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構建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學科知識體系

尹鑫/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

新興交叉學科不僅正在成為我國科技創新的重要驅動力，并不斷催生新的學科生長點和新的科學前沿[1]，也已成為我國面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圍繞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高質量發展訴求，推動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選擇。時下，交叉學科建設是我國第二輪“雙一流”建設的突破口[2]。檔案學具有較為明顯的交叉性特征[3]。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清華大學時強調了建設交叉學科的重要性。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4]。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檔案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指明了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這一新方向。

1 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學科知識體系的范疇

1.1 跨一級學科交叉知識體系的范疇

1.1.1 跨一級學科社會科學交叉知識體系的范疇。檔案學與跨一級學科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交叉主要體現在其與哲學、歷史學、法學等學科的知識交叉。

其一，在檔案學與哲學的知識交叉方面，哲學能夠為檔案學提供思想或方法論上的指導，幫助檔案學更好地認識學科發展的普遍規律和特殊規律。哲學方法可以為檔案學方法研究提供啟示，例如，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推動了以檔案價值本體論、認識論、實現論為主要內容的檔案價值論[5]的形成和發展，對于發現和闡釋檔案價值現象、本質及其運動規律具有啟示意義。檔案價值論的形成與發展是檔案學與哲學知識體系的交叉的主要代表領域。

其二，在檔案學與歷史學的知識交叉方面，首先，檔案真實、客觀地記載和呈現了中國特色歷史智慧，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中國正史（24史）主要利用官府檔案修成，中國本紀、世家、傳、表、書（志）體裁源于歷史檔案編纂成果。其次，歷史檔案也是現代計量史學得以形成和發展主要依托。再次，孤證不立原則作為歷史考證的總體原則，影響檔案的鑒辨原則，同時，檔案的鑒辨方法傳承了中國古代以來較為發達的傳統辨偽學的特色元素，有助于澄清歷史，賦能歷史研究。歷史文書學、檔案文獻編纂學、中國檔案事業史學科知識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是檔案學與歷史學知識體系的交叉的主要代表領域。

其三，在檔案學與法學的知識交叉方面，首先，檔案是刑法、刑事訴訟法、證據法學重要的研究樣本。由于刑事領域的證據只有在滿足證據規則的前提下，才能成為定案證據，而檔案具有真實性、客觀性特征，新技術條件下的檔案數據的客觀性特征有助于保障刑事證據制度客觀證明標準的堅守及具體內容的細化。同時，檔案數據的唯一性特征有助于保障刑事證據制度舉證責任分配的具體證據實際操作程序，滿足證據規則對于定案證據的客觀需求。其次，刑法與刑事訴訟一體化為代表的刑事一體化的發展，促進了刑事證據的筆跡鑒定學與檔案鑒辨學的知識交叉。再次，檔案數據的采集、處理、使用過程中涉及的歸屬權、知識產權控制權、使用權、隱私權、算法解釋權、數據可攜權、數據刪除權體現了檔案學與民法學、個人信息保護法學、數據法學的知識交叉。檔案作為證據的采納規則、采信規則及其證明責任與證明標準的判定問題、司法檔案系統存證問題、檔案數字藏品利用中的知識產權問題等是檔案學與法學知識體系的交叉的主要代表領域。

1.1.2 跨一級學科自然科學交叉知識體系的范疇。檔案學與跨一級學科自然科學知識體系的交叉主要體現在其與信息科學的知識交叉。由于檔案是社會信息交流的媒介，信息科學影響著檔案館文獻構成、基礎設施、技術裝備、業務模式、存在形態，也影響著檔案信息管理方法。例如，在檔案信息檢索、機器翻譯、要素抽?。麑嶓w識別）、文本生成、文本自動分類、文本摘要、機器問答等業務環節中應用NLP技術，可以提升相關業務環節的辦理效率和準確度。從歷史發展來看，世界范圍內對于信息科學的關注可以追溯至1946年第一臺大型電子數字計算機的誕生。我國檔案學界對信息科學的關注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20世紀80年代時，我國檔案學界根據對計算機基本類型、基本結構、程序設計等方面的研究，將檔案的著錄標引、分類標引、主題標引融入檔案計算機管理，并據之發展出檔案數據存貯技術、檔案數據庫、機讀檔案概念及內容體系[6]。20世紀90年代，借助計算機對于信息的自動處理功能，在逐漸發展的信息論、控制論、神經學科等探索和模擬人的感覺與思維過程的科學方法論的指引下，智能模擬技術和多媒體技術逐漸融入檔案計算機學領域[7]，催生了數字檔案、影像檔案、聲音檔案等信息形態檔案的產生及發展，促使檔案管理由靜態向動態發展，促進了檔案信息交換與資源共享，并促使計算機技術在檔案鑒辨、分類、檢索、編研、保護等領域的應用及相關知識體系的發展。1992年9月6日至11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辦的第12屆國際檔案大會圍繞“信息時代檔案工作者的職業”集中討論信息時代對檔案工作者的影響以及如何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進入新世紀后，數據科學的發展為檔案信息化建設、電子文件的長期保存與長期可讀、數字人文的發展提供了新機遇，例如，借助數據科學的理念和方法可以實現檔案數據的遠讀和細讀、在檔案數據基礎設施建設中運用區塊鏈技術，可以提升檔案數據可信性和業務運行效率，實現機器信任。

