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與抗戰期間中共的國際宣傳

龍偉 張輝甜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宣傳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展開。一方面，國民黨隨時監視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防止中共在國內外擴大影響力；另一方面，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及國民黨長期對中共的封鎖與詆毀，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認知十分狹隘、充滿偏見。為尋求廣泛的國際合作與支持，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戰時首都重慶豐富的國際資源開展國際宣傳活動，為中共打開對外交往的窗口。

抗戰期間南方局的國際宣傳方針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周恩來為書記，代表中央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

南方局成立不久，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中共在國統區的活動受到限制。只有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新華日報》等國民黨允許成立的機構公開存在，因此南方局機關秘密設于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內。1939年5月，南方局出臺《秘密工作的決定》，要求各項工作轉向隱蔽狀態。

在國民黨的嚴密監視下，南方局積極開展國際宣傳工作。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就強調中國必須首先實現國內的統一戰線，必須“努力把這條統一戰線推廣到包括所有與太平洋地區和平有利害關系的國家”。1939年4月，為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南方局設立對外宣傳小組（1940年12月改稱外事組），主要負責對外交往和聯絡工作。外事組工作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組長為王炳南，副組長為陳家康，1942年增設副組長龔澎。陸續參加外事組工作的有蔣金濤、羅清、李少石、章文晉等人。

針對戰時局勢，周恩來為南方局外事組制定了“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工作方針。外事組的主要任務是宣傳、交友以及了解國際形勢（重點是美英對華政策、各國各界在華人士的政治態度和動向等）。南方局通過國際宣傳，將中國共產黨的施政綱領、敵后抗日圖景以及中國的真實情況傳遞出去，爭取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與支持，擴大國際統一戰線，促進抗戰勝利。

宣傳出去

重慶作為戰時首都，有眾多國際駐華機構。各國使館官員、國際友人以及國際民間團體頻繁來往于此。南方局充分利用重慶的國際資源，將中共的聲音宣傳出去。

《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是宣傳中共團結抗戰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兩大陣地。周恩來經常就國際形勢發表文章或談話，使外界及時得悉中共的各種觀點和反應。他的許多論述常常成為國際上權威觀察家、評論家引用的論據。周恩來還不時召開記者會，或者單獨會見外國記者，向他們講解當前國內外形勢。龔澎則常常步行來到外國記者招待所，手提包里裝著延安最新廣播稿的副本。

南方局還編譯出版英文小冊子，散發給外國記者、使館官員和國際友好人士。小冊子的內容主要是《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上發表的重要文章、毛澤東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對局勢的講話、解放區生產建設情況和外國朋友寫的解放區見聞等。外事組還全文翻譯毛澤東的重要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聯合政府》及其他專門小冊子20余種。小冊子最初為油印，每冊約印150份。1943年起改為鉛印，每冊約印1000到3000份。小冊子印好后由外事組干部冒著危險秘密送到國際友人手里，再轉發到海外各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炳南曾拿給羅清兩本英國出版的書，其內容都是他們在重慶編譯的英文小冊子里選出的社論、文章、通訊和特寫等，可見這些小冊子在國際上起到的宣傳作用。

除重慶外，南方局也對香港等地的國際宣傳與華僑工作進行指導。香港因其特殊背景，成為國際宣傳與華僑運動的中心地區。1938年初，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選派廖承志前往香港設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要負責對外宣傳、募集物資、搜集國際情報等工作。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后首先創辦《華僑通訊》。這份油印刊物旨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介紹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戰績?！度A僑通訊》的文稿除被香港的進步報刊轉載外，也被海外華僑的報紙，如《美洲華僑日報》、秘魯《華商日報》、古巴《前進日報》、菲律賓《建國周刊》等轉載。1940年9月27日，廖承志致電延安僑委與周恩來，建議加強海外宣傳工作：“香港現有的辦法，除在港僑工委下加設宣傳組，以增強菲之《建國報》，港之《華僑通訊》，出版華僑叢書，并與海外各兄弟報增強聯系外，決定加強《國新社》工作。另在中國保衛大同盟內，加強其英文通訊?！北Ｐl中國同盟由宋慶齡組織成立，廖承志、潘漢年等參與大量籌備與日常工作。該組織機關刊物《保盟通訊》被稱為“準確報導中國抗戰的刊物”，發表許多文章介紹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根據地的抗日活動，成為中共另一宣傳陣地。

