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場域下的宋代書院文人閱讀與當代啟示

*本文系2023年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數字包容視域下圖書館彌合數字鴻溝的實現路徑研究”（2023SJYB2186）研究成果之一；2021年教育部產學合作育人項目“專業賦能：新時期基于電子資源利用的高校圖書館員培訓探索”（202102094011）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23-05-26

摘? 要：

宋代文化昌盛，社會閱讀風氣濃厚。宋代書院文人聚集，研討學問、自由講學，是古代閱讀高地。文章以閱讀史研究視角，對宋代文人群體閱讀背景、閱讀內容、閱讀方法、閱讀實踐進行研究，探究書院文人閱讀與譜系傳承的關聯，旨在勾勒宋代社會閱讀一隅。通過審視書院知識傳承與文化延續過程中的閱讀遺產，探討對當代文化自信背景下閱讀交互與再造的啟思踐行。

關鍵詞：

宋代；書院；閱讀實踐；譜系傳承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136（2024）02-0075-07

Literati Reading in Song Dynasty Academies in the Cultural Field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GU Ting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was prosperous， and the social reading atmosphere was strong. Scholars gathered in academies in the Song Dynasty， discussing knowledge and giving free lectures were the ancient reading highla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ing history research，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ading background， reading content， reading methods and reading practices of the literati group in the Song Dynast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ding of literati in academies and pedigree inheritance， and aims to outline a corner of social reading in the Song Dynasty. By examining the reading heritage in the process of the academy′s knowledge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e of reading intera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words：

Song Dynasty;academy;reading practice;pedigree inheritance

0? 引言

閱讀是人類追求思想文化的認知實踐。歷史線索與文本框架下的閱讀史研究將閱讀與文化教育、歷史變革、社會發展等現實議題相勾連，觀察文本載體的發行、流通與變遷，審思閱讀主體的行為與心理，探究閱讀對社會、文化、歷史的影響，在主體建構、權力話語、知識形象與文本意義的關聯中，探求史實理解框架下的知識譜系、精神旨歸與文本解讀［1］。閱讀史視域下，不同時代的人群其閱讀傾向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影響呈現不同的時代表征與文化闡釋，表現為“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成員，分享著與書寫文化有關的基本關系”［2］。閱讀作為思想的反映［3］，對閱讀主體及閱讀行為研究能夠展示特定時代背景下人的觀念、思想文化傳播甚至是社會的變革情況。

中國古代閱讀文化積淀豐厚，史料翔實。有宋一代，武功不競，而學術昌盛。正如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兩宋之世?！保?］宋代文治昌盛，雕版印書、造紙技術發達，科舉取士，興學立教，極大地刺激了宋代文人的閱讀發展。有別于官學，書院文人聚集，獨立授學，從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到南宋理學大師張栻、呂祖謙、朱熹……都曾投身于書院進行學術傳播、教化育人。書院以庋藏典籍、傳道立學為根本，閱讀則貫穿于其中。

場域論認為，不同場域的特殊資源構成了不同資本，行動者根據自己的性情傾向（即“慣習”）選擇利用其中有價值的資源［5］。書院以知識和思想作為特殊價值的文化資本，典籍成為物化的價值載體，通過文人閱讀這一慣習構建文人與書院之間獲取知識和思想的關系網絡。由此可見，書院可以認為是以閱讀為核心，具有知識傳播與思想傳承功能的文化場域。在書院文化場域下，對特定群體的閱讀行為進行研究，旨在勾勒宋代社會閱讀一隅，提煉其思想內核的同時，從內在的發展邏輯中尋找傳統閱讀向現代轉型中的內在動力，在閱讀交互與再制中重拾閱讀傳統，延續閱讀文化精神。

