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當行為的研究述評與展望

王薏汝?閆欣宇?余璇?董甜甜?孫國強

摘 要｜擔當行為是基于中國文化情境提出的重要構念，近年的研究主要從政治學、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探討擔當行為的形成及作用過程。本文系統梳理了國內外擔當行為的內涵定義、結構測量、與擔當行為有關的實證研究，以期推動擔當行為的全球化理解和實踐。未來的研究應進一步深入挖掘擔當行為的內涵，深入探究擔當行為的前因之間是如何互動和匹配的。本文對“完善擔當作為激勵機制”科學落地提供重要的文獻梳理和理論支持。

關鍵詞｜擔當行為；作用機制；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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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擔當作為是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迫切需要，應當完善擔當作為的激勵機制?！睋斪鳛橥ǔ３霈F在政府報告語境下，學術界通常采用擔當行為來表示。本文統一用擔當行為來描述。對個人而言，擔當行為不僅是一種責任和義務，也是一種學習和成長的過程。對組織而言，擔當行為同樣重要。首先，擔當行為能夠促進組織的創新和變革。在變革和顛覆成為主旋律的時代，企業需要不斷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和客戶需求。個體通過展現擔當行為，能夠主動發起有益于組織發展的變革，推動組織在產品和服務、管理模式等方面進行創新。其次，擔當行為有助于構建組織的共享價值觀和文化。當個體愿意超越個人角色，承擔更多的責任和使命時，他們實際上在傳遞一種積極的組織文化。這種文化強調團隊合作、共同擔當和追求卓越，能夠激發個體的歸屬感和凝聚力。對社會而言，擔當行為在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進步、塑造社會價值觀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當個體和組織以負責任和擔當的態度面對社會問題時，他們不僅積極為解決社會問題做出貢獻，還促進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此外，擔當精神能夠深刻影響社會價值觀。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擔當的重要性并在行動中展現這種精神時，社會的價值觀也會逐漸變得更加公正、和諧和包容?？梢?，無論是從個人、組織和社會層面，擔當行為都相當重要。因此，我們系統梳理了國內外擔當行為的相關研究，以期推動擔當行為的全球化理解和實踐。

現有研究多集中于擔當行為的前因變量研究，對結果變量的研究較少。在前因變量方面，已有研究從個體因素和情境因素兩個方面探討擔當作為的成因，零星的研究基于社會交換理論（林亞清、張宇卿，2019）、自我決定理論（郭晟豪，2020）等視角來闡釋擔當作為的形成機制。從個人結果來看，主要有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兩個方面。積極影響有情感承諾（Kim and Liu，2017）、工作滿意度（Kim and Liu，2017）、工作績效（Kim et al.，2015）等，消極影響有資源耗竭（Cangiano，2021）。

盡管已有研究針對擔當作為的前因變量開展探討，但沒有說明哪些因素才是影響擔當行為的關鍵因素，難以運用在生活的實際問題中；另外，對擔當行為形成機制的探討還不夠深入，對前因之間的互動匹配研究較為薄弱，使用的測量方法也比較單一。此外，現有研究對擔當行為的概念認識不清，忽視了擔當行為主體內在心理動機和變化，沒有從動機角度解讀擔當行為。目前對擔當作為的結果變量的研究集中在個體層面，沒有上升到社會層面。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首先，現有綜述文章主要從單一領域對擔當行為進行考察，本文在此基礎上采用多學科視角，梳理政治學、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等領域對擔當行為的研究成果，從更宏觀和全面的角度對擔當行為的文獻進行分類總結。其次，本文梳理了近五年內與擔當行為有關的大量研究成果，確保內容的時效性和完整性。最后，在未來研究方向上，本文不僅總結了擔當行為的概念、形成機制和影響結果，還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研究展望，為后續學術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本文針對國內外研究中擔當的概念內涵、維度測量，以及實證研究進行梳理，并在總結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現有研究的局限性和未來展望，為“完善擔當作為激勵機制”科學落地提供重要的文獻梳理和理論支持。

