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貓國家公園社區管理公平性測度及調控機制研究

張 引 陳秋瑾 張雨琦 杜春蘭

“國家公園社區”是指“聚居或生活在國家公園內部或周邊、與生態保護存在密切和復雜關聯的農民集體，主要包括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農戶和村民等主體”[1]。中國國家公園社區管理面臨土地權屬不清[2]、參與機制不全[3]、人獸沖突顯著、補償機制不健全等諸多問題[4-5]。這些社區管理問題的本質，其實是“公平性”問題。實質上是，國家公園管理機構限制了社區對集體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利用，但對其法定權屬、傳統知識和當地文化的尊重不足，沒有建立起一套公開透明的共同決策程序，還缺乏對保護成本和收益的合理分配[6-7]。這種“非正義”的集體土地用途管制方式，加劇了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的矛盾，激化了國家公園與周邊社區的沖突矛盾[8]。

國際保護界十分重視自然保護地管理的公平正義。愛知目標11(Archi Targets 11)呼吁自然保護地“應認可和尊重原住民、社區和其他弱勢群體的權利，通過公平的管理過程，實現公平的成本和利益共擔”，首次提出了社區管理公平性的議題[9]。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再次強化了公平管理理念。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國家公園社區管理公平性的重要性體現在2個方面：在道德層面，生態保護成本不應當只由當地弱勢社區承擔；在工具層面，保護管理的成功也離不開地方資源使用者的支持。一旦社區產生強烈的不公平感，則可能引發負面的保護態度和行為，進而成為國家公園保護目標實現的阻礙和威脅[10]。

當前，國際研究已初步形成自然保護地管理公平性的評估框架，包括承認、程序和分配3個維度和至少10個評估指標[9-12]。該框架提出了自然保護地管理公平性的測度方法[13]，但尚未聚焦到社區管理方向。在微觀層面，部分研究定量測度了農戶公平感知水平及其影響因子，如人口統計學特征、空間區位、社區參與等[14-16]。當前國際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公平維度的討論[17-18]，如利益相關者及農戶公平感知及影響因子分析[15，19]，然而尚未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組為研究單元，開展社區管理公平性的比較研究，因此難以為國家公園社區規劃調控提供科學依據。國內學者也注意到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地中的公平正義問題[20-21]，但相關研究理論性不夠、系統性不強，較少運用定量分析方法[22]。因此，目前缺乏一個在保護地尺度測度社區管理公平性的測度方法，為管理機構提供決策優化依據。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致力于建立一套國家公園社區管理公平性評估的指標體系和有效方法。其作用在于：1)系統評估國家公園社區管理的進展，有助于在不同階段進行歷時性追蹤和分析；2)計算國家公園社區管理的公平性指數，有助于在不同保護地、不同社區之間進行定量比較；3)精準化識別國家公園社區管理中的沖突和問題，有助于優化和提升管理機制。本研究是一個探索性的嘗試，基于農戶公平感知提出我國國家公園社區管理公平性的定量測度方法，并在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園區)開展實證研究。

1 概念框架與指標體系

1.1 概念框架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社會公平并非是一個單一化的概念[23-24]?？傮w上講，社會公平中存在3個相互關聯的維度——承認、程序和分配公平[9-11](圖1)。值得注意的是，公平管理是一個交互和動態的過程，各個維度之間相互作用，其評價標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地方環境，并且會隨著歷史發展不斷演變[11]。此外，絕大多數保護公平的研究都集中在分配公平上，其次是程序公平，而承認公平較少受到關注[17，25]。

圖1 社會公平的3個基本維度

1.2 指標體系

2017年，Zafra-Calvo等提出了文化身份、法定和習慣權屬等自然保護地管理公平性的10個基礎測量指標，并對全球225個保護地進行了定量測度。由于不同社會背景下利益相關者對公平性有差異化的理解，其測量指標會結合案例地實際情況進行調整[15-16]。

筆者基于國內外文獻研究、我國國家公園的社區管理特征，對此指標體系進行了修正。具體而言，在承認公平中增加了“土地權屬”和“生計保持”指標，因為我國國家公園集體土地權屬復雜、社區生計的自然資源依賴程度較高[15，26]。由于國家公園體制建設對“社區共管機制建設”的要求[8，27]，在程序公平中納入了“社區參與”指標。最后，基于中國國家公園對周邊社區的社會影響，對分配公平的“成本”“利益”進行了詳細補充，如野生動物肇事、提供就業機會等(表1)。

