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村”的在場人與見證者

宗晴

項靜兼具批評家與作家的雙重身份。她致力于“八〇后”作家研究，其批評著作《我們這個時代的表情》既能從代際視野把握“八〇后”作家的時代特征，又能從細膩幽微處剖析作品的內在旨趣，走出了一條情理融通的研究路徑。這種緊貼文本的批評方式與其小說創作枝蔓相連。她的第一部小說集《集散地》記錄了“八〇后”一代人的成長軌跡，作家以敏銳的目光洞察小人物在空間轉換下的情感流動，主人公從村莊到鄉鎮、縣城，進而輾轉至大都市，整部作品可謂是一部“進城”故事集。薩義德曾說，“對于沒有故鄉的人，寫作成為居住之地”，盡管項靜在城市生活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在農村生活的時間，但她依然還能夠挖掘自己的童年記憶。她的第二部小說集《清歌》（2021年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便是借助童年記憶書寫故鄉人、故鄉事與故鄉情，小說里的“傅村”便是其故鄉山東泰安的化身，這部作品也可謂是她為自己的故鄉譜寫的一曲“清歌”。

《清歌》以故鄉傅村作為敘述空間，記錄了這片土地上人與物的變遷。相比于《集散地》來說，這部小說集中的時間意識更加強烈，通過敘述者“我”——“八〇后”的其中一員，牽引出了“我”的上一代乃至上上一代傅村人的故事，寫出了“我”所了解的傅村人與傅村之間的情感交織，構建了一幅傅村人物譜系生態圖，從而增加了文本的歷史厚度，為讀者呈現出一部傅村的村莊志?！案荡迦恕笔且粋€未名的群體，他們是無數故鄉人的縮影，項靜通過“傅村人”這一共同身份聯結起八個中短篇故事，以傅村為例展示了鄉土中國的歷史更迭，引發了讀者的廣泛共鳴，使“我”與讀者成為傅村的在場人與見證者。

一

項靜的小說敘述融入了散文的筆法，敘事語調平和、緩慢，她熱衷于以樸素的敘事話語、細膩的白描筆法描繪傅村故事。小說集《清歌》展示了傅村日常生活背后的精神氣度與隱秘的情感流動。人物是小說的靈魂，項靜在傅村這一空間地域中塑造了鄉村教師、鄉村醫生、“闖關東”者、電影放映員等較為特殊的人物群像，他們以頑強的毅力與生活作著困獸之斗，平凡卻不失堅韌。

傅村人離去歸來再離去，外村人進來又離去，他們雖然最終都背離了這一生存空間，但始終都受著這塊文化土壤的滋養。其實，無論是留在傅村還是去往他鄉，他們骨子里流淌的永遠是傅村的血脈?！肚甯琛烽_篇便講述了“外鄉人”劉老師對傅村融入與疏離的過程。他是學區分配來的民辦老師，是有理想、有追求的有志青年，也是外來文明的傳播者。他帶著文明的氣息走進傅村，卻在沾染了傅村的泥土之后離傅村而去。同時，劉老師也是鄉村教師群體的代表，他們承擔的任務不僅僅是向學生們傳授科學文化知識，還有拓寬他們的眼界，改變他們固有的思維模式與價值觀，在“潤物細無聲”中推動鄉村的文明進程。面對梁寧與王芬的爭執，劉老師不做是非對錯的評判，而是告訴梁寧“只有離開這里的人才有自由，你們以后要到遠方去看看”。

