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紀念與市政改良：嶺南近代中山公園的創建

王艷婷 彭長歆

1925年孫中山先生(1866—1925)逝世后，政府把對于他的紀念與市政建設結合在一起，使之成為其中的重要內容。一系列中山紀念建筑或空間場所如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中山圖書館、中山博物館等在全國各地大量涌現，其中以中山公園分布最為廣泛，而這一現象在嶺南地區尤為突出。這一時期，嶺南城市正處于市政建設的關鍵階段，因具有鮮明的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公共設施的特點，近代官方文獻通常以“市政改良”來描述該時期嶺南地區的城市運動[1]。以孫科為代表的市政專家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市政改造經驗，并將公園建設納入市政改良的計劃當中。為促進公園建設的成效，并實現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宏偉目標，嶺南地區各市政府把先進的市政改良理念與中山紀念的精神需求相結合，融入中山公園的創建。中山公園在兼備紀念與城市游憩空間2種屬性的同時，寓教于樂，進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建構起孫中山革命思想與現代城市乃至現代國家的關聯，極大地豐富了現代公園建設的思想內涵。由于數量龐大，中山公園的建設對推動嶺南園林的現代轉型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研究對于理解孫中山的城市思想，以及現代中國風景園林學在發端時期的實踐歷程均有其特別價值。

既有研究或以陳蘊茜為代表將中山公園視為政治空間，從空間表征維度論述了中山公園建設背后的政治邏輯[2-3]；或以賴德霖[4]和彭長歆[5]等為代表，討論了現代中國禮制建筑廣州中山紀念堂與城市政治空間結合的可能性；而陳海忠[6]和鄭莉[7]則剖析了汕頭中山公園從游樂演變為黨化的過程及其建設對城市空間的意義。另外，陳進勇等從風景園林學科背景出發，以個案[8-12]或群體[13-15]為研究對象，探析了中山公園的設計特色與保護方法。然而，作為發源地，嶺南地區的中山公園紀念與市政改良相結合的特性在當前研究中并未完全揭示，與嶺南園林現代轉型的關系也未有清晰認知?；诖?，本文以嶺南近代中山公園群體為研究對象，通過文獻調研回溯中山公園創建的緣起，并從籌建與選址、空間的建構及功能多樣化三方面論述其營建特征，以期為深入理解嶺南近代中山公園的營建邏輯，以及全面認識嶺南園林的現代化發展歷程提供參考。

1 研究區域與樣本選取

“嶺南”地區的界定主要源于傳統行政區劃及地域的概念。由于歷代行政區劃的變動，現在一般認為“嶺南”是指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五省區。但因嶺南文化影響遠不及此，建筑園林界如夏昌世與莫伯治[16]、劉管平[17]、周維權[18]、陸元鼎[19]等前輩對“嶺南”的范圍界定又有所不同?？紤]到本文主要從園林研究視角出發，并顧及個別中山公園的影響力及重要性，本文對“嶺南”地理范圍的界定采用陸元鼎教授的觀點，即“從廣義上來講，嶺南地區包括廣東、廣西、海南、福建南部、臺灣南部，以及香港和澳門”。

通過查閱現存嶺南各地區的近代報刊如《市政公報》《民國日報》《南方日報》等，現存書籍如《廣東全省地方紀要》《粵桂印象》及各地的大觀、指南和印象記等，地方志如年鑒、地志及文史資料等史料，根據史料完整度及部分中山公園的典型程度，共選取59座中山公園作為研究對象①。需說明的是，這些樣本并未涵蓋民國嶺南地區修建的所有中山公園②。但總體上看，這些樣本分布合理，基本囊括了當時各地較著名的中山公園，因此具有一定代表性。

2 創建的緣起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的逝世掀起了全國人民的紀念活動，作為嶺南地區市政改良的主要內容，公園建設在此時正大力進行[20]，為紀念孫中山，廣東開始出現修建中山公園的想法。作為孫中山長期革命的根據地，廣東因早開風氣，市政改良思想不斷傳入，1918年廣州市政公所成立，開啟了市政改良，在拆城筑路的同時，規劃建設第一公園(即今人民公園)。孫中山本人對廣州的市政改良也給予了肯定與期許[21]，在1919年完成的《建國方略》中，孫中山倡導在廣州建立“現代居住城市”(modern residentialcity)，并堅信廣州可以規劃成一個擁有美妙公園的“花園都市”：“廣州附近景物，特為美麗動人，若以建一花園都市，加以悅目之林囿。真可謂理想之位置也。[22]”大元帥府時期，《廣州中樞議決案》(1922年)將廣州市政中樞規劃設于城市中心，與第一公園毗鄰，也反映出孫中山領導的南方政權對于公園的公共性及示范性有著清晰的認知。