2 研究設計與數據分析

2.1 案例概況

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園區)位于四川省廣元市境內，岷山山系龍門山脈西北側、摩天嶺南麓，主要保護對象為大熊貓及其棲息地。唐家河園區與青川縣青溪鎮、三鍋鎮所轄14個行政村接壤，周邊社區總人口9 500余人[28]。為排除鎮政府管理差異的干擾，選取其門戶小鎮青溪鎮下轄4個行政村(落衣溝、陰平、魏壩和東橋村)展開實證研究(圖2)。各村在人口、區位、產業和管理措施上均存在一定差異(表2)。

表2 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園區)調研社區概況①

圖2 研究范圍

2.2 問卷抽樣與調查

研究團隊于2022年6月29—30日上午在陰平村開展預調研。調整問卷題目后，于6月30日下午至7月6日開展入戶調查，共發放382份問卷。剔除18份無效問卷，得到36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5.3%。問卷主要包括2個部分：一是性別、年齡、學歷等人口統計學特征；二是農戶公平感知水平，共15道題，按李克特5級量表測量。另外，團隊與唐家河管理處社區科和保護科進行座談，對鎮政府領導、村干部等開展13次半結構化訪談。此外，向唐家河管理處、鎮政府獲取研究報告、政府報告、數據統計及旅游宣傳單等資料。

2.3 數據分析

2.3.1 信度與效度檢驗

采用SPSS 26.0統計軟件進行信度分析，發現RE、DE的可靠性系數Cronbach'sα低于0.70，未通過信度檢驗。結合CITC值進行量表修訂，剔除題項RE4、DE1。修訂后RE、PE和DE的量表信度系數均在0.703～0.822之間，總體的Cronbach'sα信度系數高于0.80，通過信度檢驗。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測量結構效度，發現RE5在3個因素上的最大負荷為0.385，小于標準值0.5，將其剔除。將剩余12個變量重新進行因子分析，KMO值為0.818，Bartlett檢驗顯著性P＜0.01，提取的3個公因子(表3)分別反映程序、分配和承認公平，累積方差貢獻率大于60%，通過效度檢驗。

表3 因子分析方差解釋

2.3.2 社區管理公平性計算

首先，分別計算各居民點在12個指標上的均值，將各指標的均值乘以該項目所對應公因子的載荷，得到各個村社的公因子得分，然后將單個項目的公因子得分相加，得到各村社的綜合得分。其中，i代表主成分；j代表村社；P代表公平指數；L代表各指標得分；M代表系數；n代表各維度對應指標；m代表指標數量，計算公式為：

式中，i=1，2，3，4；j=1，2，3……；P為第i個村第j個主成分的評分；M為第i個村第m個指標的評分；L為第j個主成分中第m個指標的權重；n為第j個主成分所包含的指標數量。

各村社社區管理公平性總值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ωj為第j個主成分的權重；T為第i個村的綜合評分。

此外，根據各個指標的載荷數、各成分特征值及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確定指標體系的權重(表4)。最后，利用ArcGIS技術完成社區管理公平性的空間分異制圖。

表4 大熊貓國家公園社區管理公平性測度指標及權重

2.3.3 相關性分析

采用相關性分析探索農戶個體層面的影響因子。首先檢驗了公平感知與農戶的人口統計學特征之間的關聯性。其中，單因素方差分析適用于性別、職業等無序變量，斯皮爾曼相關性分析則用于學歷、家庭規模等有序變量。

3 唐家河社區管理公平性的測度結果

3.1 調查樣本概況

在364份有效問卷樣本中，女性受訪人數(54.9%)略多于男性(45.1%)。受訪者年齡普遍偏大，50歲以上占比高達73.9%；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2/3的受訪者只上過小學或初中，22.3%受訪者未受過教育。此外，大部分受訪者(88.5%)在唐家河周邊生活了20年以上，職業以農民為主。平均家庭規模為5人，大多數家庭(64.6%)有人外出務工。家庭年收入水平普遍較低，66.2%受訪者的家庭年收入在3萬元及以下，主要收入來源為務農、本地和外出務工。

