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的轉型

〔提? ?要〕拜登政府從護持美國霸權地位出發，全方位、深層次調整美國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別于傳統自由國際主義、又有別于“特朗普主義”的“拜登主義”外交理念。拜登主義以“務實的現實主義”、“新華盛頓共識”—拜登經濟學、內政—外交互聯思維為內涵邏輯，致力于因應全球地緣政治之變、地緣經濟之變和意識形態之變對美國霸權的沖擊。拜登主義在實踐中發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產生多方面戰略影響，也面臨一系列來自美國內政和外交層面的制約因素，能否成為推動美國外交政策轉型的歷史遺產有待觀察?？傮w而言，拜登主義都代表了美國主流精英對時代變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外交政策轉型探索，有其重要意義。

〔關 鍵 詞〕拜登主義、美國外交政策轉型、大國競爭、跨國挑戰

〔作者簡介〕王浩，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圖分類號〕D87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2 8832（2024）1期0053-21

作為一項獨具特色的歷史傳統，以歷屆總統命名的各類“主義”通常成為不同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拜登政府執政后，從美國面臨的時代變局出發，以一系列新的戰略理念為指引，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了全方位、深層次調整，由此推動“拜登主義”（Biden Doctrine）漸趨成型并在實踐中產生了多方面影響。從2022年1月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接受《外交政策》雜志專訪時首度在官方層面提出拜登主義的概念并賦予其“為未來十年的美國外交定向”的定位，到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時代變局背景下美國外交政策既有別于傳統自由國際主義、又有別于特朗普主義的一整套目標愿景、戰略路徑和優先事項的布局，都表明拜登主義具有值得關注的中長期戰略意涵與較為鮮明的轉型特征。隨著拜登政府執政進入第四年以及2024年美國大選的日益臨近，對拜登主義這一業已成型并可能產生持續戰略影響的美國外交政策理念進行探討正當其時。

一、拜登主義的生成背景

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開宗明義指出：“后冷戰時代無疑已終結”，“我們現在采取的行動將決定未來的世界是走向沖突失序還是變得穩定繁榮”。這一首次來自美國官方的對后冷戰時代終結的判斷表明，把控世界政治拐點的戰略需要成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理念生成的背景。該背景由美國政治精英所認知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意識形態三維重大結構性變化組成。

（一）地緣政治背景：大國競爭與跨國挑戰交織加劇

在拜登政府看來，時代變局首先體現在變化了的地緣政治環境。在后冷戰時代，美國的地緣戰略并非聚焦大國競爭，而是在威脅評估基礎上將應對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挑戰視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心。盡管奧巴馬政府通過“亞太再平衡”等戰略調整謀求在應對大國競爭與打擊恐怖主義間的平衡，特朗普政府執政后進一步突出了應對大國競爭的重要性，但大國競爭全面回歸的標志卻是拜登政府執政后的兩大里程碑事件：一是2021年8月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宣告其以全球反恐為重心的時代徹底終結和以大國競爭為重心的時代正式開啟；二是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的爆發首度沖擊了后冷戰時代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使大國競爭成為時代變局的催化劑。

上述兩大地緣政治變化構成世界政治走出后冷戰時代的拐點和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出臺的背景，在該報告中，應對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大國競爭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底色和優先事項。一方面，該報告提及中國超過60次，稱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最嚴峻地緣政治挑戰”和“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中美競爭將迎來“決定性的十年”，美國對華戰略的總目標是“競贏”（outcompete）中國。另一方面，該報告也強調“俄羅斯選擇采取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其目標是推翻國際秩序的關鍵要素”，“俄羅斯對國際和平與穩定構成緊迫持續的威脅”。由此可見，應對大國競爭在冷戰結束三十年后再度回歸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議程。

如果說美國政治精英對大國競爭全面回歸的認知標志著一種完全有別于后冷戰時代的外交政策理念正在生成，那么拜登政府對當今世界面臨的跨國挑戰加劇的強調，則意味著這一新理念亦非是對美國冷戰外交的簡單復制，而是具有更為精巧的戰略設計。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新冠疫情、氣候危機和糧食安全等跨國挑戰不僅被列為與大國競爭并重的外交政策議程，而且二者存在緊密的邏輯關聯，即美國在同中國等大國競爭的同時，還將不得不與之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以應對各類跨國挑戰，否則這些挑戰將持續加劇。這一復合型壓力相互交織且彼此矛盾的特點，使美國外交政策制定面臨的地緣環境遠比冷戰和后冷戰時代更為復雜，也使“新冷戰”無法成為現實政策選項。

