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政策內涵與實踐路徑

余敏友 倪瑤

〔提? ?要〕海洋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要地。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以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為總目標，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根本任務，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基本原則，以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堅強保證。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因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海洋治理的挑戰，服務海洋強國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海洋領域的創新發展，相關思想、理念和政策是中國海洋領域對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為和平解決爭端、管控危機風險、深化對話合作、引領全球治理指明了前進方向。

〔關 鍵 詞〕海洋外交、海洋命運共同體、海洋權益、全球海洋治理

〔作者簡介〕余敏友，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倪? ? 瑤，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2 8832（2024）1期0037-16

海洋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戰略要地。二戰后國際海洋立法談判、海洋劃界及海洋治理活動蓬勃開展，圍繞海洋開展的外交博弈興起并逐漸占據國際海洋博弈的主導地位。由此，海洋外交的內涵和特征被國內外學界廣泛討論。鑒于全球化時代國際關系的主體已從主權國家向包括非國家行為體在內的多元化外交主體轉變，因而本文傾向于從廣義角度界定海洋外交，即海洋外交是國際行為體圍繞海洋秩序的構建和海洋權益的維護，以海洋治理為目標，以海洋為載體，從事的有關政治、經濟、安全、科技、文化等諸多外交活動的總和。鑒于科技已成為21世紀海洋外交的主動力之一，海洋外交的內涵和外延必然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而不斷變化。對不同的國家行為體來說，海洋外交的目標和意圖也不盡相同：大國開展海洋外交的主要目標是謀求戰略主動性，而小島嶼國家和沿海低地國家則更多是基于生存的基本需求。因此，海洋外交是一個動態發展、因“國”而異的概念。

中國既是陸地大國，又是海洋大國，海洋日益成為維護國家安全、拓展發展空間的重要方向。開展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不僅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現實需要，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系統梳理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的政策內涵，深刻把握其時代背景和形成脈絡，分析探討其實踐路徑，對于深入理解習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時代海洋強國戰略，更好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推動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海洋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新時代海洋外交的政策內涵

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著眼海洋強國建設，就維護海洋權益、推進海洋合作、參與海洋治理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構成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的“四梁八柱”。

（一）總目標是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

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脈相承，具有深厚的思想內涵和鮮明的實踐導向。2019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集體會見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70周年活動的外方代表團團長時，深刻闡釋了海洋對于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重要意義，首次提出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積極倡導世界各國走互利互贏的海洋安全之路，攜手應對各種海上共同威脅和風險挑戰，共同致力于維護全球海洋的和平安寧與發展繁榮。 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開放包容、和平安寧、合作共贏、人海和諧等一系列理論內涵，倡導各國共同應對全球海洋挑戰、維護海洋和平與安全、養護海洋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海洋經濟、加強全球海洋治理。這一理念堅持全人類共同價值，提出超越“小我”視角、摒棄利己主義的新海洋秩序觀，倡導各國摒棄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堅持對話協商，管控矛盾分歧，共同維護海上航行自由與安全。這一理念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推進海洋開發利用方式綠色轉型，加強海上互聯互通和經濟政策協調，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共護海洋和平、共謀海洋安全、共促海洋繁榮、共興海洋文化、共治海洋環境。這一理念與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有機銜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實踐，為中國在海洋領域推進國際治理體系建設和改革、維護海洋和平與繁榮提供了根本遵循，為實現全球海洋有效治理、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指明了正確方向，因而是統領新時代海洋外交的總目標。

