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發展的影響
——基于企業內部風險的視角

楊 芳, 張和平, 孫晴晴, 劉禹軒

(云南民族大學管理學院, 昆明 650504)

近年來,在數字化轉型的驅動下,我國企業在節能減排[1-2]、降本增效[3-4]、管理變革[5-6]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吨腥A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鼓勵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融入數字化、智能化和綠色化,最大化地發掘數字化轉型的可能性,通過這種方式推動企業綠色高質量發展。由此可見,數字化轉型似乎成為破解企業綠色發展攻堅難題的“金鑰匙”。然而,現有學者較少基于風險視角來探究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發展影響,且在少有關于數字化轉型對綠色發展的影響研究中,部分學者表明二者之間具有正向促進關系,也有學者認為存在負向關系或者不顯著的影響。因此,在新時代背景下,數字化轉型能否成為我國企業實現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的著力點亟待進一步論證。

1 文獻綜述

綠色發展的初始釋意是“綠色經濟”,由皮爾斯提出,他倡導要注重建設與人類耐受力匹配的自然環境。而在我國,首個綠色發展研究學者為胡鞍鋼[7],他主張基于綠色經濟的增長方式來促進綠色發展,并強調實施綠色治理以帶動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共同進步。綠色發展被看作是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思想[8],其目標是推動能源效率、環境表現以及經濟行為這三大元素的協調并存[9]。隨著ESG(environment-social responsibility-governance,環境、社會責任和治理)逐漸成為當下綠色發展的焦點議題,ESG的實踐成效已經成為綠色投資理念的拓展,已被全球確定為評估企業綠色可持續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10]。

目前,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綠色發展的影響研究存在一定爭議。在數字化演變過程中,數據作為全新的生產元素被整合進生產系統中,這種獨特且創新的生產元素賦予企業綠色發展新生動力的同時,更進一步融合資本、勞動、資源等傳統生產元素,觸發了傳統要素的深度創新和優質重構[11]。要素創新帶來的技術進步也為綠色發展提供強大驅動力。大數據技術引發了更高效的社會資源整合和環境監測能力,為綠色生產和生活等領域提供了技術支持[12]。區塊鏈技術能提升制造業數字全要素生產率,降低污染排放并減少治理成本[13],幫助制造業實現綠色低碳轉型。此外,宋德勇等[14]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對重污染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有一定的推動作用。肖靜等[15]研究證明,我國上市公司的數字化轉型提升了綠色創新水準,從而推動企業綠色發展。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會產生海量數據,使信息管理和利用成本大幅上升,超出組織的能力,導致信息過載而作出不當決策[16],阻礙企業綠色創新。此外,數字化轉型的加速推進還可能因為高管缺乏數字化管理經驗、員工缺乏專業知識、信息系統部門缺乏時間和精力來推進更多新興技術的工作[17],以及知識強度的增加導致產品價格上漲[18]等因素對企業綠色創新過程產生阻礙,不利于企業綠色發展。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數字化轉型和企業綠色發展

當外部環境存在巨大不確定性時,數字化轉型能使企業更具彈性。數字化和產業化的協同發展能夠助推業財融合、提高內部生產運營效率、變革管理模式以及激發企業創新活力,降低企業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提高企業價值[19]。數字變革降低了企業所面臨的內部風險,增強企業家信心和提高外部投資者的風險投資動機,為企業綠色創新提供充足資金,促進企業的綠色發展。

