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基于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對比分析

李素峰 楊 蕾 馮鴻雁

一、引言

一個區域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模式，是由其發展條件、區位優勢、外部環境以及區域重大戰略等多種因素決定。京津冀是中國三大經濟區區域增長極中極具戰略地位的一極，獨特的區位優勢和重要的戰略地位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重要保障。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立足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以《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為引領，從謀思路到攻堅克難，并最終實現縱深發展。踐行二十大精神，202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河北考察時，再次從國家戰略高度強調，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邁向新的征程，并提出努力使京津冀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先行區和示范區，為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指引。

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作為支持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在加快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覷。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以可持續發展為前進方向，將京津冀打造成“天藍、山綠、水清”的發展新高地，綠色金融助力京津冀經濟朝著高質量發展不斷邁進。歷經十載，京津冀在經濟、環境治理、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產業結構優化等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與2013年相比，2022年京津冀地區GDP攀升到10.03萬億元，提升了61.25%。細顆粒物年均濃度降至37微克/立方米，降低了65.42%。承德、張家口和秦皇島環境質量位居京津冀之首，其他城市雖偶有極端天氣發生，但重度污染天數基本控制在10天以內。京津冀三地可再生能消費平均占比達8.81%，北京的消費更是高達12.05%；從產業結構來看，北京第三產業占優，經濟產出效率最高，天津和河北以重工業發展為主，提升津冀第三產業占比仍是今后發展的方向。

黨的二十大報告從區域重大戰略和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高度擘畫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格局，這也讓我們意識到：成績的背后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如何實現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宏偉目標，成為擺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面前的一個重要難題。綠色金融與環境規制到底能不能提升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相鄰地區間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京津冀在地域規模和協同發展戰略提出前后是否存在異質性？弄清這些問題對踐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意義重大，對加快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深遠。

二、文獻綜述

我黨始終將人民福祉牽掛于心。經濟高質量發展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基本邏輯是提升全社會創新效率、保證就業數量和質量、讓每個公民享有最基本的社會福利(楊耀武和張平，2021[1])；根本特征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金碚，2018[2])；第一動力是創新，健全的人力資本管理、完善的金融管理體系以及健全的高質量制度機制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不斷深入(張俠和高文武，2020[3])；科技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均衡以及綠色經濟效率大幅提升已經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助推力(Zhang等，2022[4])。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加快完善綠色債券、保險以及信貸等金融政策環境體系(張科等，2023[5])，目標是解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現象，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張占斌和畢照卿，2022[6])。

化石燃料大量燃燒、溫室氣體任意排放以及全球氣候變暖所產生的環境問題成為擺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難題(李素峰和嚴良，2019[7])。由于環境污染具有外部性，無法單純依賴市場，政府急需借助環境規制，抑制日益突出的環境問題(上官緒明和葛斌華，2020[8])。通過環境稅、綠色財政補貼、完善信貸補貼、嚴格的排污權交易制度以及碳減排制度等措施(陳詩一和陳登科，2018[9])，倒逼企業采用先進技術，降碳減排，優化營商環境(王旭霞等，2022[10])。與此同時，社會公眾更是成為環保的主力軍，通過社會公眾宣傳和輿論監督，迫使企業尊重社會公德，減少環境違法(陳詩一，2010[11]；Kim等，2023[12])。短期來看，環境規制抑制技術進步，但長期來看，嚴格的環境規制必將成為提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李小勝和宋馬林，2015[13])，提升全社會綠色生態水平，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粗放式的高速經濟發展導致我國資源環境面臨嚴重威脅，達到環境承載力紅線，構建綠色金融體系迫在眉睫。有效引導更多金融資金投向京津冀綠色低碳領域，使之成為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實現“雙碳”發展目標、保護生態環境與防范惡劣氣候的重要金融工具(馬駿，2021[14])。綠色金融將金融部門與資源高效利用和節能減排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資源配置最優化管理，以期引導財政資金和環保資源向資源節約型、技術密集型與生態友好型產業或企業流動，實現全社會綠色技術變革，宣傳綠色消費理念，展現我國的大國形象(何德旭和程貴，2022[15])。常用的綠色金融工具有綠色信貸、綠色基金、綠色保險以及綠色財稅。伴隨“雙碳”研究的興起，碳交易和排污權交易在權益市場的交易額占比逐漸提升，成為綠色金融的又一個重要工具(Zhou等，2020[16])。綠色金融與生態環境相互動態影響，綠色金融迫使生態環境改善，而生態環境反過來也會影響綠色金融，進而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朱迪，2023[17])。