1? 書院文人閱讀的社會背景

春秋起“學在四夷”，從學術官守至文化下移，逐步產生了介于官學與私學之間的教育模式——書院。書院始于唐，盛于宋，迄于清。宋代是書院發展的黃金時期，兩宋時期書院有五百多所，尤以南宋書院極盛，“前規后隨，皆務興起。后來所至，書院尤多，……往往過于州縣學” ［6］。據統計，南宋書院的數量是唐、五代、北宋共五百余年間所有書院數量的三倍之多［7］。相較于私學，書院更具章程，形成講學、藏書、祭祀三大基本規制，與官學形成易趣相峙、并列抗衡的局面［8］。書院發軔之初即可見閱讀的身影，書院之名本為藏書而命，源于唐“麗正殿書院”“集賢殿書院”，非士子肄業之所，沿用唐末則發展為士林私人藏書、讀書之地，如：白鹿洞書院最初為李渤隱居讀書之所；石鼓書院李寬結廬山巔，讀書其中。宋代書院勃興，講學、研討中都可以看到閱讀的痕跡：岳麓書院初創“有書生六十余人聽誦”；應天府書院“通五經業，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9］；白鹿洞書院“圣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10］3894。

1.1? 自上而下的社會閱讀風氣

趙宋讀書蔚然成風。宋太祖“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11］。太祖自己愛讀書，也勸人讀書，“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 ，“嘗謂趙普曰：‘卿苦不讀書。今學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無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12］。宋真宗恪勤政事、不忘讀書，讀書時反復咀嚼玩味，認真品析，并作《勸學詩》激勵天下士人及庶民讀書應試。宋代設置經筵講讀制度，選召儒臣，君臣之間研讀經史、講學討論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宋代崇文，勸勉讀書，上至帝王將相、文人士大夫，下至黎庶黔首，“朝誦暮弦，洋洋盈耳”，朝廷內外自上而下形成廣泛的社會閱讀風氣。

1.2? 科舉取士、興學設教激發社會教化閱讀

宋代推崇崇文優士國策，廣開入仕之門，“取士不問家世”，“以文人士子共天下”打破“勢家所取”的門第藩籬，拓寬了“孤寒競進”的渠道，國家選人、用人之法鼓勵文人積極向學、讀書進取。拔擢寒微與文育共舉，宋代三次興學運動，推動官學體系發展的同時，以書院為代表的鄉黨之學也迎來了發展機遇，“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13］3604“都城內外，自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余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14］。教育高度普及背景下形成寬泛的社會閱讀，一定程度上影響并規制了閱讀秩序與行為。例如，科舉應試讀何書、如何讀受選仕制度加以規范、社會意志加以引導，但隨著社會教化的深入也呈現出差異性的閱讀特征，如宋代書院彌補官學教育的不足，其所倡導不附利祿、明辨通達的學風也影響書院文人的閱讀思想與閱讀精神。

1.3? 出版、刊印圖書加速閱讀的普及

宋代科舉取士、興學立教，極大地刺激了文人買書、藏書、讀書的需求。出版方面，“今學者易得書籍”得益于宋代書籍出版的制度化、市場化，政府出版、民間出版同向發展，出版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面。書院成為書籍出版的熾盛需求空間，一則雕刻出版改寫了寫本時代的輾轉傳抄，加速書籍流轉，蘊養書院龐大的讀者群體；二則推動書院藏書的發展，為文人閱讀提供豐富的文獻基礎，如應天書院“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卷”、鶴山書院“堂后之為閣，家固一藏書……凡得十萬卷”［15］。宋代雕槧之業，邁軼前朝。以書院為例，其著書立學、鋟版行世，刊印圖書或為書院師生讀書札記、名家讀本或鴻儒巨作，如麗澤書院所刻司馬光《切韻指掌圖》、象山書院刻袁燮《絜齋家塾書鈔》、龍溪書院刻《陳北溪集》。宋代出版、刊印圖書興盛，加速社會圖書積累與傳播，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書院為代表的社會閱讀普及。