將中山紀念與市政公園結合的想法最早出現在廣東香山。孫中山逝世不到2周，香山縣工務局長洪式文就提議在西山籌辦中山公園，稱：“杏邑城之西山，紅棉古剎、風景宜人、適合辟建公園。因南京、廣州均建亭立像以紀念孫中山的豐功偉績而昭景仰，香山為大元帥發祥之地，尤其不能不先發建設……[23]”

隨后在廣州，這一設想變得更為具體。孫中山逝世后第20天，中央執行委員林森(1868—1943)就在廣東省革命紀念會議上提議改廣州觀音山(即越秀山)為中山公園，以永久紀念孫中山。時任廣東省省長的胡漢民(1879—1936)深表贊同，稱：“既經開會議決將觀音山改做孫總理紀念公園，定名中山公園，鑄像筑亭垂諸久遠，成斯偉舉，誠不宜遲。[24]”作為廣州城市的制高點，觀音山在明代被納入城市防御及城市空間體系的重要組成，其上建有鎮海樓，是廣州城禮制空間秩序的主要部分[5]。時任市長孫科(1891—1973)深知其義，稱：“在此建碑、建公園可覽全城，且由此望去，有紅棉之處，即為前日之總統府(今中山紀念堂所在位置)。由此步行下去，又為廣州文化上名勝之地，如菊坡精舍、學海堂，尤為著名。由此南望不遠，即見第一公園……將來建妥，可更名為中山，公園可名為中山公園，以紀念孫中山先生永垂不朽”[25](圖1)。需要說明的是，早在1921年，建設觀音山公園就成為工務局擬改良廣州的龐大計劃[26]，而將其改為中山公園這一舉措既為嶺南地區中山紀念與市政改良結合的有效實踐提供了范本，也為早期中山公園的選址確立了技術路線，即將具有歷史意義的風景名勝地作為公園選址，并通過場地的空間要素與歷史要素豐富中山公園的精神內涵。

圖1 觀音山(中山公園所在地)在廣州城的空間位置(底圖為1923年廣州地圖，局部)

3 籌建與選址

3.1 贊助人與經費來源

作為市政工程及中山紀念項目，中山公園一般由市政當局統籌。由于該時期廣東各縣市普遍存在“庫儲奇絀，撥款維艱”的情況，因而多采用政府撥款與募捐相結合的經費籌措方式，部分地區專門組建委員會管理相關事宜。本文選取的59座中山公園中，近一半設有籌備委員會。向市民募捐的想法則最早出現在香山，發起人盧家駒等稱：“且合國民之力，方昭崇報之誠……以表純粹之民意，而垂偉大之規模。[27]”向民眾募捐一方面可以補財政之不足，另一方面通過全民動員向逝者表達萬眾崇仰之意，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中山崇拜或國父崇拜的結果[2]。

開展集資的方式十分多樣。包括開設游藝會、收取征地費用、收取罰款、發放有獎彩券和獎券，以及發起駐軍、政府官員和海內外殷戶的募捐等。汕頭中山公園建設經費源于多處。1925年底市長范其務(1892—1937)發起建園募捐，得款數千元。2年后，新任市長蕭冠英又從范志陸罰款中撥毫洋1萬元為公園填土。至1928年9月陳國矩繼任市長后，提議組建籌委會。該委員會規模不大，卻由30多個當地商賈組成。他們通過有獎彩票和募捐得到了社會名流的廣泛贊助。在汕頭淪陷前，市民和華僑、港澳同胞的捐款經費足以支撐中山公園10年的擴建[28]。

