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的國際秩序觀

馬新民

〔提? ?要〕新時代中國的國際秩序觀是習近平外交思想以及黨中央關于加強涉外法治建設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以多邊主義為思想基礎，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為法律依據，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為治理機制，以堅持文明多樣性為價值觀。當前，美國等國家對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現行國際秩序和國際法構成嚴峻挑戰，維護多邊主義國際秩序任重道遠。展望未來，我們需要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打造一個“升級版”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

〔關 鍵 詞〕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多邊主義、《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價值觀

〔作者簡介〕馬新民，中國國際法學會副會長

〔中圖分類號〕D835.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2 8832（2024）1期0012-25

近年來，國際社會圍繞“建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問題展開激辯。與美國等國家提出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不同，習近平主席于2021年9月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指出：“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02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法》，亦將“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作為中國發展對外關系的目標任務之一。習近平主席莊嚴宣示的新時代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在國際社會起到了激濁揚清、正本清源的作用，彰顯了中國推進國際關系法治化、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的鮮明立場，是習近平外交思想以及黨中央關于加強涉外法治建設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王毅同志強調，“中國始終秉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大力弘揚多邊主義精神和理念，為實現聯合國理想、促進聯合國發展壯大和人類發展進步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大貢獻?！?/p>

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具有堅實的政治、法律和實踐基礎，其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就是以多邊主義為思想基礎，以《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為法律依據，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為治理機制，以堅持文明多樣性為價值觀。

一、以多邊主義為思想基礎

（一）多邊主義是一種國際關系理論

美國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基歐漢將多邊主義定義為三個及三個以上國家通過臨時性安排或一定的制度來協調國家間政策的交往實踐。多邊主義理論代表人物、美國國際關系學者約翰·魯吉將多邊主義定義為根據普遍的行為原則，協調三個或三個以上國家間關系的一種制度形式。詹姆斯·卡帕拉索認為多邊主義具有不可分割性、普遍性組織原則和分散性互惠三個特征，其中，不可分割性要求參與者以公共利益為基礎，強調利益密不可分；普遍性組織原則強調參與者適用的是普遍性的國際規則或原則，而非反映特定國家利益的規則或原則，即反對排他性和歧視性關系；分散性互惠不同于單邊主義的本國利益至上，也不同于雙邊主義的雙邊互惠，強調各國的互利共贏和集體行動。

判斷單邊主義、雙邊主義還是多邊主義不在于國家的數量多少，核心要看國家在處理對外關系中所奉行的政策理念和行為準則。多邊主義強調在國家間關系中奉行主權平等、和平解決爭端和不歧視原則，在國際事務中崇尚包容、合作、共贏的理念，強調以互利互惠的方式協調行動，奉行平等民主的決策程序。有學者強調多邊主義以準則和原則為規范，并平等適用于所有國家。

不同于多邊主義，單邊主義是指強權國家不尊重多邊規范，并采取以自我為中心的外交政策，常被認為是非法、自私的，損害有關國家的國際聲譽，背負較高的政治成本。霸權主義、帝國主義都是單邊主義的集中表現。雙邊主義是兩國或雙方之間以相互間的特惠為基礎，并根據具體情況改變其目標和優先事項的外交政策。在國際實踐中，無論是美歐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還是美國主導建立的“五眼聯盟”、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形式上是多邊或雙邊主義，實質上還是單邊主義。

（二）中國是多邊主義的堅定倡導者、維護者和踐行者

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與全球文明倡議，是多邊主義的集中體現，為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指明了方向。習近平指出，“世界上的問題錯綜復雜，解決問題的出路是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必須完善全球治理，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習近平專門就多邊主義的內核指出，“多邊主義的要義是國際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世界前途命運由各國共同掌握?！彼麖娬{，“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積極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正在改變全球政治經濟版圖，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大勢難逆”，“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動員全球資源，應對全球挑戰，促進全球發展”。王毅同志也指出，“國際大事要由各國共同參與，國際規則要由各國共同制定?！薄拔覀円獔猿謱υ挾粚?、包容而不排他，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擴大利益匯合點，畫出最大同心圓?！薄爸袊磳σ磺行问降膯芜呏髁x，反對搞針對特定國家的陣營化和排他性‘小圈子?！薄吨袊鱿?7屆聯合國大會立場文件》強調，“多邊主義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基石，是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有效路徑”，“反對以多邊主義為幌子，搞封閉的集團政治；反對以多邊主義為借口，將少數國家制定的規則強加給國際社會。要反對將多邊主義意識形態化，打造針對特定國家的價值觀同盟”。