（二）地緣經濟背景：民粹主義與逆全球化思潮興起

從地緣經濟層面看，近年來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內部民粹主義與逆全球化思潮的興起，對后冷戰時代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和“華盛頓共識”為內核的主流地緣經濟理念形成顛覆。肇始于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兩大政治事件的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起初被認為是一股情緒化的邊緣力量，無法對后冷戰時代的地緣經濟格局造成根本沖擊，甚至直到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和拜登政府執政后，美國民主黨建制派一系列充滿自由主義和“去特朗普化”色彩的國際經濟政策主張，如修復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一度讓國際社會對拜登政府重返奧巴馬主義的外交政策路線抱有期待。

然而，正如美國學者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指出的，拜登主義讓人感到緊張，原因是拜登政府上臺后推行的經濟政策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理念。無論是沙利文對二戰后美國國際經濟政策的否定和拜登政府對經濟事務越來越深的介入，抑或是拜登政府在削減對華關稅和調整貿易政策方面的踟躕不前，都表明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國產生的影響是跨黨派和持久的。有學者認為，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理念本質上是民主黨建制派對美國民粹主義的再包裝，體現的是一種改頭換面的“美國優先”原則。當然，這種改頭換面——如將“脫鉤”調整為“去風險化”——的確體現出作為建制派精英的拜登團隊與極端的特朗普主義的差異。然而總體上看，盡管拜登政府在言辭上高舉自由國際主義大旗，在政策實踐中卻無法擺脫民粹主義與逆全球化思潮影響的事實，進一步確認了全球地緣經濟格局正面臨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一樣的拐點，這成為拜登主義生成的地緣經濟背景。

（三）意識形態背景：“歷史終結論”終結與西方民主困境

除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中長期結構性變化外，時代轉換拐點還存在于后冷戰時代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共識的崩解及其民主體制日益加深的困境中，這導致美國不僅面臨經濟和安全等硬實力相對衰落的挑戰，還出現價值觀號召力和國內治理能力下降的軟實力衰落態勢。冷戰結束初期，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歷史終結論”，成為后冷戰時代美國自由民主神話和意識形態霸權的理論基礎。然而，美國政治極化、社會分裂和特朗普現象的出現，連同全球民主衰退的加劇，使“歷史終結論”被歷史所終結。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將民主困境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

2021年11月，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所（IDEA）發布報告稱，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民主政體”過去10年都經歷了民主退步。而圍繞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合法性的紛爭曾釀成一場美式民主危機，大批特朗普支持者沖擊位于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并引發騷亂。該事件被拜登定性為“對美國民主的致命攻擊和對憲法的嚴重威脅”。因此，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強化國內民主基礎、重新發揮美國“榜樣力量”視為重要目標，并將大國競爭歸結為所謂“民主與威權的較量”。拜登宣稱，美國面對大國戰略競爭時“必須證明民主是管用的”。布林肯指出，“威權國家”和“民主國家”的競爭是當今時代的基本競爭，“威權國家”試圖證明其行事方式比民主國家更能滿足公民需求。面對全球意識形態變局，拜登政府正在構建一個“民主—威權”競爭性敘事框架，這被美國學者布蘭茲（Hal Brands）理解為拜登主義的突出要義。

二、拜登主義的內涵邏輯

上述三重結構性變化帶來的多維度、深層次挑戰，推動拜登政府將探索美國外交政策轉型作為中心任務，因此拜登主義的內涵邏輯植根于對地緣政治之變、地緣經濟之變和意識形態之變的因應之中。