2? 書院文人閱讀內容的選擇

2.1? 儒家經典閱讀

書院文人閱讀從四書五經的儒家經典開始，側重多元思辨的義理研究?！洞髮W》《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和《詩》《書》《禮》《易》《春秋》“五經”是書院通用教材，如嵩陽書院二程（程顥、程頤）講學期間，甚為看重“四書”，認為《論語》為圣人語錄，《孟子》為繼圣之作，《大學》為入德之門，《中庸》為孔門心法，此四書當為治經的基礎和門徑。此外，御纂、欽定、官刻的正經類書籍也是珍貴的閱讀資源，如北宋時期白鹿洞書院先后受賜《九經》及國子監經書，嵩陽書院（時稱太乙書院）受賜《易經》《尚書》《詩經》《禮記》《孝經》等九經。岳麓書院獲賜《九經義疏》《史記》《玉篇》《唐韻》等書。宋代疑經惑傳思潮，不拘于訓詁，閱讀重視對經書義理的思考，書院碩儒喜注疏解經，進行義理闡發，嵩陽書院對“九經”進行注疏，二程推崇四書并進行解讀，后經朱熹作《四書章句集注》，宋明理學大師有關儒家思想闡釋的著作、講義、語錄、注疏等也成為書院文人閱讀的主要內容。

2.2? 科舉取士閱讀

受科舉取士的影響，科舉閱讀成為書院應試教學的重要一環，“學而優則仕”有著強烈的現實需求。受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科舉閱讀隨科舉制度改革呈現因時而變的特點，宋初沿襲唐制“以詩取士”，進士科考內容涉及詩、賦、論、策、帖經、墨義等。?？瓶荚嚳颇繐问酚涊d：“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保?3］3604曾任應天書院教習的范仲淹推行慶歷新政時提出“進士先策論后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宋中期，王安石變法因“閉門學作詩賦，世事皆所不習”廢除了進士科以外的科目，增加了經義、策、論內容，以經義取士，王安石《三新經義》《字說》成為科舉應試的官方教材。南宋時期，延續百年的科舉取士“詩賦經義”之爭最終發展成“并立詩賦、經義兩科取士”。凡是詩賦應舉必讀《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孟子》；凡是經義應舉必讀大、中兩經：《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榖梁》《儀禮》為中經 ［13］3620。書院在課程的開設和教材的選擇上緊跟考試風向。岳麓書院就曾向皇帝請示賜《諸經》《釋文》《史記》《義疏》《玉篇》《唐韻》，作為學生應試閱讀的定本?！队窈！吩疲骸皣葬躁?、廬阜、岳麓、睢陽各有師徒，錫（通“賜”）之經傳?！保?6］在科舉命題方面，“詩賦命題雜出于六經、諸子、歷代史記……經義之題，出于所治一經”［17］ ，由此考察對儒家經典的學習與掌握，需要書院學生博覽百家群書，“付之以子史，貫穿馳騖”，不斷充實和提高對儒家經義的認識和見解，使得閱讀從博觀泛覽中追求簡單的章句記誦、理解轉變為深入探究儒家經義內涵同國家理政與致用的結合。

2.3? 史識濟用閱讀

官學成為“科舉之學”，所讀之書追時好，流于科舉功利，應試學子“專治一經以應舉”，局限于記誦、訓詁、文辭，對其他經典、史書及諸子不復留心。相對于官學而言，書院文人閱讀不拘于科舉之疇，傾向于“經史并重、以史論經”。朱熹鼓勵學子讀史，“《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18］2850，尤其以“《匡衡傳》、司馬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鑒》，不可不讀”［18］3207。讀史是格物致知而窮理的重要一面，“學經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10］4081，經史并重，以史明理，研讀史書，考察歷史以驗時事之變是求道明理的基本途徑。麗澤書院呂祖謙在解答張栻關于治史問題時，談及讀史順序，他認為：“觀史先自《書》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鑒》，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國朝典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保?9］395強調觀史應講體統源流，重視讀史秩序。在告誡后學時也談及“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于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為善”［19］715。書院讀史除讀史通經外，更在于強調經世致用。永嘉學派“主騎手”陳傅良，曾奔走各大書院講學論道，他認為《春秋》不僅是經書，更是“讬史見義，以五霸為據案”的史書，是以史實的表述，傳達圣人之道，從而發揮經學經世的功能，甚至提出經史結合“六經皆史”的思想。書院讀史除了治學以外更旨在以史為鑒、借古喻今，利用史實依據解決現實社會政治事務，發揮史學經世濟用的輔助作用。