二、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為法律依據

國際秩序始終是建立在國際法基礎上的，國際法是國際秩序的依據?？v觀國際法40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從17世紀歐洲公法，到18、19世紀歐洲殖民時期“文明國家”之國際法，再到二戰后基于《聯合國憲章》（以下簡稱《憲章》）并適用于國際社會全體成員之現代國際法的演變歷程。相應地，國際秩序也經歷了從歐洲國家的區域秩序到歐洲主導的全球殖民霸權秩序，再到以聯合國及《憲章》為核心的戰后國際秩序的演變。在這期間，無論是歐洲公法還是“文明國家”國際法之上的國際秩序，形式上雖由多國支撐，實質上仍是殖民主義或霸權主義，很難說是多邊主義的國際秩序。真正全球意義上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在《憲章》確立后才得以建立?！稇椪隆繁灰暈楝F行國際憲政秩序核心。建立在《憲章》基礎上的現行國際秩序，從根本上打破了霸權主義國際法，開啟了國際法發展的新篇章，擘畫了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基本架構、共同理念和普遍規則。

（一）《憲章》確立了其在國際法體系中的優先地位

《憲章》第103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沖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边@確認了《憲章》義務優于其他國際協定義務。在國際實踐中，《憲章》義務也優于習慣國際法義務。這意味著，《憲章》具有普遍約束力，二戰后國際秩序所依據的“國際法”是基于《憲章》的國際法，而非全部的國際法。因此，無論是二戰前的傳統國際法還是二戰后的現代國際法，無論是條約國際法、習慣國際法還是一般法律原則，都必須以《憲章》為依歸，與《憲章》背道而馳的殖民主義國際法、霸權主義國際法、習慣國際法、區域國際法等均歸于無效，這就為二戰后國際秩序所依據的國際法劃定了具體范圍。

（二）《憲章》確立了國際法基本原則，為國際社會設定了基本行為規范，構成了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基礎

《憲章》規定的首要原則是國家主權平等，并由此引申和發展出不干涉別國內政、民族平等和自決、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國際合作、善意履行國際義務等原則。聯合國大會1970年通過的《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以下簡稱《宣言》）進一步強調，“各項憲章原則構成國際法之基本原則，因之呼吁所有國家在其國際行為上遵循此等原則，并以嚴格遵守此等原則為發展其彼此關系之基礎?！薄缎浴愤€分別明確了各項原則的含義和要素，得到各國普遍認可?！稇椪隆泛汀缎浴芬幎ǖ幕驹瓌t是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和諧共處的法律基礎，為國家間開展交往、合作，解決爭議提供依據，成為評判各國行為合法與非法、正義與邪惡、責任與免責的標尺，構成了現代國際法最重要的淵源和多邊主義的法律基礎。在國際關系中，相互尊重主權與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與禁止使用武力，善意履行義務與開展國際合作是相輔相成的重要原則，為發展國家間友好關系奠定了基礎，為各國開展交往和處理共同利益問題提供了指引。

在《憲章》各項基本原則引領下，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實現民族自決并獲得獨立國家地位，歷史上首次將使用武力與武力威脅非法化，終結了通過戰爭和武力獲取領土、干涉他國內政的正當性、合法性。自此，開放包容的國際社會取代了歐洲“文明國家”排他性俱樂部，國際法真正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筑起堅實屏障。廣大發展中國家亦從國際法的適用對象轉變為參與者、運用者，國際法真正走上了去武力化、去殖民化、公正化、多元化的發展道路。

（三）《憲章》奠定了現代國際法基礎

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或國際規則包括但不限于國際法，《憲章》宗旨和原則是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基礎。20世紀以來的一段時期，國際法迅速從習慣國際法向條約國際法演變，在聯合國框架下進行了大量的國際立法活動，締結的國際條約涉及和平與安全、外交關系、經濟貿易、打擊跨國犯罪、人權、人道主義、海洋、外空、環保、軍控、裁軍和防擴散等各個領域，這些國際法規則都將《憲章》作為指導原則。如外交關系領域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和《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海洋與外空等領域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及其兩個執行協定、《外空條約》和《南極條約》；人權領域的《世界人權宣言》、《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四個《日內瓦公約》及其兩個附加議定書；懲治國際犯罪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涉及大氣、荒漠化、臭氧、林業、瀕危物種、化學品等領域的環境條約，以及《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等，無不遵循《憲章》所載的宗旨和原則。從這一意義而言，《憲章》奠定了戰后國際公約及其他國際法規則的基礎。

