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癥生存者重返工作社會支持真實體驗的Meta整合

蘇曉琴,郭瑜潔,闕文倩,蒯本鑫

(南通大學醫學院 護理學院,江蘇 南通 226001)

有研究[1]顯示,超過60%的癌癥生存者(cancer survivors,CSs)在患癌后1～2年內重返工作,尤其在發達國家,重返工作率高達93%。我國CSs重返工作率為21%～83%,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2]。社會支持理論是指個人通過社會網絡獲取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與援助,以應對面臨的問題或挑戰,緩解個體壓力。研究[3-4]顯示,CSs在重返工作中接受來自醫護人員、單位領導同事、家人與同伴等提供的社會支持,可減輕其生理、心理、經濟以及社會人際等各方面壓力,有利于重返工作。本研究以社會支持理論為框架,分析國內外CSs重返工作社會支持真實體驗的質性研究,為開展社會支持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檢索策略 以主題詞和自由詞結合,檢索知網、萬方、PubMed、Embase、Scopus、Web of Science、CINAHL和Cochrane Library等,檢索時限為2012年11月至2022年11月。中文檢索詞為“社會支持/支持/體驗”“重返工作/再就業”“癌/白血病/瘤”等。英文檢索詞為“social support/support/experience”“return to work/ reemployment/RTW”“cancer/tumor*/leukemi*/neoplasm/oncology”。

1.2 文獻納入與排除標準 基于PICoS模型,納入標準:(1))研究對象 (population,P)為CSs;(2)感興趣現象(phenomenon of interest,I)為CSs在重返工作過程中的社會支持體驗;(3)情境(context,Co)為CSs訪談過程;(4)研究類型(study design,S)為質性研究。排除標準:(1)無全文及數據不完整、重復或無法獨立分離;(2)非一次性文獻與混合研究;(3)非中、英文。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經循證護理培訓的2名研究者獨立檢索、初篩、復篩和資料提取、歸納與核對。當意見分歧時,由通信作者判定。提取內容:作者、年份、國家、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主要結果等。

1.4 文獻質量評估 由2名研究員獨立對文獻質量進行評價,依據JBI(Joanna Briggs Institute)質性研究質量評價標準[5],將文獻分為3級,納入A、B級文獻,排除C級文獻。遇分歧時與通信作者商議。

1.5 Meta整合 采用Meta匯集性整合方法[6],由2名研究者采用Excel表對相關結果進行分析、分類與匯總,整合歸納相似結果,形成新類別與整合結果。必要時通過小組討論,達成共識后形成主題。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及文獻的基本特征和質量評價 共檢索3620篇文獻,去重余2861篇,經標題與摘要評估余104篇,全文復篩與質量評估后納入26篇[7-32]。共納入585名研究對象,年齡23～76歲。納入研究基本特征與質量評價結果見表1。

表1 納入文獻基本特征與質量評價結果(n=26)

2.2 Meta整合結果 納入26篇文獻,經提煉相近結果并歸納組合后形成26個下位類別,并進一步整合形成9個新類屬,綜合考量與分析后,合成2個整合結果,見圖1。

圖1 重返工作社會支持真實體驗的Meta整合結果

2.2.1 整合結果1:積極的支持體驗

2.2.1.1 類別1:得到醫務人員的專業支持 CSs傾向于詢問并遵守醫生為其制訂的個性化重返工作決策建議,如“醫生仔細分析我的病情后,同意我工作……但建議我一開始不要過度工作,我會盡量遵守這個建議[21]”。有的CSs會接受職業康復治療,如“職業康復治療對我很有幫助,使我能較快適應工作[13]”;還有CSs會接受病情監測計劃,如“我根據醫生的計劃表監督自己,工作中不舒服就會聯系他[21]”。

2.2.1.2 類別2:得到單位支持 CSs獲得單位在醫療保險、福利、工資等方面的經濟補助,能減輕其經濟負擔,如“領導為我提供了醫療保險等福利,這讓我更有動力工作[9]”。單位領導給CSs進行相應的工作調整,減輕其工作壓力,如“領導給我調整了工作崗位,我很高興不需要再接觸化學試劑[19]”。單位同事給予CSs適當的工作支持,能提高其工作滿意度與工作效能,如“他們都力所能及地幫助我,這讓我感覺很美好[7]”。