3? 書院文人閱讀目的與閱讀方法

3.1? 閱讀目的：求道、修身、致用

讀書何以為哉？在閱讀目的上，宋人認為讀書、窮經必須圍繞“求道”這一思想?！笆ト酥纻髦T經，學者必以經為本”，濂溪書院周敦頤“文以載道”，嵩山書院二程“經以載道”，泰山書院石介“書以傳圣人之道”承續千載圣哲之道統，盱山書院包恢“圣賢之書所以明道，書即道，道即書”，體現“道器不分，體用不二”的思想。宋儒“以理代道”，“理”成為宋學思想與學術闡發的詮釋形態。朱熹在《甲寅行宮便殿奏剳二》中就強調為學在于窮理，窮理在于讀書，在“理一分殊”的思想架構上，認為品讀經典是闡釋學說，闡幽發微圣賢之意的前提與關鍵。讀圣人書，斯于明道（理），求道（理）之重，在于修身。閱讀目的之二在于提升個人德性修養。朱熹認為“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在作《白鹿洞書院揭示》的跋語中強調：“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保?0］3894在批判科舉讀書忘本逐末、懷利去義的同時堅持“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以達圣賢之域。閱讀目的之三在于經世致用。心學代表象山書院陸九淵認為“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茍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20］。讀書這一為學功夫提倡一意實學、躬行踐履，不僅注重實理實德之內圣之學，更強調經世致用的外王之道。浙東學派陳傅良“教人讀書，當令事事理會，如讀《周禮》，便理會三百六十官如何安頓；讀《書》，便理會二帝三王所以區處天下之事；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伯者予奪之意”［18］2896。旨在說明通過儒經閱讀體會治國安邦、尊王攘夷的現實需要，并將所學運用到國家社會民生的變革圖強中“以其所學見事功”。

3.2? 閱讀方法：會疑、循序、持志

閱讀是求學致知以達外向即物窮理、內向反身而誠的重要手段，書院文人閱讀本身貫穿質疑問難的精神，強調會疑、會問、會思。陸九淵主張讀經應先“理會文義”，反對沉迷章句，呂祖謙讀史則強調體統，“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審度領悟歷史事變的道理?？梢?，書院文人閱讀中重視讀與思結合。學起于思、思源于疑，關于“讀與疑”，朱熹認為“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從“漸漸有疑”到“節節有疑”，持疑貫穿于讀書中，解疑精思“方始是學”。橫渠書院張載提出“學則須疑”“于無疑處有疑，方是進矣”。岳麓書院張栻在《論語解》中提出 “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書院眾儒均認為疑則精進，提倡以問激疑，有疑便問，多聞闕疑的深層次閱讀。此外，書院重視讀與行結合，開展的日課、講學、討論等教育實踐活動實質上是一種思辨篤行的認知外化行為，通過閱讀在求知解惑中傳播學術思想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

古人關于讀書方法的經驗有很多，口誦心惟、抄錄批注、靜思熟味，通過廣讀、精思、洞習、自得以求知識內化。書院文人也總結了具體的閱讀方法，如橫渠書院張載循環讀書法“六經循環，年欲一觀”，“故唯六經則須著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盡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21］。讀書時講求“不宜急迫”“置心平易”，在推究本意的同時注重潛心自得。朱子閱讀六法“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22］，他的讀書方法中涉及苦思、致精、力探、持志，重視義理“窮就理會”與“切己修身”。陸九淵的讀書方法則圍繞“理會文義”“優游讀書”，主張“不必窮索，平易讀之”，強調讀書把握整體意旨，反對讀死書沉溺字詞章句，要“優游寬平”，在從容玩味的閱讀中追求內心的修養。書院眾儒將讀書作為治學的首要問題，根據閱讀內容確立閱讀秩序，講究循序漸進，避免雜然進讀，如初學入門先通四書，及次諸經，然后觀史，由淺及深逐步參悟。盡管書院文人的旨趣、學養、專攻不盡相同，各自的閱讀習慣及方法各具特色，但將諸如“篤志心虛”的閱讀態度、“優游寬平”的閱讀心境融到閱讀方法中，呈現出書院文人閱讀方法的共性，即習讀、體認、理解和踐行，重視讀書存志，以立學求道為己之志，入正心誠意之路。