（一）以“務實的現實主義”因應地緣政治之變

與特朗普主義展現的喚醒美國民族國家意識并突出國際政治競爭本質的“有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相比，拜登主義對美國國家特性和國際政治本質有著更加多維的理解。拜登政府認為，特朗普主義的極端和狹隘損害了美國全球領導地位，難以發展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有效模式。同時，拜登主義也與二戰后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自由國際主義不同，它“拒絕自由國際主義的假設，尤其是以軍事手段向海外輸出民主制度、推廣普世價值和進行‘國家建設”。正如拜登在結束阿富汗戰爭的講話中強調，“除非美國本土或我們的盟友遭到攻擊，否則美國將不會在海外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更不會以此改造他國?！币虼?，拜登主義既背離了美國的“自由霸權”傳統，又有別于特朗普主義的“民族國家”視野，對拜登主義的理解需要從其對美國面臨的“大國競爭+跨國挑戰”雙重地緣政治挑戰的認知入手。該認知不僅比“有原則的現實主義”表現出更具多維特征的外交政策思維，也表明當前美國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與冷戰及后冷戰時代均存在明顯差異，因而自由國際主義同樣無法因應新的時代關切。由此，拜登主義試圖以“務實的現實主義”（pragmatic realism）對“自由霸權”和“民族國家”進行調和以因應全球地緣政治變局。其基本認知有三點。

一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認知回歸現實。一方面，“務實的現實主義”認為自由國際主義的目標已變得不切實際，尤其是大規模海外軍事行動、政權更迭和國家建設。這一認知在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撤軍決策、應對烏克蘭危機的“背后作戰”方式以及拒絕實際下場卷入新一輪巴以沖突等行為中體現得十分明顯。另一方面，“務實的現實主義”反對“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將美國外交政策目標建立在民族國家認知上的做法，認為美國應廣泛參與國際事務、通過共同利益紐帶增進盟友體系凝聚力以強化自身全球領導地位。概言之，“務實的現實主義”認為其對外交政策目標的界定有助于美國同時推進大國競爭和應對跨國挑戰。

二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認知相對客觀。長期以來，“現實利益—意識形態”的美國外交政策二元分析框架一直存在兩個變量重要性的爭論。自由國際主義認為，現實利益與意識形態是同等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但在“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看來，現實利益是唯一重要的目標。上述分歧歸根到底在于“自由霸權”與“民族國家”兩種定位存在張力。對此，“務實的現實主義”主張淡化意識形態以低成本維護美國霸權，但同時堅持發揮意識形態的應有作用，將其作為服務美國現實利益的工具。例如，拜登政府在應對大國競爭和強化盟友體系時盡管采用意識形態的敘事方式，但其政策實踐卻以現實利益為導向。

三是對國家間合作與競爭關系的認知更趨均衡。自由國際主義強調國家間合作及其對國際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穩固美國霸權，“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則指出國家間關系的本質是競爭。面對全球地緣政治變局，“務實的現實主義”認為自由國際主義的合作理念已不適應當下以大國競爭為內核的國際關系現實，同時也反對“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完全以競爭界定美國外交政策的做法。為同時推進大國競爭與應對跨國挑戰，“務實的現實主義”提出對華政策“三分法”——競爭、合作、對抗。特別是經歷2023年初的“無人飛艇事件”沖擊后，拜登政府開始強調對華競爭的同時應維持中美對話與合作，使雙邊關系擺脫此前的失衡狀態。2023年11月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的成功舉行，進一步表明了中美兩個大國推動合作與管控競爭對于兩國和世界的重要意義。

（二）以“新華盛頓共識”—拜登經濟學因應地緣經濟之變

面對民粹主義與逆全球化思潮興起帶來的地緣經濟變局，拜登主義致力于為走出后冷戰時代的美國經濟政策建章立制，重振美國經濟霸權，其內涵邏輯體現在“新華盛頓共識”和拜登經濟學兩大理念中。一方面，沙利文以“新華盛頓共識”為內核的演講（題為《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宣告了后冷戰時代“華盛頓共識”的消亡，提出了一套新的經濟政策主張。有學者認為這是一項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宣言，其歷史地位堪比馬歇爾計劃?！靶氯A盛頓共識”認為，后冷戰時代的地緣經濟格局掏空了美國制造業、幫助了競爭對手崛起、加劇了氣候危機和貧富差距。因此，拜登政府主張重新定義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施新型產業政策，強化與盟友伙伴的合作以構建有韌性的供應鏈體系和強大的技術及工業基礎，同時更新國際多邊經濟制度并通過“小院高墻”維護美國技術優勢。不難看出，“新華盛頓共識”既充斥著服務產業回流美國的保護主義思維，也體現出助力美國應對大國競爭、護持經濟科技霸權的泛安全化思維。

