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之上

李木子

禹風是先有生活再有小說的那類作家。這句話的意思既是在說他本人確實是先有了豐富的生活經歷，包括職業的、文化的經歷，再專職從事小說創作的，也是在說他的小說常常是基于實際的生活經歷而生長出來的。這讓他的小說首先是具有現實質感的小說，包括刊登于《作品》2023年第9期的中篇小說《克薩維爾、多喜和杰森》。

《克薩維爾、多喜和杰森》所講的故事發生在巴黎某知名商學院的一個MBA班。以這個MBA班為交點，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擁有不同性格特質、處于人生不同階段、懷著各自不同目的的人匯聚一堂，互相撞擊——名校畢業的中國人“我”；離異又被前妻帶走三個孩子的撫養權，害怕一個人獨處會發瘋的法國房東克薩維爾；在香港任職，借留學跟公司要了兩年停薪留職調整期的日本人多喜；總是激憤地反對關于中國的一切的美國人杰森；中日混血，但身份認同為美國人的夏子；出身院校、行事作風看來都頗為不“正統”的中國人尼諾。但小說里位于巴黎郊區的商學院并不是一塊懸浮的飛地，異域性與跨文化的沖突與摩擦也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大雜燴式情節劇，人物的差異和人物的關系總是在生活經驗中展開。

比如逛超市，既是經濟問題，又是人際問題。當了十多年財務主管的多喜想必存款富余，租了輛雪鐵龍代步，又消費得起法國超商里價值不菲的亞洲食物。而學校里的無錫同學，懂得蹲下來翻貨架，因為那里總是堆著同類商品中最便宜的東西。相較而言，多喜吃一頓的花費夠“我”吃三頓，但“我”又不需要像無錫同學那么節省。在經濟差異之外，還有人與人如何保持合宜距離的問題。因為不想總是蹭車占便宜也不習慣與人深交，“我”多次拒絕多喜的搭車邀請，要是在超市里不期然偶遇，或許出于尷尬，多喜便會搶著向“我”推薦他發現的各種東方食物，甚至自己取下來拿給“我”，而“我”總是當面道謝又找機會放回，也出于禮貌，多喜要等“我”同回，“我”又總是找借口說暫時不回。比如杰森解不開的中國“死”結，既是個人問題，又是世界問題。杰森對中國的敵意源于他的父親上了大半輩子班的汽車廠搬去中國，之后他父親失業加酗酒。而后他和尼諾的沖突又兩次與尼諾兜售從國內帶出去的平價U盤相關聯。

但顯然禹風又不是完全沉入現實的。禹風曾提及他講述現實的方式是“離地一米”，“小說為什么‘離地一米？是你摸得到，但有一米的距離，就像看的科幻電影，你完全進入另外一個新城，這個城市可以飄浮，任何事情都會旋轉?！钍且粋€人，它跟我們每個人一樣。小說可能是對它的一種克隆，它沒有實際生存的合法性，但它所有的肌肉都是真的”。就像這位看起來和禹風本人十分相像的主人公“我”始終與一切人、一切沖突保持距離。與此同時，似乎小說中的一切人物都時常語帶戲謔、反諷、打趣：克薩維爾嘲弄“我”，讀MBA哪需要拼命，“你已上了船，船總要把你渡到新口岸的”，“就算到不了目的地……到時候每個人能占住一個小島，當魯濱遜，使喚星期五”；“我”看尼諾奮力泡洋妞，戲謔他“從前在三峽是這樣打魚的嗎”，后又半開玩笑地說“不要忘了，你曾經是一個錯誤”……這些既是人物之間微妙關系的展演，又是人物對自己或許正搖搖欲墜的生活的無奈自嘲，因而也都是帶有一種審慎、冷然的批判或自我批判的距離。由此看來，禹風確實始終在小說中踐行著他在生活經驗之外，最為看重的另一項寫作尺度——理性認識，對現實、生活、文化的反思和批評。

何同彬在評論禹風的《鱷魚別墅》時說禹風的職場小說有著顯著的“反職場”特征，因為“職場是禹風逃離現代異化的起跳之處”?；蛟S我們也可以說，禹風的這篇留學小說也有著顯著的“反留學”性質?！安缓细瘛钡哪嶂Z才是課堂上呼吁尋找的那種“out?of?box”的人，其他履歷合格的同學卻合格得很同質，“大家其實都像淡水魚，而尼諾才是深海魚類”。事實上到最后，真正在創業的也的確只有尼諾。于是，“我”感到“我們當年到MBA學院去尋找變化，那真是太魯莽了，搞不好就騎虎難下，弄得像克薩維爾或杰森”。

不過或許也正是因為約略凌空于“離地一米”處俯瞰與講述現實與現實中的人，語帶戲謔與反諷地批判與反思城市、文化與處境，《克薩維爾、多喜和杰森》有時讀來似乎避免不了一絲精英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