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驅動中國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研究

王 丹,惠 寧,許瀟丹

(西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黨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再次強調,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要堅持以實體經濟為重,防止脫實向虛;堅持穩中求進、循序漸進,不能貪大求洋……堅持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不能當成“低端產業”簡單退出。然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實體經濟“大而不強”的問題比較突出,亟需尋求新動能和新路徑推動傳統產業創新發展,實現實體經濟由大變強的歷史性跨越[1]。當前,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依托的數字經濟為傳統產業創新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新一輪科技和產業變革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變革,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重塑制造業原有價值鏈,工業互聯網、智能工廠等新模式,數字經濟重構行業競爭模式、重塑產業生態,改變傳統產業生產方式,研究數字經濟有效支持中國傳統產業創新發展,數據挖掘、人臉識別、云計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傳統產業應用,使得傳統產業創新能力出現質的突破迫在眉睫。

現有文獻關于數字經濟與創新發展的研究以企業層面和區域層面居多。企業層面,學者們從緩解融資約束和信息不對稱、加速知識擴散、提升企業運營管理能力等角度出發,證實了數字經濟對企業創新的積極影響。胡山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促進產學研協同以及提高專利回報率來實現企業突破式創新[2]。曹翠珍等認為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提升企業環境信息的披露質量,并且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影響[3]。溫珺等發現數字經濟對企業的進化效應能推動企業的變革式創新,數字經濟的知識擴散效應有利于產業鏈協同創新,數字經濟的規模效應有利于降本提效,推動產業結構調整[4]。謝康等從企業產品創新視角研究認為大數據要素作為資源基礎推動著企業能力的提高,最終促進產品創新績效的提升[5]。在數字經濟環境下,學者們認為數字化能力是企業進行商業模式創新的重要條件,企業數字化發展有利于創新人才集聚及降低不確定性,從而提高企業創新績效[6-7]。區域層面,學者們發現知識溢出、資源配置的優化、人力資本積累和創業活躍度等因素在數字經濟對區域創新的影響中起到了顯著的中介作用。韓兆安等詳細解讀了知識溢出的中介作用機制[8];趙星等則發現,除知識溢出外,人力資本積累和創新要素的優化配置也是重要的作用渠道[9]。金環等認為人力資本集聚效應和創業活力增強效應是數字經濟賦能城市創新的兩條重要路徑[10]。此外,梁琦等驗證了有效市場在數字經濟推動區域創新中的重要提升效應,及數字經濟的創新空間溢出效應[11]。姜偉等發現中心城市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帶來“技術紅利”,對外圍城市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12]。

關于數字經濟對產業創新的影響,現有文獻就數字經濟對高新技術產業、制造業等產業的創新展開了研究。袁徽文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有效提升高技術產業、尤其是電子通信設備制造業的創新效率,且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東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的創新效率提升效應高于中部地區[13]。李穎等從理論層面研究了數字經濟對制造業產業創新的影響,認為數字經濟通過數據要素驅動、底層技術推動、新型商業模式、產業組織變革等路徑賦能制造業產業創新[14]。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發現,雖然已有不少學者關注到了數字經濟對創新的影響效應,但目前研究以企業層面和區域層面居多,基于產業層面探討數字經濟對產業層面創新驅動效應的研究還有待豐富,鮮有文獻針對數字經濟驅動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影響展開研究?；诖?本文研究了數字經濟驅動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直接傳導機制,從產業升級、金融發展和消費需求等中介視角分析數字經濟驅動創新的間接傳導機制,并基于理論認知構建模型進行經驗論證。邊際貢獻在于:一是解釋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的影響路徑,為經濟決策提供依據和參考。二是以產業升級、金融發展和消費需求為中介探討數字經濟驅動與傳統產業創新發展。三是實證檢驗揭示了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存在區域異質性,東部地區的創新溢出強度大于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直接影響機理

本研究從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行為的內部影響和外部影響兩方面著手,對其直接傳導機制進行探討和分析。

