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服務領域中的價格歧視
——以特需門診為例

劉 霖 劉 韌

一、引言

醫療服務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改革發展的重點領域。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動醫療衛生體制改革。1979年，在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背景下，衛生部等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醫院經濟管理試點工作的意見》，決定給予醫院一定的自主經營管理權，中國的醫療衛生領域開始市場化改革。20世紀80年代，專家門診、家庭病床等一系列帶有特需醫療色彩的醫療服務開始興起，政府允許醫院和醫生從事有償業余服務和超額勞動(曹榮桂，2008[1])。1992年，衛生部印發了《關于深化衛生改革的幾點意見》，明確鼓勵醫院在確保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前提下開展特殊服務。1994年，時任衛生部部長陳敏章統一了“特需醫療”的稱呼(陳方方和王紅漫，2010[2])，特需醫療服務開始快速發展。2022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印發“十四五”國民健康規劃的通知》，鼓勵保險機構與醫院的特需醫療服務內容對接，降低患者接受特需醫療服務的成本，這將進一步推動特需醫療服務的發展。但是，醫療衛生服務是具有社會公益性質的經濟私人品，這要求醫療衛生服務要兼顧公平與效率(孫廣亞等，2021[3])。在醫療資源總量一定的條件下，特需醫療服務可能會擠占基本醫療資源，因此特需醫療服務自推出以來，也存在一定的爭議。本文將主要從患者福利的視角出發，以特需醫療服務中的特需門診為例，運用價格歧視、多源流框架、博弈論等相關理論，探討特需門診產生的原因，分析醫院對普通門診和特需門診的資源配置行為和特需門診對不同類型患者福利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一)多源流視角下特需門診的產生與發展

多源流框架是金登在科恩等人提出的“垃圾桶模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李文釗，2017[4])。多源流框架包括問題流、政治流、政策流三個源流，并且這三者之間是互相獨立的。除此之外，多源流框架還包括政策之窗、政策企業家、議程設置、備選方案、決策系統等構成要素。決策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問題流通過焦點事件、特定指標等使得政策問題得到決策者的關注，并進入政策議程；政治流是指對議程或產出有影響的政治和文化情景，包括選舉、國民情緒、意識形態等；政策流是指政策共同體針對特定問題提出各自的觀點，形成政策原湯，政策原湯中的各種思想相互碰撞，最終形成具體的備選方案(李文釗，2018[5])。問題流、政治流、政策流相互獨立流淌，當政策之窗打開之時，在政策企業家的推動下，三者融合，并有機會使得政策產生。

從問題流來看，特需門診的產生既與醫療資源的供給方的問題相關，又和需求方的問題相關。計劃經濟時期，在強調醫療衛生事業的福利性質和中國財政收入水平有限的情況下，醫療衛生事業經費相對不足，醫療衛生機構又缺乏市場化的價格調整機制，自1958年至1980年，醫療收費標準曾多次降低，使得醫療衛生機構收不抵支，發展活力不足；同時，在收入分配上，缺乏對業務精湛的醫務人員的物質激勵機制，這影響了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醫療服務質量(李玉榮，2010[6])。對于醫療資源的需求方，改革開放之后，越來越多患者的收入水平和健康意識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存在一部分患者對醫療服務的環境、體驗、等候時間等方面有了超出基本醫療服務范圍的需求(包亞萍，2001[7])，而當時的醫療衛生體制無法滿足這一部分患者的需求?？傊?，原有的醫療衛生體制既無法滿足醫療衛生機構有序經營的需要，又無法滿足部分患者的醫療服務需求，矛盾日益突出。

從政治流來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國走出計劃經濟；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思想上破除了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的阻礙，使得整個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實現了思想的解放。中國社會的各行各業都開始市場化改革，重視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這為醫療衛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和特需門診的推出提供了政治支持。