1.2 一級學科交叉知識體系的范疇

1.2.1 檔案學與圖書館學交叉學科知識體系的范疇。檔案與中國古代以來圖書典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中國古代圍繞圖書辨偽形成了檔案文獻辨偽的完善的知識體系。20世紀初期，在信息技術革命的影響下，圖書館學新分支學科呈現突出的交叉性特征，表現出現代信息技術與圖書館學理論相結合創造出交叉發展的學科優勢[8]。圖書館與檔案館皆是國家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和社會記憶機構。首先，圖書館哲學作為普通圖書館學的核心，可以在邏輯起點、邏輯中介、邏輯終點三個方面與檔案學的知識體系實現交叉融合。其次，在中國古代檔案管理實踐與圖書管理實踐交叉融合的基礎上，中國現代檔案學與圖書館學的交叉學科知識體系主要體現在圖書館文獻管理學、用戶管理學、數據管理學等方面。

其一，由于文獻是圖書館與檔案館的主要收藏客體與基礎資源，檔案學與圖書館文獻管理學的知識交叉主要體現在文獻形成、著錄、編目、組織、整理、發布、保存、存取、排列、傳遞、保護等方面。例如，圖書館書目控制理論與檔案分類理論的知識交叉。圖書館文獻資源布局、文獻集中編目、文獻信息網絡建設、數字圖書館建設、藏書貯存系統建設需融入檔案學知識。

其二，由于用戶構成圖書館與檔案館學術服務的主要對象，圖書館科技查新、專利查新、定題信息服務、流通推廣、閱讀推廣、文獻檢索 、公共查詢（OPAC）與檔案用戶研究、檔案利用存在的知識交叉。例如，圖書館學的讀者調查法與檔案學的利用者調查法存在知識交叉。再如，圖書館的書目知識教育、閱讀推廣教育與檔案分類教育、檔案用戶教育存在的知識交叉，并持續推進圖書館與檔案館作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文化教育職能的履行。

其三，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文獻信息及其發展規律成為圖書館學與檔案學共同的研究對象，以計算機可讀信息、多媒體信息、數據庫信息、虛擬信息等為主要類型的文獻信息資源影響著圖書館與檔案館的管理模式、服務方式、組織形式、組織結構、社會效益，促使數據的收集、存儲、建構、共享、交流、組織、控制、利用、分析、增值、創新、評價、治理等成為圖書館數據管理與檔案數據管理知識交叉的主要領域，并持續促進圖書館與檔案館數據的有效流轉與數據的業務價值的提升。

1.2.2 檔案學與情報學交叉學科知識體系的范疇。中國特色情報學建設覆蓋科技、文化、經濟、醫藥、生態、安全、國防、軍事等領域的大情報學學科體系的[9]需求，客觀上促進了情報學知識體系與同中國特色歷史、文化、國防、軍事、經濟等學科具有廣泛而深入的知識交叉的檔案學學科知識體系的交叉融合。在具體語境下，檔案學與情報學交叉學科知識體系的范疇主要表現在服務國家安全與國家治理、服務國家科技工作發展、服務國家學術文獻資源建設等方面。

