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河南省生態效率差異及其驅動因素研究

薛 冰 劉玉寒 楊洪鑫 張曉敏

（1.濮陽市華龍區統計局，河南 濮陽 457001；2.濮陽縣統計局，河南 濮陽 457100；3.濮陽市經濟社會調查隊，河南 濮陽 457099；4.濮陽縣經濟社會調查隊，河南 濮陽 457199）

一、引言

中國式現代化是黨在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實現的創新突破，契合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需要。生態問題是人口巨大規模背景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明顯短板，是共同富裕目標下最公平的民生福祉，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下社會新形態的具象化表達。因此，“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關鍵一項，以其特有的深層意蘊滲透于其他各項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容之中。

河南是全國農業大省，2021 年耕地面積12229 萬畝，水資源總量689.18 億立方米；礦產資源豐富，已查明資源儲量的110 種礦產中，已開發利用93 種，但資源分布不均、人均擁有量低、環境問題突出。河南作為經濟大省，同時也是資源消耗大省、碳排放大省，其綠色發展道路更值得探究。在中國式現代化的主旋律下，河南將以“綠色低碳轉型”戰略在生態實踐中走出“河南道路”，擦亮高質量發展底色，挺起中部脊梁。

二、理論回顧及文獻綜述

隨著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問題日益突出，生態效率自提出以來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點關注。

生態效率的概念發展。1990 年，Stefan 和Andreas在學術界率先提出了生態效率的概念，并把生態效率定義為增加的經濟價值與增加的環境影響的比值。

生態效率內涵延伸。1998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將生態效率研究的領域從企業、行業擴展到區域、社會層次上。國外學者Claude 于1995 年把生態效率概念帶到中國，此后國內學者圍繞生態效率展開了一系列研究。李麗平和田春秀等（2000）首次嘗試對生態效率概念進行詳細解釋，并以加拿大的生態效率指標體系為案例進行分析。曾賢剛和牛木川（2020）通過測度長江經濟帶的生態效率，倡導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

生態效率研究方法探討。近年來，國內外不斷更新完善研究方法，以期更好地測度生態效率水平?？傮w看，研究方法主要有單一比值法、指標體系法、模型分析法、綜合評價法。馬曉君和李煜東等（2018）將生態資源存量的表征性指標及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加入循環經濟的生態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引入非期望產出指標。史丹和王俊杰（2016）基于單位生態足跡的GDP 產出測算了1991—2013 年中國人均生態足跡、人均生態承載力和生態效率。

生態效率影響因素測度。于士航（2019）基于面板數據的灰色矩陣相似關聯模型，測算了2008—2017 年河南城市生態效率影響因素的綜合灰色關聯度，分析發現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對生態效率的影響較大。陳明華和劉文斐等（2020）利用地理探測器方法首次分析城市生態效率的內源、外源影響因素及影響程度，結果表明經濟發展差異和人口密度差異對長江經濟帶城市生態效率空間差異的決定力較高。

三、河南省生態效率評價

（一）研究方法介紹

1.超效率SBM模型

傳統的數據包絡分析（DEA）已廣泛應用于測算區域生態效率?；贒EA 的缺陷，有學者提出一種非徑向DEA，即通過松弛變量評價效率，SBM 模型直接將松弛變量引入目標函數。本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全面考慮投入、產出（期望與非期望）松弛性的問題，兼顧負外部效應等一些非期望產出的影響，計算生態效率更符合當前實際情況?？紤]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為：

2.Malmquist 指數

Malmquist 指數即全要素生產率（TPF），反映的是某一評價單位當期較上期的變化程度。用x 表示投入，y 表示產出，Z（x，y）為函數映射，公式如下：

式中，EC 為技術效率，表示生產前沿面與實際產出之間的距離變化；TC 是技術進步，即生產前沿面移動對生產率的貢獻程度。

（二）指標選取及說明

1.投入指標包括人力投入L、資本投入K、土地投入G 和能源投入E。其中，人力投入為年末全社會從業人員數量，資本投入采用資本存量這一指標。同時，將資源影響和能源消耗引入投入指標。土地資源對人類至關重要，長期以來，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將其成為“第二財政”。但這種土地財政的一次性決定了其不具有長期生命力，在資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情況下，土地資源應考慮在內，因此選取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作為土地投入指標。能源投入方面為反映能源消費的總體情況，選取能源消費總量來衡量。