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行為的內部影響可以從企業創新圈、創新資源配置、創新組織變革三個方面解釋。一是創新活動呈現以企業為主體的中心化特征,在數字經濟時代,企業處于創新活動的主體地位,與此同時生產消費者的崛起和社區生態化創新模式涌現,消費者、商家等市場參與者可以通過網絡空間發表意見、提供反饋等方式參與企業創新活動中,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圈,企業創新鏈得以延長[15]。二是創新資源配置方式變革,一方面,數據作為新的創新投入要素參與創新資源配置中,能夠有效打破行業壁壘,促進創新要素流動,有效提高創新資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產業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信息的不確定性,供求端和需求端的信息能夠更佳匹配。三是創新組織方式變革,一方面,數字經濟顛覆了傳統的辦公方式及場景,實時在線可交互的數據流和信息流使得創新主體可以跨區域、跨領域協同創新,推動了創新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數字經濟降低了成本、改變了競爭格局,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加速了信息流、資金流、物流的流轉,改變了空間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企業的擴張機制發生了改變,也打破了原來行業競爭格局;同時數字技術的發展觸發對企業戰略、商業模式、組織結構和運行體系的重構,加速了企業組織特性的變革[16]。企業創新模式3.0階段,企業創新行為更加重視資源整合和共生發展[17]。

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行為的外部影響可以從經濟壓力和社會壓力兩個角度解釋。從經濟壓力來看,大型互聯網公司不斷進行經營業務擴張,促成了網絡電商平臺、網絡直播帶貨、網約式服務以及智能制造的崛起,傳統零售業、傳統服務業和傳統制造業等產業市場容量不斷萎縮、面臨更強的競爭以及經營效益下降風險。根據企業行為理論,當傳統企業的市場空間和利潤來源受到外部沖擊時,傳統企業會重新審視現有的產業環境和現有技術,通過融入數字化潮流中來尋求新的增長突破口,從而促進企業的創新和戰略轉型。從社會壓力來看,當同一產業的其他競爭企業都進行了數字化轉型和創新模式變革時,企業面臨的“社會壓力”會越來越高。根據新制度理論的觀點,企業并非完全根據成本—收益目標采取決策行為,還取決于外部環境中其他企業的反應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要求,除此之外,政府以及消費者對于經濟發展、社會責任、生態環境的關注,都將迫使企業采取變革行動[18]。因此,企業所面臨的“社會壓力”會倒逼企業的革新。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1:數字經濟能夠有效促進傳統產業創新發展。

(二)間接影響機理

1.產業升級作用

作為一種更高級的新經濟形態,中國數字經濟產業規模大、數字應用場景豐富,數字基礎設施位于世界前列,數字技術在產業中的應用成為了推動產業升級的重要驅動力,通過產業數字化轉型能夠賦予傳統產業更加廣泛的創新空間。

首先,數字經濟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產業轉型升級,進而推動產業鏈高級化[19]。數字平臺的資源配置優化與功能集成作用促進了產業集群化發展,加強了產業鏈協同水平,數據作為關鍵要素賦能產業鏈上下游的數字化轉型,從而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20]。大數據平臺的存在打破了產業之間的交易壁壘和信息孤島,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還能夠降低數字鴻溝,加強產業之間的聯系和交流,促進產業融合,甚至創造出了新的產業[21]。其次,從微觀來看,產業升級推動著消費市場的持續性擴大,通過作用于企業、消費者和勞動者倒逼廠商的技術革新和產品創新。從中觀來看,數字經濟打破了原有的產業環境,打通了傳統產業產品的設計、生產、流通、服務環節,加速了研發設計、生產制造、業務重組的數字化進程,促進產業間的技術擴散和知識溢出,從而加速產業間的高效協同創新。從宏觀來看,傳統產業價值鏈的提升能夠使得產業更好地融入全球價值鏈,獲取國外的技術擴散和知識溢出,但產業升級也會由于發展環境的影響而產生貿易壁壘,因此將正向促進及反向倒逼企業自主創新[22]。隨著數字經濟發展壯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同時也面臨著創新資源的空間重置和不確定性的創新行為,從而推動著產業技術創新效率的漸進式上升[23]。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2:數字經濟通過促進產業升級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2.金融發展作用

