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與經驗

劉新圣 陳姿廷

[摘要]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這段時間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啟動和局部試驗階段。這一時期，黨中央通過實行“大包干”改革、轉變對鄉鎮企業的態度、鼓勵經濟特區先行一步、通過“放權讓利”擴大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等舉措，擺脫了“一大二公”體制的束縛、打破了“大鍋飯”的平均主義，激發了企業內生動力。這些成就啟示我們：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經濟體制改革要正確選擇突破口；改革要循序漸進、穩步前進；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要協同發展。

[關鍵詞]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共產黨；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1?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274（2024）01—0039—06

[作者簡介]劉新圣，男，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黨史黨建；陳姿廷，女，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經濟體制開始的。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起步階段，也是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點。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走出了一條從局部試點到全國推廣的道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新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隨后，1982年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了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提出要建立“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實現了經濟體制改革上重大突破。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隨著“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逐步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當前，系統總結和回顧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與經驗，對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實行“大包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突破

實行“大包干”是推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通過經營方式的轉變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效解決了中國億萬農民的溫飽問題。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村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禁錮、“一大二公”的限制，再加上實際生產過程中“干多干少一個樣”“大鍋飯”現象的盛行，農民普遍存在生產積極性不高、農業生產水平低等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開始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從此，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使用權，實現了由農民自己種地到集體耕種、家庭經營，再到集體與農戶合作、企業聯營等一系列經營方式上的轉變。隨著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中心的各項農村改革的普遍推行和農村各項政策的落實，大大調動了億萬農民勤勞致富的積極性。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為代表，通過開展“大包干”的生產責任制改革，將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使農民擁有了對土地的使用權，極大激發了農民生產的活力。相關數據顯示，鳳陽縣在實行“大包干”的生產責任制改革后，糧食產量由上年的2.95億斤提升到了4.4億斤，增長率達到了49.1%，[1]充分體現了“包產到戶”的優越性。

“大包干”的出現在當時的背景下有其必然性，它順應了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體現了生產過程中農民的自主性和積極性，是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道路上的一次偉大嘗試?！按蟀伞苯o我國農村帶來了生機和活力。然而，在“大包干”推廣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反對的聲音。1979年3月，《人民日報》刊登的文章《“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明確反對“包產到組”，要求各地糾正錯誤的做法。這篇文章在全國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討論。黨中央在爭論中肯定了“大包干”改革的正確性，1982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盡快改變落后面貌的通知》指出，要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當時，多數基層干部支持實行包干到戶，認為這是擺脫集體化、實現農業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形式。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的發布，第一次肯定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打消了人們對于包產到戶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的顧慮。在黨中央的支持下，我國各地相繼開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經營體制的轉變極大地推動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1984年我國的糧食產量達到了八千億斤、人均八百斤，接近了世界的平均水平。[2]“大包干”的出現給廣大農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通過實行“雙包到戶”，農村開始涌現富余的勞動力資源與部分具備投資能力的農民，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城鎮化的迅速推進都離不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作用。

二、破除舊體制的束縛，鄉鎮企業迅速崛起

社隊企業作為鄉鎮企業的前身，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由大隊和生產隊演化而來的。在1978年以前，社隊企業受制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發展緩慢。改革開放后，黨中央開始重視社隊企業的發展，一方面通過改革解除舊體制對社隊企業的束縛，另一方面逐步鼓勵社隊企業的發展。當時，社隊企業雖然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個經濟實體，但與它同時出現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形式——國營、集體企業相比，其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已發生了分離，因而也就具備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和自我發展的能力。社隊企業成為我國公有制經濟中的一個新形式。這一時期，黨中央對于社隊企業的肯定使社隊企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截至1980年，全國的社隊企業產值增加到657億元，年均增速15%，[3]社隊企業實現了快速的發展。