對資本存量的計算，國內多以永續盤存法為主，即Kit=Ki，t-1（1-δ）+Iit。Kit、Ki，t-1分別表示i 省份t、t-1 時期資本存量，資本存量的基期國際上多采用K0=I0/（g+δ）的計算公式進行估算。Iit表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以2010 年為基期進行折算；結合本文樣本期，資本折舊率δ 取值為9.6%。

2.產出指標包括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期望產出指標采用以2010 年為基期平減后的實際GDP 數據。非期望產出指標圍繞污染物排放情況，目前水污染和大氣污染是我國面臨的主要污染問題，我們把化學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的排放情況作為重點監測對象。同時，考慮到“無廢城市”建設規劃，工業一般固體廢棄物產生量也作為非期望產出的指標。鑒于決策單元越多模型的區分力越差，因此在搜集原始數據的基礎上通過熵值法測算得到綜合污染指數作為非期望產出指標。

本文研究對象為中部六省，即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數據來源于2011—2022 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及各省統計年鑒。部分缺失值或由于統計口徑調整導致數據不銜接等問題，通過插值法補齊。

（三）河南省生態效率靜態演變

運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測算規模報酬可變下2010—2021 年中部地區及各省生態效率值，并繪制生態效率變動趨勢圖，見圖1。

圖1 2010 — 2021 年中部地區及各省份生態效率

從變動趨勢看，河南生態效率基本優于中部地區平均水平，呈波動式上升。分階段看，2010—2012 年，河南與中部地區（除山西）生態效率水平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趨于上升并且相對穩定；2013 年開始出現明顯分化，此時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態建設的政策驅動作用尚不明顯；第一個高峰出現在2018 年，河南在經濟新常態下主動調整適應，同時黨的十九大將生態文明建設列入更高位置，生態效率大幅提高，環境改善效應明顯；第二個高峰在2020 年，之后生態效率趨于向好。

根據模型原理，被評價的決策單元在大于等于1時相對有效。因此，從生態效率值看，中部各省生態發展的前景依然嚴峻，整體水平連年無效且進程緩慢，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本處于中等偏下水平，生態問題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并在一定時間內依然存在且突出，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

與中部地區其他省份橫向對比，2020 年湖南生態效率值率先達到有效狀態，2021 年湖北、安徽呈“J”形曲線大幅提升，湖北武漢城市圈和湖南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試驗區走出了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循環經濟新路子，安徽公眾生態環境滿意度超九成，至此，長江中游綜合經濟區4 個省份生態效率均達到生產前沿面，實現評價有效。報告期內河南生態效率值處于0.364—0.814 之間，長期處于中等效率，2021 年達到高效率水平，可見河南經濟- 生態- 資源發展不協調且亟待改善，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全面提高生態效率任重而道遠。山西屬于低效地區（0.000—0.400），長久以來“一煤獨大”的模式造成生態赤字問題嚴重。

（四）河南省生態效率動態分析

為更好分析中部地區生態效率的變化趨勢，運用Malmquist 指數模型計算其效率變動率，并將其分解為結構性效率分析，見圖2、表1。

表1 中部六省Malmquist 指數分解變動情況

表2 生態效率驅動因素指標體系

圖2 中部地區Malmquist 指數分解變動情況

1.區域層面

從圖2 可知，中部地區生態效率經歷了“上升-下降- 上升- 下降”的波動變化過程。從指標分解情況看，技術進步是推動生態效率提高的主要動力，貢獻率為4.1%，這得益于資源要素的有效配置；而技術效率未體現出正向效應，主要由于純技術效率的提高不足以彌補規模效率的缺口，制約了生態效率的增長。

2.省際層面

從表1 可以看出，中部六省各年份平均生態效率Malmquist 指數均大于1，側面說明中部地區正不斷提升自身實力，提高生態效率水平，其中技術進步對生態效率的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

