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政策試點、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環境績效

馬 鴿，張 韜

（貴州財經大學大數據應用與經濟學院，貴陽 550025）

0 引言

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生產及生活的基本條件，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水資源、污染凈化、氣候調節等重要支撐，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影響因素[1]。作為推動國家發展的主要經濟實體，企業在生態文明建設、環境保護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企業環境績效是對企業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的客觀反映。持續提高企業環境績效，有助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帶動環保及相關產業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賦能。政府部門作為引導環境保護與環境治理的有力主體，在促進企業環境績效改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2]。通過頒布和實施環保相關政策、出臺稅收優惠機制、加大財政支出力度，政府可有效參與生態文明建設全過程，驅動企業積極主動地投身環境保護與環境治理，促使企業環境績效實現穩步提升。事實上，伴隨“雙碳”目標的深入推進，以往注重經濟發展速度的各項政績考評指標漸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環境保護、科技創新等直觀體現發展質量的指標，這為“有形之手”改善企業環境績效提供了有利契機。為大力提升企業環境績效，并逐步建立起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能源生態體系，國家發展改革委于2010年7月出臺《關于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設立了低碳試點城市。那么，低碳政策試點是否與企業環境績效存在互動關系？關于這一問題的思考尚未形成統一定論。

圍繞企業環境績效，既有文獻主要從下述幾個方面展開探討：一是政府行為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如實施政府環境審計、設立政府環境補貼等對企業環境績效存在一定激勵效應[3]。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清潔生產環境規制、“節能低碳”政策也與企業環境績效存在正向關聯[3—5]。二是國際環境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主要從進出口市場需求、全球價值鏈地位、資本引入等方面展開研究。首先，外部需求和進口競爭能夠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和管理效率，有利于降低多產品出口企業的污染排放強度，改善企業環境績效，而出口行為并未對企業環境績效產生明顯促進作用[6—8]。其次，服務業外資開放、外資進入能夠推動企業綠色技術進步、提高企業管理效率、促進企業間資源再配置，有利于改善企業環境績效[9,10]。最后，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可以顯著改善企業環境績效，技術創新是全球價值鏈分工影響企業環境績效的重要機制[11]。三是考察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但與其相關的研究存在間接效應與直接效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二者存在顯著正相關性，財稅激勵、企業社會責任等外部條件均能夠強化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環境績效間的正相關性[12]；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綠色技術創新發揮明顯的傳導作用，會削弱技術型連鎖獨立董事對環境績效的正向影響[13]。

不難發現，現有研究多集中于討論政府行為、國際環境、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環境績效的關系，較少將企業環境績效與環保政策聯系起來，從低碳政策試點角度分析環保政策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诖?，本文以綠色技術創新為中介機制，深入剖析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低碳政策試點與企業環境績效

企業環境績效是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取得的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成績和效果。低碳政策試點推行背景下，各地政府部門依據不同企業發展特點設定碳排放標準，出臺了相對應的監管與懲罰措施。企業為確保環境聲譽與生產“合規性”，不得不加大對環境保護與環境治理的投入力度，不斷提高自身能源使用率，促進環境績效大幅提升。與此同時，通過持續加大低碳環保推廣力度，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可帶動消費者與投資者逐步樹立起節能減排意識，增強其對低碳轉型升級企業的消費、投資意向，促進企業環境績效得到明顯改善。就激勵效應來看，政府官員在選拔與晉升過程中通常呈顯著的政治錦標賽特征。由此，為搶占綠色轉型領先陣地，會樹立低碳發展標桿形象，增強當地企業環境保護與環境治理主動性，從而帶動自身政績持續提高。各地政府通過給予企業科技、財政扶持，可充分釋放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激勵效應，為企業環境績效提升夯實有利的內部基礎。此外，在理性假設下，企業主動參與綠色轉型升級是權衡成本與收益后的結果[14]。因此在低碳政策試點實施背景下，當政府部門釋放出利好信號時，企業為搶占市場優勢，會緊抓有利的投資機遇，增強自身環境保護與治理積極性，提高低碳資源配置效率，帶動環境績效實現躍升。結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低碳政策試點實施會改善企業環境績效。