2.2.1.3 類別3:得到家人與同伴支持 CSs能夠獲得家人在經濟和家務方面的支持,如“我丈夫很支持我,他做家務等等他能做的事[21]”;CSs也能得到病友同伴的鼓勵,有助于減少他們對工作的顧慮,如“我曾經覺得我不可能再回去工作了,但病友的耐心勸導,讓我對自己有信心[28]”。

2.2.1.4 類別4:正性情感體驗 足夠的單位支持且無需擔心失業, 使得CSs充滿安全感,如“老板讓我安心休息并保證會留住我的工作[31]”。單位領導、同事、家人和同伴與CSs保持密切聯系,給予鼓勵與肯定,有助于他們積極康復并增強重返工作信念,如“我生病時,他們常與我聯系,還制作了‘好了回來’的牌子,我感覺很舒服[31]”。CSs處于無歧視的工作環境,是其維持積極工作狀態的動力,如“他們沒有把我當作癌癥患者來對待,讓我能像患癌前一樣舒適地工作與生活[21]”。

2.2.2 整合結果2:消極的支持體驗

2.2.2.1 類別5:過度保護 CSs被家人、朋友等密切關注,尤其在重返工作方面,如“他們總讓我三思,讓我反復考慮工作是否會有害健康[21]”。在工作中CSs也常被單位領導和同事提醒不能參與這項或那項工作,如“很多事情領導不讓我做……我覺得自己很無能[19]”。過度保護行為讓CSs產生無助感并懷疑自己。

2.2.2.2 類別6:支持逐漸消失 隨著重返工作時間延長,CSs被誤認為已恢復健康,周圍支持也逐漸消失,工作壓力增加,如“他們會認為你能正常工作了,就恢復了你原本的工作量[21]”。部分CSs治療后有后遺癥,存在某些軀體功能障礙,但這在工作中容易被忽視,導致其必須承擔力不能及的任務,如“我舉不起重物,但他們就讓你完成那些任務[19]”。

2.2.2.3 類別7:缺乏專業支持 在治療和康復期間, CSs重返工作需求易被忽視,如“醫生的話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如果他建議我工作,我心里肯定有譜,但他從未提過[30]”。即使部分CSs主動向醫務人員咨詢重返工作問題,也無法獲得具體指導,如“我問醫生我現在可以回去工作嗎,他們都說決定權在我,我可以自己做決定[27]”。這種情況會導致CSs重返工作決策障礙,推遲甚至取消重返工作計劃。

2.2.2.4 類別8:負性情感體驗 CSs接觸到一些病友在重返工作后癌癥復發、轉移甚至不幸去世,這讓CSs產生對工作的抵觸情緒和癌癥復發的恐懼,如“有個病友回去工作了,他一直鼓勵我重返工作,但前段時間他復發‘走了’,這讓我非常害怕[32]”。此外,一些已經重返工作的CSs可能會遭遇領導和同事的故意回避,如“他們遠離我,如果看到了,只是匆忙打個招呼……好像很怕我[19]”;感受到同事投來的異樣目光、議論紛紛和冷嘲熱諷等歧視行為,如“我會聽到有關癌癥的流言蜚語,這會傷害到我[12]”。

2.2.2.5 類別9:缺少職業保障 部分CSs重返工作后,得不到單位領導的照顧,如“我請求經理減輕我的工作量,但他只是口頭答應,并沒有實際行動[18]”;甚至在病假時間的安排上也遭受不公,如“領導說沒理由再給我放假了,他認為我……不再需要病假[25]”。此外,CSs還可能遇到辦公室被拆除、晉升職位受阻等欺壓行為,如“我覺得這不公平……,僅僅因為2個月的病假,我就無法晉升職稱了[25]”。一些CSs經歷被降職、被解雇等不公正待遇,如“我還在治療時,公司就說不再和我續簽工作合同了[24]”。

