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經濟奇跡之痛

黃湘

《智利項目：芝加哥男孩的故事和新自由主義的垮臺》

作者：[美]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時間：2023年5月

定價：32美元

本書講述了一個關于智利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之得失功過的完整故事。

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教授

今年1月17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新當選的阿根廷總統米萊發表演講，聲稱西方世界正處于危險之中，因為那些本該捍衛西方價值觀的人正在被社會主義同化，拋棄資本主義，而只有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才能消除饑餓和貧困。

米萊是在阿根廷深陷經濟危機，赤字和通脹都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當選總統的。自他2023年12月10日上臺以后，阿根廷新政府迅速推行“休克療法”，頒布包括國企私有化、結束出口限制、放松監管、貨幣貶值、大幅削減社會福利等三百多項改革措施，引發舉國震動。通脹惡化令普通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爆發了多起抗議活動。就在米萊發表達沃斯演講一周以后，阿根廷爆發了全國大罷工，要求否決“休克療法”。事實上，米萊對資本主義的宣揚和對“休克療法”的推動，不過是在效仿鄰國智利的先例而已。自2012年以來，智利一直是世界銀行所定義的“高收入經濟體”，在拉丁美洲名列前茅，有望躋身發達國家之列。它的成功被普遍認為是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結果。但是，智利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是由實施獨裁暴政的皮諾切特軍政府推動實現的，因而有著與生俱來的缺陷。阿根廷的米萊政府想要效仿的，正是當今許多智利民眾想要推倒重來的。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教授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的著作《智利項目：芝加哥男孩的故事和新自由主義的垮臺》，講述了一個關于智利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之得失功過的完整故事。

智利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前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那一年，美國芝加哥大學與智利天主教大學達成協議，接受后者派遣的學生攻讀經濟學研究生課程。這些由芝加哥大學培養出來的智利經濟學家被稱為“芝加哥男孩”。在當時，西方國家的主流經濟學是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提倡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芝加哥經濟學派在美國還相對邊緣?！爸ゼ痈缒泻ⅰ睂W成歸國后，作為學者對于政策并無影響 力。

1970年，社會主義者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其新政府的擴張貨幣政策在第一年顯著振興了經濟，但隨之而來的是無法控制的惡性通脹。阿連德政府處理通脹的手段是價格控制，有關部門有權批準或拒絕企業提出的價格上漲請求。由于通脹，經授權的價格幾乎瞬間過時，企業不得不隨時提交新的價格請求，而這些請求又會立即被拒絕，由此導致了大規模的市場短缺和黑市經濟的興起。政府嚴厲打擊黑市，關閉不遵守官方價格的商店并沒收其商品，令市場短缺更為惡化。

1973年9月，在美國尼克松政府的支持下，智利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阿連德在政變中身亡。皮諾切特隨即建立軍政府，中止執行憲法，解散國會，取締所有政黨，血腥鎮壓左翼政治支持者。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持續了17年，其間有三千多人遇害，三萬多人遭受酷刑折磨。智利與其他拉美國家不同，自1925年起就定期舉行民主選舉，鮮見軍人干政。皮諾切特政變以及隨后的獨裁統治，顛覆了智利長期且穩定的民主憲政傳統。

在阿連德執政期間，“芝加哥男孩”曾嚴厲批評政府的經濟政策。皮諾切特上臺后，急于找到拯救經濟的辦法，“芝加哥男孩”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了正確的地方。不過，軍政府對于自由市場經濟心存疑慮，直到1975年，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代宗師弗里德曼訪問智利，與皮諾切特會面，才最終說服后者將經濟決策權交給“芝加哥男孩”。弗里德曼指出，高通脹是因為智利央行發行貨幣來填補占GDP 10％的預算赤字。如果想要平衡預算，避免過度發行貨幣，就需要將政府預算削減25％。短期內這會導致高失業率的痛苦，但是低通脹和高增長的長期收益會使得痛苦值得承受。弗里德曼還主張開放智利的經濟，結束價格控制，普遍放松經濟管制，并私有化國有企業。這一切構成了所謂的“休克療法”。

當時，在深陷滯漲困境的西方工業化國家，凱恩斯主義日漸退潮，新自由主義—即市場原教旨主義—開始興起。不過，世界上最早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并非西方工業化國家，而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智利。

在實施“休克療法”的最初幾年，智利經濟迅速增長，但是大規模失業并不是短暫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超過20%的“極高水平”。1980年，皮諾切特的獨裁軍政府通過了一部新憲法，強調只要是有可能通過市場解決的服務，都應避免國家干預，并將公共部門工人的罷工定為非法，這使得類似于阿連德政府的社會主義政策成為違憲行為。

弗里德曼本人以支持浮動匯率和反對固定匯率而知名，但是“芝加哥男孩”中擔任智利財政部長的卡斯特羅（Sergio de Castro）在1979年將智利貨幣比索與美元掛鉤，隨后適逢美聯儲實施緊縮政策，比索幣值過高導致賬戶經常出現巨額赤字，引發了1982年貨幣危機，當年人均GDP下降20％，失業率接近30％。如果智利當時是一個民主國家，政府肯定會垮臺。

在1980年代中期，智利實施了更為務實的經濟政策，對企業大規模減稅，促使私人投資激增；大幅增加基礎設施支出，并通過債轉股刺激外國直接投資，振興了采礦業等困境產業。1989年，失業率終于降到了相對可控的6.8%。同一年，皮諾切特政府在社會壓力下被迫重啟差額選舉的總統選舉（而非之前設想的等額選舉），皮諾切特在選舉中落敗，次年從總統職位離任，但仍保留了陸軍總司令和終身參議員的職務。