另一方面，拜登經濟學旨在以沙利文在界定拜登主義時提出的“投資美國”方式因應地緣經濟之變。2023年7月，拜登正式簽署總統行政令，內容包括推動聯邦科技研發、助力本土制造業繁榮、促進就業增長、服務美國工人利益和增強供應鏈韌性，白宮稱之為拜登經濟學的寫照。如果說“新華盛頓共識”重在利用霸權優勢重塑美國外部經濟環境以打壓競爭對手、提升自身經濟相對競爭力，那么拜登經濟學則致力于重構美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基礎尤其是產業結構和技術優勢，以增強自身經濟絕對競爭力。兩種政策思維內外配合、互為補充，構成了全球地緣經濟變局下拜登主義的經濟內涵邏輯。

（三）以內政—外交互聯思維因應意識形態之變

面對美國國內民主危機和西方民主衰退困境，拜登總統反復強調要重振民主這一美國的“國家之魂”（soul of the nation）并推動全球民主復興。為實現上述目標，拜登主義提出內政—外交互聯思維。2019年7月，拜登在紐約舉行的競選集會上便首次宣稱“內政即外交，外交即內政”。2020年春，拜登在《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進一步提出應將美國外交政策建立在國內中產階級利益基礎上的理念。執政后，從題為“美國的世界地位”的總統首次外交政策演講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拜登政府始終將國內政治置于整體外交政策構想的中心。

“以外促內”是拜登主義因應全球意識形態變局的思路，它致力于以外交政策為抓手助推一系列深層內政問題的解決，從而修復美國民主制度和重塑意識形態優勢。具體而言，一是“內因外導”，運用所謂“民主—威權”競爭性敘事框架進行國內政治動員，以在高度極化分裂的政治社會中通過外部壓力倒逼形成國內共識，甚至尋求復制“冷戰共識”經驗，這與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極端主義試圖強化對立的做法相反。二是“內病外治”，通過“新華盛頓共識”等建立在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基礎上的政策理念重構全球產業體系，推動制造業回流本土，解決美國經濟結構的深層內在問題，因應中產階級訴求，重新發揮該群體“民主基石”的作用。三是“內責外擔”，通過構建“民主國家聯盟”、在聯盟體系內強化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掩蓋其以盟友伙伴利益為代價服務自身霸權的本質，這一點也與特朗普主義的單邊主義傾向存在顯著差異。例如，拜登政府近年來主推的一系列雙邊和小多邊倡議，尤其是“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內含的不對等開放市場條款，都是單方面滿足美國私利的體現。

三、拜登主義的政策支柱

在上述內涵邏輯支配下，拜登主義在美國的外交實踐中發展出五大政策支柱。

（一）以遏制為底色的多維度大國競爭政策。在大國競爭重新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首要關切的背景下，拜登主義“務實的現實主義”思維在實踐中體現為其大國競爭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的多維特征，包括競爭與管控競爭（“負責任的競爭”）、強化制衡與建立“護欄”、軍事威懾與戰略穩定、必要的合作與“該對抗時的對抗”等，但其政策底色是對中國和俄羅斯的遏制。就對俄政策而言，拜登主義利用烏克蘭危機加大對俄遏制打壓力度，通過對烏軍事援助、對俄外交孤立和經濟制裁以及拓展強化北約等手段，試圖在歐亞大陸構建起對俄長期遏制的新戰略架構。就對華政策而言，拜登主義以遏制為底色的多維度競爭政策體現在三方面。一是軍事安全領域的“一體化威懾”，一方面加強對華遏壓，另一方面注重防范沖突。同時，拜登主義致力于印太和歐洲兩大地緣要地的安全聯動，加大對華制衡力度。二是經貿和科技領域的“去風險化”，一方面加快以半導體為代表的關鍵產業與核心技術的對華精準脫鉤并將其視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另一方面則因美國本土制造業產能無法滿足國內消費需求而致力于維持中美經貿關系以服務自身利益。三是在意識形態和全球治理領域，一方面與中國爭奪國際影響力，將所謂“民主—威權”敘事運用于“重建更好世界”倡議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競爭中，另一方面又在氣候變化等重大跨國挑戰領域謀求對華合作。顯然，上述復雜的戰略設計不僅與冷戰時期美國基于自由國際主義和遏制原則的大國競爭政策不同，更有別于特朗普主義“有原則的現實主義”所表現出的極端、狹隘的大國競爭理念。