傳統產業的創新活動往往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而數字技術的介入,會對區域資本和金融系統產生積極的影響,不僅推動了數字金融的誕生和發展,還通過打破信息壁壘保護了債權人的資金安全、提高了投資人的投資收益。

首先,數字技術催生了數字金融這一高級金融業態[24]。作為數字化技術與金融的結合體,數字金融能夠拓寬傳統金融的服務邊界,利用自身的低成本和低門檻的優勢解決融資約束問題,進而提升企業的創新水平和創新質量[25]。數字金融可以降低傳統金融對物理網點的依賴,具有更強的地理穿透性,還能為傳統金融覆蓋不足的“長尾企業”以及欠發達區域提供金融服務創造了條件,數字金融通過擴大金融供給對技術創新研發投入產生了“激勵效應”,這一效應使得原本缺乏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有機會投入創新資本和創新人力,實現企業創新變革[26-27]。其次,數字技術的運用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信息壁壘、加強了企業的財務信息和信用信息的披露,幫助債權人和投資人了解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減少金融交易過程中的風險溢價,保證資金安全的同時提高投資收益率,從而使得資本要素向優勢產業集聚,淘汰落后產能[28-30]。最后,傳統產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勢必要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加大業務創新、管理創新及技術創新等相關創新項目的投入,數字經濟除了在信貸業務方面給予傳統企業創新項目融資支持,還在投資領域、貨幣基金以及保險和支付領域對創新項目注入動力[31]。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3:數字經濟通過加速金融發展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3.消費需求作用

企業創新的動力來源一方面來自技術推動,一方面則來自需求推動,需求推動也可以理解為“指向性的技術創新”。由于創新本身的高失敗率和高成本特質,只有當市場需求和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才能夠推動創新投資[32-33]。在數字經濟發展不斷壯大的情形下,傳統產業與數字化技術融合程度加深,線上消費和數字消費成為了拉動需求這駕馬車的重要突破口,進而促進傳統產業創新發展。

首先,數字經濟背景下,相比于傳統的投資增長方式,數字化消費逐步成為經濟增長新動能[34]。從產品端來看,數字經濟促進了消費內容的多元化。隨著元宇宙的興起,消費品不僅局限于實物產品,還拓展到虛擬空間,如數字藏品。從消費終端來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和消費理念也在逐漸發生改變,相較于產品本身的物質作用,消費者更加看重從消費品中獲取的精神滿足,多元化的消費需求同時要求企業及時捕獲新的產品增長點[35]。從消費模式來看,隨著網絡直播帶貨模式成為潮流,網絡消費規模增速明顯,傳統行業的營銷模式亟需創新變革,布局電商領域。其次,數字經濟帶來的消費擴張能夠增加行業的市場容量,大數據技術也能夠為消費者帶來最為直觀的產品比對信息,使得消費選擇更加不確定,導致市場競爭加劇。在大數據技術的作用下,企業能夠通過建模預測提前感知未來消費者的需求量,有效避免了由于供需不平衡帶來的潛在虧損。企業基于可預見的擴張性市場規模以及競爭性動機增加創新投入,加大研發力度,在產品性能和設計環節,增大產品差異化,在企業的生產制造環節,通過流程創新降低生產成本[36]。最后,數字經濟攜帶的海量數據徹底創新了人類行為分析工具,企業的客戶群資源蓬勃發展,信息處理能力也有所增強,企業運用大數據挖掘、大數據分析等新技術收集消費者行為數據、挖掘消費者潛在需求,并且敏銳地發現消費者偏好,通過創新改造產品、服務等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37]。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4:數字經濟通過拉動消費需求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1.基準回歸模型

本研究參考Hayes的模型設定方法,構建如下固定效應模型檢驗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的賦能效應[38]:

Innovationit=α+βDigitalit+λcZit+μi+εit

(1)

式(1)中,Innovation為傳統產業創新能力,Digital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Z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α為常數項,β為核心解釋變量對應的回歸系數,系數大小及方向反映其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影響,λc為控制變量系數,μi為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2.中介效應模型