聯合國成立70多年來的國際實踐證明，以《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是國際秩序的依據?！稇椪隆纷谥己驮瓌t是處理國際關系的根本遵循，其建立的集體安全機制取代了傳統的軍事結盟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為實現戰后總體和平，有效管控局部沖突，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是現代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的基石，值得國際社會共同捍衛守護。

（四）中國堅定維護以《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

習近平指出，“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是處理國際關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加以維護?！敝袊珜У亩噙呏髁x國際秩序建立在以《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之上，除《憲章》外，還包括其他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國際條約、習慣國際法、一般法律原則等國際法。中國堅定維護以《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權威性，堅定維護《憲章》宗旨與原則，堅持相互尊重主權，堅持各國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反霸權、反干涉、反經濟脅迫、反單邊制裁、反對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在《憲章》框架之外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反對他國利用涉臺、涉藏、涉疆、涉港等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反對“救濟性分離權”謬論，堅決防范應對非法侵占中國島礁和侵犯海洋權益的行徑。反對人道主義干涉，堅持“保護的責任”應在聯合國框架下行使，訴諸武力保護平民人權應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堅持各國和國際組織都應以國際法為共同準繩，依法行使權利，善意履行國際法義務。堅持各國和國際組織應嚴格按照條約授權或當事方約定行使管轄權，反對濫用國際法規則和國際司法仲裁程序擴大管轄權。堅持全面、平等、統一解釋和適用國際法，反對雙重標準和曲解濫用。堅持國際法的有效遵守和實施，切實增強國際法的有效性。對于他國違反國際法、損害中國國家公民或實體權益的非法行徑，堅持依據公認的國際法追究有關國家的國際責任。

三、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為治理機制

現行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建立在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基礎之上，它以主權國家為基本主體，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區域性國際組織等為補充。

（一）《憲章》確立了以主權國家與聯合國為主體的戰后國際秩序基本架構，并劃分其各自管轄范圍

《憲章》以“我們聯合國人民”之名義立約定章，旨在將所有的國家和人民都納入國際社會，充分維護主權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基礎地位?！稇椪隆非把院偷?條確認了聯合國的核心地位以及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國家間友好關系、促進各領域國際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明確維護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國際社會公共利益外，《憲章》還將全人類利益作為保護對象，開啟了二戰后通過國際法保護國際社會和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先河。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規范國家間相互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法基本原則，與以維護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為主要目的的國際公共秩序法律規范。同時，《憲章》還明確聯合國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于主權國家國內管轄之事務，確立了處理主權國家與聯合國相互關系的基本原則。

（二）主權國家是國際社會的基本主體

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國家間友好關系是聯合國的重要宗旨。聯合國并沒有凌駕于主權國家之上，國家仍然是聯合國舞臺的主要演員。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實現獨立并加入聯合國，聯合國也變得越來越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迄今已擁有193個會員國，共同構成國際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

（三）聯合國是戰后國際多邊體系的核心

作為當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為國際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價值指引和制度安排，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推動共同發展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聯合國發揮主導作用，特別是安理會對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負有首要責任，負責判定對和平之威脅或侵略行為是否存在，并對威脅和破壞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侵略之行為采取措施等。在促進共同發展方面，聯合國積極協調促進經濟、社會、文化和人道主義方面的國際合作，以發展為目標，順應經濟全球化趨勢，動員全球資源，制定和實施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聯合國的推動下，幾十億人口邁上現代化征程。

（四）聯合國專門機構和條約機構作為聯合國重要補充，在協調國際事務方面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憲章》宗旨原則之一是促進國際合作，其第1條第3項進一步規定：“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于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并激勵對于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為此，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與專門國際組織締結雙邊條約使其與聯合國建立聯系，聯合國專門機構成為聯合國大家庭的成員，并通過國際合作將有關國際事務納入聯合國管轄范圍。目前，聯合國已與17個專門機構建立聯系。同時，為應對不斷出現的新問題，聯合國還陸續設立了若干項目和基金，包括兒童基金會、開發計劃署、人口基金會、環境署、婦女署、難民署、國際移民組織、貿易和發展會議等。此外，聯合國還通過締結條約的方式，與其他國際組織和多邊條約機構建立聯系，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原子能機構、禁止化武組織等，將其納入聯合國體系。這些聯合國專門機構和其他相關機構，在各自領域內搭建起國家間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平臺。依托這些機構，聯合國將各領域的國際合作進行整合并納入其系統。

