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群檔案對我國鄉村檔案自治的啟發

王露露/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Charles Jeurgens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

長期以來，中國的社群檔案研究處于引介西方研究的階段，部分試圖分析社群檔案在中國落地的文章，仍無法脫離西方自由主義的語境。理論上，社群深刻嵌入在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中，其本質不在于社群化管理思維，而在于所彰顯的檔案行動主義精神，因此，更適宜地將社群檔案定性為個體文化行為?；诖?，則可從中國與荷蘭的形式差異中跳出來，看到華人社群檔案呈現出的文化韌性，進而建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特色“社群檔案”，確立荷蘭華人社群檔案的對比研究價值。為了對此進行驗證，從2021年10月到2022年9月，筆者對荷蘭華人社群檔案建設情況進行了實地調研。同時，與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Charles Jeurgens教授分別從中國與荷蘭的視角出發，對 “社群檔案”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即便身處荷蘭社會，華人社群檔案仍保留了鮮明的家庭、祖籍地乃至中華傳統文化色彩，可以為我國社群檔案研究，尤其是鄉村檔案建設提供有益的參考。

1 我國語境下對“社群”的重構

建設中國社群檔案，必須先重構中國語境下的“社群”。理論上，檔案與社群在公理認知上并不一致，或者說，社群在某些情況下是“反檔案”的。在荷蘭乃至歐洲的認知框架下，檔案被賦予了“公開”[1]、有組織和長期保存的屬性，但對社群來說，檔案不一定要以有組織的方式進行保管，社群也不一定愿意開放給外界，更不一定愿意實現檔案長期保存。這意味著，“社群檔案”不強調檔案管理的穩定性，而是強調社群關系的穩定性。

從對社群的不同理解出發，國內檔案學界大多延展或者模糊化對檔案的定義，以包容社群的物質不穩定，重點關注“大檔案觀”“數字人文”等綜合概念。國外學界則更傾向于明確“檔案”的所指，將其與“文件”、遺產、一般物品等區分開。譬如，Andrew Flinn強調社群檔案的草根性，他認為，社群檔案是記錄和探索社群遺產（community heritage）的基層活動（grassroots activities），在這個過程中，社群參與（participation）、控制（control）和所有（ownership）是關鍵[2]。Michelle Caswell則從權利關系的角度強調了社群的自治權（autonomy），她重點區分社群與公共檔案機構合作是“為（for）”社群構建檔案，而自治權主張的是“與（with）”社群一起構建檔案[3]。Charles Jeurgens具體提出從（西方語境下）“主流”的完全自治、“代表性”的寄存保管以及委托給公共機構，或者介于三者之間等開展形式[4]。他的觀點進一步解放了社群檔案的定義，將“自治”的界定標準從歸檔行為提升到歸檔意識。

在本研究中，“檔案”指的是不可見意義（包括身份、記憶和感情等）被物化后的可見媒介，更強調出于個體情感寄托的“戀物”行為。此處，筆者提出最大程度尊重個體對于社群檔案的解釋權和控制權，不以研究者、管理者等（對社群內部成員而言）外來者姿態來評判社群檔案，即本研究所提出的社群檔案的定義“自治”。具體來說，“自治”包括以下特征：一是主觀性，必須由主體對某個有形或者無形的對象賦予意義，并由此認為有保存或者記錄（即“物化”）檔案的必要性。二是利用導向，社群檔案必須用于社群解釋過去或身份、強化情感聯系的實踐。三是草根性，社群檔案在來源上不排斥官方檔案，與“主觀性”相呼應，只要檔案的意義來自社群主體，任意檔案（包括官方檔案）都可被用來建構意義。

2 華人社群檔案的自治情況分析

在荷蘭，華人移民社群檔案攜帶著中國的傳統儒家觀念和鄉土觀，在西方倡導權利關系的社會語境下，受到了一定的啟發，由此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社群檔案，表1對調研對象進行簡單介紹。