1.2 低碳政策試點影響企業環境績效的作用機理

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是以低碳經濟為發展模式和方向，組織建設一批低碳城市試點的政策機制[15]。其根本目的是促進產業低碳化轉型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本質上可理解為一種非正式環境規制手段。在低碳政策試點深入貫徹落實進程中，各地政府及社會各界參與主體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能夠有效帶動企業環境績效改善[16]。一方面，當低碳政策試點實施時，政府部門會給予主動開展綠色技術創新、升級生產工藝的企業更多稅收減免和補貼政策。這不僅能在極大程度上釋放當地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研發潛力，帶動綠色技術進步，還能為企業環境效益提供持久動能。另一方面，在低碳政策試點大范圍推行過程中，政府部門對綠色相關領域的扶持力度不斷加大，同時開始大規模普及綠色低碳理念?；诖?，地方金融機構為緊抓由節能減排帶來的政策扶持機會，可能會進一步降低環保企業綠色信貸融資門檻，驅動資金在綠色低碳行業內加速流轉。這有助于打破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研發面臨的融資約束困境，在持久助力綠色技術創新的同時，為企業環境保護、環境治理提供強大的資金與技術支撐，帶動企業環境績效實現大幅改善。此外，低碳政策試點實施要求企業建立能源管理系統，并對企業運輸和組織方式提出新要求，強調采用信息化、集約化和自動化集中管控模式[17]。從這一層面來看，為積極響應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號召，企業會主動采取措施加大綠色技術研發投入力度，加速節能和環保等領域技術創新。如此，企業不僅可以塑造良好形象，獲取更高的經營效益與更多的政策扶持，還能推動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實現進一步提升，為順利開展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工作提供保障。結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低碳政策試點能夠通過綠色技術創新改善企業環境績效。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9—2020 年中國滬深A 股上市企業數據，其中剔除金融企業、ST和*ST的企業以及數據缺失嚴重的企業。相關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萬得經濟數據庫（Wind）、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國泰安環境研究數據庫、各省份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及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

2.2 模型構建

為揭示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效應，基于雙重差分法構建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EEPit代表t時期企業i的環境績效；Post為時間虛擬變量；Treat為低碳政策試點沖擊變量；DID為低碳政策試點，即Post與Treat的交互項；Controls為控制變量集；εit代表無法觀測的外生沖擊。

2.3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企業環境績效（EEP）

借鑒Henri和Journeault（2008）[18]的指標設計經驗及李曉梅和李曼曼（2022）[19]的做法，立足環境監管認證、環境管理能力與環境治理業績構建企業環境績效評價體系。嚴格遵循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原則，在研究對象年度報告或社會責任報告中，對相應指標無描述的為0 分，定性描述為1 分，定量描述為2 分，最后將各項指標得分加總，獲得企業環境績效綜合評分，值越大表明企業環境績效越高。各級指標選取情況及變量得分標準見表1。

表1 企業環境績效評價體系

（2）核心解釋變量：低碳政策試點（DID）

本文核心解釋變量為低碳政策試點（DID），且DID=treat×post。結合CSMAR數據庫，判斷企業是否被納入節能低碳行動方案名單。若企業在節能低碳行動方案名單中，認為企業受低碳政策試點影響，則treat=1；反之，認為企業不受低碳政策試點影響，則treat=0。此外，低碳政策試點首次頒布時間為2010 年7 月，確立了包括廣東、云南等13 個省份和城市在內的低碳政策試點區。后續，低碳政策試點區在2012 年增加海南、石家莊等29 個省份和城市，在2017年增加大連、南京等45個城市?？紤]到政策時滯性及第三批試點區距今運行時間較短后，將政策實施時間設定為2012 年?；诖?，在2012 年之前被納入低碳政策試點范圍的企業，post=0，在2012 年及以后被納入低碳政策試點范圍的企業，post=1。