（二）應對跨國挑戰和重振美國國際領導力的“重返外交”政策。尋求推進大國競爭與應對跨國挑戰間的平衡是拜登主義值得關注的重大新理念，后者在實踐中表現為通過“重返外交”重振美國國際領導力。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在全球治理上大搞“退出外交”的做法不僅破壞了國際合作，也損害了美國軟實力和國際領導地位。拜登政府推動美國重返旨在應對氣候危機的《巴黎協定》和其他一系列國際組織，并試圖在糧食安全、清潔能源轉型和基礎設施建設等議題上重新發揮領導作用。在此過程中，美國在國際組織層面的對華競爭日益深化。正如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的，“面對國家間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美國必須保持和增強在應對共同挑戰方面的國際合作……不同國家將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負責任地競爭，在利益趨同的地方合作?！笨偟膩砜?，拜登主義重視跨國挑戰的背后有三重動因：一是在應對氣候變化和開發清潔能源技術等過程中維護美國國家安全、提升經濟競爭力；二是通過應對跨國挑戰重振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并將國際發展打造成重要外交工具；三是以應對跨國挑戰為抓手重塑聯盟體系凝聚力。實踐中，拜登主義的“重返外交”著眼于四方面重點。第一，以《通脹削減法案》和“領導人氣候峰會”為內外抓手力推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與清潔能源轉型。第二，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重振美國領導，通過為他國提供新冠疫苗、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COVAX）和推動全球衛生機制改革增強美國國際影響力。第三，提升美國在全球糧食安全上的可見度，以烏克蘭危機為背景發起“全球糧食安全路線圖”、出臺“全球糧食安全戰略”，動員100余國共同行動。第四，通過“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伙伴關系”等機制在國際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強化對華競爭、提升美國影響力。拜登主義在應對跨國挑戰方面與特朗普主義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認知邏輯和行動方向。

（三）服務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拜登政府服務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不僅致力于因應全球地緣經濟變局帶來的挑戰，還意在通過投資美國、重振中產階級以修復國內民主、因應全球意識形態變局。因此，這一政策反映出拜登主義獨特的內涵邏輯，尤其是“新華盛頓共識”—拜登經濟學、內政—外交互聯思維。同時，它還反映出拜登主義試圖修復特朗普主義及其背后的右翼極端主義對美國民主與全球領導地位的破壞。實踐中，第一，該政策旨在打破外交與內政間的界限，提升美國經濟社會競爭力，通過現代產業戰略增強美國在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的優勢，從而在為中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同時鞏固美國霸權。拜登政府通過《兩黨基礎設施法案》、《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與科學法案》加強對美國國內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和科研創新的投入，認為“經濟優先”是凝聚中產階級政治共識、弱化特朗普主義及其右翼極端主義發起的“文化戰爭”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分裂的最佳路徑。第二，通過“公平貿易”和供應鏈戰略推動制造業回流本土和實現“友岸外包”、改善中產階級就業機會。拜登政府的公平貿易政策通過《確保未來由美國工人在美國制造》等行政令力推“美國制造”的復興。拜登政府的供應鏈戰略則試圖以內政外交相互配合的方式重塑全球供應鏈體系，使其結構和規則有利于美國及其中產階級。第三，在延續美國全球領導地位、重視民主人權的同時減少海外軍事干預、與其他國家分擔責任。這一做法一方面意在彰顯美國作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民主社會的道義優勢，另一方面則試圖減輕自身戰略負擔和為國內中產階級“止血”。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撤軍行動是這方面的突出表現。