但在當時的發展環境下，社隊企業相較于城市企業和國營企業還是新生事物，所以在如何正確認識社隊企業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等問題上，還沒有達成一致。爭論的核心問題是：發展社隊企業到底是會壯大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針對當時存在的爭論以及社隊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黨中央于1981年頒布《關于社隊企業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若干規定》指出：“社隊企業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與集體所有制企業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一種特殊形式。社隊企業為農業生產服務，可以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在農村商品流通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4]，進一步肯定了社隊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也指出，要對社隊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如利潤分配不公正、資源使用不合理等問題進行整頓。經過一系列改革發展，1978年到1983年期間，我國鄉鎮企業營業額從431.46億元增至928.70億元，增加值從209億元增至408.14億元，利潤額從95.33億元增至136.69億元。[5]1984年，中央先后發布一號、四號文件，對鄉鎮企業在農業和農村發展中的積極意義給予了充分肯定。全國各地鄉鎮企業也依據自身不同地域特點與歷史背景等因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經營模式，如蘇南模式、溫臺模式、珠三角模式等。1984年以后，各類鄉鎮企業無論是在企業數量、就業人數，還是在總產值上都大幅度增加。這一時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鄉鎮企業由一開始的初步放權到調整整頓再到公開鼓勵的態度轉變使鄉鎮企業獲得了極大的發展。鄉鎮企業的發展，大大改變了農村的產業結構，使大多數農村，由過去的單一的糧棉油生產模式，逐漸轉向農、工、商、建、運、服等各項事業協調發展的軌道。

三、突破改革藩籬，特區經濟實現了大發展

試辦經濟特區是擴大對外開放、打破僵化體制的一項重要舉措。當時，由于我國長期存在著“左”的思想傾向，認為計劃才是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因此對改革開放抱有抵觸情緒，認為開放就意味著放棄計劃經濟，對外開放的阻力重重。面對“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國落后的經濟狀況，黨中央在推行改革開放前進行了多方面的準備工作，開始探索建立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和體制轉換需要的新體制、新機制、新模式。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研究討論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步伐問題，這次會議所決定推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對外開放等決策無疑為蛇口工業區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深圳蛇口工業區在充分利用中央賦予“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基礎上大膽改革創新。同時，針對蛇口工業區建設存在自主權受限、政企不分、機構繁雜、資金不足等多方面的巨大阻力，1984年1月，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吳南生在蛇口工業區召開的第一次黨代會上作報告，明確提出要用“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來發展經濟。蛇口工業區作為改革開放的“第一根試管”，在黨中央高度的重視與政策支持的基礎上通過大膽改革創新，展現出了強勁的改革潛力。

同時，廈門、汕頭經濟特區在建設的過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在建設經濟特區的過程中，廈門大膽實踐和創新，形成了全方位、高層次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各項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時汕頭在特區建設過程中，利用其自身的僑鄉優勢，吸引外商投資，并通過實行關稅減免等諸多優惠政策，發展了港口貿易，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雖然特區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特區建設過程中還存在著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對外引內聯的認識存在一定的爭議。黨中央當時的思路是對外要引進其他國家先進的技術、機器設備以及經營管理思路和方式，對內要將引進的技術和設備吸收創新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運用到內地發展中。當時，黨中央給予特區外商的投資政策和優惠待遇，主要包括減免稅收、提供土地使用權、企業自主經營權等等。在投資方式上，則通過“三來一補”的方式，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在特區進行投資設廠。但在將特區先進技術引進內地的過程中，對于內聯的認識產生了一定的爭議。起初，黨中央認為一些企業去特區投資占地，打亂了建設方針。直到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將實行對外開放確立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后，特區的內聯作用才受到重視。在外引內聯的過程中，深圳、珠海特區工業企業發展迅速，工業產值顯著提升，為推動全面開放格局的形成和內地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放權讓利，國有企業的活力得到了釋放