2 擔當行為的概念內涵與結構測量

2.1 擔當行為的概念內涵

國外與擔當行為較為接近的概念包括勇氣（Courage）、自我擔當（Self-accountability）、主動變革行為（Taking Charge）和主動性行為（Proactive Behavior）、（Organ，1997；Morrison and Phelps，1999；Grant and Ashford，2008；Norton and Weiss，2009； Peloza et al.，2013）等，其均含有承擔責任的意思，但它們與中國情境下的擔當作為不完全對等（蕭鳴政 等，2015；李明 等，2019），因此，需要對擔當行為這一本土化構念開展專門研究（范哲哲 等，2021）。

國內有關擔當行為內涵的研究主要分為三類：特質觀（李超平，2018；于海波，2018）、行為觀（蕭鳴政 等，2015；郭晟豪，2020）和過程觀（陳斌，2019）。其中，特質觀認為擔當行為是一種潛質，但存在程度的差異；行為觀則表明擔當行為是一種行為類型；而過程觀則強調個體擔當的過程?？紤]到從行為引導和實操的角度將擔當行為作為落腳到可觀察、可測量的外在行為更符合當下的理論和實踐需求（郭晟豪，2020），因此，目前學術界持行為觀的學者居多（蕭鳴政 等，2015；張樹旺 等，2017；郭晟豪，2020；鄭志龍、黃旭，2021）。

隨著研究的深入，擔當行為在教育學、組織行為學等不同領域呈現出多樣化的內涵。

從教育學的角度，2012年，習近平同志首次提出“擔當作為”，擔當被認為是道德教育的任務之一，擔當是個體在道德活動中一種自覺的意識行為。擔當與責任相隨，擔當包含對責任的擔當，是在責任感支配和驅動下履行責任的行動過程（李力，2020）。責任擔當教育要順應教育規律符合學校教學安排，責任擔當教育的目的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推動學生自我進步。擔當被認為是個體的責任情感和意識體現，因為在外部環境中，有擔當的個體將自我的責任意識轉化為助人行為、參加志愿活動等利他實踐活動。

在組織行為學領域，擔當行為被定義為在工作、工作單位或組織背景下，個體為實現組織職能上的變化而自愿采取的建設性努力行為（Morrison and Phelps，1999）。學者進一步提出擔當是要求個體以變革的態度、相互協作的意識來應對外界挑戰（Erez，2002），擔當是一種個體自愿的行為，而不是被組織強制要求的（Kim and Liu，2015），是個體在角色工作以外自愿完成超出本職工作任務的一種行為，可以對組織的有效性產生積極影響（Kim et al.，2015）。擔當行為通常會打破組織的現狀，而這有可能會遭到那些對組織現狀很滿意、不愿改變現狀只想維持現狀的人士的反對和不滿，甚至排斥，因此，變革擔當會讓個體陷入得罪他人的困境，故具有挑戰性與風險性（McAlliser，2007）。

總體而言，現有研究對于擔當行為操作性定義尚未統一，而國外研究盡管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但在我國文化背景下的適用性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聚焦具體的行為表現，提煉并發展擔當行為的構念，科學地界定擔當行為的內涵。

2.2 擔當行為的結構與測量

擔當行為在教育學、組織行為學等不同領域呈現出多樣化的內涵。

在教育學領域，對擔當行為的研究主要把擔當分為四個維度：一是自我擔當，包括對自身“學業與職業目標的規劃”“執行個人計劃的堅持程度”“為人處世非功利性”；二是家庭擔當，包括“與父母的感情聯系程度”“學習生活中的獨立性”“對婚姻家庭的觀念”；三是集體擔當，包括“主動服務他人意識”“學校、單位組織的歸屬感”“服務于他人的成就感”；四是國家社會擔當，包括“組織公益活動參與”“主動向難者伸出援手”“遵紀守法，響應國家號召”（李力，2018）。李力（2018）借鑒葛麗敏的研究成果編制了青年“擔當”意愿、行為及影響因素測量問卷，共25個題項，所有題項采取Likert1-7標尺法。