4? 文人的閱讀實踐與文人交游

4.1? 閱讀實踐：講學、會講，閱讀思辨的延續

書院以閱讀為基準輻射講學活動，通過發幽探微、辨章學術進行傳道授業與學術申發。作為書院三大規制之一，講學是書院社會教化的主要途徑，從閱讀經典出發，通過升堂講學、讀書自修、學術辯論，實現經世弘道、教化育人的目標。但從閱讀視域來看，講學也是古代書院文人具體場景下的講讀、聽讀實踐。講學以閱讀為前提，注重循循有序，“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23］，講學者圍繞讀書書目、讀書課程、讀書方法等對生徒進行引導，從章句訓詁、誦習辭章轉向對義理思考，熟讀精思，學能問疑。

會講是書院講學的一種重要形式，是學術同道或論敵之間以“學術論辯”形式在書院開展不同學派之間的問談與辨疑，本質上是一種閱讀思辨的實踐。乾道三年（1167），朱（熹）張（栻）岳麓會講圍繞“中庸之義”“太極”之辯，嘗試化解學派差異，共扶墜緒，完善各自的學術體系。岳麓書院成為閩學、湖湘兩大學派思想交鋒的前沿陣地。淳熙二年（1175），朱（熹）陸（九淵）鵝湖之會圍繞“尊德性”和“道問學”之辯，對事物窮理與離事自悟，講學讀書是否向外馳騖，流于支離等論題進行辯論，從而明確理學與心學的分歧所在。眾儒在書院內外憑借會講進行學術交流、思想碰撞，在閱讀中培育學術種子的同時，不斷構建與重塑儒學思想體系，在思想分野與匯流中求異與追同。其中尤以朱陸之辯中讀書、修養的為學之方、為學功夫成為朱陸以降至元、明、清歷代儒學思想交鋒的一條主線［24］。

4.2? 文人交游：個體閱讀轉向群體文化社交

閱讀實踐體現的是人與文本之間的閱讀互動，而文人交游則是在閱讀互動的基礎上，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精神共生。宋代“舉世重交游”，尤以文人之間的交游唱酬展示獨特的群體社會關系與文化趣緣。文人以書院為閱讀陣地向外衍生開展理學層面的學術交游，通過書信交往、著書交流、詩歌雅集進行學術上的切磋與砥礪。以“東南三賢”為例，朱熹、張栻、呂祖謙同在一個“朋友圈”?！扒?、淳熙間，二人（朱熹、張栻）相往來，……東萊呂伯恭（呂祖謙），其同志也?！保?5］“朱張會講”前后，朱熹、張栻曾多次書信往來，就理氣論、心性論、格物致知論等問題進行討論。盡管存在學術爭辯與問難，但朱熹仍評價二人為“同歸而一致”的道友。淳熙二年（1175），呂祖謙、朱熹“寒泉相會”，共同研讀北宋理學家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的著作，對四子之書進行選錄、詮釋并編撰《近思錄》?！昂笕酥嗡未韺W，無不讀《近思錄》”，該書成為研習理學的入門階梯之作。寒泉之會后，呂祖謙為調節朱熹“理學”與陸九淵“心學”之間的理論分歧，主持“鵝湖會講”試圖將二人觀點“會歸與一”，拉開朱、陸學術爭鳴的序幕。

詩歌雅集方面，朱熹以詩歌和朋友切磋道義，勸學子勉勵用功。朱熹與張栻之間詩歌唱酬甚多，岳麓會講期間同游南岳互相唱和聯詠，共作《南岳唱酬集》，借山水游歷抒發相會論學、共扶道義之情。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時，與卜隱君、叔父朱梂、周師溫均有唱酬，作《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白鹿講會次卜丈韻》《再用前韻示諸同游》《次韻四十叔父白鹿之作》等勸誡諸生專精讀書、深沉涵養。書院場域內的文人酬酢是以讀書、做人、為學為基礎的學術交游，交游圈涉及學術師友、門人晚生、學術論敵等，是文化趣緣基礎上的個體閱讀轉向群體文化社交的具體表現。