一方面,數字技術在生產、傳輸、消費、服務等企業運營環節被廣泛地使用,而在實現企業的綠色低碳轉型中,數字技術正逐漸成為推動綠色發展的關鍵力量[20];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本身所固有的綠色特質及其能力遵循“摩爾定律”,是綠色發展得以大規模實現的技術儲備。依據生態系統理論中的觀點,個體或組織都力圖找到并維持與環境之間的動態平衡,以適應環境的需求。在當前大力提倡綠色發展的背景下,數字化轉型憑借數據要素作為驅動引擎,逐步向生態級發展階段邁進。企業能夠應用數字業務,不斷將生態圈的創新潛能激發出來,促進企業綠色可持續發展以達到適應環境的目標。換句話說,數據元素已經轉變為經濟社會綠色發展的根本和戰略性財富,是獲取綠色發展信息的核心材料[21],主要通過產業創新為綠色發展開拓極大可能性[22]。根據循環經濟發展理論,數實融合能夠提高企業產能,能使政府和市場對資源進行更加合理的配置,降低企業運輸費用、提高能源利用率以及促進減污降碳[23],進而實現綠色發展的目標。通過以上論述,提出假設1。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數字化轉型程度的提高能夠促進企業綠色發展。

2.2 數字化轉型、企業經營風險和綠色發展

根據知識管理原理,通過構建數字化生態平臺及改進網絡治理方式,使各種創新主體能通過多元化手段尋求和獲取外界的知識和創新資源。實時觀察產品質量以及節約能源和減少排放的流程,優化生產過程,從而削減綠色和環保創新的成本和風險。這不僅為綠色創新活動提供了更高效的途徑,也降低了公司內部管理的風險,進一步保障企業綠色發展進程的穩步推進。

基于生產經營視角,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降低企業經營風險。數字變革作為一種尖端的變革模式,可以提升企業在“輸入-產出”層面的創新能力[24]。這種變革依托數字技術,使得企業信息可視化程度提高,緩解了投資者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而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降低不僅能夠削弱企業在運營管理期間面臨的資金融通風險,降低企業籌資成本[1],還能夠提高管理層的決策效率,有效把握綠色消費市場的導向,增強對綠色產品的研發投入,促進企業的綠色發展。

基于管理模式視角,數字化轉型能提高內部控制質量來降低企業經營風險。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使企業的日常運營管理編碼化智能化,使企業能夠高效利用優質信息助于內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和重構,以此降低企業經營風險[19],幫助企業家準確預估市場,提高投資的科學準確性,進而增強企業家信心,促使企業家加大對企業綠色創新的投資,推動企業綠色低碳轉型。

基于支撐技術視角,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促進企業技術創新降低企業經營風險。在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公司可以充分應用網絡科技來增強數據共享,加大對綠色供應鏈的監督,提高資源效率,減輕對環境的污染,并以此推動公司朝著環保的方向發展?；诖?提出假設2。

H2:數字化轉型能通過降低企業經營風險來促進企業綠色發展。

2.3 數字化轉型、企業財務風險和綠色發展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念,數字化轉型能夠強化知識產權的保護。知識產權的保護能激發創新,從而提高研發效率,降低企業支出,進而降低財務風險。這對于提升綠色創新效果產生積極影響,能夠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

基于生產運營視角,數字技術以其獨特的去中心化優勢,極大地推動了企業生產模式的改變。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能使傳統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財務等與數字技術所獲取的交易信息、用戶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相結合,不斷提升公司資源管理的效率,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增加產品帶來的附加效益,提升企業的利潤率[25],從而降低企業財務風險危機。企業充足的資金為綠色研發投入提供了保障。

基于管理視角,數字技術的便捷性和其“能力提升效應”具有重構企業資源和提升組織管理模式的能力[26]。依托數字技術的組織方式助力企業由傳統管理架構轉型為扁平化結構[27-28],這極大地提升了企業的溝通和決策流程,減少內部交易開銷,降低企業的財務風險,從而驅動企業為贏得綠色消費市場份額進行綠色研發投入。

基于技術視角,數字化變革有助于克服技術性挑戰,并且對全要素生產率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29]。利用數字技術,企業有能力把大批非結構和非標準數據轉變為結構化、標準化的信息,提升信息的實用性的同時抓住綠色消費市場消費者偏好信息[3],生產綠色產品獲取現代消費者青睞,從而提升企業經濟效益[25],降低企業財務風險,助力綠色產業技術的提升[30],這樣就形成了企業綠色發展的良性循環?；诖?提出假設3。