身份建構問題是鄉村教師所面臨的一個巨大困境，因為他們既無法融入鄉村倫理體系，又無法回歸到城市文明中。一方面，外來教師常常會被農村人貼上“城市人”或“外來人”的標簽，因此，在整個鄉村系統中，他們是被鄉村邊緣化的人物；另一方面，鄉村教師生活的“主戰場”是農村，由于缺乏和城市的聯系與互動，所以他們也面臨著被城市邊緣化的危險。劉老師無疑也處于這一困境之中，他的選擇是積極融入鄉村倫理體系：到村口下車時與村里人打招呼，不再把村里人送給他的食物回送，并且慢慢學會了吸煙，面對傅村人的盛情邀酒也不再拒絕，最后連傅村人都說老師不應該是他這個樣子，他的形象與剛來時的斯文干凈已相去甚遠。然而，盡管他如此奮力融入，但最終還是與村里人有著不可言明的隔閡。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到，要成為“村里人”的條件有兩個：“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從婚姻中進入當地的親屬圈子?！憋@然，這兩個條件劉老師都無法具備。王芬母親的去世使劉老師第一次與傅村產生了距離感，從而對鄉村倫理產生了懷疑，他試圖改變鄉村的頹敗，但意識到僅靠個體的力量根本無力做到，于是他選擇了逃離傅村。他考了兩次公辦教師，都以失敗告終。在傅村小學被唐田小學合并后，劉老師被調到圣井峪教學，終于離開了傅村。1996年轉入公辦教師編制后，他調入實驗小學，兩年后被提拔為該校校長，最后于2006年去世。劉老師去世時，只有梁瑩與孫太太參加了他的葬禮，兩位傅村人的到來，是出于對劉老師鄉村教師這一身份的敬重，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傅村人雖尊重這一群體卻又在無形中“毀壞”了他們。

《宇宙人》中，馬林作為傅村的女婿，又是“我”媽媽的表侄，已然具備了成為村里人的條件，但他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能否真正成為傅村人，而是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自我定位。在《民間故事的形態學》中，普羅普認為民間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追尋”，即主人公總是在尋找一些東西。馬林的哥哥馬山是一個英雄式的人物，并且具有特異功能，馬林也一直在追隨哥哥馬山的腳步努力成為宇宙人。其實，他內心真正追尋的客體并不是哥哥，而是世人的目光里那“被言說”的強者身份。馬山和馬林都是“被看者”，但由于哥哥馬山人在軍隊，遠離傅村，因而他的榮譽與光環需要弟弟馬林去承擔，于是，“被看者”的雙重壓力便降臨到馬林身上。馬山是文本中虛無縹緲的存在，卻始終主導著馬林的生活軌跡。在父親眼里，“哥哥馬山就像軍屬門上光榮的匾額一樣，是全家的精氣神”。馬林想當電影放映員的想法一開始遭到了父親的否決，但在得到了哥哥的認可后，便獲得了父親的同意；在村里人眼中，馬林之所以能取得民辦教師的資格也是因為哥哥馬山的面子。在潛意識里，就連馬林自己也認為哥哥是電影里的主角，而自己永遠只是配角。

對馬林來說，哥哥是尺度與標桿，激勵著他努力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但生活在哥哥的光環下，他根本沒有屬于自己的話語空間，因而漸漸失去了自我。此時，敘述者采用內心獨白的方式將馬林的真實想法呈現在讀者面前。比如，在馬林當電影放映員時，放完電影后，他被幾個女孩子喊作“周里京”，之后好幾年，他在村里都享受著“明星”的待遇，小孩子、女青年與男青年都很關注他，他第一次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光環，也是第一次享受了馬山的待遇，他不再是配角，而是成為自己故事中的主角。與哥哥看電影時，哥哥馬山喜歡看那些熱熱鬧鬧的故事，而他關注更多的卻是故事發生的背景、驛道和兩岸風景。馬林認為演員的角色大小并不重要，而哥哥則與之相反，喜歡那些打打殺殺的人，喜歡英雄式的人物。在觀看戰爭片《年輕的朋友》時，所有人都喜歡充滿戰斗激情的趙真真，而唯獨馬林喜歡趙麗麗?！榜R林心里跟趙麗麗一樣懦弱，即使主角都活到最后，他也不喜歡，他希望生活是風光片，不是武打片，也不是戰爭片”，一個真實的馬林形象躍然紙上，同時，這也為他后來的自我蛻變埋下了伏筆。