2.1 以家庭為場域的社群檔案重構

移民社群處于顛沛流離的歷史與現實，身份上的懸浮帶來了檔案的稀缺性、脆弱性、斷代性和非物質與物質遺產并存等。印尼華人遺產中心的代言人Patricia Tjiook-Liem在采訪中提到：“很多人在移民時不得放棄許多家里的東西，只留下自己覺得重要的隨身帶走……即便他們到了荷蘭，也不得不寄居在一些非常狹窄的空間里，因而必須做出對物品的取舍?！贝颂幪岬降摹白约河X得重要的”“取舍”是人對檔案寄予情感的標志性動作。它的背后是通過對社群檔案的觀察，發現移民社群在取舍物品時具有規律性。在載體上，最常見的是照片，Karina Meeuwse、印尼華人遺產中心、Laura Chen、Fenmei Hu、Objects & Stories、Hehua Temple和Imagine IC所收集的檔案中都包含了照片。筆者認為，其原因可能包括：一是照片比較便于攜帶；二是家庭照片一般與自己或者親人有關，是記憶流傳、緬懷親人、追憶過去的重要載體。另外，照片可以傳遞清晰的視覺信息，Patricia Tjiook-Liem提到，在采訪社群成員時，“從家庭照片出發更容易講出自己的故事”。除了家庭相冊之外，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家居物品也成為華人社群的記憶載體，譬如，中式廚具、中餐館菜單、中式服裝、中文書籍等，Fenmei Hu所組織的社群空間中，很多是她特意從市場購入的二手家居物品。這些物品容易攜帶，也代表著個人關于家庭的記憶。

2.2 社群檔案的主體意志較強烈

與主流檔案相比，社群檔案的關鍵并非完成物理意義上的歸檔動作，而始于人在情感上主動賦予檔案某種私人化意義。其中，一些可能看似低效率的檔案開放利用模式也是合理的。在本研究中，社群的主體意愿被前置，這樣一來，檔案是否需要“被看見”就不再由外界所定義，對社群檔案“開放”的界定也交還給社群主體。具體來說，社群檔案的開放形式如下：一是構建社群文化交流空間。在這種形式下，檔案使普通的物理建筑空間轉換為特殊的社群文化空間。譬如，在鹿特丹華人遺產建筑Belvédère Verhalenhuis的大廳，華人移民社群的檔案被陳列展示在墻上，方便華人社群在該建筑內組織社群檔案展覽、中華美食工坊等特色的非遺活動。二是構建社群檔案公共空間。之所以稱其“公共”，是因為他們意圖面向公眾公開，而非社群內部的開放，具體形式包括網站、播客等。譬如，Objects & Stories、Laura Chen等所采取的是網站和博客的形式，由于是通過網絡傳播的，一般不會限制訪問，可以被搜索并即時看到，更具有公開性和陳列性。三是構建社群集體紀念空間。這里的“紀念空間”指的是檔案數字化匯編后形成的出版物。出版物與其他形式不同，不僅留存了社群檔案的數字化副本，還記錄了檔案背后講述人的故事。印尼華人遺產中心出版了《Een Foto Vertelt（A Picture Tell）》一書，以畫面和文字相配合的形式記錄了50個印尼華人家庭的移民經歷和故事。Patricia Tjiook-Liem提到該書在印尼華人群體內屬于“暢銷書”，很多個人家庭故事引起了社群成員的共鳴?？傊?，并非所有的華人社群檔案都是開放的，受組織形式影響，其開放程度、時效、范圍也不同。

表 荷蘭華人社群檔案項目基本情況

2.3 社群檔案的符號價值較顯著

社群檔案的符號價值建構，需要通過講故事才能完成。對此，Imagine IC、印尼華人遺產中心和Objects & Stories將其訴諸了采訪的形式，主要出現在有組織的華人社群中。對于以個人為單位的社群，以Laura Chen為代表，主要通過自我反思、與父親、祖父朋友進行交談以及查閱公共檔案等形式，來側面講述祖父的移民故事。對比上述兩種方式，可以看出，在不同社群內，講故事的方式、對檔案或遺產的界定是不一樣的。對于組織類社群而言，更依賴發起者所界定的主題或者語境，而對于個體類的社群而言，更依賴自我追問或者長輩對于社群（或家庭）檔案言傳身教。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群自治體制的不同，尤其對來自內陸省份的初代華人而言，更傾向于依靠嚴格的等級制度，由發起者來“發號施令”做出規定或提出要求，社群成員來提供或出借相應的檔案。譬如，荷華寺的社群檔案建設極度依賴發起者的“號令”，社群成員也更愿意去遵循發起者對于檔案的界定與要求，而非主動對檔案進行探索。在符號價值的實現中，大部分荷蘭初代華人的移民記憶具有創傷性，部分人甚至不愿意回憶過去，但關于家人的記憶卻是非常合適的切入點，Imagine IC和Objects & Stories都通過創造家的氛圍，來營造懷舊的表達情緒和舒適的對話氛圍。據策展人Tara介紹，其目的就是營造類似于家的熟悉感。