中共黨員還積極參與華僑報刊的工作，擴大宣傳影響。1940年底，胡愈之在周恩來、廖承志的推薦下，擔任新加坡《南洋商報》（早期由陳嘉庚創辦）總編輯。該報在胡的主持下及時報道、評論國內外形勢及僑民關心的問題，闡明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與政策，日銷量由原來的2萬份躍升為5萬份，成為新加坡最引人注目的華文報紙之一。而后劉尊棋、沈茲九等中共黨員執筆該報。另一僑商胡文虎創辦的《星島日報》找到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物色優秀報人。中共委托金仲華、邵宗漢、羊棗（楊潮）等人組成領導班子前往該報工作，宣傳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1941年皖南事變后，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為保存進步文化力量，逐步把在重慶、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建立了新的文化宣傳陣地。夏衍、茅盾、柳亞子、范長江、鄒韜奮、胡繩、張友漁、戈寶權、胡風、蕭紅等人均撤往香港。國際新聞社、生活書店等領導中心也由重慶遷至香港。鄒韜奮曾說：“我們到香港不是為逃難來的，而是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創辦民主報刊而繼續戰斗的！”

1941年4月8日，《華商報》在香港銀行家鄧文田、鄧文釗資助下，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創辦，原《桂林日報》部分成員參與了該報的工作?！度A商報》在香港、內地及新加坡、越南一帶影響較大，銷量達幾萬份。5月17日，《大眾生活》復刊。9月18日，《光明報》創刊。當時，香港還有茅盾主編的《筆談》《文藝陣地》、郁風主編的《耕耘》、張明養主編的《世界知識》、張鐵生主編的《青年知識》、馬國亮主編的《大地畫報》等。通過這些報刊，中共加強了對海外華僑與港澳同胞的宣傳，爭取他們對中共的同情和支持。

爭取過來

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南方局的國際宣傳起到了明顯效果。

為打破國民黨對中共的封鎖，使國際社會親眼見證中共敵后根據地的發展，南方局積極爭取外國人士訪問延安。1942年5月，周恩來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表示，希望美國軍事代表團和美國記者到延安參觀訪問。8月，羅斯?？偨y特使居里第二次訪華。由于中共此前并不知道消息，周恩來只能通過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戴維斯提出面見白宮來人的要求。但居里認為，此時與中共會面并不合適。周恩來并不放棄，通過戴維斯兩次專門致函居里，邀請美國官員到中共根據地訪問。1943年1月，周恩來告訴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莊萊德，國民政府在經濟和軍事政策上態度消極，可能會在盟國之間引起誤解，如果莊萊德愿意去陜北，可以安排他去延安。莊萊德表示很感興趣。在3月16日與戴維斯的談話中，周恩來再次提出，為真正進行合作，美方應該向中共根據地派遣美軍軍事小組。

周恩來的邀請獲得美國駐華外交官們的支持。謝偉思、戴維斯等都多次向美國政府建議，派遣觀察員前往延安，實地了解中共根據地的情況。1944年2月，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要求允許“立即派遣一美國觀察團至陜北、至山西，以及至華北其他必要之地區”。雖未直言前往中共根據地，但所提及區域很大一部分是在共產黨的控制下，故蔣介石政府對此敷衍回應。但在各方壓力下，國民政府有限度地解除對中共根據地的新聞封鎖。

