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郭 巍，馬孝月，崔青青，孔瑞芳

（1.河南輕工職業學院體育部，鄭州 450008；2.河南大學a.體育學院；b.經濟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4）

0 引言

當前，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已成為我國經濟的核心增長極之一。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統計，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然達到50.2 萬億元，在五年內增長了約60%。由此可見，數字經濟的發展勢頭迅猛，是我國經濟增長和產業高質量發展重要的動力源[1]。作為實體經濟的一部分，體育產業與數字經濟的融合發展也是政府關注的重點。2019 年《體育強國建設綱要》提出，加快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體育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數字經濟與體育產業深度融合，是助推我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2]，也是助推我國體育強國建設的新引擎。那么，數字經濟所帶來的“數字紅利”將會如何影響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對不同區域與發展條件的省份的促進作用是否存在差異性？對上述問題的研究，不僅能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學的參考依據，而且在當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體育強國建設的雙重背景下，對探究數字經濟引領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適應新時代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界圍繞數字經濟影響高質量發展也展開了豐富的研究，但其中只有少部分關注到了數字經濟與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且大多都是從理論上對這兩種關系進行闡述。在數字經濟宏觀層面，數字經濟能從增加生產要素供給[1]、優化資源配置[3]、提高全要素生產率[2]方面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在數字經濟中觀層面，數字經濟能從促進體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4]、推動體育產業跨界融合方面賦能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在數字經濟微觀層面，數字經濟能通過驅動體育企業產生規模經濟效應、范圍經濟效應、長尾效應[5]，提高體育企業競爭力，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2]。關于量化研究數字經濟影響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目前僅有阮鈺等（2022）[6]的研究涉及，但該研究只是對數字經濟及數字經濟子系統影響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做了檢驗，并未涉及影響機制的檢驗，這說明數字經濟影響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具體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鑒于此，本文在構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根據2014—2020 年我國14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構建面板回歸模型，考察數字經濟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制，并進行異質性分析。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

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技術和新模式，為體育產業提供了智能化解決方案[3]。首先，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數字技術生產并應用智能化產品、提高信息交換效率以及兩種方式的組合直接或間接促進科技創新，從而更好地發揮數字經濟的強滲透性作用，賦能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7]。其次，互聯網、5G、大數據等數字技術與體育產業的融合正在改變著體育產業管理、運作和競爭的各個方面。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數字科技有效的數據積累和價值挖掘提升體育產業的服務質量與產品創新能力、降低體育產業成本[2]，賦能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最后，數字經濟通過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打破傳統的要素配置方式，對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傳統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提高體育產業的生產和管理效率，促進體育產業在產品、業態、模式等方面的創新，以數字化網絡平臺為媒介提供多樣化的線上體育服務和產品，為體育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提供新的動力引擎[3]。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賦能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

1.2 數字經濟對體育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

數字經濟推動我國體育產業根據當前體育市場供求狀況優化調整體育產業結構。首先，數字技術以其強滲透性、無邊界性等特性連接多個場景，顯著改變了體育產品的制作流程，催生了新的體育子產業，引起體育產業內不同子產業比例的變化，從而推動體育產業結構的優化[3]。其次，數字技術打破了體育產業的傳統限制與行業邊界，這促使體育產業通過“互聯網+體育”模式與其他行業進行跨界融合，并產生新產品、新市場和新業態，進而影響消費者的需求偏好和需求等級，促使體育產業結構根據新需求進行調整升級[4]。最后，結合配第-克拉克定理，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和第三產業轉移，表現在體育產業中，即勞動力逐漸從體育制造業向體育服務業轉移，這一現象改變了體育產業的結構，促進了體育產業結構根據現實需求進行優化調整，也為體育產業提供了新的增長點。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數字經濟通過促進體育產業結構合理化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

1.3 數字經濟對體育產業競爭力的影響

競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存活模式，數字經濟通過優化體育產業結構、加速體育產業內部和體育產業之間的融合提升體育產業競爭力，為體育產業賦能[2]。首先，數字資源稟賦作為國家的核心競爭力，通過加快數字生產要素在體育產業資源配置中的流通對體育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升級。這種運行方式在改變傳統體育產業經營模式的同時，還提升了體育產品、服務等方面的質量和競爭力，從而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績效，進而進行新一輪的服務和產品創新，由此形成良性循環[8]。其次，數字經濟以其廣泛滲透和無界限特性，促進了體育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跨界融合，為傳統體育產業提供更具創新性和吸引力的產品和服務，使得傳統體育產業的市場競爭力激增[6]。最后，體育產業數字化轉型有效削弱了體育資源在線下分配帶來的信息不對稱風險，使體育產業買方和賣方之間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得以緩解，實現了體育資源在需求方和供給方之間的高效合理分配，增強了體育產業的競爭力。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數字經濟通過提高體育產業競爭力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構建