3.4 社群檔案的組織方式較多元

為實現充分自治，不同社群發起者都需要面向成員解釋檔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荷蘭華人社群在組織方式上較為多元?？傮w上，有組織社群檔案與無組織社群檔案的思路有所不同。其中，有組織自治方式包括2種：一是借助檔案維持關系和強化歸屬感，移民社群除了以祖籍為標簽之外，也容易受地理位置影響，譬如，Imagine IC面向的是居住在Bijlmerplein附近的華人社群，從地域出發的有組織檔案活動，首要目的是以物品為講故事的媒介，實現社群內的情感維系。Belvédère Verhalenhuis是以“故事屋”為定位，以檔案為故事媒介，為生活在鹿特丹的華人移民提供交流和對話的場所。二是將檔案作為華人歷史研究的工具。IISH、Imagine IC和印尼華人遺產中心等都屬于非公立的博物館或者歷史研究機構。Amsterdam city archives也是為了豐富阿姆斯特丹城市歷史記憶，才關注到華人移民檔案。在以個體或家庭為單位的無組織社群中，常見的思路是基于檔案進行自我反思和尋求認同。Laura Chen、Fenmei Hu、Minhong對于檔案的關注都來自對家庭與身份的質詢與反思。這種對家庭與身份的叩問，體現了親情或者思鄉之情被物化為檔案，承載了二代或三代華人對于家庭、身份、親情等主題的反思與追問，與華人在荷的復雜移民歷史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更加多元、層次豐富的社群檔案話語體系。

3 華人社群檔案對鄉村檔案自治的反思

中國正在發生大規模的城鄉融合，大批城鄉居民出現身份“懸置”、無歸屬感和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檔案作為可見物，被個體賦予的文化符號性越來越強，表現為檔案與身份之間的此消彼長關系，即當個體對于過去、身份認知愈加清晰、“不迷惘”時，對于物化的檔案依賴性會比較弱；反之，當個體開始懷疑自己的身份、詢問自我的定位時，則會對于物化身份的標識——社群檔案表示出更強的關注?；谏鲜鲆幝?，可以為我國鄉村社群檔案的建設提供參考。

3.1 以家庭為結構服務于鄉村文化振興

如調研結果顯示，荷蘭華人移民的社群檔案萌芽是在離開故土時，對某些物品寄予了鄉愁或者發生情感關聯。城鄉融合的發展趨勢，使中國的社會物理空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村民（進城務工）與市民（特色文化旅游）之間形成了較穩定的人口流動。這個過程與國際范圍內的華人移民類似，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的流動，都會伴隨著文化的交融與身份的反思。由此出發，鄉村文化振興戰略是社群檔案的重點服務領域之一。費孝通認為，中國的基本文化單位受農耕文明影響，與其說是互利的生活社區，不如說是男耕女織的經濟型家庭[5]。即說，農耕文化的內核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但是，當下在商業利益驅動下，鄉村文化振興更多表現千篇一律的人造古鎮，具有生活氣息的鄉村家庭檔案正在隨著城鎮化而流逝。因此，立足于中國國情，社群檔案應以家庭檔案為基礎單位，服務于鄉村經濟發展和人員流動治理。對于社群檔案的建設，應當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即并不排斥社群檔案的商業化開發，關鍵在于，宏觀上，遵循中國的城鄉文化發展的規律與趨勢，微觀上，遵循個體賦予某物情感依托的自主權利。

3.2 以個體的視角服務于民族身份認同

從荷蘭華人社群檔案的建設過程來看，家庭成員之間對于某物的繼承性，實際上像是一個可見的身份標識，啟發了二代或者三代移民對華人身份的認知和歸屬。實際上，對于中國處于城鄉文化融合的現況也有借鑒意義。西方語境下，公民與國家之間以權力與義務關系自處，與之截然不同，在中國，個體對民族與家庭的身份認知是分不開的，屬于傳統文化孕育出的社會集體“家國”情懷。由此，在城鄉融合中，個體建構家國認同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于對家庭遺物的保存與選擇。當因為“不舍得”的情感依戀，或者承載了一些特殊的故事，某些物品就會被特意保留下來，社群檔案就會由此形成。在這個過程中，真正有意義的是，只有年輕一代真正認可自己的祖籍文化，才會使得社群檔案在中國得以繁榮發展。這一目標的實現，本質上極度依賴鄉村文化在社會上的認可度。因此，社群檔案發展與民族文化認同不謀而合，可共同致力于提高城鄉文化融合與平等身份建構。