3.2 選址與位置

中山公園可分為改建和新建2類。改建的中山公園多由當地公園直接改名，且多位于山水興盛處。59座樣本中，改名而來的中山公園有21座(表1)，其中，約18座選址于山水勝地。如惠州中山公園位于惠州西湖平湖東面的梌山，原為惠州第一公園。為紀念孫中山并延續共同記憶，1928年政府將其改為中山公園[29]。廣州石牌公園(今天河公園)是當時市內占地面積最大的公園，位于石牌一帶山崗，為緬懷孫中山，1931年第三十次市行政會議將其改為中山公園[30]。將原有公園直接改名，既是最經濟的做法，也是政府改良城市空間的主要體現。而選址山水地也具減少公園耗資、促進建設成效的作用，由于早期公園多依山傍水，故其遺留的園林資源可供中山公園二次利用。

表1 改名的中山公園選址一覽

新建的中山公園除部分擇址山水地外，另有部分選在舊時衙署或寺廟等地。所選樣本中，新建的中山公園有37座(表2)，其中，約15座選址原官衙府署處，7座建于傳統廟宇之上。舊有衙署或寺廟成熟的園林環境為公園營建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基礎，而將二者進一步關聯，其時空的跨越一方面暗示中山公園對權力與紀念(祭祀)空間的延續；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嶺南園林活動空間由私及公的轉變[31-32]。

表2 新建的中山公園選址一覽

但無論是改建還是新建，這些中山公園基本位于城市的核心空間，更有一些中山公園直接處在城市的中軸線上，如揭陽、韶關、三水縣等地的中山公園。中國自古城市空間的布局就講究“以中為尊”，歷代帝王宮殿、衙署建筑多位于城池中軸線上，這一空間定位體現的是對帝王與國家權威的絕對服從[2]。除選址衙署的中山公園外，也有其他的中山公園位于城市的中軸線上，最典型者如原擬建廣州的越秀中山公園。正如前文所述，孫科早已產生將中山公園置于城市重要空間的想法，而后來呂彥直(1894—1929)③的提議更明確了其在廣州城市中軸線的位置。

1928年4月，呂彥直提出將中山紀念堂中線移至偏西二十余丈[5]。從市政規劃角度來看，向西移動紀念堂中線，將中山紀念碑納入紀念堂的視線范圍，促使中山紀念碑、紀念堂、廣州市府合署和中央公園一同分布在城市中軸線上(圖2)，由此加強了中山公園與市政中樞及與整個城市空間的聯系。這一實踐顯然迎合了建筑師茂飛中軸線規劃和中國風格市政中心的現代設想，完成了將中山公園納入城市政治空間，且將其紀念性擴展至整個城市早期技術路線的設計。

圖2 中山紀念碑、中山紀念堂在廣州城市的空間位置(底圖引自《1955年廣州市航空影像地圖冊》)

4 空間的建構

4.1 中山紀念堂的修建

為紀念孫中山，倡導者提議以國父之名修建紀念祠，名為中山紀念堂。1925年3月21日一項倡議將中山紀念堂與傳統祠廟聯系在一起，稱：“愛你的國父，如像愛你的祖先一樣，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樣，努力把‘國’之意義在建筑中象征出來，努力把昔日建祠廟之熱誠來建今日國父之會堂。[33]”本文所選樣本中，至少有22座中山公園建有中山紀念堂(表3)。

表3 已知建有中山紀念堂的中山公園一覽

作為會堂建筑，中山紀念堂視“喚醒民眾”為目標。它以西方教堂空間為原型，發展成服務于公眾的宣講空間。費約翰指出“中國的覺醒是20世紀中國現代化及文化、政治重建的核心問題，民族的覺醒并非出于自發，而是被“喚醒”[34]。作為宣講空間，中山紀念堂是對傳統祠廟的近代化改造，它承載著“喚醒民眾”的現代功能，宣講活動的發生在促使中山紀念成為市民生活一部分的同時，也滿足了南方國民政府向民眾表達新式共和理想和現代民族國家理念的需要，對于中國的現代化尤其是民族國家的建設有著重要意義。