1944年6月，部分外國記者前往延安，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當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渝，再次向蔣介石提出美國希望派遣觀察組到延安的要求，國民政府被迫同意。1944年7月22日及8月7日，美軍觀察組成員分兩批飛抵延安，全方位觀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美國軍政官員、外國記者以及若干外國旅行家關于中國共產黨控制區域的報告在很大程度上都極為吻合。他們看到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與擁護，看到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進步力量。謝偉思斷言：“未來的中國，共產黨將占據確定和重要的地位……在短短幾年中將成為中國唯一的主導力量?！?/p>

外國記者、作家、商人、醫生以及各國援華團體都是南方局積極聯絡的對象，其中本身擁有國際媒體資源的外國記者更得到南方局的重視。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關于對待英美籍新聞記者態度的指示》中指出，雖然對英美記者等還是要“當作情報人員看待”，但同時也“當作外交人員看待”，在接洽英美記者時，“不僅不應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態度，而且應采取歡迎與招待之態度”。周恩來指示南方局要以誠懇、坦白、交往的精神交朋友，“交朋友要站穩自己的立場，以誠待人，在公開講明我們自己觀點的同時，也要聽取別人的觀點，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爭取盡可能地取得一致。要善于求同存異，……這樣，我們交的朋友就會更廣泛，更深入”。

由于以誠待人，廣交朋友，周恩來和南方局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信任和認同，從而增強了中共國際宣傳的說服力。

《紐約時報》的竇奠安稱：“我從未遇見過比周恩來更有魅力的人?！薄皣顸h一方無人能與周恩來的說服力與才華魅力相提并論，也無人能比得過周恩來的首席公關——溫柔、可愛、美麗的龔澎，她是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公關人物?！薄吨ゼ痈缛請蟆返乃沟贍栔赋?，在重慶想了解任何事情的真相都無比困難，國民黨宣傳部發布的新聞簡報“粗淺，無意義，且很容易被推翻”。外國記者常常對此感到無奈，但與中共代表們的交流與此形成鮮明對比：“你會去到重慶背街的一個小房間，那里住著我們的盟友——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們。一個迷人的人，比如周恩來，會向你解釋國共軍隊最近在某個偏遠地區發生的沖突，詳細介紹那里發生了什么?！敝芏鱽硖峁┑脑敱M事實以及極具說服力的言辭“誘惑力”十足，外國記者傾向將他的消息擺在重要位置，而或多或少地忽視了國民黨的新聞公報?！拔艺J為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正確的選擇?！泵绹v華大使詹森認為，“他們鼓勵聯絡，免費為記者提供信息，有技巧地宣傳，善于將自己對事件或問題的看法迅速呈現在記者和第三方勢力面前……他們貧窮、年輕、充滿熱情。最重要的是，他們有一套明確的綱領并能熟練地進行解釋。當他們說起‘群眾動員‘團結‘堅持抵抗‘反帝等話語時，顯得十分有說服力”。不僅如此，中立的外國觀察家也習慣發文贊揚中共。

南方局的國際宣傳增進了各國對中共的了解，使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再一味否定共產黨、支持國民黨，轉而對中共持友好和同情的態度，并開始重新評估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

南方局國際宣傳的成效

抑制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

皖南事變前后，周恩來通過積極聯絡與宣傳活動，向外界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動員國際力量向蔣介石施壓。

早在1940年10月，由于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發出，反共高潮不斷上升。這一時期，毛澤東判斷日德及親日親德派包圍蔣，促其反共，因此呼吁向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并鼓勵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制止蔣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活動。南方局指示軍事組編印國共雙方來往文電，連同搜集到的國民黨秘密反共文件在國內散發，同時委托德國友人、外事組王炳南妻子王安娜將材料帶到香港和國外散發。12月，美國記者斯特朗途經重慶。周恩來擔憂兩黨公開沖突不久就要到來，多次邀請斯特朗前往周公館暢談當前局勢，并交予一份長達26頁的背景材料，囑咐斯特朗在適當的時候發表。在香港，保衛中國同盟也得到了同樣的材料。