（二）根本任務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維護國家利益是對外工作的根本任務，海洋外交亦不例外。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統籌維穩和維權兩個大局，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相統一，維護海洋權益和提升綜合國力相匹配。黨的十八大作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部署，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將海洋提高到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進行整體謀劃。因此，新時代海洋外交從海洋強國建設的戰略部署出發，著力維護國家在海洋領域的各類權益。一是領土主權。1909年格里斯巴丹納仲裁案確定了“海洋領土是陸地領土必需之附屬物”，確立了“陸地統領海洋”這一當代國際法制度的基本原則。中國與日本、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等國均存在島礁歸屬之爭，島礁領土主權事關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是主權權利和海洋權益的基礎，必須堅定捍衛。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堅決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國家統一，妥善處理好領土島嶼爭端問題。因此，領土主權是新時代海洋外交必保的核心利益。二是海洋安全利益。中國是一個陸海兼備的大國，安全威脅和戰略壓力主要來自海上方向。維護周邊海上形勢和平穩定，不受外敵從海上方向入侵或武力威脅，同時保護重要海上航線和基礎設施安全，攸關國家安危穩定，是新時代海洋外交必守的重大利益。三是海洋發展利益。海洋經濟正在成為國民經濟新增長點，在擴大內需、破除資源瓶頸、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則是永續利用海洋資源的基礎。合理利用海洋生物、礦產、能源，保護相關海域生態環境，促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關乎國計民生和繁榮福祉，是新時代海洋外交必爭的基本利益。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在海洋方向日趨重合，決定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的根本任務。

（三）基本原則是和平共安全、合作促發展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人民；中國外交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盡管中國在黃海、東海和南海與周邊國家存在尚未解決的領土主權或海洋劃界爭端，但中國一貫旗幟鮮明反對海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通過談判和平處理爭議，運用機制管控風險，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對于一時間難以解決的爭端，中國堅持“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方針，努力與直接當事國探討達成漁業資源養護、油氣資源開發等合作性安排，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除了周邊海域，新時代海洋外交的基本原則還體現在更廣闊的全球海域，致力于共建和平、合作、和諧的“藍色家園”。2014年11月，習近平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政府愿同相關國家加強溝通和合作，共同維護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構建和平安寧、合作共贏的海洋秩序。2022年11月，習近平會見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馬拉佩時強調，中國發展同太平洋島國友好關系，堅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開放包容，不針對第三方，也沒有興趣搞地緣爭奪。新時代海洋外交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努力向各國提供海洋公共產品，推動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海洋秩序和海洋治理體系，維護和促進世界海洋安全、開放與繁榮。

（四）堅強保證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70多年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在海洋外交各方面都得到全面貫徹落實。歷史和實踐證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新時代海洋外交取得巨大成就的堅強保證和政治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世情國情海情，就新形勢下如何做好海洋外交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新時代海洋外交指明方向；召開首次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和三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將海洋外交置于外交全局中看待和把握，調動協同全黨全國各方面力量和資源；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戰略謀劃與布局完善，統籌維權與拓權、周邊與遠洋，在堅定捍衛國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基礎上，不斷維護和拓展國際公域的海洋權益，為國家長遠發展謀求戰略空間。

二、新時代海洋外交的時代背景

新時代海洋外交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的時代產物，集中體現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世界大變局，堅定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歷史擔當和深謀遠慮，沉著應對復雜嚴峻局面的高超藝術和博大胸懷，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大國氣度和中國特色，代表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

（一）大變局下海洋治理的新形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外部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全球海洋治理進入關鍵期。隨著人類海洋活動范圍不斷擴大，開發利用海洋能力持續提升，海洋領域面臨的風險挑戰與海洋治理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海洋既能帶來可供人類共享的利益，也會造成需要各國共擔的風險。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等生態環境問題往往跨越國界，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立解決。習近平主席精準把握海洋開放、聯通、包容、不可分割的自然屬性，深刻認識到海洋在市場、技術、信息和文化方面的載體和紐帶作用，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聯通了世界、促進了發展。我們人類居住的這個藍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個孤島，而是被海洋連接成了命運共同體，各國人民安危與共”， 只有相互扶持、同舟共濟，才能化解風險、戰勝挑戰。全球海洋治理的新形勢，是孕育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的政治土壤。

（二）國際海洋斗爭與合作的新態勢

隨著美國將中國視為“最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西方傳統的“制海權”理論和“海權爭奪”思想回潮。美國憑借其強大的海軍實力、全球盟伴網絡和海洋治理優勢，以海洋合作為名在世界范圍內拉幫結派，打造各類排華遏華的海洋小圈子，服務其“以海制華”“脫鉤斷鏈”的戰略目標。美國與有關國家繼復活并升級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后，宣布共建“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意在建立跨越南亞、中東和歐洲的小圈子，將中國影響力擠出中東；牽頭北美、歐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區的32個國家召開大西洋合作部長級會議并發表《大西洋合作宣言》，成立“大西洋合作伙伴關系”論壇。盡管后者尚處于籌備階段，前景及影響有待觀察，但結合宣言所謂“僅向大西洋沿岸國開放”的“閉門合作”模式，該論壇背后暗含極其濃厚的地緣政治色彩。