中山紀念堂在繼承中國傳統建筑藝術的同時，也引入西方先進的建筑理論和技術。梧州中山紀念堂和江門中山紀念堂(圖3、4)把具有西方古典主義色彩的穹頂形象高舉在紀念堂頂部，以象征永恒的紀念[5]。廣州中山紀念堂(圖5、6)更為典型，其設計方案既吸收了宋代宮殿建筑法式之成規[37]，又受到了希臘十字平面、園廳別墅等西方古典主義建筑的影響[5]。呂彥直還采用了西方先進材料及現代技術，用英美建筑工程公會規定的最優質材料給全堂安裝了冷熱水管及反射光線電燈[38]，同時也實現了至少容納5 000人的現代空間構想。顯然，通過對西方先進思想的吸收，中山紀念堂實現了現代空間功能的需要。

圖3 梧州中山公園紀念堂(1930年，引自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廣西民國照片)

圖4 江門中山公園紀念堂[35]

4.2 其他紀念性建構筑物的植入

除中山紀念堂外，中山公園也有其他的中山紀念物，如中山像、中山室、中山亭、中山紀念碑等，其中，中山像和中山紀念碑最為普遍。它們旨在借仰視性的空間話語，促使民眾產生對以孫中山為首的現代民族國家“高山仰止”的崇拜之情。作為與市民一同感受社會生活的“參與者”，中山像多立在高高的底座之上，無論游客遠望還是近觀，均需仰視才能看見孫中山形象，以此可激發民眾對孫中山的崇拜感。中山紀念碑進一步強化了仰視效果，借直插云霄的空間話語，催生出游客對孫中山強烈的景仰之情。最典型者為廣州中山紀念碑(圖7)，該碑為全國最高的中山紀念碑，矗立在廣州觀音山最高處。為回應國民黨主席團“碑宜高，表示莊嚴”[40]的訴求，設計師呂彥直將建筑總高度定為113m，并內設階梯供回旋至頂。游客在抵達碑前，還需踏過498級臺階，足以想象，游客站在階下仰望紀念碑時所產生的視覺震撼力。

中山公園還有一系列紀念其他革命烈士或歷史事件的建構筑物，其中，數紀念碑居多。作為一種外來建筑形式，紀念碑本身就具有時代象征性[4]，其高大挺拔的形體也更容易凸顯紀念對象的崇高與偉大。而就紀念對象來看，中山公園已不再僅僅局限于紀念孫中山個人，而是通過緬懷所有為革命運動犧牲的志士群體，把中山紀念上升至對民主共和革命事件的共同回憶。這些紀念物通過植入公園，與市民生活關聯在一起，將革命歷史永留城市空間當中。顯然，作為“三民主義”政治思想映射下的產物，中山公園表現出異于其他市政公園獨特的公共性、包容性和共和性。

4.3 景觀小品的設計

景觀小品在滿足實用功能的前提下，也借建造者的精心構思進一步強化場所精神。部分景觀小品暗含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表現出顯著的民族性特征和愛國主義情懷。為宣傳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族主義精神，中山公園內通常設有牌坊。牌坊一般作中山公園的正門，游客入園前，必先經過牌坊，進而促發中山崇拜的集體意識。通過考證發現，在本文研究樣本中，中山公園的牌坊設計多以中式風格為主。比較典型的如廈門中山公園南門(圖8)，該南門建古式雕鏤牌坊，采用三連牌樓三法圈式，寬共五十九尺[41]。牌坊貼面使用“泉州白”花崗巖，并刻有彰顯地方特色的石雕圖案，頂部覆蓋著中國傳統綠色琉璃瓦，并飾以飛檐和龍首，牌樓最頂端還置有黨徽圖案。就整個設計來看，該牌坊在延續嶺南傳統園林園門藝術特色的同時凸顯了民族特色，而這一特點在嶺南其他中山公園牌坊設計中也十分普遍。

圖8 廈門中山公園牌坊[41]

一些景觀小品借“隱喻”方式表達出對現代國家建設的期許與憧憬。最具代表性的要數汕頭中山公園的雕像，以及廈門中山公園的“醒獅地球”小品。在汕頭中山公園牌坊后的噴泉水池中央立有一座自由女神像，池后便是中山像。值得注意的是，中山銅像高出自由女神像整整一倍，設計師陳良士④旨在借自由女神像反襯孫中山領袖的高大形象，以凸顯中華民族在同西方國家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所應具有的崇高地位。廈門中山公園“醒獅地球”(圖9)的構想同樣意義非凡。它由著名雕塑家黃燧弼(1879—1937)⑤設計，位于公園中區鹽草河的噴水池中，由一個直徑寬達5m的巨型地球、一頭雄立其上的怒吼雄獅和下方四頭呈翱翔姿勢的展翅雄鷹組成[42]?！靶血{”隱喻“喚醒民眾”，孫中山曾言中華民族是一頭非常強大且高貴的獅子[34]，因此該醒獅的設計寓意著中華民族的覺醒。

