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風險承擔效應分析

陳 明，鄧于君

（1.廣東金融學院 經濟貿易學院，廣東 廣州 510521；2.華南師范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隨著全球新一輪產業數字化轉型變革，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了當前的熱點。一方面，我國大量企業在研發生產、業務模式及組織結構等方面的數字化轉型變革過程中嘗到了數字化發展的紅利，越來越多的企業不斷加入數字技術創新活動大潮中，對組織活動、生產流程和業務模式等進行系統性升級。另一方面，數字化投資與風險之間盤根錯節的關系，使不少企業不得不考慮數字化投入可能致使資金鏈緊張最終導致的相應風險問題，或因轉型成本過高或轉型陣痛期過長而出現不愿轉的現象。企業是否應該進行數字化轉型呢？探索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風險和后果，不僅有助于為企業未來的數字化變革提供具體思路，還能為國家制定相關數字化發展政策提供理論支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隨著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數字技術與微觀經濟主體的深度融合得到了學術界的重點關注。已有研究認為，企業加大對數字技術的應用，推進數字化轉型，提升了企業組織績效［1］、財務績效［2］、競爭力［3］、股票流動性［4］和居民消費水平［5］等。但也有研究認為，短期內實行數字化轉型可能產生數字鴻溝［6］，從而帶來了大量的學習成本及衍生管理成本［7］，減少創新資源［8］，降低研發效率［9］，但長遠來看，數字技術將深深嵌入企業發展及管理過程中，數字化變革不可避免［7］。以上研究涉及企業發展的多個方面，基本認可數字技術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性，豐富了對企業推進數字化轉型的認識。雖然有研究意識到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短期內可能會帶來成本上升或損失，但稍顯不足的是，直接系統性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其風險承擔之間關系的研究較為匱乏。盡管姜海鋒等分析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10］，但其并沒有分析數字化轉型的風險承擔能力，有待深化。鑒于此，本文從微觀企業出發，參考袁淳［11］等的思路建立相應的數字化詞典后，利用Python 軟件挖掘我國上市企業年報中的數字化轉型信息，并構建轉型虛擬變量來反映上市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指標，然后探討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對其風險承擔影響的理論機理和實際作用。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系統探索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為理解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風險承受能力提供新的視角。第二，在實踐上直接考察微觀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風險及后果，有利于對微觀實體經濟主體融合數字技術的成功經驗進行總結推廣，培育新興業態和發展新興模式，促進傳統企業轉型升級。

一、影響機制與研究假說

（一）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其風險承擔水平的直接影響

在數字經濟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背景下，企業數字化發展的風險承擔成為了學術界的一個焦點，數字化投資是短期機會還是長期戰略？是增加還是減少了企業風險承擔水平？這讓不少企業對到底應不應該進行數字化投入產生了疑問。事實上，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質是企業管理模式由傳統向智能化、精準化、高效化轉變，重塑企業的信息結構、生產運營機制和管理方式［12］，這不僅從理論上改變了現有企業管理范式，而且在實踐上給企業傳統的生產、運營和治理帶來了根本性變革。但這種變革可能會帶來新機遇，也可能會存在相應風險，特別是對于微觀企業來說，實行數字化變革有利于提升企業風險承擔能力嗎？有學者認為企業應用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能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推動了企業債務融資能力提升［13］，同時數字經濟發展將數字技術深度融入企業生產經營中，可縮減供應鏈長度［14］，革新商業模式［15］，這不但有助于增強企業盈利能力和降低企業成本，而且有利于提升企業的產品創新水平和風險承擔水平［16］?；诖?，提出如下假設：

H1：企業推行數字化轉型有利于提升其風險承擔水平。

（二）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其風險承擔水平的間接影響

數字化轉型究竟是怎樣影響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呢？綜合已有的研究，下面將從數字技術發展帶來的低成本效應、供應鏈集成效應和投入產出效應等方面來闡述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其風險承擔的影響，見圖1。