（四）現實主義的價值觀外交政策。這一政策是拜登主義以“務實的現實主義”因應地緣政治之變和以內政—外交互聯思維因應意識形態之變相結合的獨特產物。相較于自由國際主義的“民主擴張”戰略，該政策更強調民主國家的“內聚力”和“防御力”，以此推動“全球民主重振”和應對大國競爭。相較于特朗普主義及其背后右翼極端主義赤裸裸的現實主義取向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損害，該政策致力于以價值觀為紐帶凝聚美國同其盟友伙伴共識、重振美國軟實力和全球領導地位，同時也蘊含著修復特朗普政府時期遭到破壞的美國與其盟友伙伴間的關系、服務大國競爭并推動盟友伙伴分擔責任等基于現實主義的具體利益考量。實踐中，除構建“民主—威權”競爭性敘事框架外，拜登政府還通過舉辦“全球民主峰會”、打造價值觀聯盟和將打擊腐敗視為優先事項等追求上述目標的實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主義在價值觀外交推進中還將意識形態與經濟、技術和安全等結合，使得這一理念的現實主義色彩更加濃厚。例如，在供應鏈問題上拜登政府反復炒作所謂“民主供應鏈”和“價值觀導向的供應鏈”，力圖使價值觀成為掩蓋美國謀求自身經濟私利和扭曲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合理化外衣。

（五）構建多層次與互嵌型聯盟體系政策。拜登政府執政以來，構建多層次與互嵌型聯盟體系不僅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也被視為拜登主義與特朗普主義的最直觀分野之一。首先，就傳統安全聯盟而言，拜登政府利用烏克蘭危機擴展和增強了北約這一“跨大西洋聯盟”的影響力和凝聚力：一方面，瑞典和芬蘭的加入擴大了北約的地域范圍；另一方面，歐洲對美國的安全依賴進一步增強。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拜登主義推動“印太北約化”和“北約印太化”，增進印太和歐洲兩個區域的聯動以使聯盟體系運轉更加有效，如推動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與歐盟、英國深入開展安全合作，新建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AUKUS）和升級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共同深化對華安全競爭。其次，拜登主義還致力于在傳統安全聯盟之上打造各類多層次、互嵌型聯盟，推動美國全球聯盟體系的轉型以因應時代變局。拜登政府意識到，在全球地緣政治之變、地緣經濟之變和意識形態之變相互交織的背景下，傳統安全聯盟已不足以幫助美國有效應對各類挑戰，特朗普主義背離盟友伙伴的做法更是對美國全球戰略利益造成根本損害?；诖?，美國需要在安全以外構建經濟、技術和價值觀多層次聯盟并與安全聯盟形成互嵌，以大幅增強聯盟凝聚力和多元化。實踐中，拜登政府先后發起包括“芯片四方聯盟”（CHIP4）、“關鍵礦物聯盟”（CMMI）、美歐貿易與技術理事會（TTC）在內的經濟、技術和供應鏈聯盟以及“全球民主聯盟”等價值觀聯盟，并將它們與美國在歐洲和印太的傳統和新興安全聯盟（如“五眼聯盟”、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和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相結合。

四、拜登主義的戰略影響及制約

作為美國外交政策轉型探索，拜登主義特有的內涵邏輯和以此為指引形成的五大政策支柱，在理念和實踐兩個層面產生了值得關注的戰略影響——尤其是它提出了一整套既有別于自由國際主義，又不同于特朗普主義的來自美國主流建制派精英的政策思路和應對方案，可能在中長期意義上重塑美國外交政策并產生深遠的國際戰略影響。當然，拜登主義也面臨一系列來自美國內政和外交層面的結構性、深層次制約因素。有鑒于此，它能否成為推動美國外交政策轉型的持續動力甚至歷史遺產，尚需進一步觀察。

（一）拜登主義的內外戰略影響

在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聯系日益密切、界線日益模糊的背景下，拜登主義不僅在外交也在內政領域產生了相應戰略影響。