盡管如此，經濟全球化大勢難以逆轉，謀和平、促發展、求合作依然是當今國際社會的主流。海洋與陸地相比蘊藏資源種類更多、發展潛力更大，海洋項目具有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等特點，僅憑一國之力難以完成。隨著海洋資源、環境、災害、海盜、恐怖主義襲擊等共同性問題日益突出，合作治理海洋成為各國普遍訴求?！堵摵蠂Ｑ蠓üs》為海洋及其資源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確立了法律框架。2015年，聯合國193個成員國在可持續發展峰會上通過《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其中目標14明確提出“養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可持續發展”。2017年首屆聯合國海洋大會發布《我們的海洋、我們的未來：行動呼吁》宣言，呼吁所有利益攸關方推動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第14項。國際海洋斗爭與合作并存、合作成為主流的態勢，是推進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的時代要求。

（三）中國海洋強國建設的新要求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發利用海洋的國家之一，擁有廣袤的管轄海域和豐富多樣的海洋資源，海洋自古與中華民族生存發展息息相關?；仡櫄v史，中國既有向海而興、商通四海的輝煌壯舉，也有背海而衰、有海無防的慘痛教訓。早在遠古時代，中國先民便從事“舟楫之便”“漁鹽之利”等各種海洋活動。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萌發海洋經濟和海洋軍事意識，管仲提出“唯官山海為可耳”，韓非子提出“歷心山海而國家富”，可被視為中國古代海洋思想的萌芽。秦始皇“平定天下、并一海內”，先后四次巡海并設立傍?？たh，強化海疆管理。漢武帝“會大海氣，以合泰山”，設立水軍并開辟“海上絲綢之路”，主動通海、用海、衛海。唐宋時期，中國迎來海洋事業大發展，并在元朝走向鼎盛。這一時期，中國造船業與航海技術遠超歐洲與印度，海洋文化領先于世界。明朝初期，鄭和提出“國家欲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之于海，危險亦來之于?！?，建立遠洋航船艦隊并發展海外貿易，開展友好交流。明朝中期開始，統治者為抵御倭寇滋擾，采取“海禁”和“鎖國”政策，甚至“不許片帆入?！?，海防漸漸衰廢，導致西方列強從海上入侵中國，最終從東亞大國淪為半殖民地。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歷代領導集體高度重視海洋事業發展，根據不同時期的世情國情海情，形成一系列海洋戰略和政策。1978年開始實施的改革開放極大促進海洋經濟發展，強化了海洋作為中外經貿聯系的橋梁紐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保障海外利益和海運通道安全注入強大動能，為提升海洋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作出重要貢獻。黨的十八大作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部署，黨的十九大強調“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確立了以強國為核心的外向型海洋戰略，開啟了新時代中華民族全面經略海洋、從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邁進的偉大征程。

歷史和實踐充分表明，經略海洋、以海圖強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然選擇。進入新時代，中國改革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疊加交織，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海洋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依托和載體，在國家建設發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上升。建設海洋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任務”。 海洋強國建設既是新時代海洋外交的前提和保障，也是新時代海洋外交服務承載的責任和使命。

（四）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發展

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并強調堅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使命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把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同海洋領域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精辟回答了新形勢下中國海洋外交的總目標、根本任務、基本原則、行動方略等重大問題。

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張新倡議。第一，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源自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后者在海洋領域的集中體現和生動傳承。第二，解決南海問題的“雙軌思路”與20世紀80年代“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一脈相承，堅持以國家核心利益為底線，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基礎上推動與他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共同走和平發展道路。第三，“藍色伙伴關系”“藍色合作倡議”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抓手，豐富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領域范疇，為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實現各國共同發展提供了重要路徑，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注入生機和動能。綜上，這些理念、主張和倡議富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海洋領域的體現、拓展和創新。