從河南生態效率變化情況的影響因素看，較高的技術進步增長率拉動生態效率提高；技術效率小于1反映河南在生態效率管理水平和制度設計上存在不足，究其原因在于河南存在規模不經濟的問題，有過度投資、資源閑置的可能。純技術效率等于1 說明在科技投入和技術創新方面長期保持優勢，也是促進生態效率穩定有效的因素。中國共產黨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后，河南通過實施“創新驅動”“優勢再造”“換道領跑”等戰略積極贏取下一輪競爭力。其他省份各分解指標均大于等于1，處于有效狀態，生態效率水平均衡。

四、河南省生態效率驅動因素實證分析

為進一步探究影響生態效率的因素，將上文中的生態效率值作為被解釋變量，由于測算的生態效率值范圍在0—2 之間，使用Tobit 模型較為合適，表達式為：

（一）驅動因素的指標選取

根據EKC（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結合現有研究成果，將生態效率分解為經濟、技術、社會、環境、政策等效應，選取10 個指標作為解釋變量。

經濟效應：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資源、環境存在較大關系，因此選取人均GDP 來代表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第二產業的行業與能源息息相關，其生產活動直接影響生態，學者們通常認為第二產業導致的地區污染問題較為突出，生態效率偏低，同時需要考慮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分布。

技術效應：技術進步不僅可以控制高耗能資源的使用量，還可以提高能源開發利用率，加快污染物處理周期。本文分別采用能源消費量較上年變動幅度和R&D 經費投入強度來表征能源消費和技術進步，測度對生態效率的影響。

社會效應：理論上人口的高度聚集勢必帶來生產和消費行為的激增，加速資源消耗，相應導致環境污染加重；同時另一種聲音認為人口聚集將促進地區形成規模效率，改善生態環境。因此，用城市人口密度反映人口聚集程度，用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反映地區的生態基礎，共同構成社會效應。

主要為不明原因的腦力疲勞和精神不振，具體表現為低沉、焦慮、恐慌、煩躁、不安、擔心、易怒、反應遲鈍、白天困倦、夜晚失眠、記憶力衰退、不自信、抑郁寡歡、緊張、精力下降等癥狀。若心理亞健康狀態持續存在，則無法自我解脫和控制，若大學生心理亞健康狀態得不到及時改善則會造成心理障礙和心理疾病，輕者影響學習效率，重者可引發心臟病或抑郁癥等。

環境效應：用開放程度和金融發展兩個指標來衡量。開放程度對生態的影響目前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外商投資會帶來前沿技術和優秀管理經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物排放；同時部分學者支持“污染天堂假說”，即外國資本為獲取低廉的原材料、人力，降低污染成本，將低附加值的產業引入國內，進而破壞生態環境。綠色金融的發展有利于金融資本配置，使其流入高技術產業，進而優化地區產業結構，提高生態效率。

政策效應：地方政府對環境治理的態度直接影響當地高質量發展，采用污染治理強度（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占GDP 的比重）來反映政策在環境方面的規制；地區政府通常更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環境改善，因此以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與收入比值衡量政府“無形的手”對經濟、環境的干預程度。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

1.中部地區驅動因素探究

由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存在估計偏差，因此采用最大似然法（ML）進行參數估計。中部地區Tobit模型計量結果見表3。

表3 Tobit 回歸分析結果

回歸結果顯示，中部地區經濟發展、開放程度、政府干預、能源消費和生態基礎5 項指標在95%的置信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對生態效率呈積極的正相關且影響程度逐漸加強；其他指標未通過檢驗。中部地區的生態環境優勢極大地促進了生態效率提高，穩定的能源消費和優化的能源結構維持了一定的能源財富價值，政府財政支出進一步完善環保設施、優化空間布局，發達的交通體系為對外開放提供便利的條件，各省較大的發展差異使經濟發展這一指標雖呈正相關但影響較弱。

此外，產業分布和環境規制未通過檢驗，但相關性為負，反映中部地區產業調整存在盲目性，三產比重提高不足以彌補經濟產出的損失，制約生態效率的提高；環境規制對生態效率的提高有負向作用，且溢出作用為負，表明污染治理投入沒有發揮應有作用，一方面考慮近年污染治理投資額比重下降，另一方面是因為環保投資的配置效率偏低。