區域性國際組織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一定作用?！稇椪隆返诎苏沦x予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和解決區域爭端等方面的職能，將區域性國際組織納入聯合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全球體制之中，確認區域安排及區域組織對于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獨特價值。該章節被認為是“把區域組織安裝在世界制度的齒輪上”，“把區域環節焊接在世界鏈條之中”。根據《憲章》第52條，“區域安排和區域組織應以符合憲章的方式進行，區域協議不得與《憲章》規定相抵觸”。任何區域安排或區域組織都應受《憲章》第八章的約束，確保安理會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核心地位，區域組織的活動范圍應限于本區域內共同安全事務，采取武力行動須獲得安理會授權。

區域性國際組織在區域經濟、社會等方面也扮演一定角色?！稇椪隆贰安⑽磁懦齾^域性國際組織在其他領域的發展”，聯合國本身就建立了5個區域經濟委員會。事實上，“大多數區域間國際組織行使的職能與《憲章》第52條規定的區域安排毫無關系”。1992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在《和平綱領》中對區域安排和區域機構的職能作了擴大解釋，指出：這類聯盟或實體可以包括聯合國成立前或后根據條約設立的組織，為共同安全和防務而設立的區域組織，為一般區域發展或為特定經濟問題或功能進行合作而設立的組織，以及為應付當前所關注的某個政治、經濟或社會問題而成立的團體。

二戰后尤其是近20多年來，區域一體化迅速發展，歐盟一體化從經濟到政治安全領域全面推進，北美經貿一體化日益緊密，非洲地區一體化進程加快，拉美也在朝一體化方向努力。實踐中，歐盟、東盟、非盟等區域組織以多邊安排、協定和機制為依托，成為開展區域內國家經貿合作、促進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的重要載體，成為聯合國的重要補充。

多年來，聯合國體系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為促進人類進步事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之際撰文表示，“聯合國過去70年的成績令人驕傲，殖民主義瓦解，種族隔離終結，和平與安全得到鞏固，人權公約的制定與實施，都離不開聯合國的貢獻?！?/p>

（五）中國是聯合國體系的堅定維護者和支持者

習近平指出，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聯合國應該高舉真正的多邊主義旗幟，成為各國共同維護普遍安全、共同分享發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運的核心平臺。中國將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堅定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用。

中國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作用和核心地位，主張維護以安理會為核心的集體安全機制，鞏固安理會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的主導作用，發揮聯合國專門機構、條約機構在經濟、社會、文化、衛生等各領域全球治理中的中心作用，支持區域組織在聯合國框架下為解決本地區問題發揮積極影響，反對任何域外勢力跨區域介入、越界擴權。中國推動建立區域組織或專門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是對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的現行多邊機制的補充和完善。

四、以堅持文明多樣性為價值觀

（一）意識形態是一種永恒的存在

國際法總是表現為對政治政策的意識形態的偽裝。一旦其偽裝被揭開，就會發現有一只無形的意識形態之手在統治著國際法的發展。國際法起源于資本主義萌芽，植根于歐洲宗教文化，自誕生起就和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相伴相成。歐美國家為塑造國際秩序、推進全球霸權，先后提出多個價值觀“標準”，為其霸權行動尋找正當性依據。

早在19世紀殖民主義時代，歐洲列強就提出“歐洲文明優越論”，自詡為“文明國家”，認為歐洲以外的亞非拉國家是“非文明”國家或“野蠻”國家。在這一時期，不同類別的國家獲得不同的國際承認，被賦予不同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在國際法上享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一些國家因此被排除在國際法適用范圍外。國際法學家安東尼奧·卡塞斯曾指出，“國際法原則與規則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打上了歐洲中心主義、基督教意識形態以及‘自由市場觀念的烙印?！?/p>

二戰以后，以《憲章》為基礎的現行國際法確立了文明多樣性的價值基礎，其所確立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從法律上終結了“文野之分”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一統天下”的意識形態格局，不同制度、宗教、文明、意識形態一視同仁，以宗教、地理或文化為依據劃分國家等級失去了依據?！稇椪隆凡粌H承認不同國家的價值觀并存，而且包容國際社會和全人類價值。但隨之而來的冷戰，使美蘇兩大陣營在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展開激烈爭奪，意識形態對抗愈演愈烈，多元并存的國際法價值觀遭到破壞。