從政策流來看，衛生部、財政部、醫院管理者等相關人員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積極提出意見和看法。1983年，北京協和醫院與其上級主管單位簽訂了“定額補助，增收提成”的合同書，在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曹榮桂，2008[1])。1985年，衛生部做出《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秷蟾妗访鞔_提出“病房可以分等級的收費”“改革門診制度，延長門診時間”“允許醫務工作者利用業余時間從事醫療衛生服務工作，業余服務的收入歸個人，使用公家設備的實行收入分成”等內容，這些為特需門診的產生奠定基礎。1988年，財政部、衛生部等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擴大醫療衛生服務有關問題的意見》?！兑庖姟诽岬结t院可建立特診室，提供高質量服務，實行高收費，特需門診在這份政府文件中被明確提出和支持。

1992年，黨的十四大打開了政策之窗。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醫療衛生行業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問題的重要性進一步提高，并且符合政治發展趨向。政策企業家也在1978年至1992年期間積累了大量政策經驗。問題流、政治流、政策流在黨的十四大這個窗口匯聚，推動了特需門診等特需醫療服務政策在全國的推廣。由此可見，特需門診的產生有其時代發展的必然性，特需門診對于提高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務工作者的收入，激發醫務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滿足部分患者的特殊醫療服務需要等方面都具有積極作用。

(二)價格歧視與特需門診

醫院開設特需門診的行為是醫院為了擺脫原有醫療衛生體制下入不敷出的困境，改善經營狀況而采取的一種價格歧視策略。20世紀初，庇古在其著作《福利經濟學》[8]中闡述了價格歧視理論，指出了價格歧視存在的條件，并根據歧視力量的大小將價格歧視劃分為三個等級。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企業對消費者信息的獲取是有限的，因此一級價格歧視較難實現，生活中更多的是二級價格歧視和三級價格歧視。在庇古提出的價格歧視的基礎上，又有學者提出了基于產品縱向差異化的價格歧視(Liu和Serfes，2005[9])、基于空間距離的價格歧視(Hwang和Mai，1990[10])、基于行為的價格歧視(Fudenberg和Tirole，2000[11])等多種價格歧視的形式，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價格歧視理論。

三級價格歧視的存在需要滿足四個條件：(1)企業具備一定的壟斷能力；(2)消費者無法進行套利活動；(3)需求曲線顯性，企業能夠對消費者進行分類；(4)消費者的需求彈性存在差異(王玉霞，2000[12])。在中國，提供特需門診服務的一般是公立三甲醫院。在特定區域內的公立三甲醫院是稀缺的，醫院需要得到政府的評定和認可才能成為三甲醫院。因此，開設特需門診存在較高的進入門檻，醫院擁有壟斷的能力，滿足條件一。當前，全國已經普遍實行實名掛號就醫，患者很難將自己的號源轉讓套利，滿足條件二?；颊叩氖杖胨酱嬖谝欢ú町?，市場中存在一部分患者愿意為了更便捷、舒適地獲得醫療衛生服務而支付較高的價格，能夠將他們與普通患者進行區分，滿足條件三。對于收入較高的人來說，其對醫療服務價格變動的敏感性小于收入較低的人，消費者的需求價格彈性存在差異，滿足條件四。因此，醫院滿足實施三級價格歧視的條件。

如圖1所示，醫院可以根據患者的需求價格彈性的不同，將患者劃分為特需門診患者和普通門診患者，兩類患者對應的需求曲線分別為D1和D2。MC為醫院的邊際成本，當MC=MR1=MR2時，醫院利潤最大化，此時對應特需門診患者的定價為P1，普通門診患者的定價為P2，顯然P1>P2。對于醫院而言，通過三級價格歧視，可以從特需門診患者中獲取更多的利潤，改善醫院的經營狀況，這也是醫院設置特需門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圖1 三級價格歧視與特需門診定價