馬山的離世打亂了馬林作為“追隨者”的生活節奏，他不再是“傅村馬山”，而只能以“馬林”這一身份繼續生活下去。失去“追尋”的目標后，馬林曾一度陷入迷茫，“他沒有找到拍電影的門路，而他電影中和生活中的男主角卻消失了”。拍電影的理想就此破滅，馬林被迫按部就班地生活著，上班放電影，下班當農民。當他想起馬山時，發覺腦海中只有與之相關的一些碎片化的記憶，根本無法拼湊出哥哥完整的模樣?！坝袝r候他又感覺生活中好像從來沒有這么一個人，而如果沒有這個人，自己也就不存在啊，真是矛盾”。那些虛無縹緲的“追尋”不過是過眼云煙罷了，此時，他所要找尋的是屬于“馬林”的活法。于是，他辭去工作，離開傅村，選擇去南方尋找新的出路，從而真正成為自己人生的主角。

二

“闖關東”是近現代以來中國歷時最長、參與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移民遷徙潮?！瓣J關東”移民潮有兩條路線：一條走內陸，從山海關向北一直走，大部分人要徒步一年才能找到落腳的村屯；另一條是走海路，從山東的膠東半島經渤海到遼東半島的大連港。山東人口稠密，災害頻發，據記載，到民國38年間，山東人闖關東的數量達到平均每年48萬之多，總數超過1830萬?！瓣J關東”大約停止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山東地區逐漸富裕起來，人們不必再背井離鄉到遠方尋找生計。到了九十年代，情況開始反轉，許多當年闖關東的人的后代開始回流，回到山東?！瓣J關東”是小說集中經常提及的歷史事件，其中，《見字如面》和《地平線》以“我”的視角寫出了家族中大伯與叔叔們離開故鄉闖關東的奮斗史。

《見字如面》中，村里的年輕人當時有兩個去處，一個是關東，另一個是山西。無論是去關東還是山西，都有改變自身既有身份與處境的可能，無論去哪里，都逃離了傅村的地理坐標。他們由親戚引線，沿著先行者走過的路線尋找著新的生存空間。大伯本想去當兵，但家里成分不行，想做民辦教師，卻無奈受制于農村的權力關系而無法遂愿，走投無路下，只好背井離鄉闖關東去投奔姨奶奶。在人物的地理空間發生了轉變之后，敘述者又以局外人的視角開拓了新的敘述空間，羅列了大伯在關東的諸多事跡：和公社里的年輕人一起下地勞動；與姨父一起打散工，因能力超群很快入了團，并且成了屯子里的會計；之后不斷來往于山東與東北之間，從事倒賣糧食、收購蜂蜜與黑山羊的營生……大伯作為家中的長子，始終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承擔著整個家庭乃至整個家族的生存壓力，掙了錢就寄回家，給家里置辦大件；后來他放棄了自己的理想伴侶，遵守父母之命回到傅村結婚，又將待業在家的三叔、四叔接到關東落戶……他憑借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終于實現了屬于他的人生價值。

《地平線》采用倒敘手法詳細敘述了叔叔志輝的人生履歷。1984年叔叔初中畢業后成了社會青年，他們這一代人不愿意讀書，也抗拒干農活，便先后掙脫了農村的生活模式：齊工當工人，新民當兵，梁雙、孫明等人也都陸續出去謀事，小武則跟著親戚去了山西……他們都選擇了離開鄉土勞作，以獲得更好的生存空間和更多的生存權利。叔叔當過木匠、學過散打，本以為能留在廠里，但鄉鎮企業縮編，不允許招工，叔叔不得不又待業在家，為了生存，叔叔終究還是舍棄了自己的生養之地——傅村，沿著大伯走過的道路到東北尋求發展。

農村中的人際關系大多靠血緣與地域關系維持，傅村人的“出走”，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的地緣與血緣關系，對傅村來說，這是一場文明裂變。但隨著“闖關東”人數的增加，他們在關東逐漸形成了第二個傅村文明體系，這一體系呈現出“同心圓”的新型地緣結構，核心部分仍然是以血緣關系為主體的親屬關系，然后向外擴散到同村人與朋友，在關東地區逐漸形成新的結構關系網。大伯闖關東投奔姨父一家，站穩腳跟之后，又接走了待業在家的三叔和剛剛初中畢業的四叔，叔叔們相繼在當地落戶、蓋房子、結婚生子。隨后，叔叔志輝又帶去了他在各地結交的朋友，“那里幾乎成了他的第二個傅村”。闖關東實現了傅村人的地理空間轉移，文本的敘述空間也隨之轉換，形成了“新傅村”或者叫“第二個傅村”的故事層。對敘述者來說，關東是一個陌生的地理空間，“我”作為局外人，自然與故事之間隔著一層，然而這恰恰形成了一種文本張力，給予讀者廣闊的想象空間，填補了“第二個傅村”故事內部的空白；與此同時，也讓讀者感受到這一代人在時代浪潮中的艱辛蛻變，從而增添了“闖關東”這一歷史事件的傳奇性。