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鼓吹西式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以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和西式人權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作為判斷國家行為“正當性”“合法性”的依據，在全球輸出美式價值觀，大搞“顏色革命”?！稇椪隆坊A上的國際秩序被異化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自詡“民主燈塔”“人權標桿”，實際上卻是參加國際人權公約最少的大國，只參加了9個核心人權公約中的3個，充分暴露了在人權問題上的虛偽性和雙重標準。

21世紀以來，面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美國挑起了新一輪意識形態之爭。特別是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發起意識形態攻勢，將中美博弈演繹為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對決。美國將中國視為“制度性對手”，渲染“民主對抗威權”虛假敘事，詆毀中國形象，煽動意識形態對抗。英國連續發布外交政策報告，稱中國是“制度性競爭者”“劃時代和系統性的挑戰”，宣稱將通過“保護、結盟、接觸”三大支柱處理對華關系。歐盟稱中國是“全面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宣稱要對華“去風險化”，打造基于意識形態的“經濟同盟”“科技聯盟”，嚴重違反國家主權平等原則。

（二）中國堅持以尊重文明多樣性為價值追求

習近平在2019年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的主旨講話指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我們要加強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绷暯竭€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并將之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引領之一，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充分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豐富交流內容，拓展合作渠道，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這些重要講話和倡議深刻揭示了文明交流和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人類社會新的合作前景。

國際法以多元化價值觀為基礎，中國在國際實踐中始終堅持文明多樣性的價值追求，主張文明的平等性、反對文明等級論，強調尊重差異，促進不同文明共同發展；主張文明的包容性、反對文明排他性，強調殊方共享，反對文明霸權；主張文明的多樣性、反對文明單一論，強調和而不同，追求和合共生的文明盛景。崇尚和平，弘揚平等、對話、包容、互鑒是中華文明的本質屬性，也是中華文明綿延持續、歷久彌新的基本要素。世界上的文明范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任何文明也不可能盡善盡美，需要在同異質文明的不斷對話中攝取養分，實現自我更新和文明的升華及發揚光大。中國認為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都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國從不以意識形態劃線，從不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發展模式，推動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打造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文明古國論壇、良渚論壇等文明交流國際平臺，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拓寬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西方文明霸權影響提供了全新選擇。

五、現行國際秩序和國際法面臨嚴峻挑戰

（一）美國等國家對以《憲章》為基礎的現有國際秩序構成嚴峻挑戰

國際實踐一再表明，《憲章》確立的一些國際法和國際機制并未完全落到實處。早在聯合國成立之初，各國未依據《憲章》對傳統的殖民主義國際法進行清理，也未對維護舊秩序和殖民特權的國際法進行適應化修改，使其符合《憲章》的規定。二戰后，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在經濟不平等基礎上，沒有與《憲章》確立的主權平等精神保持一致。20世紀60年代，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曾作出建立國際經濟和法律新秩序的努力，提出經濟獨立、文化自治和將聯大決議作為國際法淵源等主張，試圖改變不合理的殖民主義國際法規則，但囿于實力薄弱無果而終。

當今的國際秩序主要是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下建立的。長期以來，美國等國家打著國際法普遍適用性、客觀中立性的名義追求自身利益，《憲章》的優先地位及宗旨原則并未得到切實遵守，真正的多邊主義和以《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及國際秩序持續遭到美國等西方國家霸權主義、帝國主義貶損和破壞，《憲章》所載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很多時候還停留在紙面上，遠未成為現實。美國等國家對國際法和國際機制“合則用、不合則棄”，對有利可圖的規則“把控主導”，對有利益沖突的條款“著力規避”，對束縛手腳的規范“打破重塑”，將國際法作為維護霸權的政治工具。

（二）美國奉行單邊主義政策，卻將之包裝為多邊主義的形式

“美國優先”和利益至上深植于美國的政治基因中。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以反恐和人道主義干涉為由，繞開聯合國安理會，接連發動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肆意干涉他國內政，挑動“顏色革命”，濫施單邊制裁。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國力遭受重創，單邊主義行徑卻日益加劇。政治層面出臺“重返亞太”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經貿層面介入并擴大“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締結《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以制定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逐步邊緣化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更是將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推向高峰，推行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退群毀約”，在聯合國之外大搞單邊軍事行動、單邊經濟制裁，沖擊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和多邊貿易體系。拜登政府上臺后，雖然對外重新打起多邊主義旗號，宣稱“返群復約”，修復盟友關系和形象，但更多是在《憲章》框架和聯合國體系之外推進以“印太戰略”為核心、以盟友伙伴體系為依托的集團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抗，以多邊主義之名行單邊主義之實。

