式中介效應分析，采用Bootstrap 法進行鏈式中介效應的顯著性檢驗。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Harman 單因子檢驗結果顯示，有9 個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7.9%，小于40%的臨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2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如表1所示，父母過度保護與抑郁、不可能性解釋風格顯著正相關，與真實性、進取性解釋風格顯著負相關；真實性與抑郁、不可能性解釋風格顯著負相關，與進取性解釋風格顯著正相關；抑郁與不可能性解釋風格顯著正相關，與進取性解釋風格顯著負相關；進取性解釋風格和不可能性解釋風格顯著負相關。

表1 研究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結果

2.3 真實性和抑郁在父母過度保護與困難解釋風格間的鏈式中介效應分析

采用Hayes 編寫的PROCESS 中的模型6[28]對真實性和抑郁在父母過度保護與大學生困難解釋風格之間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使用Bootstrap 方法，重復抽樣5000 次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并計算95%置信區間。結果如圖1 所示。未加入中介變量前，父母過度保護正向預測大學生不可能性解釋風格(β=0.43,P＜0.001)，負向預測大學生進取性解釋風格(β=-0.12,P＜0.01)。在加入真實性和抑郁兩個中介變量之后，父母過度保護負向預測真實性(β=-0.41,P＜0.001)，正向預測抑郁(β=0.31,P＜0.001)；真實性負向預測不可能解釋風格(β=-0.38,P＜0.001)，正向預測進取性解釋風格(β=0.26,P＜0.001)；抑郁正向預測不可能解釋風格(β=0.25,P＜0.001)，負向預測進取性解釋風格(β=-0.22,P＜0.001)。此時，父母過度保護正向預測大學生不可能性解釋風格(β=0.14,P＜0.001)和進取性解釋風格(β=0.10,P＜0.05)。

圖1 父母過度保護預測困難解釋風格的鏈式中介模型

中介效應的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在大學生父母過度保護和不可能性解釋風格關系中，真實性的中介效應值為0.16，抑郁的中介效應值為0.08，真實性和抑郁的鏈式中介效應值為0.05，三條間接路徑均顯著。在大學生父母過度保護與不可能性解釋風格關系中，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67.44%。此外，在大學生父母過度保護和進取性解釋風格關系中，真實性的中介效應值為-0.11，抑郁的中介效應值為-0.07，真實性和抑郁的鏈式中介效應值為-0.04。三條間接路徑效應值均為負值，與直接效應值(0.10)符號相反，這說明真實性和抑郁在大學生父母過度保護與進取性解釋風格之間起到“遮掩效應”[29]。

表2 父母過度保護預測困難解釋風格的鏈式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3 討論

大學生面臨各方面的壓力和困難，如何面對以何種方式處理所遇到的困難對于其適應至關重要。本研究探究大學生父母過度保護與困難解釋風格的關系，并考察真實性和抑郁的解釋作用。結果發現，父母過度保護能夠直接或通過真實性與抑郁的鏈式間接路徑預測大學生的不可能性解釋風格和進取性解釋風格。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父母過度保護直接正向預測不可能性解釋風格，負向預測進取性解釋風格，驗證假設1。已有研究表明，父母過度保護會削弱子女的問題解決能力[30]。過度保護型父母過分干涉子女，不僅限制子女解決問題能力的發展，還會導致子女出現自我否認和自我懷疑的心態[31]，因此個體在應對困難時感到無能為力，認為自己不可能成功解決困難問題。同時，本研究還發現，在加入真實性和抑郁兩個中介變量后，父母過度保護改變了大學生進取性解釋風格的方向，且中介效應占比較高，提示真實性受壓抑和抑郁增加是父母過度保護影響大學生面對困難傾向于消極應對的內在機制。而納入中介因素的直接效應是正向的，這意味著父母的保護在去掉過度、消極因素后，子女更傾向于積極地看待困難，所展示的是父母保護為子女提供愛和支持帶來的積極效應。即父母提供的保護性環境讓子女適時應對潛在的風險和困難，鼓勵他們更勇敢地去探索新領域，是成長的安全后盾。換言之，適度的父母保護是有利于子女面對困難和挑戰的。