5? 書院文人閱讀與譜系傳承

慶歷之后“學統四起”，文化勃興?！皩W統”作為宋元以后儒學歷史敘述的基本形態，在現代的學術語境中已逐步轉換成為知識譜系的話語表達，歷史線索鏈接的學統描述和儒學分科與現代學術的學科范屬和分類相互映照［26］。儒學“分源別派”展示了文人多元化哲學思想。學術派別以思想接納或學術認同的各類學緣群體構成，其思想源流、學術脈絡以學派間的師承關系進行傳承。書院是學派譜系傳承的空間載體，與地域性學統形成、延續，標識學術派別與思想源流有著緊密聯系。清代黃宗羲編著《宋元學案》對宋代學術源流、傳承譜系進行梳理，開篇提及“宋世學術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孫復）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27］1。全祖望在《慶歷五先生書院記》中記載：“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于塵俗中……于是學校遍于四方，師儒之道以立?！保?7］134記載理學開山人物孫復、胡瑗及戚同文在不同地域主持書院講學，受韓琦、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支持與舉薦，書院得以發展并推動宋學初起。后世學者將“宋初三先生”及周敦頤、邵勇等人學說歸于“啟蒙思潮”，視程、張、朱、陸之學為“兩宋思潮”之主干［28］。

書院與理學同向發力，思想源流與學術派別賴于書院率先孕育和提前發軔，朱（熹）之“閩學”——寒泉精舍、白鹿洞書院，陸（九淵）之“象山之學”——象山書院，張（栻）之“湘學”——岳麓書院，呂（祖謙）之“婺學”——麗澤書院，陳亮、葉適之“浙東之學”——五峰書院、石洞書院，師承淵源及學術旨趣以書院為基點進行傳承，并形成學術思想諸峰并峙的局面。以閩學為例，其學術思想淵源于北宋二程，“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考亭，此一派也”［29］。閩學的譜系經由楊時創立、羅從彥奠基、李桐傳播、朱熹集其大成，其后黃干、蔡元定、蔡沈、真德秀等人一脈相承。閩學之派提倡理學道統之說，其傳承得益于書院教化講學的推動，例如朱熹創建或修復武夷精舍、考亭書院、白鹿洞書院等七所書院，先后在四十多所書院講學授課，弘揚傳播理學思想，培養造就了一大批自覺認同和踐行理學的知識群體［30］，其基于理學思想上的閱讀方法與價值理念也于書院中廣為流布。

縱觀兩宋，從“宋初三先生”開山設學到“北宋五子”復興師道，從朱、張、呂思想三足并立，到朱陸之辯兩翼對峙，再到唯朱學獨尊，眾儒投身于書院“傳道立學”，學術旨趣通過書院傳承并被標識，推動宋代思想文化的勃興。書院文人閱讀與譜系傳承關系表現為學術思想“分源別派”、競相爭鳴是深層次閱讀對開放思想與學術張力的映照。疑經惑傳思潮下，文人對書目文本意義的解讀、重組、評判，在知識感知的基礎上通過批判性的思考形成深度、系統的思想體系。思想體系的具象化則通過藏書、刻書、讀書、著書等方式轉化為書院文化場域下文人群體具體的閱讀行為，并通過講學、會講等閱讀實踐與學術交游，牽連起閱讀方法、文本闡釋與學理指向，使得閱讀在書院教育及治學的雙重功能框架下，與思想傳播、學術繼承形成多向互動及交叉影響。閱讀成為譜系歸屬的歷史線索：地域、學緣、師承、文本、行跡與書院文人閱讀形成一定重合。書籍作為思想與學術闡發的載體形態，成為載道、傳道之器，對書院文人著書立說、纂輯益世等閱讀行為的審視以及閱知躬行、成己治世的價值觀照，可以看出書院文人閱讀不僅是文人個體的求道之法，更是溯源閱讀群體的思想譜系、文化傳承的關鍵路徑。