H3:數字化轉型通過降低財務風險來促進企業綠色發展。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在2011年之前,傳統企業對數字技術的應用較少。自2011年起,數字變革催生出大量網絡公司參與平臺策略的提供,從而極大地促進了企業數字化轉型進展。剔除了如下異常數據:①金融類企業樣本;②數據缺失的樣本;③ST和*ST等經營不善的樣本。為了規避極端值可能導致的檢驗結果不準確,采取了縮尾策略,確保所有連續變量的值只在1%和99%的數值范圍內變動,得到15 434個有效研究樣本。主要從CSMAR和WIND數據庫收集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數據、股份詳情和公司類別等相關信息。

3.2 變量定義和模型構建

3.2.1 數字化轉型的衡量

現在的大多數研究主要使用3種方法來測量公司的數字化轉型程度。①用虛擬變量對數字化轉型進行度量[3];②通過衡量無形資產中由數字技術構成的比例來評估公司的數字化轉型程度;③采用文本分析技術從年報中抽取與數字化轉型相關詞頻,以此對數字化轉型程度進行評估[31-32]。用虛擬變量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不夠精確,甚至會導致過度識別的問題。此外,僅僅用數字技術的無形資產份額的方式可能無法準確體現企業實際的數字化應用水平。而在金融財務領域,以數字化轉型關鍵詞詞頻數來衡量數字化轉型被認定具備科學性和應用價值,能展現企業相對真實的數字化轉型狀況。所以,采納吳非等[31]的方式,運用文本分析工具,從公司年度報告中抽取并統計與數字化轉型有關詞頻數,進而精細描繪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深度。同時,參照吳非等[31]提出的數字技術分類方式,將數字化轉型進一步區分為“底層技術應用”和“實踐技術運用”。

3.2.2 企業綠色發展的衡量

以華證ESG綜合評分作為衡量企業綠色發展的評價指標,理由如下。

ESG概念深化并擴展了綠色投資和責任投資的理念,并已成為國際社會用來評估企業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準則[10]。1992年,UNEP FI(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倡議)首次倡議金融機構將ESG納入決策過程并公開披露相關信息,以促進公平公正、信息透明的綠色金融市場。從那時起,ESG變為衡量經濟實體綠色可持續性發展能力的3個核心要素。說明ESG作為評價綠色發展的綜合指標在早期就具有一定的科學性。2005年,WhoCaresWins:ConnectingFinancialMarketstoaChangingWorld指出ESG的核心理念是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在不破壞生態環境的前提下談經濟發展。張紅力等[33]在企業ESG評級的基礎上,生成了企業綠色發展指數,可見ESG指標占據了綠色發展指數的大部分權重。黃世忠[34]認為ESG報告架構的指標體系設計原則深受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啟發。因此ESG可以作為一種評估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方法。而可持續發展理論與綠色發展理論同根同源,綠色發展不僅延續了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也是將可持續發展本土化的理論創新,在眾多支持綠色發展的理論中,最關鍵的就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因此,ESG也可以作為評估企業綠色發展的一種理論方法。

針對中國的情況,由于其所處經濟發展階段、商業觀念以及文化背景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不同,因此其企業在環境社會信息公開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若直接套用國際現行的ESG評價體系和方式,無法準確評估中國企業在環境、社會以及治理方面的表現。因此本文選擇在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國內投資決策的實際需要,利用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信息進行計算和量化,最終考慮使用華證ESG綜合評價體系作為評估企業綠色發展的標準。

3.2.3 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綠色發展模型的構建

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構件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綠色發展模型如下:

ESGi,t=β0+β1Digi,t+β3Controlsi,t+

β4Yeari,t+β5Indi,t+εi,t

(1)