研究結果驗證了假設2，即真實性在父母過度保護和大學生困難解釋風格間起中介作用。一方面，父母過度保護和大學生的真實性顯著負相關，這與前人研究一致[21]。父母過度保護是未考慮到個體的發展狀況，父母提供了與個體發展需求不匹配的過度保護[5]，也意味著需要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這種盲目服從社會環境力量反映了個體需要隱藏自己真實的想法和行為，而被迫呈現虛假的自我和行為，這損害了個體的真實性[7，11，32]。另一方面，真實性與大學生困難解釋風格具有適應性的相關，這契合真實自我建設性的性質。真實自我是實現個體人生價值的內部推動力，能推動個體挖掘潛能、朝著理想自我努力[11]。真實性是個體健康生活的本質所在，真實性越高，個體越能保持自我價值感，擁有越高的自尊感，更樂于積極探索和實現自己的價值，對生活更具有掌控感，能夠體驗到更多的意義感[11，22]。即越真實的人越擁有積極的力量，能夠朝著理想目標進行奮斗，成就自己[33]。也正因為如此，真實性能夠讓人面對不良情境“不畏艱險”，積極應對[11]。

研究結果也支持抑郁是父母過度保護影響大學生困難解釋風格的解釋因素，驗證了假設3。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個體發展良好的基礎是自主需要得到滿足[7]，而父母過度保護會阻礙或抑制個體自主需要的發展，導致個體出現適應不良[5]，出現更多內化癥狀[5，16]。同時，不良的親子關系(如父母過度保護等)會促使個體形成消極的認知圖式、自我評價、依戀模式(如焦慮型依戀)，增加抑郁易感性[13，34]。而抑郁情緒不但會助長個體消極自我概念的發展[35]，導致個體對自身的能力缺乏自信，認為自己是無用的、無價值的，還會使個體以消極的態度看待生活事件[19]，應對困難效能低。由此，父母對子女的過度保護導致個體對父母產生過度依賴，在出現壓力或困難事件時容易出現消極情緒。而抑郁等消極情緒又腐蝕個體的自我價值與效能感，強化面對困難的消極態度，即來自父母保護的抑郁感成為應對困難境況偏好不可能性解釋風格的情緒因素。

本研究發現真實性和抑郁在父母過度保護與困難解釋風格的關系中起鏈式中介作用，假設4 成立。這進一步支持真實性與個體心理健康密切聯系的觀點。真實性越高的個體越能對自身的經歷和感受保持無評判的、開放的、接納的態度，產生較少的身心癥狀[9]。真實性有助于個體產生目標感。如果個體感到與真實自我脫節，他們很難遵循感知到的目標，并可能在他們努力追求目標時體驗到一種無目的感[11]，進而產生抑郁情緒。根據抑郁的素質-壓力模型[25]，壓力與個體的行為、認知共同對抑郁情緒產生影響。父母過度保護使大學生得不到應有的良性支持，進而剝奪個體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和自我決定的發展[5]，阻礙其真實性的表達。而自我疏離將使個體產生抑郁情緒[21]，進而導致個體在經歷生活事件時容易采取消極態度，形成不可能性解釋風格，認為自己無法應對困難。綜上所述，父母過度保護會損害大學生真實性的發展，容易使個體出現抑郁等內化問題，并影響個體面對困難時的心態。

本研究揭示了父母教養方式對大學生困難解釋風格的內在作用機制，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社會環境因素將如何直接、間接作用于大學生的困難解釋風格。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本研究僅采用類型化的視角探討父母教養方式下的父母過度保護維度對個體面對困難時采用的解釋風格的影響，可能存在過分夸大這一教養方式的可能性[36]。后續研究可以采用個體中心法，關注父母教養方式的實質類別[37]對個體面臨困難時采取的解釋風格的影響。其次，本研究通過橫斷研究考察父母過度保護與困難解釋風格之間的關系，并不能獲得明確的因果關系，未來研究可以采用交叉滯后或縱向追蹤等研究設計探討父母過度保護與困難解釋風格的關系及其內在作用機制。

在實踐層面，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教育參考價值。父母保護有助于避免青少年受到外界傷害，給個體提供充足的安全感、歸屬感和愛。然而，隨著年齡增長和心理社會能力的發展，父母一味地保護可能會導致子女成為“溫室里的花朵”，壓制其自主性、關系和能力需要的滿足，反而影響其健康發展。因此，父母應該根據不同年齡階段和發展水平的需求，在保護和賦權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狀態，給予孩子自由成長和自主選擇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