6? 書院文人閱讀的當代啟示

在歷史文化中鉤沉閱讀痕跡，爬梳文化場域下知識階層閱讀共性，呈現宋代書院時空維度下的文人閱讀行為與實踐，對當下社會閱讀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6.1? 傳統閱讀的時代轉化

書院文人閱讀廣博專深、兼并包容，有著明體達用、治學為功的價值追求，重拾閱讀傳統、繼承閱讀文化精神內核有助于當下文化自信背景下閱讀交互再造的啟思踐行。如親近經典閱讀，將古代閱讀傳統中的文化內涵及價值機理，根植于新時代閱讀實踐中，重視閱讀文化的培育，將“存志”“修身”“致用”融入新趨勢、新環境、新技術下的閱讀實踐，推動社會文化性的優質閱讀。對于閱讀主體而言，提升閱讀認知能力、思辨能力及閱讀品位，以閱讀為載體將古代閱讀意趣承續與先進閱讀觀念交匯融生，從而引導主體的閱讀行為、優化閱讀內容、完善閱讀效果。審視閱讀的社會價值體現，書院的發展可以被視為個體閱讀到群體閱讀嬗變，貫穿治學育人、學理指向、文化發展，體現宋代當時的社會文化形態。有鑒于此，文化自信背景下的新閱讀應打通知識獲取、人文表達、文化精神的脈絡，在時代表征與文化闡釋基礎上，體現社會閱讀的精神內涵拓展及文化價值創新，從而唱響構建書香社會的時代新曲。

6.2? 重構文化閱讀的生態場域

書院講學、會講下的場景式閱讀，與文化活動及學術交往并不是截然對立、冰炭隔絕，而是相互浸潤、互為體現。書院場景式閱讀對當下重構文化閱讀生態場域有所啟發，對構建文化場域下的場景體驗式閱讀，形成知識分享、觀點交流的閱讀社群及推動內容創造、文化互動的立體文化社交有著借鑒意義。當代場景式閱讀應重視交互式閱讀體驗，拓展閱讀形態，將閱讀構建在語言、文字、藝術等有形或無形、物質或精神的文化元素基礎上，設計、打造、推廣適合不同社群的閱讀產品，體驗不同類型的文化社交與互動。延伸閱讀的生態鏈，挖掘閱讀資源、創新閱讀方式，將閱讀屬性融入日常生活場景，使閱讀成為文化因素，滲透到社會肌理，實現個人閱讀向全民閱讀的縱深推進。

6.3? 使閱讀成為思想文化發展的線索指引

閱讀是認知思辨的實踐過程，與思想譜系、文化傳承的文本書寫相伴相隨，勾連自我與他者思想層疊與碰撞，在思想的書寫、閱讀與傳播中能夠窺見社會的閱讀變革、閱讀文化的傳承乃至社會思想的變遷。閱讀不再囿于文本文義的方寸之間，而是以一種史觀的角度，賦予社會與文化的雙重屬性，探究歷史時空下文本媒介、閱讀主體、思想文化之間復雜關系。歸因視角、立場的差異，閱讀呈現不同維度的應有之義。微觀層面，以私人閱讀的視角，觀察思想書寫與閱讀行為的雙向互動，描摹閱讀主體的閱讀旨趣、閱讀習慣與閱讀精神，使閱讀成為透視思想的行為觀照。中觀層面，將閱讀融入時代立場，觀察不同時代閱讀行為認知的演變，審視社會變革、文化演進與思想變遷。宏觀層面，歷史維度下的閱讀成為一種文化線索，在歷史長河中索隱鉤沉，為解讀文化書寫的歷史記憶提供索引路徑，而最終回歸并指導文化自信與思想認同下的社會化閱讀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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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顧婷（1982— ），女，碩士，館員，任職于江蘇科技大學圖書館。研究方向：閱讀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