（三）美國等國家提出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挑戰以《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

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對外表態可以看出，所謂“規則”包括但不限于《憲章》等國際法，涵蓋三個方面：一是有約束力的“硬法”，包括《憲章》及其他國際條約、國際習慣、安理會決議、一般法律原則等；二是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軟法”，如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制定的決議、指南等；三是國際社會共同制定的“法律”和“原則”，如WTO和國際標準組織制定的規則和標準。美國等力推上述所謂“規則”，真實意圖在于謀求對“規則”的定義權、解釋權，維護西方制度霸權。正如前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約翰·杜加爾德指出，“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沒有明確的具體內涵”，“并不是國際法，而是一種國際法之外的替代性制度體系，將不可避免地挑戰和威脅國際法的地位”。

美國還曲解國際法，違反《憲章》確立的公認國際法基本原則。一是違反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美國以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劃線，把國家分為“民主國家”、“威權國家”、“流氓國家”和“邪惡軸心國家”。憑借其超級大國地位，將西式市場經濟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和西式人權作為普世標準，強行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改造，并將價值觀與經貿、發展、援助、科技等掛鉤、捆綁，借以向他國施壓。以是否采取“民主治理”作為他國政府合法性的要件，企圖以“民主合法性”取代“有效統治”作為決定是否承認他國政府的標準，并將是否實行西式“民主治理”作為參與國際事務的條件，企圖復活西方殖民時期文明等級論。

二是違反不干涉內政原則。美國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貸款規則，將發展中國家實行“市場經濟”“民主制度”“善治”作為向其提供援助的條件，侵犯他國自主選擇經濟、社會制度的權利。對政見不同國家頻繁實施武力干涉、經濟制裁和政治脅迫，介入他國內政，支持分離勢力的叛亂團體，策動政權更迭和“顏色革命”，超越民族自決權原則僅適用于受殖民統治和外國占領兩種情形的限制，鼓吹所謂“救濟性分離”或“救濟性自決”，損害他國領土主權和政治獨立。

三是違背善意履行國際義務原則。美國突破傳統國際法上內政與外交的界限，通過倡議、立法、司法、執法和機制實現其外交目標，將國內法和政策凌駕于國際法之上。違反習慣國際法中的國家域外管轄權原則，突破國家管轄應與管轄對象存在合理主權利益的準則，非法行使域外管轄權和“長臂管轄”，推行跨國執法、非法單邊制裁。非法行使域外執法管轄，依據國內立法，在軍控、環保、人權、麻醉品管控及反恐等領域確立“國際標準”，并通過每年發布所謂報告方式審查他國，迫使他國修改國內法。以國內審查機制代替國際條約履約監督機制，自身卻不受相關約束和監督。美國推出所謂國別年度人權報告，對世界上190多個國家的人權狀況進行審查，并以此作為提供金融援助、授予貿易特權及施加制裁的標準。美國還憑借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和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將其國內法中的經濟、技術、互聯網標準作為全球規則發揮影響，實際上是進行間接管治，這在公司、證券、航空安全、互聯網領域尤其突出。美國還將單邊制裁作為外交工具，在聯合國框架外濫施制裁，如利用“實體清單”“軍事用戶最終清單”“特別指定國民清單”“中國軍工復合體企業清單”等制裁中國企業。當前被列入美方各類制裁清單的中國企業多達1300多個，涉及半導體、通信、人工智能、生物醫藥、航空航天、教育科研等領域和行業，包括華為、中興、?？低?、長江存儲等高科技企業。此外，美國還濫用域外司法管轄權，通過復活1789年《外國人侵權索賠法》和1991年《酷刑受害者保護法》，賦予美國法院管轄外國國家涉及國際法的所謂“侵權行為”和“酷刑”提起訴訟的權利，嚴重干涉他國司法主權。同時，美國多次阻撓重啟WTO上訴機構新法官遴選程序，使得WTO爭端解決功能因此癱瘓。策動仲裁機構越權管轄，“司法造法”，改寫本應適用的國際法，“南海仲裁案”即是典型。