3 討論

3.1 提高醫護人員開展CSs重返工作專業支持的意識和能力 本研究顯示,醫護人員對CSs開展重返工作專業支持的意識和能力均不足,主要原因是醫護人員對CSs心理社會康復需求缺乏重視且目前尚缺乏開展專業支持的相關實踐指南,使得其較難為CSs提供有用的信息,這與Bains等[33]的研究結果相似。為此,應開展CSs心理社會康復相關培訓,積極制訂相關實踐指南[28],以提升醫護人員專業支持能力。此外,應增進與CSs的交流,在重視其疾病治療、軀體康復的同時,亦重視其重返工作相關的心理社會康復需求,并通過提供科學合理的重返工作決策建議、共同制訂病情監測計劃、實施職業康復治療等措施,協助CSs平衡健康與工作間的關系,順利重返工作[4]。

3.2 聯合專業人員與單位領導,向CSs提供精準的重返工作支持 本研究顯示,單位領導與同事對CSs存在過度保護行為,主要原因是他們對癌癥患者存在刻板印象,潛意識里認為CSs不應該工作。對此,醫護人員應普及癌癥相關健康教育知識,糾正人們對CSs的認知偏差[34]。此外,由于經濟、人際關系、缺乏相關管理經驗等原因,工作單位也存在過早恢復CSs工作角色、要求其承擔力不能及的工作任務、降職解雇等支持不足、支持缺乏的現象。為此,醫護人員應根據CSs疾病發展軌跡對其進行動態的工作能力評估,及時反饋給單位領導,協助其明確CSs重返工作各階段的支持需求與潛在問題,為CSs提供精準的重返工作支持[35]。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CSs重返工作仍缺乏相關法律保障,未來政府應完善以CSs重返工作需求為導向的法律法規建設,建立包括醫療機構、CSs、工作單位在內的三方信息服務平臺,同時對相關企業應有相應的政策傾斜,企業內部也應完善相關的管理規章,降低CSs退出社會的風險[36]。

3.3 加強家人與同伴支持,增加CSs重返工作信心 本研究顯示,家人對CSs過度保護會使他們懷疑與否認自身價值。因此需以家庭為單位,積極開展健康教育,幫助CSs家庭樹立正確的癌癥職業康復觀,增強家庭抗逆力,為CSs提供有力支持[37]。此外,同伴的言語勸說能減少CSs對工作的顧慮,但同伴重返工作后發生復發轉移甚至死亡等情況時,會使CSs產生工作退縮行為。因此,需識別與評估同伴支持可能存在的障礙和風險,以防止CSs受到二次傷害,產生工作退縮[38]。未來可開展同伴支持相關培訓、同伴支持經驗交流等活動,分享積極的抗癌事跡,協助CSs應對疾病與重返工作[38]。

3.4 重視情感支持體驗,避免負性情感傷害 本研究發現,積極情感體驗有助于促進CSs重返工作,而負面情感體驗會直接或間接削弱CSs重返工作意志與積極性,與Sun等[39]的研究結果相似。這表明在CSs重返工作過程中,醫護人員應密切關注CSs各階段心理狀態與對待工作的態度,引導患者積極表達內心感受,并鼓勵單位同事、家人和同伴向CSs表達關懷與支持;同時,單位領導與同事應與CSs保持密切聯系,鼓勵并肯定其重返工作需求,提供無歧視工作環境。未來還可從不同角度探討情感支持干預對CSs重返工作影響,構建有效情感支持策略[40]。

3.5 局限性及展望 本研究納入的研究在觀念、文化背景、社會經濟等方面具有一定差異,且由于質性研究過程存在個人主觀判斷的影響,可能對研究結果解釋產生偏倚,因此整合結果與建議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微調。CSs對醫護人員、工作單位、家人和同伴等主體提供的社會支持有強烈需求,今后極有必要建立由各主體參與的社會支持系統,加強各主體間聯系,制訂專業支持相關實踐指南,完善CSs職業保障相關法律法規及工作場所支持相關規章制度,促進CSs重返工作和重返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