三

盡管整部小說集都彌漫著項靜對傅村的眷戀氣息，但《本地英雄》中令箭的經歷，還是撕開了傅村溫情的面紗，呈現出鄉土中國的真實面貌。在許多鄉土小說中，“重男輕女”的主題屢見不鮮，但項靜切入的角度十分新穎，將令箭的童年創傷性體驗與青春期的叛逆結合在一起，安排了她與父母鬧翻、與姐妹反目等情節，從而呈現出農村女孩在成長中所遭遇的各種困境，進而對鄉村倫理的劣根性做出深刻反思。令箭從小與姥姥相依為命，拒絕與拋棄她的父母一起生活，態度十分激烈：“她叛逆的種子好像就是這一年種下的，她偷姥姥的錢到隔壁村的小賣店揮霍一空，她放火燒過舅媽家的廚房，拿起一塊磚頭對著嘲笑她的人直接開瓢?！绷罴蛲信降鹊纳?，并為此竭力反抗自己的原生家庭，最終得以離開傅村，尋求新的生存之路。

傅村束縛著梁宇與令箭，她們也不肯屈服于命運的桎梏，試圖將偶然轉變成必然。梁宇向往平等自由的城市生活，通過努力學習終于走出了傅村；相比之下，令箭離家出走的行為則背離了傅村的倫理觀念，備受鄙夷——“傅村人”是按照約定俗成的鄉村倫理評判他人的：

所有的鄉鄰們包括梁宇的父母，他們都作息規律，吃相差無幾的飯菜，喜歡談談仁義道德，講究門當戶對；他們慈悲仁愛，在葬禮上不加掩飾地啜泣或號啕，在婚禮上釋懷開心，看到路過的乞丐忍不住要遞上一碗溫熱的湯飯。但這些都不是他們的全部，他們怎么拜佛修心都難以抵擋爬高踩低的內心熱情，他們以唏噓感嘆咀嚼別人的影子、打發聚在一起的時間；他們愿意無事生非，被短暫的交集和快樂蠱惑，越走越遠。

離開傅村后，令箭從事燒烤店經營、保健品銷售等行當，靠自己的勞動掙錢糊口。但在梁宇和大雷這些接受過良好文化教育的人看來，這些職業都是卑微的，于是令箭被差別對待。令箭一生都在反抗不公平的命運，從反抗家庭到反抗社會，一直在努力爭取自己身為女性在性別與職業上的平等權。令箭的反叛雖然激烈，但卻不夠徹底，她和梁宇雖然走出了傅村，卻依然深受傅村倫理觀念的影響?！案荡逯械囊淮?，小時候都吃過龍葵，卻沒有一個人死于它的毒手，他們都粗糲地長大而安然無恙”，在這里，龍葵隱喻了傅村的鄉村倫理，身在其中時并未察覺它帶來的“毒害”，但是走出傅村，傅村人是否無恙已不確定。令箭便深受其“毒害”，在她的潛意識里，有男孩的家庭才是好的，因而她選擇了現在的丈夫（丈夫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齊全）。梁宇受傳統鄉村倫理觀念的影響，時常以輕視的目光打量令箭，這時候的他便無形中成為一株帶有毒素的龍葵。