對于特需門診的患者而言，由于醫院采取了價格歧視策略，其支付的價格提高，消費者剩余減少，福利受損。對于普通門診患者而言，圖1沒有考慮到醫療資源的供給總量在短期內是不變的，而社會中對醫療資源的需求是遠遠大于供給的。尤其在SARS、COVID-19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期間，社會對醫療資源的需求劇增，特需門診擠占了一部分普通門診的醫療資源，給普通門診患者的福利帶來負面影響。

(三)社會對特需門診的需求和爭議

特需門診是特需醫療服務的一種典型形式，特需醫療服務是指公立醫療機構在保證基本醫療服務的前提下，為滿足患者需求，在服務設施、服務時間等方面提供的優質、便利、自愿的個性化醫療服務(吳偉旋，2019[13])。一般而言，特需門診的出診醫生擁有副高級及以上的職稱，經驗豐富，就診環境好，部分醫院還會為特需門診患者提供陪診、優先醫學檢驗、早間門診、晚間門診等服務。特需門診的價格往往高于普通門診，并且大部分費用無法通過社會醫療保險報銷，因此前往特需門診就診的人數相對較少，掛號相對容易，患者的等待時間更短。從特需門診患者的就醫影響因素來看，專家的技術水平、排隊時間短和就診環境是患者選擇特需門診的重要因素(徐華和劉慧，2018[14])。專家可以視為一種稀缺的醫療資源，特需門診的設置可以激勵專家在完成基本醫療服務的基礎上，自愿選擇提供額外的醫療服務，增加了社會當中的優質醫療資源供給，降低了患者獲得專家醫療資源的時間成本。在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背景下，社會中對優質醫療服務的需要日益增多，人們在健康方面的支付意愿也得到提高。張靜等(2011)[15]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96.6%的特需門診患者認為應該設置特需門診，53.9%的普通門診患者認為應該設置特需門診，31.7%的患者以看好病作為費用支付的標準。這些數據也印證了社會對特需門診存在需求。

社會中對以特需門診為代表的特需醫療服務也存在許多爭議。其中，醫療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是爭議的焦點。公立醫院屬于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其主要職能應該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公平的醫療衛生服務，特需門診使得優質醫療資源的分配不是按照患者疾病的嚴重程度進行分配，而是按照患者的財富來分配，這將帶來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公平(楊淑和武鋒，2010[16])。由于特需門診能夠給醫院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一些公立醫院將多人病房改為單人病房，將在普通門診出診的醫生安排至專家門診，擠占了醫療資源；醫療服務中存在信息不對稱，醫院和醫生有可能在特需門診中定價過高，誘導患者消費，進一步浪費醫療資源(朱景，2011[17])。陳方方和王紅漫(2010)[18]面向患者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51.4%的患者認為沒有必要開展特需醫療，其中有42.3%的患者認為特需醫療使得患者產生了就醫地位的不平等感，有30.3%的患者認為特需醫療占用了基本的醫療資源。也有學者指出，特需門診一般要求出診醫生擁有豐富的經驗和高級職稱，這將使得年輕醫生缺乏鍛煉的機會，不利于醫療人才隊伍建設(劉佳等，2012[19])。特需門診的收入一般高于普通門診，在特需門診出診的醫生也可能會在普通門診就診，這可能會導致“價廉質低”的現象，醫生可能會在普通門診出診時降低醫療服務質量，影響患者的利益(于登瀛和史東光，1997[20])。由此可見，特需門診的出現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有一定現實的需要，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政府進行管制和引導，促進特需門診合理發展。

