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先生：當代中國人文學研究的重要視角

我的專業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始終有濃厚的興趣。我對當下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研究，在滿懷焦慮的同時，又充滿好奇心：在后疫情時代的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變動中，和我們每個人生存息息相關的文學與研究，在面對危機的同時，又迎來什么新的機遇，擁有哪些“歷史再出發”的新的可能性？正是在這樣的困惑和期待下，我讀到了李靜的《賽先生在當代：科技升格與文學轉型》，眼睛為之一亮：我欣喜地發現，在年輕一代學者中，還有人在通過回顧“歷史”、總結“現狀”，來尋求、思考、討論中國當代文學與研究（背后更有當代中國社會和個人發展）的“未來”之路。盡管由于時代與知識結構的距離，我對她的論述，還有許多不懂之處，但仍愿意如實寫下我的關注與思考。

我想從2022年所寫的《商金林學術研究的“現代中國人文史”視野》一文說起。文章談及商先生發現的關于魯迅的一個重要史料：1930年代，日本學者翻譯、出版了《大魯迅全集》，在所擬廣告詞里給予魯迅兩個重要評價。一是明確提出，要關注和研究“現實的活的中國”：它對于世界是一個“偉大的謎”；“解開這個謎的唯一鑰匙，就是這部《大魯迅全集》”。二是對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研究方法，作出新的概括：不僅研究“從古代到近代支那小說”，也論述了“政治、經濟、民族、社會與小說之間的相互影響與作用”，這就“超越了文學史，達到人文史的頂峰”。正當我為商老師的新發現興奮不已時，又注意到，也就在2022年9月，在陳平原老師的倡導下，北京大學成立了“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我立即敏感到，這絕非偶然。其所提出的是一個“解開‘現實的活的中國之‘謎”的學術使命，以及相應的超越文學史的“人文學”研究視野與方法：它很有可能在21世紀初歷史大變動中，為陷于困境的中國文學創作與研究提出了一個新思路，以至新方向。我因此在文章里響應商金林、陳平原二位的倡議，明確提出要“接著魯迅往下想，往下寫，往下做”，突破“重傳統，輕現、當代研究”的學術現狀，重振“現、當代中國”的“人文學”研究，認真總結20世紀、21世紀初的中國經驗與中國教訓，以解析“現實的活的中國之謎”。

此刻放在我們面前的這本李靜的新著，就是我所期待的，解析“現實的活的中國”之“謎”的“人文學”著作。作者的獨特之處在于，她不僅自覺于此，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獨特視野：以“賽先生在當代：科技升格與文學轉型”為突破口。本來“賽先生”和“德先生”一樣，都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學的主題詞；現在作者將其延伸到當下，研究“賽先生在當代”，討論“現代社會與現代中國人生活中的科學，探究科學的社會化進程”及其“敘事系統”，從而將“科學”與“文學”，及其背后的社會、思想、政治、文化有機統一起來：這本身即構成了本書的最大特色與貢獻。

書中包含了獨特的“科學觀”：“在中國語境中，理性與道德、知識與正義、科學與文化是一體兩面的，而非彼此孤立。在現代化轉型中，科學一直是高度人文化與道德化的，與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密切互動?！闭菑倪@樣的科學觀出發，“本書關注的不是思想史和制度史里的‘科學”，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國現代轉型的不同階段中”。于是，李靜又有了一個獨特發現：在當代中國的現代轉型中的兩個關鍵時刻，“賽先生”都是一個核心性存在，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書也是以這兩個歷史時刻，結構成“上”“下”兩篇。

上篇題為“歷史轉軌中的‘賽先生”。她發現，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國，正處于“由‘文革向‘改革過渡”的歷史時期。1988年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由此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于是，就出現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中以陳景潤為代表的“科學家（知識分子）英雄”形象的誕生。這也就意味著毛澤東時代“工農兵英雄形象的退場，科技人才成為更有價值的新人代表”。這標志著價值觀念、人生理想、選擇的巨大變化。正如本書引述的北京大學教授的自述，彼時他還是年輕學子：“陳景潤對專業研究的認真勤奮，對時事政治的冷漠態度，對日常生活的毫不講究，都與‘文革時代形成強烈反差，我們狂熱地崇拜他。他的生活觀念或者說生活方式，深刻地影響了這一代的許多人?！标惥皾櫋坝煽茖W怪人轉變為美的化身”，表征著新時期“對于‘人的理解方式正悄然轉變”，“為理性而生”的“知識分子”也因此被“高度道德化”。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即明確宣布：“我們的科學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致力于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作出貢獻，就是紅的重要表現，就是紅與專的統一?！编囆∑竭€同時還“定位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真可謂“石破天驚”。這樣的“知識（科學技術）”的新定位，“知識人”的誕生，為此后的改革開放，中國逐漸成為科技強國和經濟強國，顯然奠定了基礎。

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下篇”關于“2016年以降移動互聯網時代”，開啟了“當代文明轉型”的討論。在我看來，這是李靜的另一個重要概括。她指出，“2016年是所謂人工智能元年。伴隨著智能手機、移動終端的普及與應用，科學技術重構了衣食住行全方位的生活系統。在數碼文明轉型的時代中，科技已融入身體經驗，作用于環境本身，科技、資本與民族國家深度綁定”。這樣一個新時代、新文明，與高科技的新結合，其本身就是高科技（人工智能）的產物。而如她所強調，“數碼文明時代前所未有地為大眾帶來參與文化的渠道，帶來各種聯接的可能性”。高科技也為國家對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教育的全面管控，提供技術的支撐。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知識分子的角色，他們早已不再是居高臨下的啟蒙者，而是擁有了深入社會、進入年輕一代生活中的可能，獨立知識分子的批判功能在網絡找到了施展空間，成了“公共知識分子”。而人工智能的發展，導致機器人挑戰了人的功能與作用，由此更是不可回避地提出了“人類向何處去”的問題。這既引發關于人的未來的好奇與想象，更導致人的精神的焦慮與絕望。如本書中所寫：“虛無主義、神秘主義，甚至新蒙昧，新迷信正在上演。而情緒極化，普遍性失落與反智傾向正在蠶食著我們的文化土壤?！睌荡a文明帶來的“歷史巨變”才剛剛開始，一切有待于我們的持續觀察與思考。