（3）控制變量

為控制外界不可觀測因素對研究結論造成的干擾，借鑒文獻[20]，選取以下控制變量：企業年齡（EA），以上市企業年齡的自然對數表征；企業規模（ES），用企業年末員工總數的自然對數衡量；資產負債率（ALR），以企業負債總額與企業年末總資本的比值表示；資產抵押率（AMR），以企業固定資產凈值與總資產的比值表示；資產收益率（RA），以企業稅收凈資產在總資產中的占比衡量；融資約束（FC），以企業利息支出在固定資產凈值中的占比表示；經營活動現金流（CFO），用企業經營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量在總資產中的占比表征。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結果

表2 揭示了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效應，列（1）至列（4）為逐步引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其中，列（1）、列（3）中均控制了企業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列（2）、列（4）均未對企業和時間固定效應加以控制。觀察可知，核心解釋變量低碳政策試點的估計系數明顯為正，且控制了企業、時間固定效應后該回歸結果依舊保持穩健。這意味著低碳政策試點實施確實能促進企業環境績效提升。進一步地，以列（4）為例，回歸結果顯示，相較于未受低碳政策試點影響的企業，平均而言，低碳政策試點實施促使企業環境績效提升約21%。綜上可知，低碳政策試點實施對于提高企業環境績效、增強企業環境治理能力和促進生態環境保護具有正向影響，假設1得到驗證。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3.2 穩健性檢驗

（1）PSM-DID檢驗

為了進一步規避因樣本選擇偏差、時間與個體差異等造成的影響，本文采用PSM-DID 估計方法展開穩健性檢驗，該方法能夠精準且客觀地識別出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效應。具體來講，先基于前文控制變量及企業股權結構特征，通過1:1有放回近鄰匹配法，重新為實驗組選取與之相適配的控制組樣本，然后重新回歸，結果見表3列（1）至列（4）?？梢园l現，PSM-DID 法回歸結果同表2 基準回歸結果相吻合，系數大小與方向未發生明顯變化，且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低碳政策試點實施確實有助于提高企業環境績效。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1）

（2）剔除直轄市

直轄市具備優越的地理位置條件，通常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市場機制更為完善、產業結構布局相對合理，這為城市節能減排及低碳轉型創設了有利的先天條件與外部環境基礎。由此，作為一種市場激勵型非正式環境規制舉措，相比非直轄市，低碳政策試點對于直轄市內企業的環境績效激勵效應可能更加顯著。因此，本文對剔除天津、北京、上海、重慶4 個直轄市之后的企業樣本重新展開估計，結果見表3 列（5）至列（8）。根據研究結果可知，低碳政策試點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基本結論并未發生變動。

（3）更換回歸樣本

前文基準回歸分析中，將環境監管認證不足、環境管理能力薄弱、環境治理業績低下的企業環境績效設定為0，這種處理方式極有可能造成企業環境績效低估現象，從而對回歸結果準確性產生不利影響。對此，將績效為0的樣本剔除，重新展開回歸分析，結果見下頁表4列（1）至列（4）。不難發現，更換回歸樣本后基本結論仍未產生變化，表明前文研究結論穩健。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2）

（4）剔除行業影響

一般而言，工業企業在實際生產與經營活動中可能排放更多污染物，相比其他類型企業面臨環境或者社會風險的可能性也更大，更易出現環境負外部性特征。因此，相比其他行業中的企業，工業企業會面臨更高的環境政策關注度，這會倒逼企業在環境保護、環境治理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資本或技術要素，從而獲得更高的環境績效。若將工業企業同其他類型企業置于同一研究框架，則極有可能引發樣本自選擇問題。因此，本文進一步將全樣本中非工業企業樣本剔除，重新回歸，結果見表4 列（5）至列（8）。觀察可知，剔除行業因素影響之后，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促進效果依然存在。

3.3 異質性分析

為剖析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非對稱作用，本文聚焦產權性質、環境規制力度等多個層面展開異質性分析，揭示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影響的異質性特征。