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是提高企業經營積極性的重要舉措。改革開放初期，國有企業由于沒有自主權，經營管理水平較低，加之缺乏長期計劃與市場觀念，國有企業陷入了“生產大而不強、經濟效益差”的困境。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開始在國有企業中實行“放權讓利”的經濟體制改革，旨在改變固有舊體制下的“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等問題，通過引入市場要素，激發國有企業的自發競爭力和生產積極性。

在放權讓利之后，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第一個對象是下放給地方的國有企業，1979年至1984年間，中央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選擇一批經營管理好、經濟效益高的企業，給予一定的經營管理權和財政預算權。地方政府積極響應中央號召，紛紛著手地方國企經營機制的轉變。但對于哪些行業應該下放給地方政府進行改革，黨中央當時還沒有統一認識。直到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要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建議后，各地開始進行試點工作。例如，從1980年開始，山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一是選擇部分國有骨干企業，下放經營權；二是選擇部分行業的部分骨干企業，實行一定范圍內的自負盈虧；三是選擇一部分規模大、經營好、效益高的國有企業，作為擴大自主權試點。

同時，為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國有企業改革確定的基本方針，1979年4月黨中央出臺了《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十條規定》，標志著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在全國范圍內正式開始。在這之后，國務院著手起草關于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的有關文件。然而在文件起草過程中，財政部與主持起草工作的國家經濟委員會就放權讓利力度的問題發生爭論。直到1979年7月于成都召開的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的康世恩指出：“擴大企業自主權，這是一個大政策，勢在必行。這樣做，解決了目前許多企業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盈利虧損一個樣的問題?！盵6]最終，中央各部門對放權讓利力度的意見達成一致。隨后，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項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文件，要求各地方、各部門選擇一些企業按照規定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截至1979年底，北京、四川等地的2963個試點企業實現全年工業產值同比增長12.2%，實現利潤增長20%，上繳利潤增長13.4%。[7]通過“放權讓利”的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擺脫了舊體制的束縛，激發了企業生產活力，企業實現了快速發展。

五、沖破理論禁區，個體私營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個體經濟數量相當大，但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割資本主義尾巴”、搞所有制升級等，1978年改革開放前夕，個體工商業從業者只剩下了15萬人，[8]因此，造成了城鎮商業網點嚴重不足，服務設施差，群眾生活很不方便等問題。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各個領域改革的相繼推動，個體私營經濟也開始迅速發展。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一方面一些農業大戶開始從事農副產品運輸，另一方面大量知青返城，城市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黨中央逐步認識到發展個體經濟的重要性，并出臺一系列政策文件來推動個體經濟的發展。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指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盵9]“先富帶后富”的共同富裕思想直接推動了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出臺政策規定，對個體、私營業主從事農業和農村副業生產的，在一定期限內給予免稅或減稅優惠。1980年中共中央下發的《關于堅決保證糧食流通和發展農業生產若干問題的通知》等文件都明確提出要允許有選擇地在城鎮、郊區、工礦區開辦個體經濟，這些個體戶只能從事一定范圍和一定數量的商品經營，不能搞以本地區為范圍或以本企業為單位擴大個體經濟。這表明黨在改革開放初期已經認識到了個體經濟在促進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同年12月，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關于加快工業生產責任制試點工作的報告》時指出，生產責任制的方式，在個體、私營經濟中也可以搞。根據實踐中反映的情況，擴大一些內容，如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等。在現階段，也可以采取其他形式。從1980年到1986年，國家對以糧為綱、發展農業的方針進行了調整，并實施了一系列積極政策，包括：在分配上給予各種優惠政策；逐步實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國家給予個體私營業主以必要的保護；允許農民到外地經商或外出務工等等。同時，由于改革開放之前多年我國對個體經濟的限制，以及統一分配就業的制度，導致出現了大面積的待就業人員。為了解決這一突出問題，黨中央提出了改革勞動體制的思想。在黨中央政策的引導下，我國個體經濟發展迅速。1983年我國城鄉個體從業人員達到746.5萬，個體私營經濟獲得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10]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不僅解決了大量無業人員和返城知青的就業問題，而且促進了社會的安定團結，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