(四)政府對特需門診的管制手段

醫院采取三級價格歧視策略雖然可以提高醫院的利潤，但是可能會對患者的福利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政府需要對醫院的價格歧視行為進行管制，維護患者的利益，兼顧效率與公平。在醫療衛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政府可以從多個維度對醫療衛生機構的行為進行管制，主要包括：準入管制、價格管制、質量管制、數量管制等(周小梅，2006[21])。準入管制在特需門診領域的表現是，對在特需門診出診的醫生，可以從職稱、工作經驗、患者評價等多方面設置條件，提高特需門診醫生的準入門檻。從保護患者整體福利的角度，許多地方政府和醫院也頒布了具體細則，規定只有在普通門診出診時長達標的醫生，才能在特需門診出診，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姚瑤等，2023[22])。價格管制目前在各地并無明確限制，一般遵循市場化機制，由醫院自行定價。例如，湖南省醫療保障局2021年印發《關于規范公立醫療機構特需醫療服務項目價格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特需門診的定價要以醫療服務項目成本為基礎，綜合考慮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與基本醫療服務價格保持合理比價。質量管制要求醫院不能夠出現“價高質優、價廉質低”現象，特需醫療與普通醫療服務的區別僅表現在提供醫療服務的空間、時間、服務設施等方面，而不是表現在醫療技術質量上(陳瀚鈺等，2006[23])。數量管制是政府對醫院提供的特需醫療服務的數量和規模進行限制。2016年，國家發改委等部門聯合印發《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意見》，文件指出提供特需醫療服務的比例不超過全部醫療服務的 10%。

無論是何種管制政策，政府對特需門診管制的目的是在保障部分患者的特需醫療服務需求得到滿足，激發醫院和醫務工作者積極性的前提下，充分保障醫療衛生事業的公平性，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醫療服務得到充分滿足，兼顧效率與公平。

已有文獻對醫院開設特需門診的歷史背景、意義和問題等方面都做了較為充分的討論，對政府如何規范特需門診也提出了許多政策建議。但是已有文獻的不足在于，一方面，沒有從患者福利的視角對特需門診存在的影響做出嚴格的證明，只停留在思辨色彩的理論分析，缺乏明確的判斷；另一方面，已有文獻只是提出管制政策建議，但是缺乏對管制政策效果的分析。本文的創新和邊際貢獻在于，一方面，通過構建博弈模型，使用數學知識證明了特需門診對不同類型患者福利的影響；另一方面，通過博弈模型，對數量管制政策的效果進行分析，為政府制定管制政策提供更充分的依據。

三、博弈模型的構建

為了進一步分析特需門診對醫院和患者的影響，本文借鑒Gabszewicz和Thisse(1979)[24]的研究，構建了一個動態博弈模型。假設某家醫院只有一個科室，該科室共有M名醫生。這些醫生水平相同，每名醫生給每名患者看病都需要花費10分鐘的時間，并假設醫生在給前后兩名患者看病之間不存在時間間隔。該醫院提供兩類門診供患者選擇——普通門診和特需門診。假設普通門診的掛號費和診療費合計c元，特需門診的掛號費和診療費合計d元，且c

Ui=v-θiti-c

(1)

其中：ti為普通門診患者排隊所花的時間(單位：分鐘)；θi衡量患者i對于單位排隊時間的厭惡程度(反映排隊時間的機會成本高低)，其取值是患者i的私人信息。對于到特需門診看病的任一患者j，他的收益函數為：

Uj=v-θjtj-d

(2)

同樣，tj為患者j排隊所花的時間(單位：分鐘)；θj衡量患者j對于單位排隊時間的厭惡程度，其取值是患者j的私人信息。v是患者從看病中獲得的效用，假設所有患者從看病中獲得的效用相等，并且v滿足能夠使得所有患者從看病中獲得的效用為正。假設所有患者對于單位排隊時間的厭惡程度θk在[0，1]區間上均勻分布。

假設醫院根據以往病人數量能夠準確預測當日前來醫院就診的患者人數N，醫院提供醫療服務的單位成本為u，沒有固定成本，那么醫院從普通門診和特需門診獲得的利潤合計為：

π=nc+(N-n)d-Nu

(3)

這是一個包含兩個階段的動態博弈問題。第一階段：根據預測的患者人數，醫院為普通門診和特需門診配置醫生數量。第二階段：所有患者觀察到醫院對于普通門診和特需門診配置的醫生數量之后，基于各自對于排隊時間的厭惡程度而同時選擇到哪類門診就診。