“引言”部分是小說集《清歌》結構上的一大特色。比如，《地平線》中引用了蘭波的詩歌：“生活在別處，在沙漠海洋，縱橫他茫茫的肉體與精神的冒險之旅，洪水的幽魂剛剛消散?！边@幾句詩是叔叔在關東奮發作為、努力闖出屬于自己的一番天地的寫照，彰顯了那一代人的冒險精神?！肚甯琛分?，項靜引用了赫爾曼·黑塞的詩歌：“所有的街巷里，石階上、運河上，都沉睡著一種絕望的憂傷，想要向人訴說過去的時光?！边@幾句詩是小說創作者心境的某種隱喻和象征，并且，具有一種提綱挈領的作用，由此拉開了傅村的歷史序幕?！侗镜赜⑿邸分?，開頭的引子與結尾句都提及了北島的詩歌《過節》，文中引用的只是《過節》中結尾的幾句話，乍一看并沒有什么深刻的含義，但結合《過節》整首詩來看，其寓意不言自明。

四

項靜以敏銳的目光注意到了鄉土空間中一組比較特殊的人物——鄉村醫生?！度延洝分饕v述了信運、方元與振國三位鄉村醫生的故事，三位醫生對病人認真負責，將治病救人作為自己畢生的追求與事業。梁鴻曾說：“生活在傅村的每一個人物都是時代中的普通人，卑微如塵，卻又閃閃發光，他們在和命運相逢時各有姿態?！编l村醫生與村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抬頭不見低頭見，盡管城市醫療更發達，但繁瑣的程序、冰冷的醫學術語以及昂貴的醫療費用，使村里人望而卻步。相比之下，和藹可親的鄉村醫生，便成了他們有需求時的最佳選擇。父親總是會把“我”買的藥交給信運檢查后才肯放心吃，可見，鄉村醫生在鄉村中的存在價值早已超越了普通的醫療范疇。

《三友記》在結構上延續了魯迅鄉土小說中的“歸鄉”模式，文本中含有兩層敘事，即敘述者在講述自己故事的同時，又講述了信運等人的故事。信運等人的故事情節與生活情景被編織進“我”的故事之中，“我”得知信運離世，繼而展開回憶。在傅村這片土地上，三位鄉村醫生各有各的不幸，醫者不自醫，他們都經歷了不同形式的“死亡”。方元的父親在“文革”中上吊自殺，母親瘋癲，他與傅村人產生了巨大隔閡，在傅村娶不到媳婦，最后只能支走母親，娶了一個外鄉女人，默默承受著不幸的家庭生活帶給他的苦難。但是，他始終堅守著職業道德，給傅村人看病時從不馬虎。振國不善言談，老婆在生孩子時不幸離世，他一個人在悲痛中度過了二十多年的孤獨時光。四十五歲時，他終于鼓起勇氣選擇再婚，但好景不長，在回家途中不幸因車禍去世，從此便“孤零零地躺在回家的路上”。

“母親”“殘疾”“寫作”這三個關鍵詞，讓許多讀者會不自覺地將信運與作家史鐵生聯系起來。信運與史鐵生也的確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身體殘疾、由母親照顧、通過寫作的方式尋求精神寄托等等。在《三友記》中，“母親”的形象雖不夠立體，但讀者仍然能從一些細微處感受到母親對兒子的愛，比如，母親支持兒子參加培訓、尊重兒子的每個選擇?？梢哉f，母親的存在是信運與自己的殘疾和命運斗爭的底氣。項靜略去了信運痛苦掙扎的迷茫時期，將重點放在了展示他的頑強個性以及不斷突破自我的不懈努力上。史鐵生曾說：“同樣的殘疾，在人生的路上并不一定起同樣的作用。同樣的健全人，路途也都不一樣。殘疾，一般來說肯定會改變你的生活，但終于改變到哪里去，卻不一定?！毙胚\殘疾后并沒有一蹶不振，而是積極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并且參加了鄉村醫生的選拔?！俺鲩T培訓鍛煉了信運的自理能力，也增加了他作為一個年輕人的信心”，信運沒有被自身的殘疾束住和壓倒，他緊跟社會發展的腳步，努力借助殘疾人助動車、老年樂、電腦等工具“走”遍世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村中腿腳健康的年輕人紛紛出門尋找生路，信運看到他們的穿著打扮變得越來越花哨，又陷入了迷茫，盡管一直在奮力改變現有的生存狀態，但他知道，自己終其一生也許都無法逃離傅村這個地方。信運真正想要擺脫的并不是這個“鬼地方”，而是他自己作為殘疾人的命運。