四是對國際規則采取雙重標準和選擇性適用，規避本應適用的國際法，且拒不執行國際法院多個判決。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海域制度之外另立所謂“國際水域”，并在他國國家管轄海域強行實施所謂“航行自由行動”，違反公約規定的海域制度和航行制度。極力否定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主張的《國際法原則宣言》等聯大決議的效力，卻大力鼓吹同是聯大決議的《世界人權宣言》效力。拒不參加一系列構成國際法根基的造法性條約，如《京都議定書》《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等。據統計，在二戰后交由聯合國秘書長保存的多邊條約中，世界各國平均加入了其中的76%，而美國只加入了其中的63%。

（四）美國將其盟伴關系安排包裝成多邊機制，弱化聯合國地位和作用

美國主張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依托的是所謂“國際社會共同建立的機構”，企圖弱化聯合國體系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一是削弱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美國在聯合國體系之外建立意識形態同盟，企圖通過單邊、雙邊或區域安排和機制控制國際事務主導權，介入本應由聯合國主導或協調的跨國問題與國際事務，侵蝕聯合國“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的核心地位。二是貶損《憲章》確立的集體安全機制。在聯合國框架之外建立區域、雙邊軍事同盟，打造軍事對抗、安全同盟和地緣政治小圈子，損害國際社會共同安全利益。繞開安理會，對南聯盟開展“人道主義軍事行動”，在其行為合法性遭質疑后，又推動非政府組織炮制出“保護的責任”，企圖將單邊主義干預合法化。曲解擴大適用武力自衛規則，提出“先發制人”戰略，以“反恐戰爭”為由，將武力自衛的條件從“受到武力攻擊”擴大到存在尚未發生的“潛在威脅”，把武力自衛的對象從限于外國國家擴大到包括外國的非國家行為體，嚴重損害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三是背離《憲章》規定的區域安排制度。近年來，美國加大在印太地區投入，打著所謂“區域合作”的旗號，大搞地緣政治、妄圖筑起“小院高墻”，在亞太地區推進所謂“印太戰略”，推動北約“東進”亞太，意欲在日本建立首個亞洲聯絡處。強化“五眼聯盟”，鞏固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建立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加強同中國周邊國家的雙邊軍事同盟，在印太地區排出“五四三二”陣勢。美國“印太戰略”“五四三二”陣勢，都超出本區域成員國安全防務等內部事務，難以歸于《憲章》第8章允許的區域性安排，既突破了第51條有關集體自衛組織應限于防御外部威脅的限制，也超出了第53條有關區域組織應限于維護本區域內成員國安全的限制。特別是美國推進北約“東進”亞太，擴張到“區域外”，推動進攻性的軍事安全政策，背離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

（五）美國將西式價值包裝為“普世價值”進行宣揚推廣，大搞意識形態和文明制度歧視

美國鼓吹美式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是“普世價值”，并利用其優勢地位輸出意識形態。極力推動“美式民主”成為國家治理的標準，對拒不遵從美式價值觀和民主標準的國家，如朝鮮、古巴、伊朗等，濫施單邊制裁，脅迫其進行制度變革，并將“民主治理”作為判定是否提供對外援助的標準。操弄“民主對抗威權”敘事，挑動意識形態對抗，將非西方國家的制度和價值觀“妖魔化”，頻頻借臺灣、東海、南海、涉港、涉疆、涉藏等問題插手中國內部事務，侵犯中國國家主權、干涉中國內政。借聯合國等多邊平臺輸出美式人權標準和意識形態，罔顧《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有關人權國際保護不得違反《憲章》宗旨和原則的規定，鼓吹“人權高于主權”，借人權干涉他國內政，將人權的國際保護理念和規則篡改為美式人權理念和規則。在聯合國大會、人權條約機構和人權委員會等多邊機制下，借用聯大決議和人權條約機構一般性意見等軟法形式，企圖將西式民主理念融入國際法，推動民主標準的西方化和單一化。如2000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2000/47號決議要求對多黨派開放投票權，不允許一黨執政國家主張其是有效的民主體制；2002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2002/46號決議將美式民主的“政黨和組織多元制”“權力分立”等作為民主的基本要素。美國還通過舉辦“領導人民主峰會”、啟動“民主行動年”和提出“重振民主總統倡議”，打造西式意識形態“小圈子”。這些做法嚴重侵犯各國自由選擇政治經濟制度的權利，違反國家主權平等原則。

