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的群眾工作思想探析

李先昊 邱少文

1937年12月7日，項英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中分析了“井岡山時代（期）的游擊戰爭”“在江西蘇區進行大規模革命戰爭中周圍的游擊戰爭”“在南方的三年游擊戰爭”三種游擊戰爭的性質特點，指出三年游擊戰爭是一種群眾性的游擊戰爭，主要的基礎是依靠在群眾力量上。正如項英所言，項英、陳毅等在領導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進程中，不斷調整、優化群眾工作策略，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正因如此，以贛粵邊為核心區域的南方紅軍才能在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中存活下來并取得最終勝利。

維護群眾既得土地利益

在南方三年游擊戰中，群眾愛護游擊隊和隊員就像愛護他們自己一樣，這絕不是偶然的。因為自1930年創建中央蘇區以來，這些游擊區的群眾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實際利益，后來雖然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群眾分配到的土地名義上又被地主奪回去了，但因項英、陳毅領導的紅軍游擊隊繼續在這些地方與敵人堅持斗爭，保護群眾利益，事實上就使地主名義上收回的土地仍保持在農民手里，很多還是按照土地革命時的分配而未變更。主要表現在：地主只有依靠國民黨反動武裝的保護才能進坑收租，農民一進坑就不敢來了；有少數狡猾而聰明的地主，常常用可憐地請求的方式，請求農民多少給點谷他們充饑，在農民的憐憫心下給點租他們；最基本地區的群眾在地主收租收債時實質上是不還租的，只有在反動武裝的壓迫下才被迫還租；土地耕種權的變更，完全經過中央分局領導下的黨組織批準，并且常常因人口變動或是外面的人要進坑做田，一定要請求游擊區黨組織來分配或允許；地主的山林竹木，成為農民公共的享受等。

正因為這樣，這些游擊地區的群眾深刻了解紅軍游擊隊是為了他們的利益，知道共產黨的勝利與失敗，就是他們利益的保持和失去，明白中央分局和贛粵邊特委能夠堅持在這些地區繼續斗爭，就是對他們利益最有力的保證。所以群眾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也絕不愿使黨組織和游擊隊遭到敵人的消滅和打擊，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因。

1936年“兩廣事變”發生后，項英、陳毅同志很快得到了消息，便通知分散在各地的游擊隊作適當的集中，打擊兼并農民土地及作惡多端的地主武裝。劉符節、劉新潮同志接到指示后，迅速趕到南康龍回，找到了區委書記兼游擊隊長李承豐同志，傳達了縣委指示，和當地游擊隊一道行動。一個夜晚，在李承豐同志帶領下，游擊隊包圍了禾稿圩，殲滅了駐扎在賢女埠區由地主階級組成的反動民團，斃傷團丁27人，繳槍23支。

處處以群眾利益為主

中央分局和贛粵邊特委的群眾工作主要方針，是建立在為爭取和擁護群眾利益的基礎上來開展群眾運動，把群眾的利益當游擊隊自己的利益一樣，一方面堅決反對離開群眾切身利益的單純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反對任何妨礙群眾利益以及不顧及群眾利益的行動。

在項英、陳毅等中央分局領導人初到贛粵邊時期，游擊戰爭和地方工作主要是打土豪籌款，不大注意爭取群眾利益。為此，項英、陳毅努力消滅這一現象，處處以群眾利益為主，以群眾利害關系決定游擊隊的行動，使群眾不受大的打擊和消滅、摧殘。對于群眾被捉被打，用一切方法援救，發動群眾實行互濟，這樣使群眾認識到游擊隊處處關切他們，一切行動都是為了群眾切身利益。

在赤白交界和白區，中央分局和贛粵邊特委要求游擊隊員切實做到群眾化、職業化，在農忙季節時，幫群眾插秧、耘田、割禾，一些會手藝的游擊隊員平常就幫群眾編篾器、補鍋、補盆等。國民黨抓丁時，游擊隊便立即出動，警告抓丁的反動保長，使他不敢為非作歹。當敵人把壯丁關在一起時，游擊隊便開展突然襲擊，把壯丁營救出來。當“厘金卡”對過往做生意的群眾勒索過重時，游擊隊便去把它敲掉。割禾的時候，地主帶著狗腿子來收租、運糧，游擊隊就在中途襲擊，奪回谷子交還給群眾。對民憤極大的土豪劣紳，游擊隊則通過武裝力量把他們除掉。

打土豪絕對執行階級路線

在長期堅守的游擊區周圍，很多真正土豪，不是跑了就是逃到縣城甚至廣州住，紅軍游擊隊在打土豪籌款過程中，往往不得不打到富農以至打到中農、商人身上。

項英、陳毅等領導人認為繼續這樣打土豪是非常危險的，強調打土豪應該絕對執行階級路線，決不能把富農當豪紳地主打，更不能損害中農的利益，寧可自己承受困難，也要嚴厲禁止這樣破壞紅軍游擊隊形象的現象。這樣使游擊區內的紅軍游擊隊能夠得到富農的中立，不至于幫助敵人來進攻，對于反擊敵人的“進剿”是有很大幫助的。同時，項英、陳毅、陳丕顯等領導人對于富農又保持了一定戒心，極大地減少了游擊隊員不應有的犧牲。