圖9 廈門中山公園“醒獅地球”小品(引自作者收藏的照片，購自ebay)

5 功能的多樣化

中山公園具有一般公園的普遍功能，但又被賦予特殊功能，總體可概括為三方面。

其一，娛樂消遣功能。在市政改良階段，休閑娛樂是公園建設的普遍需求。從1919年市政建設專家程天固(1889—1974)發表的言論可看出公園應具有娛樂作用“夫修養與娛樂問題，實為人生最要之一……以通例言玩，如園林以供賞玩……皆足以供修養與娛樂者也”[43]。受氣候影響，嶺南地區的中山公園往往綠樹長青、空氣清新，通過置入各種娛樂設施，在紀念孫中山的同時，也為民眾提供了舒適的游玩環境。如廈門中山公園的亭榭、花木、噴泉水池等景觀要素應有盡有，不論是在酷暑夏天或是夕陽墜落之時，男女老幼皆可在此消夏游賞，放松心情。梧州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前有一大廣場，是市民活動的中心，民眾可在此高歌、舞蹈、打太極或舞劍。另有中山公園還圈養小動物供游客觀賞，如汕頭、清遠、龍巖、廈門等地的中山公園，其中，清遠中山公園大草坪的榕樹上養有猴子，樹下的鐵籠里還有松鼠、火雞等，受到了當地兒童的廣泛喜愛[44]。

其二，運動健身功能。在民初及以前，我國公共運動場所十分缺乏，以至于兒童只能沿街嬉戲，大人只能居家賭博，一些年長的老人則精神困頓[45]。為改良公共設施，體育建設成為中山公園極力推行的內容。本文選取的59座公園樣本中，至少有25座設有體育場，一些經濟條件受限的中山公園也通過組織跑步、劃船等活動帶動市民鍛煉的風氣。以汕頭中山公園和廈門中山公園為例，汕頭市自開辦市政后，只有2所公園，因此市民十分缺乏游憩及運動場所。為使民眾“運行其血脈，而涵養其生機”[6]，市政廳設置了規模宏大的運動場(圖10)，當地政府會定期在場內舉辦體育賽事[28]。廈門中山公園(圖11、12)的設計師朱士圭認為運動場富含對個體規訓的現代性特征，專門于園內劃出近1/3的地塊修建籃球場、網球場、跑道等運動場地。學者茅樂楠曾言：“鼓浪嶼有6個公園，可是大的比不上廈門中山公園的足球場，小的沒有網球場一半大。[47]”顯然，體育建設在中山公園的積極引入已經表明南方國民政府已將市民身體的現代規訓納入日常生活。

圖10 汕頭中山公園平面圖(陳良士繪)[46]

圖11 廈門中山公園平面圖(建筑師：朱士圭，繪圖員：張元春)[41]

圖12 廈門中山公園透視圖(建筑師：朱士圭，繪圖員：張元春)[41]

其三，紀念教化功能。公園建設于社會教育關系非小，實足以補政教之不及也。紀念性空間尤其具有形塑和教化民眾之意，除空間隱喻外，文字表述更能直白地傳達孫中山的國家構想。中山公園牌匾、墻體或建筑物通常題有鼓舞人心的政治話語。該題字與傳統私園匾額題字有所不同，它是國民政府摒棄個人情趣，從大眾立場的角度借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精神向民眾傳達現代國家治理理念的一種方式，其目的是通過改良基礎設施來實現黨對民眾的規訓。如大多數中山公園題有孫中山正楷手書“天下為公”“自由”“博愛”等政治語匯，而正楷手寫體也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表征[48]。一些公園還切合時宜地融入當時宣傳政策，如龍州中山公園的石刻標語“勿忘國恥，共赴國難”等。另外前文所提及的宣講活動也起到了教育國民的作用。通過讓國民理解空間表征和參與宣講活動，中山公園的教化功能被強化。借中山公園，一方面政府可向民眾宣傳國家理念；另一方面大眾也可向政府表達民意，實為凝聚社會共識、統一民心的好場所。