2.河南省驅動因素分析

表4 廣義灰色關聯度

從綜合關聯度看，河南產業分布、技術進步、環境規制三個方面關聯度較高，均在0.8 以上，開放程度和金融發展的綜合關聯度介于0.6—0.7 之間。

（1）產業分布綜合關聯度為0.901，排在所有影響因素的第一位，說明河南產業結構對生態效率有顯著影響。得益于河南提出的換道領跑戰略，在傳統產業上“高位嫁接”，在新興產業上搶灘占先，在未來產業上前瞻布局，構建能級更高、結構更優、創新更強、動能更足、效益更好的產業體系。

（2）技術進步對生態效率的影響較大，以綜合關聯度0.844 排名第二。河南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科教興省等戰略，河南制造在部分新興產業領域嶄露頭角，外引內育、精準落子，向著大而優、大而新、大而強不斷邁進。

（3）環境規制也是影響河南生態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這得益于河南省委省政府大力推進綠色低碳發展、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河南生態環境保護大格局基本形成，生態環境質量達到近年來最好水平。

（4）開放程度和金融發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河南生態效率提高，但經濟發展、生態基礎、人口聚集、政府干預、能源消費的影響力相對較小，綜合關聯度在0.5—0.6 之間。通過對比中部地區Tobit 模型回歸結果，發現中部地區的優勢因素正是河南生態效率的短板，這意味著經濟并沒有與生態協調發展，較高的人口密度和有限的環保支出不利于生態改善，這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五、河南省綠色低碳發展的實踐路徑

（一）提高經濟發展水平

河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產業、科技、人才的綜合提高。但由于河南龐大的人口基數，經濟效益惠及人民的水平并不高。因此，提高經濟發展水平，要追求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益統一，繼續發揚優勢因素以克服消極影響。繼續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科教興省等戰略，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擴散，在規模效應、技術效應上形成有力支撐。把握對外開放新趨勢，以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促進對外開放蓬勃發展。加大對金融產業的扶持力度，支持綠色信貸、綠色投資證券化發展，將綠色金融手段滲透到經濟- 生態體系全過程，不斷滿足人民對生活品質和環境質量的更高追求。

（二）優化升級城鄉布局

城鎮化是持續發展的社會復雜系統，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新時代擴大內需、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引擎。近年來，河南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城鄉融合發展持續深化，城市功能品質不斷提升。但城鎮化快速發展中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不容忽視，過快的城鎮化進程給城市帶來較大壓力，城市的人口承載力無法負荷人口的加速流入，導致出現資源過度消耗等問題，對生態環境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阻礙了生態效率水平的提升。因此，河南在城鎮化發展的進程中，要注重生態效率的空間聯系和空間溢出效應，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促進城鄉空間均衡開發和保護格局的形成，統籌推進城鎮化發展與鄉村振興，實現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良性互動。

（三）改善能源消費結構

能源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源，現代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對能源的依賴越強，能源供需將長期面對省內生產不足、傳統能源產能結構性過剩等諸多問題。為此，要充分挖掘清潔可再生資源潛力，大力推動水電、風電、光電生產，以更為多樣化、清潔化的能源生產結構推動全省綠色低碳轉型。同時，加快產業調整，優化能源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加大節能降耗投入以及推進節能型社會建設，促進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目標的實現。

（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地區經濟發展、自然資源稟賦、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區域間生態基礎不同，長江中游綜合經濟區各省明顯的生態優勢極大影響了中部地區的生態效率。因此，在政策層面，要堅定不移走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道路，根據各地實際發展狀況制定相應措施。在經濟層面，要打破行政區域界限，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助推生態要素與生產力有機融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在社會層面，要挖掘中華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等生態文明思想，堅持以人為根本，將生態文化、生態價值轉化為人民的內在認知和自覺意識，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積淀精神力量。

（五）充分發揮政府職能

政府是環保治理的主要承擔者，政府職能的發揮直接關系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享受到的環境公共產品質量。研究顯示，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與收入的比值影響中部地區生態效率，河南在這方面較為落后。生態環境改善是長期過程，因此要加大政府節能環保方面的財政支出，以穩定的節能環保支出、高效的污染防治水平、嚴格的環境監督管理，全面改善生態環境，推動生態效率進一步提高。政府應制定環境指標，約束企業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形成源頭防控和管制效果；相關部門應制定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政策，激勵企業節能減排的積極性，源頭和過程雙管齊下，形成有效的環境管制手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