圖1 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其風險承擔水平的間接影響

1.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低成本效應提高其風險承擔水平

低成本效應主要體現在數字化轉型下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內部控制成本兩方面。在外部交易成本方面：企業可以在合同簽訂前通過數字化技術獲取相應的原始資源、產品生產、市場評價等方面信息，更好地實現上下游企業及關聯企業的信息對稱，有助于降低企業搜尋、溝通和談判成本；合同簽訂后，數字化技術可以使企業實時聯系或跟蹤到契約方的標的產品，及時了解偏離行為及其他未知或突發情況，有力保障交易的正常進行，顯著降低監督成本和因未知因素而引發的相關交易成本［17］。袁淳等實證分析發現，數字化轉型通過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動了企業的專業化分工，進而促進了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提升［11］。在內部控制成本方面：由于各企業的內部控制機制并不相同，內部控制成本不存在明顯差異，內部控制成本較低更有利于企業內部信息得到及時有效溝通，數字化轉型在內部控制成本較低的企業更能提升企業風險承擔能力［18］?；诖?，提出如下假設：

H2：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和內部控制成本來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

2.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其投入產出效率提高風險承擔水平

一方面，企業推行數字化轉型，把數字技術應用于企業內部生產管理，打破了企業內部存在著的“數據孤島”，改造了傳統內部生產管理流程，為企業生產管理提供數字化智能化技術支持，協調了生產要素之間的資源配置，提升了投入產出效率［8］，推動了企業的創新研發活動，最終使企業風險承擔能力得到增強。另一方面，企業推行數字化轉型，通過結構化的數字綜合系統和技術將各個分離信息或信息碎片等集成起來，找出相互聯系之處，最終達到協調統一。這不僅大幅降低了中間交易成本、投入得到便利，而且使資源達到充分共享、產出實現高效［19］，激勵企業追求新過程和新思想，有助于提升企業風險承擔能力。戚聿東和肖旭認為更加精準地捕獲企業生產制造及運營管理過程中的一切信息和數據，并能應用相關技術對捕獲到的信息和數據進行審核、篩選和加工，最終實現從粗糙剛性式生產向精細化、柔性化、彈性化的智能生產轉變和投入產出效率提高，是數字技術的突出優勢，有助于改善企業經濟的不確定性，最終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7］?；诖?，提出如下假設：

H3：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提升企業投入產出效率提高其風險承擔水平。

3.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優化供應鏈集成水平提高其風險承擔水平

供應鏈集成是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與供應商、客戶甚至競爭對手形成的密切商業伙伴關系，主要涉及溝通渠道的架構和商業模式的革新等環節［17］。數字化轉型為供應鏈集成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無論是整體還是局部均積極推動了企業供應鏈集成建設，最終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2］。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數字化轉型中的大數據應用使企業市場洞察能力得到提高，能根據消費者價值主張的變化對原有供應模式及時進行調整、補充、強化或剔除，使更多新型便利的合作形式在供應鏈網絡中得以形成，實現供應鏈集成方式和集成結構的多樣性及合理性［20］，有利于助力企業風險承擔水平提升。另一方面，企業數字化轉型能提高企業自身對整個供應鏈網絡的監督能力和控制能力，及時改進供應鏈網絡低效環節，通過補充或升級自身資源和能力，有效促進企業和其他商業伙伴關系在供應鏈系統中的融合度，推動企業管理能力提升和整個供應鏈系統運轉的高效性［17］，進而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诖?，提出如下假設：

H4：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優化供應鏈集成水平提高其風險承擔水平。

二、計量模型設定、變量及數據來源

（一）計量模型設定

為了更好地排除不可控因素的干擾，識別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其風險承擔之間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本文將采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方法進行分析?？紤]到每家企業數字化轉型存在著先后差異，因此本文將實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作為實驗組，未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作為控制組，具體模型如下：