（1）產權性質

將全樣本劃分為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兩類，檢驗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產權異質性影響，回歸結果見表5 列（1）、列（2）。不難看出，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系數均顯著為正，且低碳政策試點對非國有企業環境績效的改善效果更明顯。這可能是由于國有企業更易獲取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相關人才和技術等資源要素，以及政府部門稅收優惠扶持，因此面臨的環保問題和環境治理阻礙相對較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低碳政策試點實施對企業環境績效的賦能效應。而非國有企業環境保護與治理過程中本身就存在融資約束、資源要素緊缺等桎梏，亟須借助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化解環境污染難題，對低碳政策試點的積極響應程度更高，故在影響程度上更高。

表5 產權異質性、環境規制力度異質性與行業異質性檢驗結果

（2）環境規制力度

各地環境規制貫徹落實程度不同會對當地企業環境績效產生明顯的差異化影響。本文借鑒游達明和李琳娜（2022）[21]的做法，采用各地區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在GDP 中的占比表征地區環境規制強度。具體而言，按照均值劃分為高低兩組，并同企業注冊地址進行匹配，把全樣本細分為強環境規制與弱環境規制兩組，表5列（3）、列（4）報告了相應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相較于環境規制較弱的地區，在環境規制較強的地區，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其轄區內企業的環境績效影響作用更大。

（3）“兩高”企業

一般而言，高能耗和高排放行業（以下簡稱“兩高”行業）通常是環境規制過程中的重點監管對象。低碳政策試點可以通過發揮政策“倒逼”效應，將“兩高”企業置于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焦點位置?！皟筛摺逼髽I為獲取更多稅收優惠政策，會更積極地踐行節能減排原則，在環境保護與環境治理過程中投入更多人力與資本，促進自身環境績效逐步提高。本文借鑒文獻[22]，將玻璃、造紙、化工、燃料原料加工、火電、水泥等行業內上市企業視作“兩高”企業，其余上市企業視作非“兩高”企業，分組進行回歸分析，表5 列（5）、列（6）報告了相應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相較于非“兩高”企業，低碳政策試點對“兩高”企業環境績效具有明顯更大的正向影響。這意味著低碳政策試點實施對“兩高”企業的正向激勵效應更強。

（4）產業異質性

因生產經營理念、環保要求、產品屬性、工藝流程等方面存在差異，不同類型產業在實際生產過程中呈現的環境負外部性明顯有所差異，這致使企業環境績效出現異質性特征。借鑒李曉紅和金正賢（2023）[23]的做法，依據生產要素密集程度將樣本企業劃分為資本密集型企業、技術密集型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探察低碳政策試點實施對企業環境績效的產業異質性影響。下頁表6 列（1）至列（3）報告了相應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低碳政策試點實施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在不同生產要素密集程度的企業間表現出異質性，其中，對資本密集型企業的正向影響效應最大，對技術密集型企業的正向影響效應其次，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正向影響效應最小。其原因可能是，資本密集型企業因不斷擴張生產經營規模而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為了獲取政府部門提供的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更有動機樹立環保形象，以此獲得政府部門的財政資本投入與稅收優惠扶持，因此這類企業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影響較其他企業更大。而勞動密集型企業因其生產經營模式本身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故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影響的程度較低。

表6 產業異質性與地區異質性檢驗結果

（5）地區異質性

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間的產業體系、經濟發展水平等差異較大，本文按企業注冊地址將全樣本細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展開地區異質性分析，表6列（4）至列（6）列示了相應的估計結果?？梢园l現，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系數均顯著為正。其中，中部地區低碳政策試點變量的估計系數值最大，西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最小。其原因可能是，中部地區內分布著大量重工業企業，其能源需求和碳排放較其他企業更大，在全面推進經濟社會綠色轉型升級的壓力下，當地企業面臨更大的融資約束，因而對綠色低碳政策的激勵更敏感，故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提升作用更顯著；西部地區綠色發展機制完備程度、綠色技術研發應用程度較東部和中部地區均較為滯后，導致政策實施的激勵效應略低于中部地區；而東部地區內不僅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本、技術、體制機制等綠色發展資源要素，還有相對龐大的金融市場體量與融資渠道。這使得當地企業因獲取政策性扶持而提高環境績效的積極性大幅下降，抑制了低碳政策試點實施效果發揮。綜上所述，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存在明顯地區異質性特征。