Mediumi,t=β0+β1Digi,t+β3Controlsi,t+

β4Yeari,t+β5Indi,t+εi,t

(2)

ESGi,t=β0+β1Digi,t+β2Mediumi,t+

β3Controlsi,t+β4Yeari,t+β5Indi,t+εi,t

(3)

式中:β0為常數項;β1～β5為回歸系數;εi,t為誤差項;Controls為一系列控制變量;Medium為中介變量。

4 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2。企業綠色發展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72.954和73.230,極限值范圍為36.620～91.550。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平均數、中位數和最大最小值依次為1.321、1.099、0和6.301,這與吳非等[31]近年研究數字化轉型的學者報告類似。另外,企業規模、董事會人數、資產回報率、獨立董事占比、公司增長性、企業成立時長、最大股權持有者的股份比例的平均數分別為22.432、2.146、0.036、0.374、0.168、2.908、0.338。97.4%的公司獲得了無保留的標準審計意見,經營性現金流量的均值為0.048,6.6%的企業選擇國際四大作為其審計機構,兩職合一的均值是0.228,產權性質的均值是0.446,與2019年唐雪松等[36]的研究結果類似。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4.2 基準回歸分析

用模型(1)進行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在未進行相關控制變量調整的情況下,企業綠色發展的回歸系數為正的0.322 1,且存在1%的顯著性水平。然而,當對相關控制變量進行調整后,回歸系數下滑至0.180 1,但仍在1%水平顯著為正。表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發展具有顯著推動效應,進而證實了假設1。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4.3 中介檢驗

根據溫忠麟等[35]中介檢驗的研究,由表4(2)列可知,數字化轉型和經營風險的回歸系數為-0.004 2,且在1%水平負向關聯,說明數字化轉型可以顯著降低企業經營風險。(3)列呈現出經營風險與綠色發展的回歸系數為-0.877 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經營風險的降低會促進企業綠色發展。同時,(3)列中的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綠色發展的回歸系數為正的0.177 3,在1%水平顯著,這表明財務風險作為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綠色發展的部分中介是成立的,假設2得到論證。

表4 中介檢驗結果

表4第(4)列顯示數字化轉型和企業財務風險的系數為0.440 0,在1%水平正向關聯,這指出數字化轉型能有效降低財務風險。第(5)列呈現出企業財務風險與企業綠色發展的回歸系數為0.004 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財務風險的降低會促進企業綠色發展。加之,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綠色發展的回歸系數為正的0.179 3,在1%水平顯著,說明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降低財務風險來提升企業綠色發展,假設3得到論證。

4.4 穩健性檢驗

4.4.1 傾向得分匹配(PSM)

企業的一些特性也許會同時作用于數字化轉型和綠色發展,對二者之間的相關性造成一定的影響。為避免樣本偏誤對結論的影響,將數字化轉型的企業作為試驗組,未進行轉型的企業則為對照組?；诠镜囊幠?、資產回報率、管理層的股份比率、獨立董事的比例、公司的成長潛力、企業的創辦年數、董事會的規模、主要股東的股份比率、審計意見、事務所的規模,以及運營現金流利潤的數據,匹配的研究樣本,其中每個協變量采用1:1有換取的傾向性得分匹配法從15 434個樣本中挑選出9 661個匹配的樣本。利用模型(1)進行回歸,表5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和綠色發展的回歸系數為正向的0.283 1,在1%水平顯著,結果穩健。

表5 內生性檢驗結果

4.4.2 滯后期檢驗

企業綠色發展可能會在經歷數字化轉型后有所反應延遲。為排除這種影響,將數字化轉型置后一期進行回歸,結果見表5。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綠色發展之間存在明顯的正向關聯,其相關性的回歸系數為0.218 1,達到1%的統計標準。這就揭示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影響并不會逐漸衰減。此發現進一步確認并證實了本文的基準回歸分析的結論是穩健的。