四、博弈模型分析

博弈模型分析基于所有參與者都是理性的而且具有“理性共識”的假定，我們采用逆向歸納法來求這個博弈問題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當患者抵達醫院時，患者觀察到m名醫生在普通門診工作，M-m名醫生在特需門診工作。假設有n個患者到普通門診看病，N-n個患者到特需門診看病。假設n遠大于m，且滿足如下關系：

n=km+b,0≤b

(4)

由前文假設和式(4)可知，患者等待時間的概率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患者等待時間的概率分布

由表1可知，患者的預期等待時間為：

(5)

利用等差數列求和公式對式(5)進行運算可得：

(6)

由式(4)可得：

km=n-b,0≤b

(7)

將式(4)、式(7)代入式(6)可得：

(8)

因為n遠大于m，所以k的值也會很大，那么有：

(9)

將式(9)代入式(8)可得：

(10)

繼續利用式(4)可得：

(11)

由式(11)可得：

(12)

若n恰好為m的整數倍，即b=0時，顯然有：

(13)

為了簡化運算，結合式(12)和式(13)的結果，不妨假設n恰好為m的整數倍，那么式(13)表示A隊中的患者i預期排隊時間。由式(1)和式(13)可得，患者i的期望收益為：

(14)

類似地，對于到特需門診看病的任一患者j，他在B隊中的位次可以是1，2，…，N-n中的任一值，且處于任一位次的概率是相等的。這樣，他預期排隊時間為：

(15)

期望收益為：

(16)

對于任一患者i而言，θi越大，他對于排隊等候越厭惡，就越可能到特需門診看病。不妨假定存在一個臨界值θ*，選擇普通門診或特需門診對于這樣的個體是無差異的。位于θ*左側的患者選擇普通門診看病，位于θ*右側的患者選擇特需門診看病。由于θi在[0，1]區間上均勻分布，所以前往普通門診看病的患者數量為：

n*=θ*N

(17)

令式(14)與式(16)相等，m=μM，μ表示普通門診醫生數量占醫院醫生總數的比例，化簡得：

(18)

進一步解得：

(19)

假設醫院提供醫療服務的單位成本為u，沒有固定成本。醫院從普通門診和特需門診獲得的利潤合計為：

π=n*c+(N-n*)d-Nu

(20)

醫院可以通過配置普通門診和特需門診的醫生人數來實現利潤最大化。將式(20)改寫成關于普通門診醫生數量占醫院醫生總數比例μ的方程，如式(21)所示：

(21)

由于在式(21)中，π是關于μ的非線性函數，進行求導計算過于復雜，難以直接求出一階條件，因此使用數值模擬方式分析π和μ之間的關系。為了使得關系更加清晰，利用式(19)將式(21)進一步簡化為：

π=-N(d-c)θ*+N(d-u)

(22)

由式(22)可知，若θ*(μ)在某個區間內為關于μ的增函數，那么π在這個區間內就為關于μ的減函數；若θ*(μ) 在某個區間內為關于μ的減函數，那么π在這個區間內就為關于μ的增函數。對于各個參數的取值如表2所示，對應的θ*(μ)的圖像如圖2所示。

表2 參數取值

如圖2所示，橫坐標代表μ的取值，縱坐標代表對應的θ*的取值，三條不同類型的虛線段代表三種不同參數取值下θ*(μ)的函數圖像。由圖2可以看出，在這三種情況下，θ*都隨著μ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可以推斷θ*為關于μ的單調遞增函數。進一步地，可推斷出π為關于μ的單調遞減函數。

圖2 不同情形下θ*(μ)的函數圖像

因為π為關于μ的減函數，所以當μ最小時，π最大。μ最小可以取值為0，因此普通門診的最優醫生數量為：

m*=μ*M=0

(23)