3.2 公平性測度結果

如圖3所示，唐家河社區管理公平性總體得分為2.672 1，略偏消極。其中，承認公平(RE=3.721 4)＞分配公平(DE=2.717 9)＞程序公平(PE=2.300 0)，表明承認公平結果較為積極，而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則較為消極。

圖3 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園區)社區管理公平性測度結果

3.2.1 承認公平

在承認公平方面，RE1、RE2、RE3這3項得分(AVG=3.73、3.62和3.40)相對較高，表明唐家河管理處能基本尊重社區的法定和傳統權利、傳統文化和習俗，且對生計和謀生方式影響不大(圖3)。橫向對比4個村，落衣溝村的承認公平得分明顯偏低(RE=3.237 9)，尤其在RE2和RE3上(AVG=3.221 1和3.117 9)(表5)。落衣溝村村民普遍反映“受野生動物肇事影響較大，一年到頭都沒什么收成”“野豬每天都來吃莊稼”。承認公平在同一行政村內的不同村民小組也存在分異。例如，落衣溝村2社的承認公平水平顯著高于1社、3社和4社(圖4、5)。

表5 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園區)行政村管理公平性測度結果

圖5 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園區)村民小組管理公平性的空間分異(注：L1～L4表示落衣溝村4個村民小組，Y1～Y5表示陰平村5個村民小組，W1～W4表示魏壩村4個村民小組，D1～D4表示東橋村4個村民小組)

3.2.2 程序公平

程序公平的總體得分最低，其中，PE3、PE1和PE4指標得分(AVG=2.79、2.72和2.72)相對較高，PE2和PE5得分(AVG=2.30和2.50)相對最低，說明社區很難參與到國家公園的規劃與管理中。村民在訪談中表示“不知道管理局做了哪些社區管理項目”“并沒有征求過我們的意見”“沒有參與過共管會議，這是他們干部才參加的會議”等。4個行政村中，東橋村的程序公平水平明顯較低(PE=1.922 6)，顯著低于落衣溝、魏壩和陰平村。其中，東橋村1社和3社的程序公平得分最低(AVG=1.29和1.80)(圖4、5)。

3.2.3 分配公平

在分配公平上，DE4 和DE5 得分(AVG=2.78和2.79)相對較高，而DE3和DE2得分(AVG=2.31和2.48)較低?？梢娭苓吷鐓^對生態補償、野生動物肇事補償并不滿意。村民在訪談中表示“黑熊晚上還會來偷蜂蜜吃”“莊稼被野生動物破壞很嚴重，莊稼收成很差”等。橫向比較4個村，落衣溝村得分明顯較高(DE=3.030 5)，居住在魏壩村、東橋村的村民則普遍表示“在保護區里面的村民受到的補償更多，好處更多”(表5)。此外，交通條件更為便捷的村民小組，對分配公平的評分較高，如落衣溝村1社、2社和陰平村1社(AVG=3.18、3.14和3.10)(圖4、5)。

3.3 農戶公平感知的影響因子

公平感知水平在不同學歷、年齡、職業和家庭年收入的農戶間存在顯著差異(表6)。首先，農戶的學歷與程序、分配及總體公平感知正相關。部分村民在訪談中表示“我們沒得文化，不知道那些東西”“我沒上過學，我搞不來那些”等。與之相反，年齡與程序、分配和總體公平感知呈現負相關。部分村民在訪談中表示“農家樂培訓有年齡限制，我們的歲數不符合要求，參與不了”等。另外，部分職業對村民的公平感知具有顯著影響。如擔任護林員對程序、分配和總體公平感知有顯著正面影響，從事農家樂與分配公平感知之間也具有顯著的相關性。除此之外，家庭年收入與承認、分配和總體公平感知都顯著正相關。

表6 人口統計學特征與公平感知的相關性分析結果

4 影響唐家河社區管理公平性的空間要素與規劃調控

國家公園社區管理公平性受到管理制度與政策、社會和文化環境、農戶人口統計學特征等諸多因素影響。本研究主要通過定性分析，識別出與空間相關的影響因素，如邊界與分區、野生動物棲息地、區位交通條件、政策空間分異，以期通過規劃手段予以優化[29-30]。