上式中，RTE 為企業風險承擔水平。EDT 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在樣本期間的當年及當年以前年份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取值為1，在樣本期間內沒有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取值為0。ηi為企業固定效應，λt為年份固定效應。β1是系數，反映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β2為相應控制變量X 的系數。如果在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前控制組和實驗組的風險承擔水平就存在事實差異性，這會干擾雙重差分法得出的估計結果。因此，為了考察企業推動數字化轉型對其風險承擔水平影響的動態效應，參考Beck 等［21］方法對模型（1）是否滿足平行趨勢假說進行檢驗，并將模型（1）改成動態模型，具體如下：

上式中，EDTitk為企業數字化轉型這一事件的虛擬變量。k 取值為負表示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之前的第k 年取值為1，反之為0；k 取值為正表示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之后的第k 年取值為1，反之為0。在實際操作中，為保持每年企業數量的相對穩定，本文把企業推動數字化轉型當年作為基準年份，同時把企業推動數字化轉型前第1 年及比第1 年更早的年份一起歸入轉型前第1 年，把企業推動數字化轉型后第1 年及比第1 年更遲的年份一起歸入到轉型后第1 年，即EDTit≤-1取值為1，反之為0；EDTit≥-1取值為1，反之為0；其他年份的情況也依此進行處理。

（二）變量度量

1.企業數字化轉型（EDT）

從理論上看，企業數字化主要涉及數碼化、數字化和數字化轉型，是指企業借助數字技術來革新原有生產體系，進而推動整個生產體系數字化發展的系統性過程［22］?？扇绾螠蚀_刻畫企業層面的數字化轉型在學術界尚未統一，有學者從企業信息化從業人員問卷調查數據測度企業信息技術的應用密度等來衡量企業數字化［23］；有學者運用Python 方法，從上市公司年報中統計歸納出與企業數字化相關的詞匯，從當年企業數字化改造上是否構造虛擬變量、企業數字化程度指標來測度企業數字化轉型［2］。綜上可知，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度量從單一化走向多樣化，逐步反映出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全貌和程度差異，特別是從上市企業年報中統計出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的詞匯來構建數字化轉型指標更是如此。鑒于此，本文借鑒已有的研究思路，利用Python 軟件對上市公司年報中與數字化相關的信息進行挖掘，期望能較好地反映出我國上市公司數字化轉型的事實。具體為：

第一步，數字化分詞詞典的確定。在數字化特征詞的確定上，借鑒袁淳等［11］思路，人工篩選2007—2021 年中國政府網和國務院部門網站發布與數字經濟相關的40 份重要講話和政策文件，同時結合數字化轉型的相關經典學術文獻，將得到的詞匯擴充到Python 中的“jieba”中文分詞庫進行分詞并統計，最終從技術應用數字化、業務模式數字化的角度保留出現頻率較高的分類詞語14 個，包含相關分詞詞匯91 個，組成數字化轉型分詞詞典。

第二步，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收集2007—2021 年我國上市企業年度報告后整理成文本格式后通過“jieba”中文分詞庫提取上市公司總樣本的前后文本，將涉及詞典中99 個數字化相關詞匯的樣本設為1，反之為0，并以此作為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指標。

2.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TE）

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一般是指在特定環境下，當某些風險事件發生時，能及時運用內外資源保證企業不偏離原正常經營狀態或破產倒閉的能力?，F有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度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盈余波動性；二是股票收益波動率?？紤]到本文研究內容僅是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其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并不涉及資本市場的情況，再加上我國股票市場波動率較大等原因，因此采用資產回報波動率（ROA）來度量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波動越大意味著企業承擔風險的水平就越高。由于金融企業與非金融企業在風險承擔問題上的差異較大，因此本文剔除金融類企業樣本后，從兩位代碼將非金融企業歸為相應行業，并刪除行業中企業僅一家的樣本，同時為剔除因行業異質性帶來的噪聲，借鑒何瑛等［24］思路，將企業資產回報率（ROA）減去該年的行業均值。計算方程如下：