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構建如下基準回歸模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時間。Quality表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DE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其系數α1從平均意義上衡量了數字經濟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Control為控制變量集合。μi為省份固定效應，vt為年份固定效應，μi×vt為省份和年份的交互固定效應，εit為影響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其他隨機因素。

2.2 變量說明

2.2.1 被解釋變量：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Quality）

本文充分考慮體育產業數據的可得性，參考阮鈺等（2022）[6]的做法，從體育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結構高級化兩個一級指標層面建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其中，體育產業結構合理化反映的是體育各子產業之間的協調程度，同時也關注整個體育產業結構與市場需求、技術進步、資源分配等多個方面的適配程度，反映體育產業結構質的提升；體育產業結構高級化則是從數量角度衡量體育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演進的過程，反映的是體育產業結構量的高度。具體指標的選擇如表1所示。并通過熵值法將標準化后的6個具體指標處理得到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

表1 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2.2 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

本文借鑒趙濤等（2020）[9]的研究，從互聯網發展和數字普惠金融兩個角度建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并通過熵值法計算標準化后的5個具體指標的綜合得分。

表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本文選擇熵值法計算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具體步驟如下：

步驟一：指標選取。設有t個年份，n個省份，m個指標。xijk表示第i年，第j個省份，第k個指標的值。

步驟二：標準化處理。指標均為正向指標，所以其標準化公式為：

需注意的是標準化后的指標值均加了一個極小的偏移量（0.00001），以避免零值的出現。

步驟三：計算指標的比重。

步驟四：計算第k項指標的熵值。

步驟五：計算第k項指標的信息效用值。

步驟六：計算第k項指標的權重。

步驟七：根據權重計算中國各省份每年的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得分。

2.2.3 控制變量

本文進一步控制了可能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的變量，具體如下：經濟發展水平（lngdp）：借鑒阮鈺等（2022）[6]的做法，用各省份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來衡量；政府干預程度（lngov）：鑒于地方政府對體育產業重視程度越高、支持力度越大，越能推動地方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本文用各省份文化、體育與傳媒財政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的對數來衡量；經濟增長水平（gdprate）：經濟總量的增長水平影響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本文用各省份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衡量；科研投入支出（lnsci）：本文用科學技術支出的對數衡量；城鎮化率（urb）：城鎮化水平越高，基礎設施的建設程度越高，對體育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越大，本文用各省份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衡量。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描述性統計

2.3 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數據來源于多個數據庫。其中，體育產業指標數據來源于各省份體育局官網、各省份統計局、各省份統計年鑒、Wind數據庫、會議紀要等。但在進行數據搜集時發現，部分中西部地區體育產業和體育服務業數據缺失較為嚴重。因此本文參考阮鈺等（2022）[6]的做法，選取2014—2020 年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具有代表性的14 個省份（具體包括上海、四川、安徽、山東、廣東、江蘇、河北、河南、浙江、湖南、福建、貴州、遼寧和重慶）的相關數據衡量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指標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報告?？刂谱兞繑祿碓从凇吨袊y計年鑒》。針對缺失數據，本文通過插值法進行插補處理。最后獲得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具有代表性的14 個省份2014—2020年共計98 個樣本，并處理為平衡面板數據。為保證數據的可比性，本文所用到的全部名義變量均使用以2014 年為基期的價格指數進行平減處理。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表4 報告了數字經濟影響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結果。所有回歸結果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以及省份和時間的交互固定效應。表4 列（1）和列（2）至列（4）分別為未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此外，為保證估計結果的穩健性，表4列（2）至列（4）分別報告了采用普通標準誤、穩健標準誤和省級層面的聚類穩健標準誤的估計結果。結果表明，無論采用何種標準誤，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系數均為0.546，說明數字經濟顯著提升了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3.2 穩健性檢驗

3.2.1 重新測算核心解釋變量

由于不同的衡量方式可能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因此，本文通過替換核心解釋變量進一步檢驗估計結果的可靠性。借鑒劉軍等（2020）[10]的做法，綜合14 個測度指標，形成了一個新的評價指標體系，并利用熵值法計算出各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newDE），作為新的核心解釋變量加入式（1）中進行重新回歸。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系數顯著為正，則本文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根據回歸結果（略）可知，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后的估計結果與預期一致。

3.2.2 內生性問題及處理

考慮到內生性問題對本文研究結果可能造成的影響，本文借鑒陳文和吳贏（2021）[11]的做法，選取同年度除本省份外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作為工具變量。從理論上講，工具變量應該滿足相關性和外生性。本省份與其他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滿足相關性條件；但其他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本省份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沒有聯系，滿足外生性條件，符合工具變量的要求。兩階段最小二乘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被省略，但工具變量檢驗結果顯示通過弱工具變量檢驗以及不可識別檢驗；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基準回歸結果依舊成立。