遵循“綠色金融與環境規制——綠色金融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思路進一步篩選現有文獻，圖1為三個角度研究的趨勢對比圖。從2019年到2023年，伴隨“兩山理論”和“新發展理念”的不斷深入，綠色金融與環境規制發文量總體呈上升趨勢，2022年小幅下調后又迅速攀升，該階段兩者的理論解釋(劉鋒等，2022[18])、作用機理(Liu等，2021[19])、耦合協調水平測度(李楠博等，2021[20])以及時空分異特征(斯麗娟和曹昊煜，2022[21])深受學者青睞。而綠色金融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在2019年呈小幅下降，然后迅速攀升，2022年達到頂峰，之后基本保持較高水平，學者更多研究聚焦于驅動因素(文書洋等，2022[22])、時空演變(Saleem等，2020[23])以及體系構建測度(王修華等，2021[24])。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熱度不斷提升，尤其是2020年之后增速呈現明顯增強趨勢，研究內容更多集中于綠色債券(孫志紅和陸阿會，2021[25])、綠色投資(田惠敏，2018[26])、綠色信貸(劉亦文等，2022[27])、環境規制的空間溢出效應(李唐蓉和林輝，2023[28])、全要素生產率(祁芳梅等，2022[29])、綠色轉型與“雙碳”目標實現(Tang等，2023[30])等。

圖1 綠色金融、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趨勢對比分析圖

已有研究對綠色金融、環境規制、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兩間的關系展開了一定的研究，但研究三者之間相互關系并不多見，鮮有以京津冀為研究對象，對比分析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影響異質性的研究。為此，本文使用Arcgis繪制京津冀13地市間綠色金融、環境規制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空變遷與聯系對比圖；借助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遵循“地理權重矩陣——經濟權重矩陣——經濟地理權重矩陣”的邏輯順序，證實三種模式下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如何影響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方向；從整體與個體、城市地理位置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前后等視角證實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否受綠色金融與環境規制的影響，以及影響是否具有異質性。

三、理論機理與研究假設

(一)綠色金融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而綠色金融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效應，能夠有效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提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加快經濟高質量發展進程。綠色金融不僅能夠有效緩解環境與社會問題，實現資源高效利用、減少環境污染，還能夠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優化資源配置、引領綠色技術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一方面，從影響領域來看，綠色金融不僅為少數清潔行業提供資金支持，更多的是為“三高”行業環保技術升級提供綠色資金與政策支持(謝喬昕，2021[31])；從空間角度來看，綠色金融所具有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特質，能夠有效推動當地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朱向東等，2021[32])；從多維度定量評估角度來看，引入綠色金融能夠顯著提高要素效率，引導區域經濟朝著高質量方向發展(Zhao等，2022[33])。另一方面，從“微—中—宏”角度來看(Zhang和Ding，2023[34])，綠色金融不僅促進個人擴大綠色消費和投資，加快企業綠色轉型，還可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實現綠色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的目標?；诖?，提出假設1：

H1：綠色金融能夠有效提升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且綠色金融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效應，故也能夠帶動周邊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二)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環境規制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聚焦于“規?！焙汀百|量”兩個視角，形成“成本增加假說”和“創新補償假說”兩種觀點(孫志紅和陸阿會，2021[25])。適度的環境規制推動企業千方百計提高科技創新水平，提升企業盈利利潤，彌補支出的環保成本，具有創新補償作用。工業企業不僅要研發節能環保產品，還需要不斷推廣節能環保創新技術，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態環境壓力。反過來，環境規制要求企業必須遵守環保法規，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從區域匹配度高低來看，高匹配環境規制一定程度上抑制區域發展潛能，而低匹配環境規制則恰恰相反，能夠激發區域發展新動能(祁芳梅等，2022[29])；從空間來看，環境治理空間溢出的地區差異性顯著，抑制經濟發展速度；從作用效果來看，若科技創新與環境規制聯合起來，則區域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明顯得到提升，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方向與環境規制強度則恰恰相反，呈現倒U型曲線，其影響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經濟增長目標的影響(蔡強和王旭旭，2022[35])?；诖?，提出假設2：

H2：環境規制有助于提升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但由于環境治理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嚴格的環境規制會導致污染型產業異地轉移，對轉移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