其一，在服務國家治理與國家安全方面的知識交叉方面，首先，由于情報學是具有決策支持能力的學科，其學科建設的目標定位在于成為國家安全與發展中的“耳目、尖兵、參謀”，而檔案學具有記錄國家歷史的重要價值。在中國古代，檔案一方面在國家運行中充當權力運行的載體和決斷事務的依據，另一方面充當統治者文化統治和思想教化的政治工具[10]。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檔案工作是維護黨和國家歷史真實面貌的重要事業，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支撐[11]，檔案學與情報學在服務國家治理方面存在知識交叉。其次，新時代情報學教育的使命向培養國家安全領域的情報人才拓展，以服務國家政治安全、國土安全、主權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網絡安全、信息安全等領域，而檔案安全是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表現，隨著新《檔案法》“檔案安全”條款實現從檔案實體安全到檔案信息化安全、從檔案結果安全到檔案過程安全、從檔案單一監管到檔案體系監管的三大轉型[12]，檔案學與情報學在服務安全建設方面存在知識交叉。

其二，在服務國家科技工作發展方面的知識交叉方面，我國情報學起源于科技情報工作，早期科技情報工作與科技文獻密切相關，并且情報學的理論、方法、技術主要圍繞科技情報工作流程進行深入探討。我國科技檔案管理學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是積累科技經驗、進行科技儲備的手段[13]，能夠有效服務我國科技生產建設。

其三，在服務國家學術文獻資源建設方面的知識交叉方面，作為研究事實（事件）、數據、信息、知識的產生及其有效收集、組織、存儲、傳遞、轉換和利用規律，并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將之進行分析、合成、發現和決策[14]的情報學，與作為文獻服務提供學科、科研過程支持學科、國家文化軟實力重要支撐學科的檔案學[15]存在知識交叉。

1.3 檔案學分支學科知識交叉的范疇

檔案學的應用型學科與實踐性學科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交叉學科屬性。檔案學分支學科中體現知識交叉的范疇主要表現在檔案信息化領域。檔案信息化是檔案學領域與哲學、數字人文、信息科學等學科實現密切知識交叉的代表性領域，通過對大體量的檔案信息和檔案數據進行分析，并基于具體檔案現象，處理與其關聯的所有數據，進而發現規律、優化檔案管理流程、完善檔案信息網絡。其與哲學的知識交叉，表現在遵循哲學唯物辯證法的聯系觀，對傳統檔案載體的記錄方式加以發展，實現以數據形式記錄檔案信息并分析信息之間的相關關聯；其與數字人文的知識交叉，表現在可以為數字人文內容研究筑牢前端技術基礎，通過將檔案的電子形態轉換為可識別的文本與可分析的數據，為人文研究提供大體量的數據來源，并運用檔案數據，佐助人文研究全景呈現其歷史源脈、相關關系、全局關系；其與信息科學的知識交叉，表現在通過對檔案數據進行結構化和量化分析，在吸納和轉化計算思維的同時，從檔案這一具體領域為信息科學發現問題與推進科學進展提供土壤。

2 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知識體系的發展特點

由于檔案學與跨一級學科、一級學科存在廣泛而深入的知識交叉，其分支學科也存在密切的知識交叉關系，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學科知識體系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外部銜接與內部融貫相結合、理論構建與實踐演進相結合、人文驅動與技術驅動相結合等特點（如圖）。

2.1 外部銜接與內部融貫相結合

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知識體系內部融貫外部銜接特點，主要依據檔案學與跨一級學科、本一級學科、各分支學科內部在研究問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務、知識客體等方面的交叉所形成的縱橫聯動、多維融合的理論和實踐知識體系。例如，在檔案學銜接一級學科圖書館學的知識交叉研究方面，首先，在理論層面，由于檔案作為重要史料來源，在其基礎上形成與發展的檔案學知識體系具有獨特的歷史智慧，可以賦能書籍生產、流通、閱讀等方面在內的書籍史研究，進而為更新書籍觀、出版觀、閱讀觀，促進圖書館學史研究與理論圖書館學研究。其次，在實踐層面，由于數字環境下書籍文本的開放性、網絡性、動態性得到進一步釋放和顯現，數字時代檔案信息化、檔案數據化的發展可以賦能圖書文本的數字編輯、圖書整序、圖書館數據的抽取、轉換、映射、加載、編排、存儲、建模、利用、交互、集成、保護等，推進圖書館實踐發展。