為驗證本文提出的間接影響機理,將產業升級、金融發展和消費需求作為中介變量,構建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中介效應模型,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構建模型如下:

medit=α0+β0Digitalit+λ0Zit+μi+εit

(2)

Innovationit=α1+β1Digitalit+ηmedit+λ1Zit+μi+εit

(3)

按照流程,首先對方程(1)進行回歸,如果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存在積極影響,則系數β顯著為正,繼續下一步檢驗。然后,對方程(2)進行回歸估計,如果數字經濟對中介變量存在積極影響,則系數β0顯著為正,最后對方程(3)進行回歸估計,如果系數β1和系數η顯著為正,則存在中介效應,如果系數β1和系數η有一個系數不顯著,就要進一步通過Sobel檢驗來確定是否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傳統產業創新能力(Innovation)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由于專利指標是衡量科技成果的可靠性指標,不同區域的專利數據具有可比性,考慮到研發投入和獲取專利授權之間的時間滯后關系,為了進一步減輕這種滯后性帶來的不利影響,本文選取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作為衡量傳統產業創新產出的指標。

2.核心解釋變量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al)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現有研究關于數字經濟的測度不一,借鑒以往經驗,為了更全面理解數字經濟發展所依賴的要素,本研究選取構建指標體系的方法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本研究遵循科學性、完整性、綜合性以及可比性原則,基于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應用狀況、數字化發展環境和數字金融發展四個維度綜合選取了13個二級指標,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見表1。對于測度方法的選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全部數據通過了Bartlett球形檢驗和KMO檢驗,結果表明本研究所選取的數據適合進行主成分分析。

表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3.中介變量

根據前面理論的分析,本研究選取產業升級(stu)、金融發展(finance)和消費需求(consume)作為中介變量。其中,產業升級用第三產業產值比第二產業產值來表示,金融發展運用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存貸款余額與GDP比值來表示,消費需求采用城鎮人均消費支出來衡量。

4.控制變量

本研究選取了可能影響傳統產業創新能力的六個具有代表性的控制變量:政府干預程度(government)、知識產權保護(property)、研發投入強度(R&D)、市場化水平(market)、城市化水平(city)和人力資本水平(education)。其中,政府干預程度用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知識產權保護用技術市場交易額與GDP之比來表示,研發投入強度用研發經費投入占GDP比重的相對指標來刻畫,市場化水平用私營與個體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來體現,城市化水平用年末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來反映,人力資本水平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表示。

(三)數據來源和描述性統計

本文以2011—2020年為研究時段,選取中國30個省份為樣本(剔除港澳臺和西藏地區),并對所有樣本數據取對數處理。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金融統計年鑒》和《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描述性統計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實證研究

(一)基準回歸結果

本研究采用2011—2020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對于面板數據,常用的有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本研究的數據通過了豪斯曼檢驗。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更為可靠,因此本研究采取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見表3所示?？梢钥吹?隨著控制變量的逐步引入,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均為正,且都在1%水平下高度顯著,這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促進傳統產業創新能力,列(7)中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系數為2.811,這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傳統產業創新能力提升2.811個單位,從而證明假說1成立。

表3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傳統產業創新能力的基準回歸結果

(二)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檢驗

考慮到重要變量遺漏或者數字經濟發展與傳統產業創新能力之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從而導致內生性問題,為了進一步減輕內生性問題的干擾,本文在固定效應模型的基礎上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并采用Gmm2s估計方法進行回歸分析?；貧w結果如表4所示,數字經濟系數為9.536,在1%的水平下保持顯著,并且拒絕了工具變量識別不足和弱工具變量的檢驗,說明工具變量選取有效。以上結果說明在考慮內生性問題的情況下,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仍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