從理念層面看，拜登主義所具有的“中間主義”特征將有可能重塑美國的外交政策理念，進而產生中長期戰略影響。拜登主義在因應全球變局中吸納和揚棄了自由國際主義和特朗普主義的要素，形成了一系列既符合美國現實戰略需要又避免與傳統徹底割裂的更具可操作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間主義”理念，力求在時代轉換背景下兼顧美國現實利益和全球領導地位。從吸納角度看，拜登主義試圖延續和拓展自由國際主義的重要遺產——國際制度、多邊合作及聯盟體系對美國霸權的支撐，同時認同特朗普主義以美國的現實利益（尤其是經貿、產業和科技利益）為優先的理念，致力于尋求兩種外交觀念的平衡并對其進行融合。從揚棄角度看，拜登主義看到了自由國際主義和特朗普主義的內在缺陷，試圖避免在美國自由霸權與民族國家認同之間、過度擴張與孤立主義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盡可能對二者進行調和與統籌。最終，“務實的現實主義”、“新華盛頓共識”—拜登經濟學、內政—外交互聯思維作為拜登主義的理念產物，反映出美國建制派精英的戰略轉型意識。相較于過時的自由國際主義和極端的特朗普主義，“中間主義”取向的拜登主義國內政治和對外戰略基礎更為穩定，有可能在中長期意義上重塑美國外交政策理念。

從實踐層面看，由于拜登主義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各個主要領域都形成并發展出因應時代變局的轉型性政策，因而其戰略影響將廣泛地體現在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意識形態和國際格局等諸多方面。在地緣政治方面，拜登主義進一步確立了深化大國競爭尤其是對華競爭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同時也將應對跨國挑戰視為當前和未來中長期的外交政策主題并突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這就表明美國對華戰略遏壓已從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探索期和試水期步入定型期和深化期，拜登主義的對華政策框架將對中美關系走向產生更具持續性的影響。

在地緣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拜登主義在助力制造業回流美國、重組全球供應鏈格局、重塑多邊貿易規則以及推動世界格局朝著意識形態陣營化方向發展方面都產生了一定初始性影響，因此其后續演進十分關鍵，尤其是這些領域都關乎中國未來發展面臨的外部政治、經濟環境，而這恰恰是美國通過重塑中國外部環境以在“決定性的十年”實現“競贏”中國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拜登主義通過經濟和意識形態雙重手段重振美國民主特別是壯大國內中產階級力量的做法，則有可能推動形成圍繞美國外交政策的國內政治共識，實現重塑民主黨國內政治聯盟和弱化政治極化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的雙重目標。

在國際格局方面，拜登主義構建的多層次與互嵌型聯盟體系對國際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不僅深化傳統安全領域的大國博弈，也將使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領域大國博弈復雜化。美國的戰略目標是借助聯盟體系力量占據大國博弈主動權，同時應對經濟、安全和意識形態挑戰，在時代變局中護持霸權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拜登主義重新找回了“西方”，鞏固了美國的聯盟體系，使美國的全球聯盟體系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推動大國博弈向縱深發展并形成遠超安全領域的外溢效應，催生出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格局發展的更多不確定性。

（二）拜登主義面臨的內外制約

拜登主義因其一系列具有時代拐點特征的生成背景被賦予鮮明的中長期、轉型性意涵。然而正如布林肯在2023年6月訪華時針對中美關系提出的“高強度競爭更需要高強度外交”反映的道理一樣，拜登主義中長期、轉型性目標的實現有賴于相應內外因素的配合。從美國面臨的內政外交環境看，拜登主義戰略目標的實現存在諸多制約因素。

從內部看，拜登主義面臨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經濟困境和社會壓力三重制約因素。首先也最重要的是，美國政治極化與其全球領導地位之間存在日益顯著并且難以繞開的巨大張力，這成為拜登主義的首要結構性制約因素。對此，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評論稱，“美國的民主和政治凝聚力出現自19世紀中葉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一個內部分裂的美國將越來越不愿意且無法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領導作用?！北M管拜登政府試圖通過多種手段重構國內共識，但其面臨的極化鴻溝幾乎不可能被徹底逾越。因此，美國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性將會給其外交政策帶來沖擊，尤其是會削弱美國盟友伙伴對其承諾的信心。

其次，美國國內經濟困境，尤其是債務危機、巨額赤字和通脹高企將制約拜登主義的有效推進。例如，美國聯邦債務和財政赤字規模的不斷擴大將導致拜登政府“重返外交”的資金投入受限，難以滿足推進大國競爭和應對跨國挑戰的戰略需要。又如，國內通脹高企會抬升美國重塑全球供應鏈體系尤其是“去中國化”努力的經濟成本。2022年中期選舉后，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圍繞聯邦債務上限的分歧和斗爭一度使國會眾議院處于無序狀態，甚至引發政府關門危機，這給拜登主義謀求重振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蒙上了陰影。