3.3 以行動為方法服務于檔案基層自治

從荷蘭華人社群檔案的建構來看，社群檔案的價值不在于結果，而在于引導個體走向社群檔案的過程，即行動主義。因此，對于中國而言，并非不存在社群檔案，而是在意識層面，對家庭、傳統、經典、民族、國家等不同維度的身份意識相對淡化，需要立足于對民族共同體的想象，通過社群檔案的建構，引導個體建構起對家庭關系、農耕文明、儒道經典等的個體化認知。檔案自治致力于從鄉愁、身份、民族認同乃至商業開發等多維度目標出發，使得個體參與到社群檔案的建構中。在與Charles Jeurgens教授探討時，反復被強調的是，個體意志是社群檔案的核心內涵。這也是社群檔案與檔案公共文化服務最大的不同，前者是因為個體先有了具象化的檔案需求，然后再主動去建構社群檔案；而后者是由檔案公共機構組織檔案，面向想象中的文化共同體，提供相應的檔案文化服務。對于荷蘭華人移民社群而言，解構官方話語往往并非目的，相反，引證公共檔案館的資料是賦予移民社群話語背景的重要工具。而華人社群檔案的建構，其實也體現出極強的鄉土中國的差序格局，由個體、家庭、祖籍乃至國家不斷擴散的關系網絡，是建構中國社群檔案的基礎治理結構。

3.4 以團結為目的服務于檔案共生發展

本研究倡導的是實現檔案的共生發展，基本原則是相互尊重。因此，筆者認為，不必在西方“主流”與“非主流”的對抗式語境下，去尋求社群檔案的生存空間。中國的社群檔案發展無法脫離公共權力的引導，這與中國的家國化治理特征密切關聯。如果把社群檔案的定義權賦予個體，無論是否與公共話語發生關系，只要個體對檔案賦予意志，都應當作為社群檔案。諾貝爾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6]曾對中國和儒家文化進行過專門的討論，他提出：不同國家看待權力的方式不一樣，亞洲價值觀和儒家并非能用權威主義來簡單界定?！皩τ凇鞣轿拿鳌畞喼迌r值觀’‘非洲文化’等等做出過度簡化的概括，常常削弱破壞了我們對實際存在的多樣性的理解……極其重要的是，承認在不同文化內部的多樣性?！彼挠^點解釋了社群檔案的文化普適性原則，即遵循中國已有的治理體系和基本國情，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建構出服務于城鄉發展和人民幸福的社群檔案實踐。

無論是筆者在阿姆斯特丹調研的各種華人社群，還是北京豐臺集聚形成的浙江村，都反映了社群內部團結氛圍對于社群檔案建構的重要性?；诖?，為了推動社群檔案的自治發展，必須充分調動鄉村與城市、社群與官方、原住人口與外遷人口、居民與游客、老年人與年輕人等多對關系的共生發展，在不同主體之間，形成社群檔案建構與維護的責任共同體。從荷蘭華人社群檔案的實踐經驗來看，比較可行的是，先基于關系建構起社群，然后，通過檔案建構來強化文化與身份認同。在這個過程中，可發動社群意見領袖的力量，以非權威、“自己人”的形象，組織開展有親和力的訪談與對話。需要強調的是，尊重個體對于檔案的想象空間，是引導個體積極參與社群檔案建構的關鍵。

總之，對于社群檔案的研究離不開社群內部的關系結構。在社群關系上，與西方強調權利關系的邏輯不同，受農耕文明和儒家禮教的影響，中國強調的是人情往來的互助邏輯，因此，中國社群檔案的建構不能脫離社會學、人類學的指導。在城鄉融合的社會轉型中，鄉村社群檔案的自治研究日益受到關注，如何真正調動個體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可與關注，從而積極投身到社群檔案建設實踐中，是筆者未來重點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