3.4 中介效應檢驗

本文從綠色技術創新角度出發，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分析低碳政策試點實施影響企業環境績效的中介機制。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式（4）中，GTI代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采用企業專利申請數量衡量。此外，通過構建Sobel 統計量檢驗中介變量系數，公式為，其中，σa、σb分別代表對應系數標準誤。進一步，通過公式a×b/c計算出中介效應占比，其中a代表低碳政策試點與中介變量的估計系數，b代表中介變量與企業環境績效的估計系數，c代表控制中介效應之后低碳政策試點與企業環境績效的估計系數。具體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及中介效應分解結果見表7及表8。觀察可知，表7列（1）為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效應，低碳政策試點回歸系數明顯為正，表明低碳政策試點會提高企業的環境績效。列（2）為低碳政策試點對中介變量的影響效應，低碳政策試點回歸系數明顯為正，表明低碳政策試點會推動綠色技術創新，這一結論同前文理論分析相吻合。列（3）控制了綠色技術創新后低碳政策試點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高會促使企業環境績效不斷改善。表8 結果顯示，綠色技術創新中介機制的z 統計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中介效應占比為2.7882%，這充分表明綠色技術創新是低碳政策試點作用發揮的有效途徑，政策實施可以通過推動綠色技術創新改善企業環境績效。

表7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表8 中介效應分解結果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將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作為準自然實驗，實證檢驗低碳政策試點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結果顯示：低碳政策試點實施后，試點區內企業環境績效明顯提高。具體而言，低碳政策試點產生的內部激勵作用驅使企業持續加大環境保護與環境治理方面的投入，帶動企業環境績效不斷提升，且這一結論經PSM-DID、剔除直轄市、更換回歸樣本等方法檢驗后依然成立。異質性檢驗結果顯示，低碳政策試點的政策效應對不同產權性質企業、不同環境規制力度地區企業、“兩高”企業、不同生產要素密集程度企業以及不同地區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特征。中介效應檢驗發現，綠色技術創新是低碳政策試點影響企業環境績效的部分中介機制。

結合上述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第一，設計頂層，充分發揮政策激勵作用。低碳政策試點能夠加大企業環境保護力度、改善企業環境治理行為，促進企業環境績效提高。鑒于此，政府部門應實施差異化、動態化低碳試點策略，對重點行業進行敞口管理，不斷提高綠色資源配置效率與能力。同時，進一步強化低碳政策試點的正面激勵作用與風險防控機制，激發企業綠色轉型升級的內生動力，充分釋放政策對環境的激勵效應。第二，筑牢根基，持續完善政策配套措施。低碳政策試點在部分地區、行業及企業的環境保護、環境治理激勵作用并未得到全面發揮。對此，政府部門應不斷探索和實踐低碳政策試點，立足企業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的不同需求特點，持續完善與其相關的配套措施。在此基礎上，逐漸推進由點及面的環境保護與環境治理約束機制，延展低碳政策適用范圍，逐步打破不同地區、不同政策、不同產業和不同產權間的壁壘，緩解低碳政策效應本身的不對稱性。第三，多維發力，釋放參與主體能動效應。實證研究表明，低碳政策試點實施有利于提升企業環境績效。特別是“高污染”與“高排放”企業應當主動肩負起環境保護的責任，積極展開環境治理。應持續加大對綠色低碳技術創新研發與應用的投入力度，提高企業節能減排控碳的綠色生產能力和生產效率，逐步樹立起良好的環保聲譽，進而獲得更多的政府部門政策扶持，協同推動企業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