6 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嶺南地區59座中山公園為研究對象，回溯了中山公園創建的緣起，并從籌建與選址、空間的建構及功能的多樣化三方面論述了嶺南近代中山公園的營建特征，結論如下。

1)中山公園經歷了從中山紀念到與市政改良相結合的過程。通過將中山紀念市政化，嶺南市政當局豐富和發展了市政改良有關公園建設的理念和方法，使中山公園成為承載城市現代文明與中山思想傳播的共同體。

2)中山公園在籌建方式上表現為政府與市民的共同參與。倡導者試圖將公園建設變為民眾的共同營造，從而將中山紀念上升為集體意識；中山公園多選址山水形勝處，且部分位于城市中軸線上，使公園在承載中山紀念公共性與開放性的同時，具備將紀念性擴展至整個城市的可能。

3)作為社會政治化的產物，中山公園通過空間建構在向民眾積極推廣孫中山符號的同時，催生了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空間的產生，賦予了城市公共空間新的內涵。

4)中山公園采取了功能化的空間配置方法。市民在紀念孫中山的同時，既可娛樂身心、強身健體，又能增長知識。中山公園的營造充分諳合了嶺南近代城市空間多功能發展的態勢。

將中山紀念與市政改良中的公園建設相結合，這是近代嶺南市政建設的特色。作為一處空間展示場域，嶺南近代中山公園在市政專家的操弄下，圍繞“中山紀念”與“市政改良”的核心命題展開了無形空間與有形實體的塑造。嶺南近代中山公園不是單一的空間形式，而是多種空間相互交錯，即傳統與現代空間的交融，園林與紀念、政治空間的共存、娛樂與體育空間的結合。借市政改良，嶺南園林迅速實現了從單一走向多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變革。由于現存史料不足，本文所選樣本并未涵蓋嶺南近代所有中山公園，但筆者依舊嘗試從全局角度出發，明晰了嶺南近代中山公園的創建動機與營建內涵，有助于今人深入理解嶺南近代中山公園的營建邏輯，以及全面認識嶺南園林的現代轉型特征，也能為當今紀念性公園的建設提供思路。期待未來進一步挖掘出相關材料，對當前研究進行補充和完善。

注釋：

①因香港和澳門的中山公園基本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故本文不予討論。

②據陳蘊茜統計[2]，民國嶺南地區修建的中山公園有100余處，與本文所選樣本數量有所差異，原因有二：1)因部分中山公園史料難尋，信息過于匱乏，不利于研究，故不計其中；2)對于“民國修建“的時間界定觀點不同。對于改名的中山公園，本文認為應以命名為“中山公園”的時間為準，而不是如陳教授所言以該公園最初的建設時間為準，故也導致數量不同。

③呂彥直，南京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和紀念碑的設計者。曾就讀于清華大學，后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習建筑，1918年畢業后師從美國著名建筑師墨菲(Henry Murphy)，學貫中西。1925年呂彥直實現了在觀音山上建碑，山下建堂的構想。由于中山紀念碑和紀念堂所特有的政治意義，呂彥直延續了南京中山陵中西結合的建筑布局形式，借助絕佳的地理位置，將中山紀念拓展至了整個城市。

④陳良士，汕頭中山公園設計者，曾就讀于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系，歸國后歷任汕頭市政府工務局局長、廣州市政府自來水管理委員會總工程師。1928年，陳良士組織籌建中山公園委員會，次年1月改良了肖誠設計的汕頭中山公園平面圖(圖10)，在歷經5任市長后，汕頭中山公園在陳良士時期被迅速建設。

⑤黃燧弼，廈門美術?？茖W校首任校長，曾就讀于同文書院，后赴菲律賓國家藝術大學深造。他曾為同盟會成員，與孫中山關系密切。他設計的“醒獅地球”寓意深刻，有喚醒中國人民覺醒之意，建成后成為廈門中山公園的標志性建筑，被人譽為“廈門第一城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