其中，AdjROA 為調整后的資產回報率；EBIT/ASSET 為企業總的稅后收益（加利息）與其總資產的比率；n 為所屬行業中的企業總數。在（3）式基礎上，以三年（T=3）為一個觀測期，滾動計算調整后資產回報率的標準差和極差，同時為了讓回歸時系數更好展現，參考何瑛等［24］方法將滾動計算得到的標準差和極差結果分別與100 相乘，最終得到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TE1 和RTE2。具體公式如下：

3.控制變量

參照已有研究，所選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1）企業年齡（lnAge），對該企業自成立起至當前年份取對數來表示（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計算）；（2）資產負債率（Lev），用該企業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的比來表示；（3）企業成長性（Growth），用該企業營業年收入增長率表示；（4）企業規模（lnSize），對該企業資產總額取對數來表示；（5）資本增值能力（Capi），采用該企業的凈利潤與其平均資本之比來表示；（6）董事會規模（Board），用企業董事總人數來表示；（7）獨立董事比例（Ind），用獨董人數占企業董事的總人數之比來表示；（8）股權集中度（Tops），用企業前5 大股東持股的百分比表示；（9）企業所有制屬性（Osa），屬于國企取值為1 反之為0；（10）兩職合一（Dual），如果出現是企業的CEO 同時也是該企業董事長的取值為1 反之為0。

（三）數據來源及統計描述

考慮到我國在2006 年之后企業數字化轉型逐步廣泛進行，因此所選取的研究對象我國滬深兩市A 股制造業企業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區間為2007—2021 年。

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EDT）的原始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初步處理如下：考慮數字數據服務類企業的干擾，剔除與科技推廣和數字數據服務相關的企業樣本；剔除了相關變量缺失、ST、PT 或者財務狀況異常的樣本；為減少數據中缺失值和異常值的影響，所選的樣本數據至少需連續5 年沒有缺失，在收集過程中采用Python 進行文本數據挖掘，最終獲得6 021 個企業觀測值。

被解釋變量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原始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通過剔除金融類和財務數據缺失的企業樣本，最終獲得18 179 個樣本觀測值。最后對所選取連續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數據進行百分之一分位和百分之九十九分位的Winsorize 縮尾處理，并對回歸的標準誤按企業層面聚類調整。

控制變量的原始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表1 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企業數字化轉型（EDT）的均值為0.558 6，說明所有企業年份觀測值的樣本大約有55.86%為數字化轉型當年及之后年份的，也反映了2007—2018 年期間我國半數以上的企業積極嘗試進行數字化轉型。RTE1 的標準差為0.039 5，其均值為0.035 4，RTE2 的標準差為0.077 2，其均值為0.061 8，兩者的均值都小于標準差表明了不同企業承擔風險的能力有較大不同。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2 第（1）～（4）列報告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基準回歸結果。結果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EDT）的系數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意味著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提升了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從經濟意義看，以第（2）和（4）列結果為例，如果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增加1 個百分點，將使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TE1 提高0.023 8，RTE2 提高0.039 5，這相對于樣本期間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TE1 的均值0.035 4 和RTE2的均值0.061 8 而言，分別提升了67%（0.023 8/0.035 4×100%）和64%（0.039 5/0.061 8×100%）左右。以上結果表明，不論是從經濟意義上分析，還是從統計意義上來看，企業數字化轉型明顯提高了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假設1 得證。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從控制變量看，資產負債率（Lev）、資本增值能力（Capi）和企業成長性（Growth）的系數為正且顯著，表明企業具有適度的資產負債率、較強資本增值能力和成長性，其風險承擔能力相對較高；企業規模（lnSize）和董事會規模（Board）的系數為負且顯著，表明并非企業規模越大、董事會規模越大，其風險承擔水平就會越高。