4.1 空間影響因素識別

首先，國家公園邊界劃定與分區土地用途管控策略可能會造成承認公平的差異。目前，唐家河園區邊界以內的集體土地會按照《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大熊貓國家公園總體規劃(2022—2030)》進行土地利用管控，從而對社區土地使用權和生產生活造成一定影響。如本案例中唯一位于唐家河界內一般控制區的落衣溝村，其承認公平指數顯著低于位于邊界以外的3個村。

其次，野生動物棲息地分布和社區聚居點的空間重疊容易造成人獸沖突，進而影響分配公平指數。調研中發現唐家河周邊野生動物肇事的現象比較嚴重，尤其是距離核心區較近的地段。例如，在落衣溝村4社離核心區最近，人獸沖突顯著，其分配公平感知最低?？拷萍液舆吔绲臇|橋村以傳統農業為主，受野豬拱地等干擾較大，分配公平感知水平也較低。

再次，區位交通條件的差異可能會導致旅游資源分配不均，從而影響分配公平指數。例如，對于在保護地界外的3個村，門戶社區(陰平村)較非門戶社區(魏壩村、東橋村)在承認和分配公平上表現更好。這主要是因為陰平村位于通往國家公園的必經之路，具備旅游發展的區位優勢。而在陰平村內部，1社距離國家公園入口和主干道最近，居民參與旅游的機會較多，其分配公平水平也顯著高于其他村民小組。距離主干道較遠的村民在訪談中抱怨：“我們這里都沒什么游客過來，太偏僻了?！?/p>

最后，社區管理政策的空間分配不均會導致社區管理公平性的空間差異，如基礎設施建設、旅游服務培訓、生態補償資金、公益崗位投放、生態產業扶持等政策[4，31]。例如，門戶社區陰平村得到了管理處和地方政府的旅游培訓、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扶持，是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和中國鄉村旅游模范村，其承認公平感知水平較高。管理處制定的《落衣溝村野生動物肇事補償管理辦法》給予落衣溝村更多補償，而其他受野生動物肇事影響嚴重的村社(東橋村和魏壩村)沒有獲得相應補償，使得落衣溝村的分配公平感知水平相對較高。

4.2 規劃調控途徑

針對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園區)中存在的公平性問題，研究從以下5個方面提出調控建議。1)對于大熊貓國家公園界內社區(如落衣溝村)，采用地役權等方式精細化地開展集體土地管控和補償工作，優化唐家河界內承認公平水平[32-33]。2)當前野生動物補償項目只在界內社區落衣溝開展，忽略了周邊其他受野生動物肇事影響社區，因此應當將該補償項目擴展到唐家河邊界以外。建議在規劃中科學測算野豬等野生動物棲息地范圍，劃定和社區生產生活空間的交叉重疊區，精確界定補償范圍[34]。3)建設大熊貓國家公園生態農林產品品牌，為區位交通條件較弱、旅游資源較差的周邊社區(如東橋村)，提供農林產品的增值服務，進而提升其分配公平水平[35]。4)基礎設施建設、旅游服務培訓、公益崗位設置等社區項目投放時盡量向魏壩、東橋等大熊貓國家公園周邊非門戶社區傾斜，縮小邊緣社區、門戶社區和界內社區間的管理公平性差異[4]。5)擴大唐家河社區參與的渠道和范圍，尤其關注受教育水平較低、低收入、高齡等弱勢群體的參與，提升其程序公平感知水平，平衡不同群體間公平感知的分異[36]。

5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提出了一種定量測度國家公園社區管理公平性的方法，并通過在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園區)的實證研究，揭示了影響社區管理公平性的空間要素和規劃調控途徑。未來還應開展的研究包括：1)擴大研究范圍，探索更大空間尺度的社區管理公平性評價方法；2)增加橫向和縱向比較，分析國家公園社區管理公平性的歷時性變化，對比不同國家公園社區管理公平性的差異水平。

注：文中圖片均由作者繪制。

致謝：感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蘇楊研究員及重慶大學張志清教授、李坤教授和彭琳副教授對本研究的指導與支持，感謝重慶大學碩士研究生李晴宇參與圖片繪制，王柳川、梁玉琳、左春林、陳佳鑫、沈博嵩等參與實地調查。感謝大熊貓國家公園廣元管理分局(四川省唐家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諶利民、廖飛、何萬紅、廖佳佳等領導對實地調研的支持與幫助。

注釋：

①來源：大熊貓國家公園廣元管理分局(四川省唐家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社區科，2022-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