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

■毛煜森

當前，數字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逐漸成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隨著“大智移云物”等新技術在新領域不斷被拓展應用，數字經濟迎來了爆發式增長，并逐步與實體經濟進行深度融合。在此過程中，針對宏觀層面的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不斷被重視，在此背景下，針對微觀層面的企業數字化轉型越來越成為被學術界關注的焦點。

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是建立在數字化轉換（Digitization）、數字化升級（Digitalization）基礎上，進一步觸及公司核心業務，以新建一種商業模式為目標的高層次轉型，見圖1。2020 年我國要求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打造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而數字化轉型是開發數字化技術及支持能力以新建一個富有活力的數字化商業模式。2020 年5 月13 日下午，國家發展改革委官網發布“數字化轉型伙伴行動”倡議。在2022 年舉行的“2022 數字化轉型發展高峰論壇”上，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新IT 重塑企業數字化轉型（2022年）》。足以見得企業數字化轉型在現如今的重要性與地位。

圖1 數字化轉型的內涵與階段

在時代背景下，國家指明了“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任務，企業則需要響應號召，積極變革，完成任務。企業需要更進一步探究數字化轉型如何作用于企業高質量發展、賦能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因此，本文旨在于研究數字化轉型作用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根據行業進行異質性分析，以期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行更加立體的剖析，為企業順利完成數字化轉型提供經驗證據。

一、數字化轉型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分析

全要素生產率出現在學術界已經很久，成為經典研究對象。全要素生產率，是指企業作為生產系統中的各個要素的綜合生產率，包括了經濟政策、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工作態度、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所造成的積極的外部效應、技術學習等。因此，學術界常常將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被解釋變量，來挖掘影響它的解釋變量，具體包括減稅降費、數字金融發展、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專利流動、數字技術發展等。隨著近些年數字經濟的熱度不斷增加，研究數字經濟與企業融合發展，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熱度、廣度、深度也隨之增加。其中，有學者提出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因此，將數字化轉型的“新詞”加入到經典的全要素生產率分析中，讓經典理論再現時代風采。

針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的研究，學者們一直在不斷努力。趙宸宇、王文春、李雪松（2021）從理論層面梳理了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內在機理，并構建微觀層面的數字化轉型指數，在此基礎上從實證角度檢驗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劉淑春、閆津臣等（2021）提出企業管理數字化變革能提升投入產出效率。郭慧芳和王宏鳴（2022）數字化轉型可以顯著提升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增加研發投入和優化人力資本結構兩個渠道促進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郭豐、楊上廣和金環（2022）在研究數字經濟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中發現，數字經濟對國有企業和大規模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效應更大。錢紅光、鄧立（2023）提出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對全要素生產率具有的提升作用，并進一步剖析以研發投入為傳導路徑的影響機制。

基于以上綜述，本文將從全要素生產率入手，構建基于上市公司的數字化轉型測度體系，探討數字化轉型發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效應，剖析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機制。本文構建以下假設：

H1：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會積極作用于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

H2：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具體維度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效果有差異。

二、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

為了能夠有效研究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本文選取從2011 年至2021 年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在分析的過程中，剔除了影響較大的ST、ST*企業，同時也將報表科目存在差異較大的金融企業也做了去除，最終得到11537 個企業年度觀測樣本。財務報表相關數據來自于CSMAR 國泰安數據庫。在進行文本分析時，需要企業相關的文本陳述，這一部分數據取自于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發行的年度報告。

（二）被解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

全要素生產率擁有經典的測度方法。魯曉東和連玉君（2012）提出了半參數方法能夠較好地解決傳統計量方法中的內生性和樣本選擇問題。因此本文選擇半參數法來測度上市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借用前述文獻思路，利用上市公司固定資產凈額、折舊攤銷、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營業收入、營業成本、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等數據，測度上市公司全要素生產率。

（三）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

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測度依賴于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深刻理解。為了能夠更好測度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本文選擇利用文本分析法，構建上市公司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指標。根據吳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曉怡（2022）的研究方法，本文從上市公司年報中選擇相關關鍵詞出現的頻率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重要指標之一。且使用數據對數化處理方式，避免關鍵詞統計頻次中出現明顯感情傾向。通過收集年報-提出文本-統計詞頻的過程，本文匯總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應詞頻總數，從大數據技術、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技術、數字技術應用、云計算技術等五個方面來對企業數字化轉型提取關鍵詞詞頻，見圖2，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文本分析奠定數據基礎。

圖2 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構建及關鍵詞選取標準

提取關鍵詞詞頻的方法為：獲取上市公司2010 至2022 年的年報，通過 Python 提取報告內文本，在提取過程中不斷根據樣本情況對關鍵詞進行補充，形成最后的分詞詞典，并使用Jieba 功能對所有樣本進行分詞處理，統計關鍵詞的披露次數并進行匯總，最終對匯總數取對數處理得到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指標。