在信運的一生中，“愛情”這一元素似乎是缺失的，信運在失去“健全”的同時，也失去了思考愛情、感受愛情的能力。當網友“孤獨守望”打算去看他時，信運眼前的景物和環境便是他內心那強烈自卑感的隱喻：

路中央那株百年槐樹又到了落葉時節，刺藤時不時落下來，傅村人掛了一面尼龍網在樹冠下面。雞羊零星的糞便黏在馬路上，車子來來回回從上面碾過去，只剩下干癟的斑點。他抬頭看了看診所曬成黃灰色的石頭外墻，滿眼的厭棄。

最后，寫作為信運提供了新的存在方式，枯寂的生活、殘疾人的孤苦與命運的不可捉摸，都成為信運創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未完成的《三友記》中，他或許也像史鐵生那樣，在作品中探討了生命、死亡等人生的終極意義。

五

項靜在小說集《清歌》的后記中說：“在寫作的過程中，總是不由自主地滑向虛構與紀實的臨界狀態，介乎散文與小說之間，我決定不考慮小說與散文的界限，延續了部分散文的外貌，充實進去背景、人物、細節和場景，想通過這種寫法，固定下那些幾近消逝的人和事?！表楈o致力于描繪日常生活與普通人的平凡人生狀態，她筆下的傅村，是鄉土中國的縮影，也帶有時代和歷史的烙印。作者從細枝末節處入手，采用白描手法巧妙地將大量細節融入故事之中，讓時代感更加鮮明，并且還原了農村生活的許多真實面貌。

時代浪潮沖擊了傅村舊有的鄉村倫理秩序，改變了傅村人的思維觀念，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鄉村凝聚力的衰弱?！秹延巍分械膭⒃虑逵闪羰貗D女變為留守老人，她年輕時期待丈夫回家，年邁時期待兒女和孫子歸來，是傅村的“守望石”。丈夫、兒女及孫子都是她生命中的過客，他們短暫停留后又紛紛離去，留給劉月清的是無盡的等待與孤獨?！敖裉觳换貋?，也許是他沒說清楚，明天或者下一周，或者近期他肯定會回來的，劉月清這么想著?！钡却莿⒃虑迦松闹餍?，與流浪漢等待戈多一樣，等待親人回家成了劉月清生活中唯一的內容與精神支柱?！兜仄骄€》中，叔叔因為“我”沒有給他微信拜年而生氣，然而，在“我”的觀念里，過于親密的關系對雙方反而是一種冒犯，“我已經任由自己變成一個現代人，一個保持距離的人。我可以跟鄰居熱情地閑聊，說著顯得頗有交情的話，但是距離稍微拉近，仍然覺得是互相冒犯”?！拔摇睂ΥH情的態度暴露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冷漠，隱含著作者的某種批判立場，同時也表達出作者對鄉土文化的眷戀以及對親情的呼喚。

書寫“故鄉”是鄉土小說亙古不變的母題之一，面對幾近消失的鄉土空間，項靜唱響了一曲鄉土挽歌，表達出了面對鄉土文化巨大嬗變的感嘆。比如，“我們這里的土地好像從來不屬于年輕人一樣，從我大伯那一代開始，幾乎見不到年輕人在地里耕地、播種和收割”；還有，“很多事情和人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很多人仍然在努力地生活，即使在距離高速公路很遠的小路上，一點也不偷懶，不耽誤編織夢想”；再有，“我們都慢慢脫離了自己的故地，成了遠離故地的人，與過去漸漸音信不通，再也沒有手寫的字跡讓我們如同晤面。時間無情地翻過新的篇章，大時代高歌猛進，讓你看不清幸福和未來到底是什么模樣”。在時代的大潮和激流中，項靜相信這一行將消失的空間仍有重現的可能，那么值得思考的問題來了，這些消逝的個體與故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重聚？這樣的思考，也注定將會為鄉土文學提供新的書寫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