在皮諾切特執政的17年內，智利實際GDP年增長率為1.7%，低于人口增長率，遠遠談不上經濟奇跡?！靶菘睡煼ā睂е铝藶碾y性的失業水平和巨大的社會動蕩，而經濟增長所創造的財富并未公平分配。如果當時統治智利的不是一個高度威權的軍政府，很難想象“芝加哥男孩”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會被民怨推翻。

1990年之后的歷屆民選政府平反了皮諾切特軍政府制造的冤案，重建了勞工權利并且擴大了社會福利，但它們都延續了“芝加哥男孩”制定的經濟政策。皮諾切特時代的憲法被保留下來，市場經濟的原則得到強調。

1990年代，智利的年均GDP增長率接近8%，吸引了大量外來投資，實現了經濟奇跡，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民主制度的回歸?！袄鋺稹苯Y束之后，西方國家對于曾經作為盟友的右翼獨裁政權的寬容顯著減弱，1998年皮諾切特在英國治病期間遭西班牙法庭發出國際逮捕令，于倫敦被捕并被軟禁，此后他在多方斡旋下獲得釋放，但已威風掃地。如果智利在1990年代還是由軍政府執政，勢將遭到國際孤立；而一個民主的智利能夠實現與西方國家的政治一體化，簽訂許多有利可圖的自由貿易協定，令本國農業品出口到全球各地，這是其經濟高增長的關鍵。2010年，智利加入了號稱“發達國家俱樂部”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儼然一派騰飛氣象。

然而，智利的成功故事在2019年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轉折，那一年10月，由于首都圣地亞哥地鐵票價上漲3 0比索（0.40美元），數以萬計的民眾走上街頭引發騷亂，宣泄他們的不滿。

抗議者在口號和涂鴉中將這些問題追溯到新自由主義和“芝加哥男孩”。這令許多人感到驚訝，在實現了經濟奇跡的智利，為何會爆發如此激烈的抗議？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腐敗問題。在皮諾切特時代，“芝加哥男孩”將數百家國有公司交給私營企業的私有化計劃，實際上是以白菜價將國家資產轉讓給當政者的親戚朋友。在軍政府的控制下，這些內幕在當時并未曝光。而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媒體陸續披露了一系列涉及商業、賄賂、逃稅和腐敗的丑聞，民眾越來越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其實是被裙帶關系和欺詐所操縱的，也不再認為個人奮斗是實現階層攀升的途徑。

其二是教育問題。自從皮諾切特時代以來，智利大力開辦營利性大學，使得大學入學人數在30年內增加了6倍，名義上大幅提高了高等教育覆蓋面。然而，營利性大學以追求營利為首要辦學目的，學校就是公司，利潤可以分紅，甚至還可以上市，投資者可以通過股權收購的方式簡單地控制營利性大學。在這種大學就讀的學生背負了高額貸款，但是由于接受的是劣質教育，他們畢業后找不到曾經被承諾的工作，常常是一邊開出租車或是當收銀員，一邊償還沉重的學費債務。從2010年代初期開始，許多負債累累、就業機會不足的大學畢業生加入了逐漸升級的抗議活動。

其三是養老金問題。在皮諾切特時代，“芝加哥男孩”將公共養老金制度轉變為個人養老金儲蓄賬戶，建議的儲蓄率設得很低，強制雇主繳納的費用也很少，養老金的管理費卻相當高，而相對年輕的退休年齡（女性60歲，男性65歲）沒有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而提高。2000年代，第一批領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員發現他們的收入遠遠低于預期，現在的年輕人更是對自己未來的養老金不抱希望。這成為引發騷亂的重要導火索。

最后，智利的基尼系數—衡量經濟不平等的經典指標—在軍政府統治結束后已經大幅下降，目前處于拉美平均水平，但是智利的社會不平等非常嚴重，公民參與、環境保護、醫療保健等方面均落后于其他拉美國家。智利的人口結構主要是白人、印歐混血人種和印第安人，印歐混血人種占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加劇了族群之間的貧富分化，在白人和非白人之間出現了一種非正式的種族隔離。

所有上述問題，都可以追溯到“芝加哥男孩”在皮諾切特時代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當時軍政府的高壓統治保證了這些政策的高效執行，但也給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打上了獨裁威權的烙印，成為其難以洗刷的原罪。

2019年的抗議和騷亂，引發了修改憲法的全國公投，4/5的智利人投票希望廢除皮諾切特憲法。2021年，左派政治家博里奇當選智利總統。他領導制定的新憲法草案試圖通過限制財產權、國有化養老金、增強工會權力和增加政府支出來逆轉幾乎所有“芝加哥男孩”的政策，但是這一草案在2022年9月的公投中被否決。2023年年初，智利再次啟動制憲程序，這次由右派政治家制定的草案具有濃厚的保守色彩，在當年12月的公投中再次被否決。智利進入了左右兩派嚴重分化而又相持不下的狀態。

參照愛德華茲的研究，不難得出結論，米萊政府想在阿根廷復制智利經濟奇跡是不可能成功的。首先，他不具備皮諾切特軍政府的獨裁鐵腕，難以真正落實“休克療法”；其次，即使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能夠落實，結果也必然是貪腐橫行，社會不平等的矛盾激增，鄰國智利的抗議浪潮勢將被阿根廷民眾效仿。米萊在達沃斯演講中抨擊那些本該捍衛西方價值觀的人正在被社會主義同化，然而這種“同化”正是新自由主義退潮之后的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