（四）模型構建

根據趙宸宇（2021）、錢紅光和鄧立（2023）等的研究思路，構建本文研究模型：

TFPi,t=β0+β1DCGi,t+β2Controli,t+β3YEARi,t+β4INDi,t+εi,t

其中，變量說明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說明

本文對于以上數據利用Python3.11 和STATA16.0 軟件進行數據清洗、數據處理與回歸。

三、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實證分析

1.描述性統計分析

基于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2 可知，全要素生產率的均值約為7.76，標準差為0.99，各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產率再在最小值2.55 與最大值12.24 之間波動。這足以見得，企業間差異較大，需要進一步分析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均值為1.41，標準差高于1，達到了1.17，這說明企業間差異很大，且最小值為0，說明有企業在某些年度尚未開始進行數字化轉型，而有的企業開始轉型較早且不斷加深轉型程度，最大值達到了5.62。

2.回歸分析

通過回歸分析結果表3 可知，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對全要素生產率能夠產生正面影響，系數為證，0.0417，且正向影響效果非常顯著。這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是能夠作用于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這種作用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數字化轉型都是十分有力的，通過數字化轉型能夠幫助企業降本增效、帶動研發等，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通過第一次回歸驗證了第一個假設：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對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作用越強。

表3 回歸分析結果

對于控制變量來說，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總資產收益率、流動比率、股權集中度、企業年齡、員工規模也均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積極影響。其中，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總資產收益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強而顯著。而流動比率、員工規模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為負且顯著。作用方向的不同決定了企業在未來管理中需要思考的角度的不同。

接下來驗證第二個假設H2：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具體維度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效果有差異。為了能夠更好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中具體分類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根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五大部分來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分別回歸，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

從回歸的結果可知，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五大維度并不是同等作用于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大數據技術、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不顯著，而數字技術應用、云計算技術對于全要素生率的影響為正且非常顯著?；貧w的結果可以解讀為，現階段上市公司在年報中體現了數字技術應用以及云計算技術類別詞匯的，很可能已經將這兩大類技術在實踐中運用，因而結果顯示顯著的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但是，雖然結果中大數據技術、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不顯著，我們不能解讀為以上三類別技術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甚微，不需要發展。這說明現階段大部分企業可能在年報文本中沒有提到以上技術詞匯，亦或是提到了以上詞匯，但是尚未在實踐中加以運用，使得利用回歸無法探究明晰的作用機理。這需要根據上市公司情況進行進一步分析，探究此三類技術究竟是如何作用于全要素生產率的。

四、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數字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逐漸成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本文通過利用回歸得到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會對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帶來積極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同時驗證了數字化轉型中的數字技術應用、云計算技術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谘芯拷Y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上市公司應從思想上重視數字化轉型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強大推動作用，并且在生產實踐中落實數字化轉型。隨著數字化的發展，數字化轉型成為了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引擎。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研發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正向作用?；诖?，上市公司應該加大數字化轉型力度，增加對于技術研發的投入，加強對于企業員工數字化轉型的培訓，加快數字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持續釋放數字技術的轉型升級潛力，企業應嘗試運用互聯網思維進行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努力調動各主體的創新積極性，持續激發公司內部的創新活力。

對于制造業來說，加快企業智慧工廠的建設，讓企業走在數字化轉型的征程中。要想加快數字化轉型步伐，技術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企業需要不斷加大研發投入，提高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同時積極鼓勵員工進行創新，創造研發創新的企業文化，從而不斷提高關鍵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服務業跟制造就有所不同。服務業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因此對于“人”的重要性就更加顯現。服務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中，企業員工需要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積極主動擁抱變革，而不能抵觸變革。要積極將數字化轉型的技術運用于服務的各個環節中。例如，運用最新的“客戶畫像”技術了解、認識客戶，分析客戶需要；利用互聯網等新思維來完成相應的服務環節，提升服務效率效果，抓住客戶的想法，做到供需完美匹配。在此過程中，實現數字化技術于傳統業務鏈條的深度融合，并積極像行業標桿進行學習，要跳出舒適區不斷進步。

第二，政府應該加大數字化轉型扶持力度，表現出數字化轉型積極效應，從數字化轉型中釋放紅利，從而快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政府應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為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首先，政府應該針對數字化轉型的領域進行細分研究，針對不同的維度制定有針對性、導向性的文件、制度，幫助企業完成數字化轉型。目前，由于新技術跟不同行業企業的深度融合仍然是值得探究的議題，因此多數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是比較迷茫的。高管層面對于投入大量財力去構建數字化轉型是否能夠帶來直觀、有效、快速產出持懷疑態度，管理層對于新系統、新技術的運用加大了管理難度而煩惱，普通員工因為數字化轉型增加了工作量而厭煩。那么在這時候，政府需要作為幫助企業排憂解難的“大夫”，為企業發展提供導向引領，帶領企業數字化轉型，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則可以為區域經濟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推動作用，有效提升區域的GDP。依賴于政府這棵“大樹”，來讓越來越多的企業自主擁抱數字化轉型，從數字化轉型中獲取紅利，從而快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