(三)綠色金融與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綠色金融政策的實施不僅能推動經濟發展水平，還在嚴格保護環境的前提下，推動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從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一方面，金融信貸的實施為環境規制提供了便利條件，政府加強環境規制力度也為綠色金融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有利于綠色金融工具發揮作用，實現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協同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但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的作用效果如何？相關學者給出了明確回答：區域異質性明顯(封海燕和楊松令，2021[36])。另一方面，綠色金融通過激發市場活力，增強其金融工具和交易工具的功能，為企業實施嚴格環境保護提供融資環境，有序引導綠色金融資金流向環境污染小、經濟發展水平高的企業或產業(史代敏和施曉燕，2022[37])。綜上所述，綠色金融與環境規制共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水平，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實現經濟更環保、更持續、更有效率的高質量發展。這一轉變可產生多重收益，主要體現在減少環境風險與污染，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就業和綠色價值創造提供機會，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故此，提出假設3：

H3：基于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背景下，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具有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作用。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分析

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但惡化的生態環境、失調的產業結構以及異質性的科技創新能力等嚴重制約著京津冀協同發展水平，進而影響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進程。為此，本文以京津冀13個城市為研究對象，選擇2008—2022 年的面板數據，數據來自于WIND數據庫和國家統計局(1)國家統計局網址：https：//data.stats.gov.cn/index.htm。。為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連續性，研究中的缺失數據主要借助線性插值法進行填補。

(二)變量分析

被解釋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HQE)。結合中國當前經濟發展實際，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參考劉秉鐮和秦文晉(2022)[38]的已有研究，綜合考慮經濟效益，選取6個一級指標和19個二級指標，立足中觀視角，構建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的指標體系。

核心解釋變量：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強度。綠色金融(GF)，參考于波和范從來(2022)[39]的研究成果，遵循“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投資—綠色支持—綠色基金—綠色權益”的邏輯順序構建綠色金融評價綜合指標體系。環境規制強度(ER)。環境規制以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為目的，以政府治理為主體，借助經濟、市場以及行政等措施進行生態環境治理，環境規制強度恰恰是衡量政府管控環境治理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本文參考鄒志明和陳迅(2023)[40]的做法，建立一個綜合的環境規制指數，其得分愈高，表明政府對環境的監管越嚴格。

控制變量。借鑒李素峰和馮鴻雁(2023)[41]和Wang等(2021)[42]的研究，選取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城區(市轄區)每平方公里人口數量、人口自然增長率、城市建設用地在所屬地區面積占比(%)、公路客運量等為控制變量。為降低數據的波動性，均將其取對數處理。

變量定義具體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三)實證研究設計

為避免內生性現象出現，在空間杜賓模型中加入了一階滯后項，旨在說明核心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是否產生空間溢出。模型構建如下：

(1)

其中，城市i在第t年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情況以HQEit來呈現，一階滯后項為HQEi，t-1，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為GFit，環境規制強度為ERit，控制變量用Xit來表示，空間權重矩陣可以表示為W，空間自回歸系數這里就用ρ1來表示，一階滯后項系數為ρ2，時空滯后項系數用α1所示，地區效應以μi來呈現，γi表示時間效應，εit表示誤差項。

空間自相關性反映了變量空間自相關性的整體趨勢，本研究利用Moran’sI指數，其檢驗方法參考了李唐蓉和林輝(2023)[28]的已有成果。計算公式為：

(2)

五、實證分析

(一)京津冀綠色金融、環境規制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空變遷

2014年，黨中央將京津冀協同發展由區域層面上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那么該戰略的提出對京津冀綠色金融、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了何種影響呢？借助Arcgis軟件繪制三者時空變遷及聯系對比圖，選取2010年和2020年(京津冀戰略提出前后)京津冀地區綠色金融、環境規制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時空變遷與聯系進行對比分析(圖2～圖4)。

圖2 2010年和2020年京津冀綠色金融時空變遷與聯系

圖3 2010年和2020年京津冀環境規制時空變遷與聯系

圖4 2010年和2020年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時空變遷與聯系

綜合對比圖2～圖4，2014年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后，經過6年的發展，2020年京津冀13個城市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較于2010年得到了顯著提升。京津冀13個城市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范圍由0.192 8～1.000 0提高至0.333 1～1.500 0。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范圍由0.010 1～0.180 0提升至0.024 6～0.530 0。這主要源于“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之后，國家在產業結構、經濟、交通、科技等多方面協同發力取得的顯著成效。由圖2中可知，2010年和2020年北京和廊坊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均處于較高位置，張家口、承德、秦皇島以及衡水等城市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較低，處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尾部，可能和這些城市與京津相隔距離有關。由圖3和圖4來看，兩年間，北京、天津和廊坊環境規制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始終處于高位，尤其是廊坊的環境規制強度位列河北之首，在經濟聯系方面與北京和天津聯系最強?？赡芘c其地理位置也有關，廊坊與北京和天津均是緊鄰，地理位置優越，經濟較為開放，與北京、天津聯系緊密有關。北京和天津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遠超河北省各城市，河北省的大多數地區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表現不盡如人意，整體呈現出相對平穩的發展態勢。進一步對比分析圖2、圖3和圖4還發現，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強度較高的城市如北京、天津和廊坊，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也較高，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強度相對較低的城市如承德、秦皇島、張家口、衡水，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也偏弱。這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在空間上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有一定相關性。