在組織行為學領域，已有文獻包含“擔當意識、擔當勇氣和擔當能力”等三維（蕭鳴政 等，2015；于海波，2018），“五個敢于”等五維（唐任伍，2018）以及“堅定的政治信念、全心為民的價值追求、能用心履責、能攻堅克難、能開拓創新、能無私奉獻”等六維（李超平，2018）等三種具有代表性的維度劃分方式。此外，還有零星的研究借鑒主動性行為的結構維度（Parker and Collins，2010），將擔當作為劃分為主動工作行為、個體-組織匹配行為和主動戰略行為三個維度（張樹旺 等，2017），或者直接采用西方的組織公民行為測量方式（劉幫成、陳鼎祥，2019）。不難發現，有關擔當作為的結構維度尚未達成一致意見，測量方式仍不成熟。針對個體擔當行為的測量，學界普遍使用的是單維量表（Morrison and Phelps，1999）。該量表由10個題項組成，示例題項有“我經常試圖采用更有效的方式開展工作”“我經常嘗試引入新的結構、技術或方法來提高效率”。隨后該量表也被許多學者修訂或簡化成其他量表，如學者（Xu et al.，2018）修訂的三條目量表；國外學者修訂的五條目量表（Grant，Gino，and Hofmann，2011）；Li，Zhang和Tian（2016）基于中國情境修訂的六條目量表。

3 擔當行為的實證研究

由于擔當行為這一構念較為新穎，擔當行為的實證研究還十分匱乏。以下本文將從擔當行為的前因變量、結果變量和中介機制幾個方面對擔當行為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與總結。

3.1 擔當行為的前因變量

（1）個體因素

人格特質、動機和人口統計學變量都會對擔當行為產生影響。在人格特質方面，主動性人格（Xu，Loi， and Chow，2021）、大五人格中的外傾性、經驗開放性和責任心（Tornau and Frese，2013）、自戀型人格（Zhou et al.，2020）等人格特質的個體更容易表現出擔當行為。在動機方面，親社會動機（林志揚、趙靖宇，2016；Xu，Loi，and Chow，2021）、成就動機（李力，2018）和創造力效能感（張若勇 等，2018）都對擔當行為有正向預測作用。這意味著，當個體具有這些動機時，他們更可能采取擔當行為。另外，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組織任期和組織地位等人口統計學變量也會對擔當行為產生影響（Morrison and Phelps，1999）

（2）組織因素

一方面，組織創新氛圍（Lopez-Dominguez，2013）、組織支持感（Li，Chiaburu，and Kirkman，2017）、領導風格都是關鍵因素。當組織具有創新氛圍時，個體更可能表現出擔當行為（Lopez-Dominguez，2013）。當個體感受到組織對他們的支持時，他們更可能采取擔當行為來回饋組織（Li，Chiaburu，and Kirkman，2017）。然而，組織支持并不是越多越好，過多的組織支持可能會導致個體感到自卑和無能，從而抑制擔當行為的產生（Burnett，2015）。此外，領導風格也非常關鍵，已有研究指出變革型領導（高群、吳真瑋、董凌峰，2016）、授權型領導（張正堂、趙李晶、丁明智，2020）、自我犧牲型領導（Li and Zhang，2016）、教練型領導（占小軍 等，2020）均會對個體變革擔當行為產生影響。

另一方面，規制壓力、規范壓力和認知壓力等制度環境能夠影響個體變革擔當行為的產生（譚新雨，2019），賦能放權、有限責任、壓力型體制與晉升錦標賽等激勵機制也對基層公務員的擔當作為行為產生影響（段哲哲，2021）。

3.2 擔當行為的結果變量

現有研究多集中于擔當行為的前因變量研究，對結果變量的研究較少。從個人結果來看，擔當行為會給個體帶來一系列雙重影響。在積極影響方面，主要有情感承諾（Kim and Liu，2017）、工作滿意度（Kim and Liu，2017）、工作績效（Kim et al.，2015）、職業韌性（Liu et al.，2020）、同事支持（Zhang et al.，2020）、領導-成員交換（Xu et al.，2019）等。一方面，個體擔當可以直接影響親社會行為，且擔當的四個維度勇氣、責任心、自控力和利他精神都起到了顯著正向預測作用。此外，個體擔當在促進親社會行為發生的同時，對其共情能力的形成也有著促進作用（漆嵐，2021）。另一方面，首先，擔當行為會提高個體的工作滿意度和職業滿意度。擔當行為通常涉及主動承擔責任、解決問題或推動創新。當這些努力取得成功時，個體會獲得成就感，在技能和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時，領導和組織也會認可和嘉獎個體，使個體對待工作和組織的態度更加積極，個體的工作滿意度隨之也會提高（Kim and Liu，2017）。并且擔當行為有助于個體在工作中展現自己的能力和潛力，從而增加獲得晉升和職業發展的機會，此外，個體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職業角色和定位，增強職業認同感，職業滿意度也會提高（EIbaroudi S，Fleisher C，and Khapova S N，et al.，2017）。其次，研究發現擔當行為還可以促進職業韌性的發展（Liu et al.，2020）。擔當行為意味著改變現有的組織程序和狀態，為個體提供創新和冒險的機會，幫助他們應對職業挑戰。這個過程鍛煉并培養了個體的應對能力和適應能力，而這些能力正是職業韌性所強調的。最后，擔當行為會激發個體表現出情感性組織承諾。根據自我知覺理論，做出擔當行為的個體通常愿意為組織的長遠發展付出努力，并將組織利益與自身利益相結合。他們認為這種行為也會贏得組織的信任和尊重，從而對工作和組織表現出積極的態度，表現為情感性組織承諾（Kim and Liu，2017）。