（二）雙重差分模型分析

平行趨勢的假設能否成立是運用雙重差分法來有效識別數字化轉型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之間因果關系存在的基本前提。除去系數均值的干擾后，根據前文模型（2）的思路，檢驗數字化轉型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風險承擔差異。圖2 和圖3 分別報告了被解釋變量為RTE1 和RTE2 的雙重差分模型平行趨勢檢驗及動態檢驗結果，其中實心圓點表示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對風險承擔水平影響的系數大小，虛線則是置信水平為95%的置信區間。從圖2 和圖3 中可以看出，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風險承擔水平不存在顯著差異，平行趨勢假定得到滿足。同時，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后，實心圓點代表的系數顯著且穩定為正，說明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

圖2 雙重差分模型檢驗結果（RTE1）

圖3 雙重差分模型檢驗結果（RTE2）

（三）穩健性檢驗

1.重新衡量主要變量

一是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新測度。前文僅從企業是否實行數字化轉型的虛擬變量角度來度量，雖然實用，但對數字化轉型詞匯的捕捉可能太過粗糙，難以有效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全過程?；诖?，借鑒袁淳等［11］思路，首先從人工智能（EDT1）、云計算（EDT2）、大數據（EDT3）、物聯網（EDT4）和互聯網（EDT5）等5 個角度分別構建數字化細分指標，對每個角度均求出與數字化相關詞匯出現次數的和后，與企業年報中管理層分析討論部分的語段長度進行比較，并以此來度量企業5 個角度的數字化轉型程度。然后對5 個角度的細分數字化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并根據特征值大小選擇該值大于1 的因子，形成新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從表3 第（1）和（2）列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EDT的系數在10%顯著性水平下為正，表明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有力促進了風險承擔水平提升，說明了前文結論的穩健性。二是重新度量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將前文采用連續3 年滾動計算的資產回報波動率設成5 年，重新計算其標準差（RTE3）和極差（RTE4）。從表3 第（3）和（4）列結果發現EDT的系數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表明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顯著提升了其風險承擔水平，再一次說明了前文結論的穩健性。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

2.基于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法的檢驗

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可能不是偶然事件，為了減少控制組和實驗組可能存在的主觀差異，使控制組和實驗組可比較，處理好企業數字化轉型與風險承擔水平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下文將以企業是否實行數字化轉型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前文所選的所有控制變量作為匹配特征變量進行匹配，采用雙重差分PSM 模型重新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作用。表3 第（5）和（6）列給出PSM 檢驗結果，可以看出解釋變量EDT的系數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支持了前文結論，說明前文采用雙重差分進行內生性處理的結果是穩健的。

四、作用機制檢驗

雖然前文實證分析為理解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風險承擔的整體影響提供了充分證據，但并沒有揭示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風險承擔作用機制。為此，結合前文的理論推理結論，借助方杰和溫忠麟等［25］提出的檢驗程序，從“外部交易成本”“內部控制成本”“供應鏈集成”“投入產出效率”等方面進行驗證，模型如下：

上式中，MEit是中介變量，在以下的分析中依次為外部交易成本（ETC）、內部控制成本（研發效率R＆D和管理費用MC）、投入產出效率（IOE）和供應鏈集成（SCI）。如果方程（6）中數字化轉型EDTit的系數δ1和方程（7）中介變量MEit的系數σ顯著，說明存在中介效應，這時如果方程（7）中數字化轉型EDTit的系數β1的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則表明MEit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作用，若不顯著，則說明MEit發揮了完全中介效應作用。此外，若方程（6）中數字化轉型EDTit的系數δ1和方程（7）中介變量MEit的系數σ僅有一個顯著，則需對此進行Sobel 檢驗，來判斷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其風險承擔的中介傳導效應。用Bootstrap方法抽取自助樣本500 次進行組間系數差異的顯著性檢驗（經驗P值）。