三、新時代海洋外交的實踐路徑

在習近平外交思想和海洋強國戰略思想指導下，新時代海洋外交的總體布局和實踐路徑愈發清晰，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得到有效維護，海洋對話合作持續深化，海洋事務話語權和影響力穩步提升，中華民族踏上以海興邦、從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邁進的新征程。

（一）堅持對話談判，和平解決爭端

國際爭端是國家利益沖突的產物，海洋權益爭端往往涉及領土主權、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全球海洋治理中的突出難題?！堵摵蠂鴳椪隆凡粌H將“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和平解決爭端”確立為國際法基本原則，而且列出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多種方式，對話談判居于首位。有學者梳理發現，世界各國解決海權爭端的主要做法包括國際司法解決、政治協商解決、軍事武力解決、全民公決以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模式。其中，軍事武力解決對當事方代價極高，也因違反國際法基本原則而很難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當事國談判是最常見、最直接的解決方式，其結果也最易被當事國接受和執行。從近年國際海洋政治實踐看，盡管一些國家曾因海洋權益或領土爭端走向對峙，但幾乎沒有出現大規模武裝沖突事件，這說明和平解決或管控海洋爭端是現實可行的。

對于涉及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爭端，中國一貫主張由直接當事國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法通過對話談判和平解決。習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中國通過談判協商，已與14個陸地鄰國中的12個劃定了陸地邊界，并與越南完成了北部灣灣口內海域劃界。南海爭端涉及五國六方，既包括島礁主權歸屬爭端，也包括海域劃界、資源開發和軍事執法活動爭端，是中國周邊海洋爭端中當事方最多、性質最復雜、形勢最嚴峻的爭端。特別是菲律賓在2013年1月單方面將南海爭端提交國際仲裁，其負面影響在國際社會不斷發酵。在此背景下，2014年8月中國外長王毅在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上提出解決南海問題的“雙軌思路”，即有關爭議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友好協商談判尋求和平解決，而南海的和平與穩定則由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體現了中國在新形勢下運用國際法思維解決南海爭端、維護地區和平的探索和嘗試。2023年1月，習近平主席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會談時重申了這一立場，表示中方愿同菲方繼續以友好協商方式妥善處理海上問題，重啟油氣開發談判，推動非爭議區油氣開發合作。

（二）構建規則機制，管控風險危機

盡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明確海岸相向或相鄰的國家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界限應在國際法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便得到公平解決，但海域劃界通常是一個復雜、漫長的過程，在劃界協議達成前，各方的劃界區域形成重疊，這種重疊的直接后果是各方單方行使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的沖突。沖突通常還可能伴隨相關國家海上執法部門的直接對峙。因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界限劃定前，有關各國應基于諒解和合作精神，盡一切努力作出務實的臨時安排，同時強調這種安排應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劃定。由于領土主權和海域權益問題牽涉民族感情和國內政治，是民眾高度關注的敏感話題，處理不當極易引發輿情效應，因此爭端當事方通過某種規則機制管控分歧、預防危機、防止海上意外事件發生或沖突升級必然列入此類臨時安排的優先級。

面對美國這一南海攪局者與和平穩定破壞者，中國在堅決斗爭的同時，通過中美元首會晤、戰略與經濟對話、亞太事務磋商等機制，多層次多渠道與美國保持溝通、增信釋疑，促成中美在海上多個領域達成合作共識。2014年11月，兩國國防部簽署“中美?？障嘤霭踩袨闇蕜t諒解備忘錄”及其海上準則部分，并就空中準則達成初步共識。2023年11月，中美舉行首輪海洋事務磋商，圍繞海上形勢、海上安全、海洋經濟和環境等議題交換意見，雙方強調加強對話溝通，管控海上局勢，避免誤解誤判，探討互利合作。2012年日本政府“購島”事件發生后，中日關系曾一度跌至谷底。中國通過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章摻j機制等與日本進行對話磋商，防止海上事態進一步升級。在南海，中國積極推動東盟國家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并推動達成更具實質內容、更為行之有效的“南海行為準則”。2023年7月，“南海行為準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完成二讀，加快達成“南海行為準則”的指導方針文件也獲得通過，對外發出中國和東盟國家有能力有智慧共同處理好南海問題的明確信號。