除上述的積極影響外，擔當行為也會給個體帶來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擔當行為會帶來資源耗竭（Cangiano， Parker， and Ouyang，2021）。首先，根據資源保存理論，當個體缺乏高度自主性動機時，擔當行為會加速消耗個體資源，最終導致資源耗竭。其次，研究表明，個體的擔當行為可能會被同事認為是渴望成為焦點或具備競爭力的表現，為了使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害，組織中的其他個體往往會減少對做出擔當行為的個體的支持，個體擔當行為與同事支持之間存在負面聯系，并且在主動性氛圍較弱的工作團隊中尤為顯著（Zhang et al.，2021）。

3.3 中介機制

（1）認知與動機

在認知方面。首先，自我效能感（Morrison and Phelps，1999）和角色寬度自我效能感（張光磊 等，2018；楊陳 等，2019）高的個體往往具有較高的自信心和角色勝任力，更可能表現出擔當行為。同時，組織認同感和內部人身份認知會讓個體認為自己是組織中不可或缺的一員，進而與組織建立起強烈的情感紐帶，愿意通過擔當行為為組織的創新發展作出貢獻（楊陳 等2019；Li et al.，2016）。其次，組織自尊（Deng， Liao， and Liu， et al.，2020；Zhang and Liu，2019）、責任感（Moon et al.，2008；Fuller et al.，2012）和心理可得性強（任磊、劉燕，2022）的個體會覺得自己有責任、有能力去推動組織建設并表現出擔當行為。

在動機方面。動機是激發個體擔當行為的直接動力。心理授權（李紹龍 等，2015；Tae-Yeol et al.，2015；胡曉龍、姬方卉，2018）與個體擔當行為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例如，已有研究者在其研究中發現，授權型領導通過心理授權促進擔當行為的產生（Li，Chiaburu， and Dan，2017）。此外，研究表明高水平內化動機也會激發個體擔當行為，以滿足其對工作勝任感與成就感的心理需要（林志揚、趙靖宇，2016；張正堂、趙李晶、丁明智，2020）。最后，目標也是動機的一種體現，個體自我目標設置與成就目標導向不僅有助于驅動個體主動響應，提高工作積極性，還有助于個體集中注意力，減少擔當過程中的風險和威脅，推動擔當行為的落實（林志揚、趙靖宇，2020；劉博，2021）。

（2）工作狀態與關系狀態

在工作狀態方面。一方面，工作投入與擔當行為之間存在緊密聯系。較高的工作投入與工作精力有助于個體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應對工作中的各種挑戰，這種良好的工作狀態為擔當行為的形成提供重要條件（Maden-Eyiusta，2021）。另一方面，當個體的工作嵌入感越高時，越有可能產生擔當行為。高工作嵌入感意味著個體對自己的工作角色、組織文化和價值觀有更深的理解和認同，使個體對自己的工作投入更多，從而正向影響擔當行為（殷俊杰、邵云飛，2021）。

在關系狀態方面。組織成員間良好的關系狀態對個體擔當行為具有積極作用。例如，同事支持、領導認同和組織認同能夠提高組織內的協作水平，并在個體與領導及其他成員間構建了積極、和諧的人際關系，這種良好的互動氛圍進一步激發了個體的擔當行為，使他們更加愿意為組織的共同目標承擔責任（黃勇、彭紀生，2015；Lee，2016；Li，Zhang，and Tian，2016）。此外，下屬與領導的互動也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下屬和領導之間的默契程度能夠正向影響個體的擔當行為（馬璐 等，2020）。最后，當個體與組織間的關系狀態良好時，會對組織產生情感依戀，進而表現出情感承諾，為了維護組織的利益和形象，個體會通過擔當行為來貢獻自己的力量（Wang et al.，2020）。