因此，當政府不制定政策限制特需門診發展時，在醫院追求利潤最大化和醫院缺乏競爭者的條件下，醫院會將全部的醫療資源用于特需門診，取消普通門診，N個患者全部在特需門診就診。此時，患者k的期望收益為：

(24)

為了分析醫院的價格歧視策略對患者福利的影響，進一步考慮醫院沒有特需門診，只有普通門診的條件下患者的福利。此時，患者k的期望收益為：

(25)

令式(24)減式(25)可得，如果政府既允許醫院開設特需門診，又不對醫院開設特需門診的行為進行任何管制時，那么患者k的福利變化為：

E[U1k]-E[U2k]=c-d<0

(26)

由式(26)可以看出，對于任意一位患者k，他的期望收益總是為負。由此可以進一步拓展，對于所有患者而言，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管制政策限制特需門診發展時，醫院將會在利潤最大化的原則下，將全部的醫療資源用于特需門診，取消普通門診，患者總體的福利水平也將下降。因此，政府有必要對特需門診的發展采取一定的管制政策，盡可能地保護患者的利益。

五、數量管制政策的博弈分析

(一)數量管制政策對醫院價格歧視行為的影響

目前，政府主要采取數量管制政策對醫院的價格歧視行為進行管制。假設政府規定醫院每日在普通門診接診的醫生數量占醫生總數的比例不得低于q(0

(27)

由式(27)可得，如果醫院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確定自己的行動，那么當π取得最大值時，對應的普通門診醫生數量為：

m#=qM

(28)

因此，當政府采取數量管制政策時，在利潤最大化的條件下，醫院將會按照數量管制的下限分配醫療資源，即μ=q。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管制政策，那么μ=0。因此，與政府不采取數量管制政策相比，數量管制政策可以保證有一定的醫療資源用于普通門診，防止醫院過度逐利，保護普通門診患者的利益，保證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公平性。

(二)數量管制條件下的價格歧視對普通門診患者福利的影響

當有價格歧視并且政府不采取任何管制政策時，由式(26)可知，所有患者的福利會下降。因此，本部分進一步討論數量管制條件下的醫院價格歧視行為對患者福利的影響。由式(28)可知，當政府采取數量管制政策時，醫院將會按照數量管制的下限分配醫療資源，即μ=q。由式(14)、式(17)和式(19)可得，有價格歧視并且有數量管制條件下，普通門診患者i的期望收益為：

(29)

當醫院沒有特需門診，只有普通門診時，即沒有價格歧視時，普通門診患者的期望收益為：

(30)

令式(29)減式(30)可得，普通門診患者i的期望收益的變化為：

(31)

由式(31)可得，普通門診患者的福利變化取決于q和θ*的大小關系。由式(18)可知，θ*為關于μ的函數，而此時μ=q。為了更直觀地判斷q和θ*的大小關系，繼續使用表2中的參數，q和θ*的大小關系如圖3所示。

在圖3中，實線表示θ*=q，三條不同類型的虛線段代表不同參數取值條件下q和θ*的關系。顯然，三條虛線段都位于實線的上方，這意味著θ*>q。因此，式(31)的值為負數，這意味著即使醫院的價格歧視行為受到了數量管制的約束，與沒有價格歧視的條件相比，任意一位普通患者的福利也是下降的。因為任意一位普通門診患者i的福利都將受損，所以普通門診患者總體的福利水平也一定下降。由式(26)和式(31)可知，不管政府是否采取數量管制政策，只要有特需門診存在，普通門診患者總體的福利一定是受損的。

圖3 q和θ*的大小關系

為了進一步分析管制政策的效果，假設醫院一定存在特需門診，使用表2中的參數取值，并令θi=0.1，比較式(31)和式(26)的大小，結果如圖4所示。為了行文簡潔，將式(31)的結果記為γ，將(c-d)記為φ。