表4 內生性檢驗

2.穩健性檢驗

本文主要做穩健性檢驗如下:(1)調整研究樣本量。一般而言,企業的研發投入越高,越能對創新成果產生積極影響,表3的基礎回歸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因此,在較高的研發投入下,評價結果將更加全面。本文剔除了R&D小于0.03的樣本后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中列(1)所示,核心解釋變量系數顯著為正,且大于2.811,這也說明了在高研發投入下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影響加強。(2)更換被解釋變量。為了增強本文研究的穩健性,進一步對被解釋變量重新計算,基于投入產出角度并選取數據包絡分析法(DEA)中的假定規模報酬可變的多階段BCC模型對其進行測度,選用R&D人員全時當量和R&D經費內部支出額作為創新投入指標,選用專利申請數作為衡量創新產出的指標重新測算傳統產業創新水平,結果如表5中列(2)所示,核心解釋變量系數估計值顯著為正,說明在替換了被解釋變量的情況下,數字經濟仍然有助于傳統企業的創新發展。(3)縮尾回歸。研究剔除異常值的影響,對主要變量進行1%水平上的縮尾處理后重新回歸,結果如表5中列(3)所示,核心解釋變量系數估計值顯著為正,進一步證實,縮尾處理減少因異常值問題而引起的估計偏差后結果依然穩健。(4)外生沖擊檢驗。本文使用的樣本時間為2011—2020年,在該樣本期內2015年的中國股災可能會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產生影響。2015年爆發的中國股災不僅對中國市場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或沖擊,還對全球資本市場產生了重大影響,A股股災發生后,市場融資規模急劇下降,企業市值大幅縮水,損失慘重,引發實體經濟衰退,因此,股災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根據上述分析,本文生成股災的虛擬變量,將股災發生前設定為0,之后則設置為1,將兩個虛擬變量帶入回歸中,關于股災危機的外生沖擊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影響,表5中列(4)股災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中國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確實受到了股災的負面影響,同時核心解釋變量顯著為正,說明本文的核心結論依然穩健。

表5 穩健性檢驗

(三)中介效應檢驗

本文認為數字經濟可能通過驅動產業升級、加速金融發展和拉動消費需求,從而促進傳統產業創新,相應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中介效應檢驗

1.產業升級中介效應檢驗

列(1)和列(2)報告了以產業升級作為中介變量的估計結果?？梢钥吹?列(1)中數字經濟對產業升級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列(2)中產業升級對傳統產業創新能力的估計系數同樣顯著為正,且列(2)中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能力的影響系數顯著為2.561,小于表3中列(7)的估計系數2.811,這表明產業升級是數字經濟促進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中介變量,中介效應占比8.89%。鑒于此,假說2成立。

2.金融發展中介效應檢驗

列(3)和列(4)報告了以金融發展作為中介變量的估計結果?？梢钥吹?列(3)中數字經濟對金融發展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列(4)中金融發展對傳統產業創新能力的估計系數同樣顯著為正,且列(4)中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能力的影響系數顯著為2.499,小于2.811,這表明金融發展是數字經濟促進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中介變量,中介效應占比11.09%。鑒于此,假說3成立。

3.消費需求中介效應檢驗

列(5)和列(6)報告了以消費需求作為中介變量的估計結果?？梢钥吹?列(5)中數字經濟對消費需求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列(6)中消費需求對傳統產業創新能力的估計系數同樣顯著為正,且列(6)中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能力的影響系數顯著為2.220,小于2.811,這表明消費需求是數字經濟促進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中介變量,中介效應占比21.02%。鑒于此,假說4成立。

(四)區域異質性檢驗

整體而言,不論是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依托數字經濟新優勢,理論上均能夠驅動傳統產業創新發展。數字經濟新優勢是一種新的創新驅動力,其直接驅動與間接驅動路徑并不會因為地區發展水平不同而產生差異。然而,中國地區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非均衡性,由圖1可以看出不同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及創新水平也存在較大的差異,那么在利用數字經濟新優勢賦能產業創新方面,同樣可能會產生差異。為此,本文將樣本分成東、中、西三組分別進行檢驗(1)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結果如表7所示?？梢钥吹?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東部和西部地區傳統產業的創新發展,但對中部地區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互聯網發展起步較早,擁有較為完善的信息基礎設施、充沛的人才儲備和良好的營商環境,有了這些先發優勢助力,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更為成熟,能夠更好地賦能社會經濟系統,從而促進傳統產業創新發展。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雖然與東部地區差距較大,但受益于“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等政策紅利,西部地區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期,近年來得以發揮后發性優勢,加快數字經濟建設進程,并通過釋放數字紅利提升傳統產業創新發展水平。而中部地區既沒有數字經濟發展的先天優勢,也缺少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導致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速度相對緩慢,進而其對傳統經濟創新發展的賦能效果也不甚理想。