這樣，李靜通過抓住兩個時代：“由‘文革向改革過渡的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及2016年以降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把1978—2023年四十余年的當代中國巨變拎了起來。開拓了一個極為廣闊、豐富的人文學研究空間。

李靜不僅自覺選擇了一個全新的課題，開拓了獨特的研究空間，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或許這才是我最感興趣的。我特別關注的，有三個方面：

其一，她對科學文化的研究，不僅注意科學的思想觀念與文化形態，還牢牢把握其“敘事系統”，即科學的建構與敘述。她是從“科學與文學”的關系入手來展開自己的科學人文學研究。其研究方法就是進行“科學故事的個案研究”。而文學書寫中的科學故事的最大特點就是“高度情境化、經驗性與差異化”，以及高度個體化，對細節的著意關注，等等。這就避免了科學理論與科學史研究對科學的概括敘述可能帶來的抽象化、簡單化、單一化等問題，從而有助于復原實際生活中科學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個體性。文學修辭書寫的科學故事，也更便于發揮“文學在預示、警示、反思等方面的能動作用”，以及“想象力與創造力”帶來的文學魅力。

我讀李靜這本專著，最感驚異的是，全書只講了七個“科學—文學故事”：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劉心武的《班主任》，葉永烈的《小靈通漫游未來》，互聯網時代的“詩歌創作的機器擬人與人擬機器”，“四大名著的接受”，以及魯迅代表的“現代經典的后現代命運”，但我卻從中看到了改革以降四十余年間的歷史巨變，尤其是社會階層的變化導致社會結構、政治結構的變化，比如，從20世紀70年末80年代初老干部上任、老工人退出，“知識分子英雄”登場，中國教育的新階段開啟，這些真讓我浮想聯翩。而2016年以來的互聯網時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巨大變化，對“未來”的想象，對人際關系的處理，對自我生存方式與生命形態的選擇，更激發了我的好奇心與想象力。這正是我所欣賞與追求的學術境界：不僅給讀者提供相關的知識、文化與研究者的思考，而且能夠喚起讀者的歷史記憶、經驗和生命體驗，激發讀者的想象力與創造力。

其二，關于學術研究的“歷史性”，李靜也別有見地。她強調了兩個側面。一是要“進入歷史情境”，對當事人的選擇懷有理解與同情；二是要正視選擇的“后果”，展開當下的反思。她清醒地意識到，所謂“歷史”是一個逐步展開的過程：當事人在不知后果的情況下，作出自己的選擇；而我們今天的研究者所面對的，卻是當年的選擇帶來的后果。研究者所要堅持的“歷史性”，就是要置身于“當時”的歷史情境，又置身于“當下”的歷史情境。這就產生了研究者歷史敘述的復雜性與反思性。我因此注意到，她關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知識分子英雄化”的出場故事的講述，不僅談到當時從“文革”轉向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下，知識分子淡化政治，轉向專業化的歷史合理性與正面作用；也不回避這樣的“急轉彎”帶來的深遠影響：“‘政治越來越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專屬‘政黨的事情，進而逐漸從個人的生活世界中退出。照此邏輯發展下去，人民參與現實政治的意愿、能力與渠道逐漸縮減，難以成為國家事務的能動參與者?！倍鞍殡S市場經濟以來的階層分化，寒門難出貴子，‘脫不掉的長衫等網絡熱詞出現時，證明我們已經置身于難以逆轉的后果之中了”：“知識與學歷不再是階層上升的有效渠道?！边@樣的“知識降格”就必然出現我所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種“正視后果”的歷史敘述，不僅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而且更能凸顯歷史研究的反思、批判功能。

其三，李靜在導論里宣布：“本書的主旨，是去追究科學何以社會化，以至其原理、方法、觀念甚至成為每個現代中國人的人生律令?！边@是她的另一個自覺追求：追尋學術研究與自我個體生命的聯接，把自己的“生命難題變成研究課題”，追問“自己投身的研究與批判”，與自己生活的社會、時代，更與自身的生命，到底有著什么關系與“意義”連接？她坦言：“書寫這本書的過程，也是照見自己成長與生活的過程?！边@樣的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相互融合的研究，使我想起了自己在《商金林學術研究的“現代中國人文史”視野》里的一個論斷：人文史研究的“人”，既包括作品所描寫的“人”，創作者自身，也包括研究者其“人”，讀者其“人”。人文，人文，就是“人物—作者—學者—讀者”四位一體的生命，因“文（文學形態）”而融合，發生精神的共振。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李靜既追求這樣的“融合”和“共振”，又清醒于其間不可避免的矛盾與沖突。她在后記里自嘲為“半新半舊之人”，“既不甘傳統，又懷疑潮流”。對于自己所關注，相關作品所描述的時代“科技故事”，其所顯現的“人”以及作者其“人”的觀察、選擇，是既產生共鳴，又有所懷疑的，因而“注定只能在持續焦灼中艱難地寫下心聲。而這心聲的價值或許不久便將消失殆盡”。這樣地對研究對象及自身的雙重懷疑，同時又共鳴的矛盾，就使得本書的研究與敘述，充斥一種焦慮與不安的氛圍：這恰恰是我最為看重的。

2023年10月31日—11月3日陸續寫成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