3.4 研究總評

擔當相關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政治學、教育學和組織行為學等視角來探索擔當行為的內涵、結構維度與測量、影響因素與作用機制。然而，現有文獻在研究的視角、內容、方法和范圍等方面都存有待完善之處。歸納起來，擔當的相關研究呈現出“二多二少”的特征：擔當作為結構維度的規范性研究多，而實證研究少；擔當作為影響因素和形成機制的線性分析多，而非線性的組態研究少。

4 擔當行為研究的未來展望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發現擔當行為相關研究成果十分有限。未來展開擔當行為研究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

4.1 進一步從分類視角準確地反映擔當行為的多元動機

現有研究將擔當行為局限地視為一種主動性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內涵的發展，特別是忽略了對擔當行為發出者的內在心理動機和變化的關注。下一步可以從動機的角度出發，對擔當行為的概念作進一步劃分。而在組織行為學領域，擔當行為的動機可能源于個體推動組織革新的內在愿望，也可能是由于外在環境壓力而產生的被迫行為。例如，當周圍環境中的其他人都在積極展現擔當精神時，個體可能會因為好面子或從眾心理而不得不表現出擔當行為。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將擔當行為細分為主動擔當行為和被動擔當行為，這兩種行為分別由內在動機和外在環境壓力所驅動。這樣的分類將更準確地反映擔當行為的多元動機，并從不同的動機角度深化我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

4.2 進一步基于組態視角對探索個體擔當作為的形成機制

盡管已有研究針對擔當行為的影響因素開展探討，但個體因素和情境因素的交互研究較為薄弱，且擔當行為形成機制的研究多為孤立和線性視角，缺乏整體視角的組態分析，難以回答擔當行為的前因之間是如何互動和匹配的、哪些因素才是影響擔當行為的關鍵條件，也難以揭示擔當行為的多重并發機制，無法為管理實踐提供多元化的指導。未來的研究可以基于組態視角（杜運周、賈良定，2017）和AMO（能力-動機-機會）理論（Blumberg and Pringle，1982），探討個體擔當行為的形成機制。

4.3 進一步從個體到社會拓展擔當行為作用后果的研究

目前針對擔當行為作用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個體層面，沒有上升到社會層面。根據社會信息加工理論，不同的社會群體會對相同的社會環境條件（如鼓勵主動擔責的社會氛圍）產生群體性的心理認知。當社會成員身處一個積極倡導擔當行為的社會環境或群體中時，他們很可能會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進而展現出擔當行為。因此，除了關注個體層面外，我們還需要從社會層面來考察，包括探索其結構性內容維度、挖掘對社會成員的影響效應等。未來的研究可以拓展到社會各個層次，進行全面的實證研究，以更深入地理解擔當行為在社會中的多維度表現和影響。這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理解擔當行為在社會各個層面上的表現，還能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4.4 采用不同的測量方法對擔當行為進行多源動態觀察、記錄和研究

現有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橫截面的自評問卷調查，對所有變量都是在同一時間一次性采集，停留在靜態視角，缺乏來自動態視角的審視。雖然實證研究驗證了所有假設，但對于判斷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來說缺乏足夠的嚴謹性。因此，未來研究一方面可以在不同時間點開展問卷調查，以縱向研究方法的角度來分析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生命志、日記法、融入觀察法、個案研究法、行為實驗法等多種方法對個體真實的擔當狀態和環境進行深入觀察、記錄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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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and Prospects on Taking Charge Behavior

Wang Yiru1 Yan Xinyu1 Yu Xuan1 Dong Tiantian2 Sun Guoqia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Chengdu；

2. Hilton School of Hotel Management， Sichuan Tourism Institute， Chengdu;

3. Chongqing Medical School， Chongqing

Abstract：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propos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has mainly explore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from the fields of political science，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onnotation definition， structural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research related to responsible behavior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lob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responsible behavior.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responsible behavior， combined with AMO theory， to explore how the antecedents of responsible behavior interact and match.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olicy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implementation of “improving accountability as an incentive mechanism”.

Key words： Taking charge behavior; Mechanism of action; Future out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