圖1 2020年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傳統產業創新及數字經濟發展指數

表7 區域異質性檢驗

五、結論與建議

目前加快構建數字中國、創新強國,推動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已經迫在眉睫,而數字經濟新優勢崛起,如何驅動傳統產業創新發展,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本文在梳理經典研究脈絡的基礎上,從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應用狀況、數字化發展環境和數字金融發展四個維度綜合選取了13個二級指標,構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出2011—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指數。遵循“數字化賦能—多重驅動—創新變革”的邏輯思路,運用多種計量模型就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驅動效應、傳導路徑和區域異質性影響進行實證檢驗。主要結論如下:第一,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提升傳統產業創新能力,用廣義矩估計法進行內生性檢驗、用外生沖擊等四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仍然成立。第二,從驅動路徑來看,數字經濟通過助力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普惠金融發展以及拉動消費需求,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產生了積極性影響,產業結構、金融發展和消費需求的中介效應占比分別為8.89%、11.09%和21.02%,可見這三個變量中消費需求的中介作用更為明顯。第三,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驅動效應存在區域異質性,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東部和西部地區傳統產業的創新發展,但對中部地區的影響不顯著。結合中國國情分析,東部地區擁有較為完善的信息基礎設施、充沛的人才儲備和良好的營商環境等先發優勢,其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的創新驅動作用最為顯著;西部地區受益于“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等政策紅利的后發優勢,其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的創新驅動也較為明顯;而中部地區先天優勢不足,且缺少政策扶持,導致其數字經濟發展速度相對緩慢,從而對傳統產業創新提升的賦能效果不甚理想。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第一,深入推進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一是,加快5G商用、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傳統產業的應用。通過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以及數字產業化發展,有效連接數字經濟和創新主體,構建基于創新協作的數字平臺,通過大數據技術賦能創新協作平臺,提升數據要素在傳統產業內部的有效流通。二是,加強傳統產業數字化變革創新團隊建設。一方面,企業要從內部培養以及吸納高校人才,通過開展專業培訓和加強數字化人才隊伍建設,為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融合提供人才支撐,另一方面,要通過創新激勵政策促進創新人力要素在產業內外的流通,充分發揮人才市場化作用,吸引創新型人才進入數字化變革創新團隊。

第二,優化頂層制度設計,發揮產業升級、金融發展以及消費需求的“中介因素”作用。一是,積極引導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加大數字化創新人才的培育和數字化革新資本的投入,引領數字要素向新興產業集聚,進而推動產業鏈創新鏈高級化。二是,應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和廣度,利用數字金融資金流動性強和融資約束力低等優勢增強資本市場對中小微企業創新變革的支持力度。三是,應繼續加強電商平臺、直播平臺的規范性建設,推動線上線下消費的有機結合,深挖國內下沉市場消費需求,提供個性化、定制化消費服務,健全消費者保護權益相關機制。

第三,實施差異化數字經濟戰略,提升各地發展的協調性與均衡性?？紤]到數字經濟對中部地區傳統產業創新發展的促進作用有待加強,政府應該給予適度的政策傾斜,引導數字資本與要素有序流入到中部地區,幫助中部地區發揮出本土后發優勢。中部地區可充分發揮自身交通、人口和教育優勢,注重數字化專業人才的培養,加強產學研合作,同時加大力度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實現“中部經濟崛起”。西部地區應當抓住“一帶一路”政策利好,利用自身資源優勢,發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數字化產業,努力縮小數字鴻溝。另外,應借助于數字經濟構建區域協同發展網絡,實現跨地區的分工與合作,縮小地區發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