2.2 理論構建與實踐演進相結合

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知識體系理論構建與實踐演進相結合的發展特點主要表現在檔案保護技術學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演進、檔案文獻編纂學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演進、文書學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演進等方面，特別是表現在特色學科實驗中對理論構建與實踐演進的結合。例如，在檔案保護技術學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演進方面，由于檔案保護技術學具有較強實踐特征，通過在課堂教學環節設置實驗課程，采用中國傳統師承形式，開展物理測試、化學測試、測試生物學、光學測試等實踐教學，如設置具有學科特色的紙張鑒定、微生物觀察、修復等實驗課，并設置實驗報告環節，推進保護理論的構建與實踐演進。例如，通過對西藏地區收藏的貝葉經檔案開展的主要病害診斷及修復實踐，并將活動病害修復技術的理論研究與具體修復病害的實踐經驗相結合，進而得出貝葉經修復應以安全、穩定、成熟的技術為基本保證的主要結論[16]，在完善實踐修復技術方案的基礎上，推進貝葉修復理論的發展。再如，西域文書作為我國珍貴的出土古代文獻，記載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西域歷史與文化的發展軌跡。通過開展對西域文書的外觀調研和內部檢測等學科實踐，可以在為全方位開展西域文書修復保護提供理論依據的同時，推進風險分析實踐方法的進一步完善[17]。又如，面向推進數字人文理論及實踐發展的聲像檔案信息資源組織利用[18]，通過在實踐層面借助數據關聯技術強化聲像檔案資源間的關系，結合信息科學的相關理論，可以在推進數字人文理論發展的同時，創建可以促進人文研究的數據集或大規模結構化數據，并提供新的聲像檔案查詢與呈現方式。

2.3 人文驅動與技術驅動相結合

圖 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知識體系的發展特點理論模型

信息技術的發展為具有深厚歷史文化積淀的檔案學實現人文驅動與技術驅動提供了強大的引擎，在此背景下孕育與發展的數字人文學不僅實現了對檔案內容的進一步開發，也逐漸成為檔案學建設中新的學科增長點之一。在數字時代，出于保存文明成果、對抗失憶的需求，數字人文研究發展了數字記憶研究在多資源互補、多媒體連通、迭代式生長、開放式構建等方面的特點，在數字人文研究影響下推進的實踐項目具有典型的知識交叉屬性，例如，北京孔廟數字記憶項目結合數字藝術與數字技術的理念、工具和方法，基于對北京孔廟的歷史與文化的多維度結構化數字敘事，運用數字文化空間闡釋與傳承孔廟文化，體現了數據驅動賦能中國禮制文化活態傳承的發展特點。再如，“君從何處來——跨越千年的遷徙圖可視化”數字人文項目以編目工作中形成的7萬種家譜文獻及其提要式目錄數據，運用機器學習技術、設計事件本體，提取了家譜數據中記載的先祖名人遷徙事件，得到中國三千年歷史發展中包括永嘉南遷、靖康南遷、明初洪武大移民等在內的六大遷徙事件，體現了數據驅動賦能人文研究關聯化、可視化、交互化發展的特點。

3 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知識體系的未來建設方略

大國成長不僅需要技術革命支撐，而且需要哲學社會科學供給持久動力，中國作為世界范圍內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大國，需要在充分融合包括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在內的多學科知識，加快自主的交叉知識體系建設。建設中國自主的交叉學科知識體系，有助于檔案學實現基礎理論創新以及前沿科技突破，也能夠為檔案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帶來許多新的增長點，需要檔案學充分利用交叉學科建設和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建設機遇，圍繞交叉學科發展新的學科領域和學科方向，形成知識體系創新發展的新領域，在與世界先進知識體系互學互鑒的同時，提升學科創新能力，助力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

回顧歷史，檔案學與哲學、歷史學、信息科學等學科的知識交叉已經形成了具體領域和特定范疇。立足當下，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了“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提出由改革紅利驅動發展轉向主要由教育紅利、人才紅利、高質量發展紅利驅動發展的基本思路，為新時代新征程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知識體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基本方向。面向未來，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知識體系建設需要面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實現中國自主的檔案學交叉學科知識體系建設布局；面向學科話語建設需求，促進檔案學知識體系建設的跨界交叉融合；面向人才強國建設，構建中國自主的交叉學科人才培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