3.2.3 縮尾處理

為避免異常值的影響，本文對所用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s尾后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存在積極影響的結論仍然是穩健、可靠的。

3.2.4 剔除直轄市

直轄市因其特殊的行政地位，導致其在經濟、資源、文化、技術上具有先天優勢，與其他省份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將其剔除后重新進行回歸，以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12]。本文所用14個省份的樣本中包含兩個直轄市（上海和重慶），可見，在進行剔除直轄市處理后，仍得出和基準回歸結果相一致的結論。

3.3 異質性分析

3.3.1 區域異質性

由于中國各地區自然資源的差異，數字經濟和體育產業的發展在區域分布上都呈現明顯的異質性特征[9]。各區域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也驗證了這一觀點，這為后續區域異質性分析提供了基礎。表5中的回歸結果顯示，相較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的數字經濟能顯著促進體育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這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在基礎設施、技術水平、產業基礎等方面具有優勢，更有助于充分釋放數字經濟活力[9]；相反，中西部地區經濟結構滯后，傳統產業占比較高，可能導致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被抵消。

表5 區域異質性檢驗結果

3.3.2 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

為考察數字經濟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差異性影響，本文借鑒袁冬梅等（2023）[13]的做法，將各省份人均GDP 小于該指標中位數的地區定義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反之，定義為經濟發達地區。由表6列（1）、列（2）可知，在經濟發達地區，數字經濟對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然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對體育產業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這可能是由于經濟發達地區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高質量的人才、有力的政策和財政支持等，這些因素加速體育數字市場形成，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起到助推作用。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基礎設施不完善、本地市場需求有限，數字經濟對于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推動效果。

表6 經濟發展水平和文體財政支出異質性檢驗結果

3.3.3 文體財政支出力度異質性

財政支出作為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在支持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4]。本文將各省份文化、體育和娛樂財政支出小于該指標中位數的地區定義為文體財政支出力度小的地區，反之，定義為文體財政支出力度大的地區。表6 的列（3）、列（4）結果顯示，在文體財政支出力度大的地區，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文體財政支出力度小的地區，核心解釋變量系數雖然也為正，但其影響系數較文體財政支出大的地區小?？赡艿脑蚴?，文體財政支出力度大的地區相較于文體財政支出力度小的地區，通常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支持數字經濟發展，使這些地區優先產生數字經濟效益。

4 作用機制檢驗

4.1 技術創新水平的作用機制

從理論上看，數字經濟能夠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進一步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本文借鑒唐未兵等（2014）[15]的做法，采用R＆amp;D內部經費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機制變量衡量技術創新水平，并參考范子英和趙仁杰（2019）[16]的做法，將基準模型的被解釋變量替換為機制變量，檢驗技術創新水平提升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根據下頁表7列（1）的估計結果可知，數字經濟顯著提升了技術創新水平，最終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假設1得到驗證。

表7 數字經濟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機制分析結果

4.2 體育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作用機制

由理論分析可知，體育服務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為體育產業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點。本文參考任波和黃海燕（2020）[17]的做法，采用體育服務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衡量體育產業結構合理化。根據表7的列（2）估計結果可知，數字經濟顯著優化了體育產業結構，進而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因此，假設2得到驗證。

4.3 體育產業競爭力的作用機制

在體育產業競爭力測算方面，本文參考盧金逵等（2009）[18]的做法，考慮數據可得性，在人口方面，選取城鎮人口占比和普通高校在校學生變量；在經濟方面，選取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人均GDP、人均GDP 增長率、第三產業產值和地方財政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變量；在體育產業方面，選取體育彩票銷售額變量；在相關產業與政府投入方面，選取旅游業營業收入和文化體育與傳媒財政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變量，構建衡量體育產業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熵值法對體育產業競爭力進行測算。根據表7列（3）的估計結果可知，數字經濟能夠顯著提高體育產業的競爭力，假設3得到驗證。

5 結論與建議

在體育強國建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重背景下，數字經濟如何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是學術界亟須探索的問題。本文在構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根據2014—2020年我國14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運用面板回歸模型進行實證檢驗。主要結論如下：第一，數字經濟顯著推動了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這一結論在進行多項穩健性檢驗后依舊成立。第二，異質性分析發現，數字經濟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在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和文體財政支出力度大的地區更顯著。第三，數字經濟主要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合理化體育產業結構和提升體育產業競爭力，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首先，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體育產業發展提供硬件技術支持。其次，差異化實施數字經濟戰略，推進體育產業協調發展。對于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應充分利用經濟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帶來輻射帶動效應，引進先進的數字體育技術和經驗，加快體育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進程；對于財政支出少的地區應加大政府財政支持力度，以支持體育產業創新和體育市場體系建設，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再次，提升技術創新水平，充分重視技術創新在數字經濟與體育產業之間的橋梁作用。最后，加快數字經濟與體育產業融合，提升體育產業競爭力和產業結構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