1936年7月26日，大余縣新城圩一個作惡多端的曹姓大土豪家娶媳婦，準備大擺喜筵，游擊隊決定利用這個時機打擊曹姓大土豪，于是派了靈活、機警的呂振球同志引路，打扮成趕圩的樣子去偵察敵情和察看地形。搞清敵情和地形后，游擊隊決定當晚行動，找了幾個游擊小組同志配合，沒收了曹家的財產，除金銀現款作部隊經費外，其他物資分發給當地群眾。

爭取群眾中的落后分子

群眾斗爭中對于落后分子的爭取，是鞏固團結、對抗敵人各種進攻的重要工作。項英、陳毅在斗爭中注重努力爭取群眾中的落后分子，使敵人的進攻失掉耳目，失掉向導，從而變成軟弱無力的進攻。

對于游擊隊中許多人把群眾中的落后分子當成反動分子一樣看待的現象，項英、陳毅耐心細致進行教育引導，告訴他們如不爭取落后分子，游擊隊必然遭受打擊和失敗。對待群眾中的落后分子，項英、陳毅要求游擊隊員們用一切方法向他們解釋，即便他們偶然透露了消息，也不應把他們當反動分子看待，而應該用階級教育去說服，使落后分子感動，站在革命的一邊。有些對游擊隊員不滿意的落后分子，項英、陳毅則要求游擊隊員實行自我批評或向落后分子解釋誤會。

通過爭取落后分子這一方法，游擊隊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有效削弱了敵人進攻力量。如在大余縣池江鎮蘭溪村，由于敵我力量懸殊，紅軍游擊隊在群眾工作政策上作了一些調整。對貼“反共”標語應付敵人的群眾，不予追究；對個別反水的農民，采取寬大的教育政策，除造成很大危害的以外，一般就讓他們回家生產；萬不得已需要鎮壓的，對他們的家屬也酌情給予撫恤。政策上的調整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擁護，有群眾說：“共產黨、紅軍游擊隊真是順天理，合人情，仁至義盡??！”而且一傳十，十傳百，使黨和紅軍游擊隊的影響日益擴大，許多被迫搬出山坑的群眾紛紛回來。

加強對農民群眾的組織

由于農民的散漫性，加上在殘酷的斗爭中，敵人對于加入游擊隊的農民采用屠殺策略，群眾組織的建立存在困難。在過去的工作中，只是簡單地把群眾組織變成第二黨的形式，后來采用工農同盟組織，把基本地區的群眾組織起來。

項英、陳毅認識到在農民群眾加入組織時，一定要使他們明白組織的意義，讓農民群眾在思想上充分認識到他們與游擊隊的利害關系。實際操作上，紅軍游擊隊以反對敵人進攻、實行互助為理由，動員群眾加入工農同盟，有些地方不正式提出組織的名稱，只說聯合一致反對敵人，以后再讓農民群眾了解我們的黨和隊伍，對群眾中日常問題以及群眾互相之間的問題，都在這一組織中來討論解決，使他們直接感受到這種組織對于他們的利益是極其維護的，通過這樣的群眾工作方式來保持組織的作用。三年的堅守中，項英、陳毅要求紅軍游擊隊員處處耐心地用各種方法來進行工作，才使群眾組織發展起來、鞏固起來。

1936年初，陳丕顯根據項英、陳毅的指示，積極活動在大余池江彭坑、黃種、小汾、平田坳、弓里、蘭村、板棚下、露箕坑等方圓幾十里的地方，逐步成立了彭坑、小汾、平田坳、弓里貧農團。貧農團每人每月交三五個銅板的團費，表示對組織的忠誠和愛護；知道山上糧食困難，秘密開會作出決定，把弓里的二十五石公堂賑谷打成米，通知游擊隊員夜里去挑；為紅軍游擊隊送情報，割斷敵人電線，勇敢地參與了火熱的斗爭。在這個基礎上，中央分局和贛粵邊特委把其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入黨，把青年中的先進分子吸收入團，逐步建立和發展了黨、團組織，把廣大群眾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漸漸形成一個堅強的整體。

加強群眾與敵斗爭的教育

在贛粵邊游擊區，項英、陳毅充分認識到對群眾進行斗爭相關的教育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新的游擊區域群眾，他們有很高的熱情，但是卻無斗爭的經驗，常受敵人的欺騙，遭受打擊，影響他們繼續斗爭的熱情。

因此，紅軍游擊隊便把敵人的一切手段和與之斗爭的經驗在群眾中廣泛宣傳，并且不斷地教育，直至群眾了解并接受。他們常常將游擊戰中敵人新的進攻和對其他游擊區所用的手段告訴和教育群眾，比如教育群眾如何偵察敵情，如何做標記表示有無敵人，如何傳達消息等，使群眾在對敵作戰等各方面的素質得到廣泛提升，大大提高了對游擊隊幫助的實效。

1936年8月底至11月，為粉碎敵四十六師的“清剿”，項英、陳毅充分動員群眾與敵斗爭，并教授群眾正確的斗爭策略。無論在山區或平原，只要敵人強迫群眾到游擊區坑口修碉堡，群眾就一再拖延時間；在敵人的武力強制下不得不去時，群眾就只去些老人和婦女以應付局面；在修筑碉堡時，這些老人和婦女，不是說腰痛，就是說腿酸，個個都出工不出力；等到碉堡快要筑成時，群眾就報告游擊隊，一個晚上就把它炸掉了。

（作者單位均系大余縣史志研究室）

責任編輯/曾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