（三）推動“藍色合作”，共享發展機遇

2017年首屆聯合國海洋大會正式將“藍色合作”寫入聯合國文件， 并逐漸成為國際共識?！八{色合作”是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開放包容為基調、以創新共享為手段的海洋合作，要求多元化發展、多方參與及多渠道推進。

中國堅定實踐“藍色合作”，推動“藍色合作”從理念轉化為實踐，從愿景轉化為現實，取得一系列重要進展。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大構想。2017 年6月，中國發布《“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首次圍繞“一帶一路”建設發出海上合作倡議，明確了“藍色合作”的原則、思路和重點。中國與葡萄牙等國建立藍色伙伴關系，與南海周邊、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多國簽署了50余份政府間、部門間海洋領域合作協議，并在亞太經合組織、東盟與中日韓合作等框架下建立藍色經濟論壇、海洋合作論壇、聯合海洋合作中心等合作機制。 2022年6月，中國自然資源部發布《藍色伙伴關系原則》，進一步明確了“藍色伙伴關系”的內涵，提出在自愿和合作的基礎上，共商共建全球藍色伙伴關系、共享藍色發展成果的16條原則。2023年10月，中國舉辦首屆“一帶一路”海洋合作專題論壇，旗幟鮮明地將“藍色合作”作為論壇主題，發布“藍色合作倡議”并形成“藍色合作成果清單”，這既是拓展“一帶一路”空間和內涵的開創性舉措，也是探索海洋合作新模式的有益嘗試。

（四）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引領體系變革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涵蓋維護海上安全、處理海上爭端等傳統問題，也涉及保護海洋環境、抵御海洋災害、推動海洋科技進步等非傳統問題。隨著全球海洋治理深刻調整變革，傳統海洋強國加緊競逐公海、國際海底、南北極等戰略新疆域，海洋地緣爭奪不斷加劇，國際海洋規則秩序主導權之爭異常激烈。中國深度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既是在海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集中體現，也是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深入踐行新時代海洋外交的應有之義。

習近平提出的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蘊含深刻的海洋發展與治理理念，為全球海洋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在這一理念指引下，中國堅定維護聯合國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先后加入國際海事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海底管理局、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等主要國際海洋組織，批準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南極條約》等海洋領域重要國際條約，建設性參與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國際海底資源開發、南北極科考等國際海洋事務，積極參與國際海底開發規章、海洋生物多樣性等國際文書談判。2023年9月，中國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協定》（BBNJ）。該協定的達成為占全球海洋70%的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確立了基本法律框架，是全球海洋治理和國際海洋規則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反映了中國在深度參與全球海洋治理、促進海洋保護與可持續利用方面的決心和努力。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日益成為全球海洋治理的積極參與者、海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貢獻者、國際海洋新秩序的引領塑造者。

四、結語

新時代海洋外交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思想在外交和海洋領域的集中體現，其蘊含的一系列思想、理念、政策是新時代中國海洋領域對外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指導解決海洋外交工作實踐中具體問題的行動指南。政策內涵上，新時代中國海洋外交高舉海洋命運共同體旗幟，把中國追求人海和諧、永續發展的政策理念與國際社會追求海洋可持續發展的時代潮流緊密結合，彰顯中國維護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的正當性、和平性、共贏性，實現了對全球海洋治理發展規律認識的創新和升華。實踐路徑上，新時代海洋外交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機結合：在涉及核心和重大利益問題上，發揚“敢于亮劍、堅決斗爭”的風骨氣節和操守膽魄，全面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同時加強對話協商和危機管控，努力保持地區局勢總體穩定；在應對氣候變化、漁業資源養護、海洋生態環保等全球和地區治理議題上，貫徹親誠惠容、真實親誠等對周邊和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方針，提出了新安全觀、生態觀、正確義利觀等一系列進步理念、主張和倡議，堅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彰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責任擔當和“為世界謀大同”的天下情懷，使中國這艘巍巍巨輪在動蕩變革的世界大潮中劈波斬浪、勇毅前行。

【責任編輯：寧團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