4.4.3 安慰劑檢驗

可能存在導致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發展產生影響但未被納入的因素。為證明這些被忽略的因素不會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用安慰劑檢驗的方法將數字化轉型指標在各上市公司中打亂后隨機排列,并用這些重新排序的樣本使用模型(1)進行1 000次回歸。如果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發展的正向效果是由被忽略的因素引發的,那么在重新排序后,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但表5(3)列顯示的數字化轉型和企業綠色發展的回歸結果已不顯著,這說明企業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是由數字化轉型引起的,結論穩健。

5 異質性分析

5.1 數字化轉型、產權性質和企業綠色發展

國有企業監管嚴格,懲罰成本較高,嚴格的監管制度會抑制高管進行盈余管理操縱,降低內部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的效應會更強,因此,推測國有企業會增強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發展的促進效應。為此,將是否國有企業(SOE)與數字化轉型(Dig)的交乘項(Dig×SOE)代入模型(1),回歸結果見表6。表6顯示,交乘項的系數是0.234 8,且在1%標準顯著為正,表明國有產權性質會增強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發展的正向影響。

5.2 數字化轉型、地域屬性和綠色發展

考慮數字化轉型水平較高地區的企業更能夠把握數字技術的運用、信息挖掘傳播在綠色治理領域的優勢,因此,預測位于高數字化轉型水平地區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綠色發展效應會更強。由表6可見,東部地區數字化轉型對綠色發展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而西部地區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從經濟意義的視角分析,東部地區數字化轉型明顯優于西部地區,因為東部地區擁有大量致力于環保產業的高科技企業,它們所在的生態環境良好,投入在綠色技術創新的資源更多。相對而言,西部地區數字化轉型對于綠色發展的推動力不如東部地區。這主要是因為西部地區的主導產業是傳統制造業,行業結構相對單一,數字化的投入主要在傳統制造業上,而對新興綠色創新企業的投資較少。

6 結論與建議

綠色發展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要理念,是為突破資源和環境的限制、變革發展模式、并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而必須采取的策略。這一理念以黨對經濟社會發展機制的深入理解為基礎,在建設美麗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程中,具有重大的實踐價值。

基于企業內部風險視角,對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進行調查研究,探討數字化轉型影響綠色發展的路徑機理。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通過降低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來推動綠色發展。異質性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提高企業綠色發展的作用效果在國有企業以及東部地區更加明顯。由以上結論得出如下政策建議。

(1)數字化轉型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企業亟需抓住數字化轉型的時機,加大數字技術的投資研發力度,充分利用數字變革帶來的潛力和紅利,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

(2)隨著我國碳達峰及碳中和政策的實施,綠色經濟正逐漸變成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這其中,綠色科技的創新成為企業達成持續發展目標的核心策略。因此,應以綠色創新為導向,盡快完善相關環境規制政策。政府應實施更多財政補助以增強對綠色技術創新企業的資助,緩解企業在進行綠色創新過程中的融資約束。同時,改進人力資本分配并加強產學研合作,助推企業綠色創新“質”和“量”的提升。

(3)風險管理對于企業綠色發展的效益有所影響,企業的管理者必須提高內部控制的管理水平,減少公司信息交流過程中的不對稱現象,擴大對環?？萍紕撔碌馁Y金支持,以便降低財務風險;同時,應提高科技效益和營運效率,增強多元化的經營方案以減少經營風險,從而優化內部風險管理體制,推動企業綠色創新業績的提升,驅動企業綠色發展。

(4)數字化轉型提高企業綠色發展的作用效果在國有企業以及東部地區更加明顯。所以,政府可以考慮企業產權屬性和區域特性來制定差異性的支持政策。特別要增強對民營企業以及西部地區數字化轉型的扶持力度,以縮小各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上的差異,促進企業以及社會經濟綠色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