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召集南方局成員商議。他特別囑咐王安娜：“你在這里認識許多外國人，特別是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必須盡快讓他們知道國民黨襲擊新四軍的事件?！蓖醢材葘⑹伦兏嬖V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卡爾立即邀請周恩來前往英國大使館，向他了解詳情。周恩來還會見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美國總統特使居里等國際官員，向他們告知皖南事變的真相。同時，白修德、貝爾登等在渝外國記者也獲得南方局提供的材料，在國民黨的封鎖中將消息傳遞出去。

南方局的國際宣傳很快獲得成效。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超過40家英文報刊報道了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在國際輿論中有力反駁了國民黨對新四軍的各項指控，指出皖南事變并非“軍紀問題”，而是國民黨頑固派“反共”“親日”的表現。美國政府聲明并不支持中國內戰，且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英國、蘇聯等國家也紛紛向蔣介石施加壓力，反對內戰。

同時，海外華僑也譴責國民黨當局制造皖南事變，反對槍口對內。1941年1月15日，紐約僑團群社致電蔣介石和林森，對國民黨當局制造皖南事變、圍殲新四軍、破壞團結抗日局面表示憤慨，要求國民黨當局“徹底查究，嚴懲制造磨擦分子”“堅持團結抗戰國策”。各華僑報刊紛紛發文駁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污蔑新四軍為“叛軍”，表示“海外一千多萬僑胞擁護團結到底，而誓死反對槍口對內，弄到中國人殺中國人”。在各方壓力下，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宣布“以后亦決無‘剿共之軍事”。至此，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高潮被打退。

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

在中共根據地被封鎖的情況下，南方局的活動使國際社會有機會了解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政治理念與軍事實力。國際友人也折服于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理想及人格魅力。

費正清后來回憶：“周恩來的外交魅力在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濃眉、英俊的貴胄，卻為民眾獻身。作為個人，他的智慧和敏銳的感覺是罕見的，然而他卻致力于集體主義事業?！薄熬幼≡谥芄^里的共產黨人做著一件與美國交往的出色工作，他們以批評的眼光、現實主義的觀點同美國人討論各種問題。雖然他們現在隨時有被捕并被投入集中營的危險，但他們仍然本著驚人的團體精神和堅定信仰照舊開展革命工作……在周恩來所住的閣樓里，臭蟲也許會從頂棚上掉下來，雨水也許會漏到床上，但他們的宗教熱忱和思想信念照舊如火如荼、絕不動搖，仿佛他們自信能夠喚醒這個國家?！?/p>

在南方局的爭取下，外國記者與美軍觀察組得以進入延安。他們發現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宣傳中的模樣完全不同。這里運行著新興的民主模式；這里的軍隊不但能同日軍打仗，還能與民眾一起生產；這里的共產黨并不是蘇聯的附屬，而是建立在幾十年實踐上的“中國自己的共產黨”。延安積極的氛圍也與重慶形成強烈對比，“在重慶，我們所到之處都能看見警察和衛兵；在延安，我所見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都沒有一個衛兵。在毛澤東樸素簡陋的住處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崗，這對于一個偶然的過路人來說，也是不顯眼的……”。美軍觀察組團長包瑞德回憶：“我有好幾次看見國民黨的軍官其中包括一位兩星將軍抽打士兵的耳光，這種情形我在共產黨區從未見過?！庇^察組成員約翰·高林回憶：“士兵和軍官在輕松的同志式友愛氣氛中，相互談天和開玩笑。在集會上不安排座次，在討論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簡單地被稱作‘同志?！蓖鈬浾哒J為，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中國最廣泛的階層，毛澤東“比我采訪過的任何領導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

抗戰期間，南方局在“爭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外援”的統一戰線思想指導下積極進行國際宣傳，不僅抑制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沖破了國民黨的封鎖與意識形態限制，使中共走向國際政治大舞臺，為黨的革命事業作出重要貢獻。毛澤東對此肯定道：“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p>

作者龍偉系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院長、教授；張輝甜系重慶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

編輯/王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