圖4 不同情形下φ與γ的關系

如圖(4)所示，橫坐標為政府數量管制的下限q，縱坐標為φ或γ的取值。由圖4可以看出，對于每一組φ和γ，無論q如何取值，γ的圖像總是位于φ圖像的上方，即γ>φ。這意味著數量管制政策削弱了醫院的價格歧視行為對任意一位普通門診患者福利的負面影響，并且數量管制政策的下限越高，普通門診患者的福利受損程度越小。

(三)數量管制條件下的價格歧視對特需門診患者福利的影響

由式(16)、式(17)和式(19)可得，當政府采取數量管制政策時，任意一位特需門診患者j的期望收益為：

(32)

當醫院沒有特需門診，只有普通門診時，特需門診患者j的期望收益為：

(33)

令式(32)減式(33)可得，特需門診患者j的期望收益的變化為：

(34)

在式(34)當中，已知θ*大于q，式(34)的第一項為正；已知c小于d，式(34)的第二項為負。為了行文簡潔，將式(34)第一項記為ω，將(c-d)繼續記為φ。

如果醫院開設特需門診能夠提高任意一位特需門診患者j的福利，那么需要滿足的條件是：

|φ|<ω

(35)

特需門診是醫院采取的一種價格歧視策略，|φ|即代表由于價格歧視給特需門診患者帶來的福利損失。為了更具體地分析式(35)的條件能否被滿足，在表2的參數設置基礎上，增加θj=1，這樣可以保證θj>θ*，特需門診患者一定會去特需門診就診。不同情形下|φ|與ω的關系如圖5所示。

圖5 不同情形下|φ|與ω的關系

在圖5中，橫坐標為政府數量管制的下限q，縱坐標為對應的|φ|或ω的取值。由圖5可以看出，對于每一組|φ|和ω的圖像，無論q如何取值，|φ|的圖像總是位于ω圖像的上方，即|φ|>ω，式(34)的取值為負。這意味著，與沒有價格歧視的情形相比，即使醫院的價格歧視行為受到了政府的數量管制，價格歧視行為依舊會損害任意一位特需門診患者j的利益，即特需門診患者全體的福利水平也是下降的。但是，與政府不采取任何管制政策時的價格歧視相比，因為式(34)一定大于式(26)，所以數量管制條件下的價格歧視對每一位特需門診患者福利的損害程度減輕。

由式(34)還可以看出，數量管制政策存在局限性，數量管制無法對醫院價格歧視的強度進行有效管制，而價格歧視強度是影響特需門診患者福利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能夠進一步采取價格管制政策，使得圖(5)中|φ|的圖像向下平移，那么可以更好地保護特需門診患者的利益。

六、結論與啟示

特需門診是公立醫院為了適應市場化改革，改善經營管理狀況而采取的一種價格歧視策略。本文通過構建博弈模型分析了醫院對特需門診醫療資源的配置行為和特需門診對患者福利的影響。本文的主要發現有：首先，如果政府不對醫院的價格歧視行為進行管制，放任特需門診發展，那么在極端情況下，醫院會將所有醫療資源配置到特需門診，取消普通門診，這將嚴重違背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屬性，損害全體患者的福利。其次，當政府采取數量管制政策時，醫院將按照數量管制的下限分配醫療資源，這保證了有一定的醫療資源用于普通門診，減輕了價格歧視對于患者福利的損害程度，但是無論是普通門診患者還是特需門診患者，其福利水平依舊是下降的。最后，數量管制政策只能對醫療資源的分配產生影響，無法對價格歧視的強度進行有效管制，數量管制政策對患者福利的保護作用存在局限性。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啟示：雖然特需門診可以改善醫院的經營狀況，提高醫務人員的收入，但是從保護患者福利的視角出發，政府應該嚴格限制特需門診，保證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目前，政府主要采用數量管制政策限制特需門診發展，但是數量管制政策的作用有限，還應該采取價格管制等管制政策，構建完善的管制政策體系，進一步保護患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