(二)空間自相關性檢驗與回歸結果分析

1.空間自相關性檢驗。

考慮到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與地理距離的綜合影響，本文使用經濟地理權重矩陣計算京津冀13個城市2008—2022年經濟高質量發展全閾指數值，用以證實京津冀13個城市之間是否存在全域相關，其自相關性如表2所示。

表2 Moran’s I指數值

由表2可知，Moran’sI系數均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且都為正。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京津冀13地市間存在空間集聚，且效應顯著。

通過前文分析，結合研究需要，借助經濟地理權重矩陣，繪制了Moran’sI指數散點圖(圖5)，以2014年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為分界點，對比分析2010年和2020 年空間集聚類型。

圖5 2010年和2020年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Moran’s I散點圖

從圖5可以看出，2010年和2020年，北京和天津始終處于第一象限為“高-高”型空間集聚，唐山則長期處于第二象限“高-低”型空間集聚，而河北省其他10個地級市始終處在第三象限“低-低”型空間集聚，這說明京津冀空間關聯異質性顯著，表明實現河北經濟高質量發展恰是實現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

2.回歸結果分析。

利用空間杜賓模型的LM檢驗結果確定了空間計量模型類型。首先，根據Hausman的檢驗結果，選擇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然后，由于LR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所以該研究拒絕原假設。故此，通過兩次檢驗結果，本研究確定使用SDM模型?；貧w結果如表3所示。

遵循“地理權重矩陣—經濟權重矩陣—經濟地理權重矩陣”的邏輯思路，表4為三種不同類型的空間權重矩陣回歸結果。

表3 模型選擇檢驗結果

表4 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

根據表4，在經濟權重矩陣和經濟地理權重矩陣下，綠色金融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檢驗，通過有針對性地支持綠色產業，綠色金融有效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從而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同樣在這兩種權重矩陣下，W×GF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京津冀鄰近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本地綠色金融的引入將產生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從而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而在地理權重矩陣下，W×GF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具有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

環境規制在三種不同的權重矩陣下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對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作用效果。這樣政府通過制定相關環境政策來約束工業企業污染排放，以此促使其科技創新，加快產業結構升級，進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經濟權重矩陣和經濟地理權重矩陣下，W×ER的系數顯著為負，具體表現為環境規制具有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而地理權重矩陣下，W×ER的系數顯著為正，充分證實了環境規制正向溢出于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臻g計量模型的回歸系數本身可能會存在誤差，為此，本文運用已有學者的研究成果(Zhang和Ding，2023[34])的方法，對空間杜賓效應進行分解：直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和總效應，以確保模型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具體見表5。

表5 空間杜賓模型的直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及總效應

分析表5發現，第一，在經濟權重矩陣(W2)下，綠色金融的空間溢出效應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進一步證實綠色金融具有顯著為正的空間溢出效應；在經濟地理權重矩陣(W3)下，綠色金融的系數在直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和總效應下均顯著為正，說明京津冀13個城市之間發展綠色金融不僅有利于本地經濟高質量發展，還對鄰近城市作用效果顯著。

第二，在三種權重矩陣下，環境規制的直接效應系數均顯著為正，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環境規制對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促進作用；不同于地理權重矩陣(W1)，環境規制在經濟權重矩陣(W2)和經濟地理權重矩陣(W3)下，空間溢出效應系數均顯著為負，具體表現為環境規制具有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這表明若提升該城市環境規制強度，則與其相鄰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將會下降。