六、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與時俱進打造

“升級版”的國際秩序

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秩序正醞釀新一輪重大變革。地緣政治沖突日益嚴峻，烏克蘭危機延宕，巴以沖突升級，嚴重沖擊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美歐“去風險”“脫鉤斷鏈”，構筑經貿、科技、金融等“小院高墻”，破壞多邊貿易體制和國際經濟秩序。大國之間競爭更加激烈，各國治理理念、意識形態分歧加劇，國際社會互信共識衰減，協商合作削弱，國際治理機制呈現陣營化、區域化、碎片化。國際社會權力結構愈加多元化，發展中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更多參與國際事務，亟待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和規則。不可逆轉的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環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機加劇，網絡、人工智能等技術進步帶來的新型技術挑戰以及其他全球性潛在威脅不斷增多，圍繞著全球公域、全球公共產品的國際立法需求上升。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我們正處于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笔且獔F結還是要分裂？是要合作還是要對抗？是要共贏還是要獨霸？人類又一次站在了歷史變革的十字路口。各國期待大國良性互動，期待中國在引領全球治理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個一”的新時代中國的國際秩序觀，豐富和發展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內涵和外延，為中國引領并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正確方向發展指明了路徑，更是順應了百年變局的大勢和潮流，打破了西方的話語壟斷，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提供了中國方案，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這一國際秩序觀以多邊主義為理論指導，以《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為依據，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為依托，以堅持文明多樣性為價值觀，是應對和破解全球問題和挑戰的“金鑰匙”，為構建更加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注入強大思想動力。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展望未來，維護多邊主義國際秩序任重道遠。新形勢下，我們要推動國際社會與時俱進打造一個面向未來的、有效的、“升級版”的國際秩序。

（一）堅持并超越現有多邊主義滯后被動應對的局限性，打造多邊主義的“拓展版”

因應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和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增加，不斷豐富和更新多邊主義的理念，兼容并包，倡導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切實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發展。在應對國際事務和全球威脅挑戰上變被動應對為主動塑造，變嗣后處置為事前預防，變局部解決問題為全鏈條、全過程的全面治理，變不可持續發展為可持續發展，大力倡導預防外交和預防行動。

（二）維護以《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的權威，打造國際法的“增強版”

一是要維護《憲章》在國際法體系中的優先適用地位，堅持在《憲章》框架下識別和確認強行法，堅持以《憲章》作為判斷解釋習慣國際法是否合法的依據。二是要促進國際法淵源的民主化。在解釋適用國際條約、識別習慣國際法和一般法律原則時，應全面考慮各國而非少數國家的法律確信和國家實踐，并因應實際需要，在各國共識基礎上，發展體現各國意志的國際“軟法”。三是要不斷發展維護國際社會和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國際法“公共產品”，特別是順應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以及國際社會邁向“去碳化時代”、“數字化時代”發展的趨勢，不斷健全體現發展中國家利益和規制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的國際法規則。

（三）不斷加強聯合國的作用，打造聯合國的“擴容版”

一是要推動建立國家主導、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分層共管的全球治理新機制，維護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堅持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并適應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國際事務的現實需要，賦予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治理中的一定作用。二是要不斷擴充聯合國管轄事務范圍，建立相應的專門性國際組織或機制，將網絡和人工智能等國際事務納入聯合國規管范圍，避免聯合國在國際治理中缺位。三是要加強聯合國在協調區域組織或機制方面的核心作用，將區域組織和機制納入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避免國際治理機制的“碎片化”。

（四）不斷豐富發展國際法的多元價值觀，繼續堅持和弘揚“包容性”的文明多樣性的價值追求

積極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全球文明倡議成為全球共識，使其融入國際規則和國際機制，成為引領全球治理以及塑造國際秩序和國際法的重要價值理念。

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必須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繼續堅定不移地奉行多邊主義，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在國際事務中做主和派、促和派、維和派，堅持在國際關系中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反對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與零和博弈，反對“脫鉤斷鏈”“小院高墻”“泛安全化”。堅定不移地維護以《憲章》為基礎的真正國際法，堅持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堅持和平解決爭端原則，堅持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原則，反對任何曲解、濫用國際法的行為。堅定不移地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機制，維護聯合國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共同發展方面的核心地位，支持聯合國體系在應對全球性威脅和挑戰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反對“小圈子”和集團政治。堅定不移地維護國際法的多元價值觀，尊重文明多樣性和文化多樣化，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反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霸權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西方文明優越論”。中國將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發展國際規則和國際機制，采取集體行動貢獻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繼續做多邊主義的踐行者、國際規則和國際機制的維護者、文明多樣性的促進者，推動構建更加緊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于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三大全球倡議為引領，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與各國攜手締造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明世界。

【責任編輯：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