六、經驗啟示

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是在不斷地爭論中曲折前進的。改革每前進一步，都體現著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效。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沖破舊體制的束縛，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在經濟體制改革等各項事業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深刻總結這些經驗對于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

堅持黨的領導是實現改革開放各項事業健康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改革開放初期，面對著改革過程中的重重阻力，黨中央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確保了經濟體制改革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面對改革過程中的爭論，黨中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改革開放掃清了障礙。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各領域的改革穩步推進，取得了顯著成效。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黨的領導統攬全局、協調各方，打破傳統“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實行按勞分配。在農村竭力擺脫“一大二公”舊體制的束縛，逐步試行“大包干”的生產責任制，直至形成最終推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對外開放方面，黨中央大膽探索，在深圳、珠海等地設立經濟特區，并出臺相關政策，允許外商投資設廠，帶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逐步認識到個體私營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開始恢復和發展個體私營經濟。這一系列重大舉措有力地證明了堅持黨對經濟體制改革領導的極端重要性。

（二）改革要找準突破口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之所以選擇農村作為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因為農民一直以來都占據著我國人口數量的大多數。在農村實行改革將會是受益人數最多的，也會帶動其他領域的發展。當時，面對農村落后、農業停滯和農民貧困的情況，黨中央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探索推進農村和農業發展的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糾正了“左”的錯誤思想，這就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奠定了基礎。責任制改革逐步解決了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問題。各地探索并實踐了“大包干”的生產責任制，有效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熱情。通過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大量的農村生產力，帶動了鄉鎮企業的發展，推動了城鎮化進程。實踐證明，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是一條正確的道路，通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也加速了其他領域的改革進程。因此，找準突破口，解決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抓好改革過程中的主要矛盾，是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

（三）改革要循序漸進、穩步前進

改革是一項“摸著石頭過河”的偉大工程，涉及的領域眾多，就經濟領域的改革而言，包括對農村、城市、市場、對外貿易等多領域的改革，再加上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外的嚴峻環境，決定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必然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任務。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鄉鎮企業的發展、國有企業的改革、逐步擴大對外開放和對個體經濟的認識都是在先探索后總結經驗，再逐步調整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通過一系列“放權”“讓利”“松綁”“搞活”等政策措施，逐步引入市場要素來達到推動經濟發展的效果?？傮w來看，通過漸進式的改革不僅解決了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出現的矛盾，也減少了經濟波動，避免引起社會劇烈的震蕩，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要協同發展

中國的改革是在邊實踐邊總結的過程中推進的，是在摸索中不斷前進的偉大歷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解放思想，通過實踐發展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在實踐探索過程中，也不斷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與做法，為今后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與借鑒。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中，黨中央解放思想，大膽創新，實現了理論上的突破，糾正了農村改革過程中存在的舊思想，推動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在黨中央農村改革思想的指引下，各地農村推廣農業生產責任制改革，由此開啟了一場深刻的革命。同時，經濟特區的興起也擴大了對外開放，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實踐經驗，推動了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入。改革開放初期，由于中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一些人對于設立經濟特區存在顧慮，認為搞經濟特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同志及黨中央堅持以實踐為標準、大膽探索，特別是特區經濟實現了大發展，打消了黨內外一些人對于設立經濟特區“姓資姓社”的顧慮，為推進特區建設和對外開放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推動了社會主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小崗精神”“深圳精神”等都是以實踐探索為基礎的理論創新的典范。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我們黨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的認知程度是逐步加深的，改革是在不斷探索中穩步前進的。新形勢下，要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要堅持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緊密結合，不斷推動改革向縱深發展。

結論

隨著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階段，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時代條件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體現時代特征，要立足新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社會主要矛盾；要推進高水平制度性對外開放，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要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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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