3.異質性分析。

(1)整體與個體異質?？紤]到河北省11個地級市在綠色金融、環境規制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將河北省11個地級市整合成一個“大城市”與北京、天津進行回歸分析。表6中列(1)為基于京津冀整體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綠色金融顯著促進京津冀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的提升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引領綠色技術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推動本地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此外，W×GF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W×ER系數則顯著為負，具有負向空間溢出效應，表明京、津、冀在發展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時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2)城市位置異質性。京津冀地理位置獨特，河北省11個地級市中，承德、張家口、保定、廊坊4個城市與北京相鄰，廊坊、唐山和滄州3個城市與天津市相鄰。其中廊坊既與北京相鄰，又與天津相鄰。這些城市在制定和實施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政策時會受其地理位置的影響。為進一步考察城市空間位置不同，京津冀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受到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的異質性影響，在地理位置上將京津冀13個城市分為與京津“相鄰城市”和“非相鄰城市”進行異質性分析。表6中列(2)、列(3)是基于城市地理位置異質性結果。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對與京津相鄰城市的提升效果顯著高于非相鄰城市，主要是因為北京、天津以及環京津的河北省城市對生態環境更加嚴格，綠色金融政策更加完善，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發展水平相比于河北省其他城市也較發達。這表明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進程中，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具有對應的促進效應。

(3)時期異質性?！熬┙蚣絽f同發展”有助于緩解我國區域發展非均衡的現狀，基于此，2014年，從國家層面正式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理念。經過十年發展，京津冀協同無論在交通產業，還是公共服務等方面效果較顯著，但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對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理念提出前后又有什么不同呢？為此，本研究以2014年為分界點，探析“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前后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旨在就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異質性進一步進行深入研究。由表6中列(4)、列(5)發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后，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顯著提升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關系數實現由負變正的重大變化。此外，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的直接效應系數和空間效應系數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之后也得到了顯著提升?？赡艿脑蚴牵骸熬┙蚣絽f同發展”戰略提出之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市通力合作，聚焦重點領域，協同創新與產業協作，利用關鍵技術不斷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取得新成效。同時，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引領下，生態文明建設提到了新的高度，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共同驅動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邁向新的臺階。

表6 異質性回歸結果

六、結論與建議

為進一步落實二十大報告關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會議精神，加快建設綠色、低碳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新格局，實現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宏偉目標，綠色金融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工具，環境規制則是其重要手段。為此，本文從空間視角對比分析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前后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對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異同，并從“整體與個體”“城市位置”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多角度對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異質性進行深入剖析。研究結論為：(1)“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后，三地綠色金融、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到顯著提升。(2)京津冀綠色金融、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呈現出一種正向相關關系，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發展水平高的城市，亦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反之亦然。(3)京津冀13地市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北京和天津呈現“高-高”集聚，河北省除唐山處于“高-低”集聚外，其他10地市均處于“低-低”集聚。在經濟權重矩陣和經濟地理權重矩陣下，綠色金融正向溢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而在地理權重矩陣下，環境規制顯著正向溢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4)就不同城市位置、不同時期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而言，空間異質性顯著。一方面，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對京津相鄰城市的提升效果顯著高于非相鄰城市；另一方面“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后，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均提升了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且成效顯著。結論(3)和(4)符合二十大報告中高質量發展“全國一盤棋”的理念，契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全局”與“一域”的辯證關系?；谝陨涎芯拷Y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借助嚴格的環境規制制度體系加快轉變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新動力，將“雙碳”目標與綠色發展理念貫穿于企業發展始終，激勵企業加快綠色低碳轉型，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產業。以“牢固污染防治理念——加強低碳技術引領——研發與推廣新業態產品應用”為抓手，立足京津冀協同發展，實現綠色、低碳與創新融合的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新模式。

第二，加快推進綠色金融與環境規制協同驅動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方面發揮綠色金融這一政策優勢，借助綠色信貸和綠色財政支持，為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保障，優化綠色產業結構，全面促進經濟綠色增長。還可以利用北京綠色金融國際交流中心的位置優勢，緊緊圍繞北京設立大型綠色金融配套設施集群，加快京津冀綠色金融發展一體化進程。另一方面，制定合適的環境規制制度措施，激勵與監管并行，巧妙倒逼企業革新技術。利用京津冀技術創新成果轉移與資源共享平臺，進一步健全產業創新支撐體系，積極引導中小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為實現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環境制度支撐。

第三，為解決我國區域發展非均衡的現實問題。建議河北利用與京津位置相鄰的優勢，引導京津優質資源源源不斷布局河北，縮小京津冀之間的差距。促進三地產業優勢互補，引導北京優質的科技創新資源向津冀輻射，天津利用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和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的主體功能，向津冀輸送高附加值產品，共同推進河北產業升級，縮小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差距。同時引導金融機構，加大綠色金融中的綠色信貸、綠色基金與綠色支持等的投放力度，實現降碳減排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推動綠色金融、環境規制與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邁向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