最后，拜登主義的落實還面臨一系列來自美國社會的深層壓力，尤其是其內含的一系列經濟安全化、政治化理念將受到美國國內強大的產業資本和科技利益集團的抵制。在美國的政治體系和制度環境下，社會力量無法長期承受犧牲經濟利益服務外交政策的代價。例如，美國在供應鏈領域以“去風險化”為名的對華打壓和脫鉤使包括半導體企業在內的美國商界利益明顯受損，它們紛紛開始通過院外游說等各類手段影響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和經貿政策并迫使其進行調整，這將使拜登主義重塑全球供應鏈體系和貿易規則的努力受到重大掣肘。

從外部看，拜登主義則面臨美國與其盟友伙伴間的齟齬、國家利益與全球承諾間的張力、國際經濟理念與市場原則和經濟規律間的矛盾以及逆歷史潮流而動帶來的“失道寡助”困境等四重制約因素。第一，盡管經過了價值觀包裝和過濾，拜登主義隱含的民粹主義立場依然會使美國與其盟友伙伴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分歧，這會導致美國重振全球聯盟體系的效果不及預期。例如，拜登政府重塑全球供應鏈體系和打造供應鏈安全聯盟的核心目標是圍堵打壓中國并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而非向其盟友伙伴開放美國市場，因此其政策本質是不對等和非互惠的，很難具有長期持續性。

第二，拜登主義雖然試圖對傳統的自由國際主義與特朗普“有原則的現實主義”進行調和，但二者之間的深層張力會制約拜登政府“中間主義”外交政策的有效性，特別是一旦其具有自由國際主義色彩的政策承諾淪為服務自身現實利益的工具，美國與其盟友伙伴之間的信任很容易再度遭到破壞，進而削弱美國重振全球領導地位的效果。對此，美國學者瓊斯（Peter Jones）撰文指出，拜登主義需要處理國家利益與全球承諾之間的深刻矛盾。

第三，拜登主義的國際經濟理念有違市場原則和經濟規律，因而其政策努力難以取得滿意結果。例如，拜登政府發起的“印太經濟框架”試圖破壞印太地區既有的經貿合作機制和供應鏈體系，但中國在這一機制和體系中的地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地區國家對此有著清醒認知。因此，這一框架的不少成員國都對拜登政府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做法持反對態度。就在2022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啟動該框架時，包括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在內的地區成員國均表示印太地區的經濟合作“不應被政治化”“不應成為遏制中國的工具”。

從根本上講，拜登主義對全球大變局的理解建立在西方尤其是美國中心主義基礎上，固守霸權思維慣性，不符合開放包容的時代大勢。因此，這種逆勢而為的外交政策轉型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和長期支持，最終難免走向“失道寡助”的境地。

五、結語

以歷屆總統命名的各類“主義”往往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但歷史經驗表明，能夠在中長期意義上真正重塑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折性主義”，如門羅主義、威爾遜主義和杜魯門主義，并不多見。拜登主義致力于推動的美國外交政策轉型由于以因應時代重大變局為背景、以調和自由國際主義和特朗普主義兩類政策遺產為路徑，將具備成為這種“轉折性主義”的內外有利條件。因此，拜登主義的內涵邏輯將超越拜登政府的執政周期，對美國外交政策理念產生更為持久的塑造，拜登主義的大部分政策取向將可能被繼任者接納甚至延續。當然，拜登主義也面臨諸多制約，因而其前景將根本取決于能否通過進一步調適以推動形成有效的美國外交政策新模式?？偟膩砜?，無論拜登主義能走多遠，它都代表了美國主流政治精英對時代變局的理解和對外交轉型的探索，因而需要予以更多關注。面對拜登主義的這一轉型努力尤其是美國對華戰略遏壓的逐步深化，中國應繼續保持應有戰略定力，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時思考更具主動性和審慎性的應對美國壓力之道，尤其是從美國外交政策理念和實踐的調整及其背后邏輯中得到啟示，從而加深對美國的研究和認識，爭取在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原則的基礎上推動中美關系朝著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責任編輯：母耕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