1.中介變量：外部交易成本和內部控制成本

（1）為了進一步考察外部交易成本在企業數字化轉型中所發揮的中介作用，本文使用地區層面市場化水平（ML）來度量企業面臨的外部交易成本，預計處在市場化水平較低地區的企業，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作用有限，因而面臨的外部交易成本較高，而處在市場化水平較高地區則相反。企業所在地區層面的市場化水平借鑒王小魯等［26］市場化指數度量，若樣本中位數高于該指數，則地區層面市場化水平（ML）的虛擬變量取值為1，反之為0。表4 第（1）和（3）列EDT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表明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推動了所處地區的市場化水平。表4 第（2）和（4）列的EDT和ML 的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表明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其風險承擔水平提升的渠道之一。同時，表4 中RTE1 和RTE2 相應的Sobel 檢驗值分別為4.790 3 和4.915 6，均在1%水平下顯著；經驗P值也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進一步驗證了外部交易成本這一作用機制。

表4 中介變量：外部交易成本

（2）前文的理論分析指出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也可能通過降低內部控制成本來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考慮數據可得性，接下來主要從研發效率和管理費用占比兩個角度來分析內部控制成本的中介效應，具體如下：

研發效率（R＆D）。研發效率越高說明企業在研發過程中的內部控制成本就會越低。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降低內部控制成本提升其風險承擔水平，借鑒龐廷云等［27］思路，從研發效率視角，用企業當年度開發支出資本化金額/（R＆D支出費用額+開發支出增加額）作為衡量企業內部控制成本的代理變量。當計算出企業內部控制成本的代理變量的值低于樣本中位數時，虛擬變量R＆D取為1，當計算出的值高于樣本中位數時取為0。原始數據通過整理2007—2021 年我國滬深兩市A 股上市企業年度財務報告得出。

管理費用（MC）。一般認為，管理費用高低直接反映該企業的內部控制成本的高低。借鑒袁淳等［11］方法，用管理費用占企業營業收入的比重作為代理變量來檢驗企業內部控制成本的異質性。管理費用和企業營業收入的原始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當該企業管理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低于樣本中位數時，MC虛擬變量取為1，反之為0。

表5 第（1）（3）（5）和（7）列EDT的系數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表明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有利于提升研發效率和降低管理費用，縮減企業內部控制成本。表5 第（2）（4）（6）和（8）列的R＆D、MC和EDT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表明企業研發效率越高和管理費用降低，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其風險承擔水平提升的效果就越明顯。同時表5 相應的Sobel 檢驗值和經驗P值均顯著，進一步表明內部控制成本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風險承擔水平提升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又一次驗證了假設2。

表5 中介變量：內部控制成本角度

2.中介變量：投入產出效率

參考Wang and Ho［28］研究思路，采取面板隨機前沿方法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投入產出效率進行測度，將具有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隨機前沿模型設定如下：

式中，vit為隨機擾動項；Y為企業利潤額，代表企業產出；K為企業進行數字化的投入額，代表資本投入；L為企業進行數字化的培訓咨詢費，代表企業勞動力投入。以上變量的相應原始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假設特征變量與難以控制的不可控噪聲因子相互獨立，且為正態分布，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投入產出效率可被表示為：

IOE值越大，投入產出效率就越高。表6 第（1）和（3）列的企業數字化轉型對投入產出效率（IOE）的回歸系數為正值且顯著，意味著企業數字化轉型能為企業生產提供智力和技術支持，使企業投入的各個生產要素產生融合和協調，最終提升了投入產出效率。表6 第（2）和（4）列的EDT和IOE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了投入產出效率的提升能使企業實現更加柔性化管理和精細化生產，最終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即企業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投入產出效率增加是提升其風險承擔水平的機制渠道之一，假設3 得到驗證。同時，表6 中與RTE1 和RTE2 相應的Sobel 檢驗值分別為4.180 6 和5.472 7，均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經驗P值也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進一步驗證了投入產出效率這一作用機制。

表6 中介變量：投入產出效率

3.中介變量：供應鏈集成

對供應鏈集成（SCI）的測度，參考李琦等［2］方法，首先計算出年度排名前五的供應商采購額與總采購額之比，然后加上年度排名前五的客戶銷售額與總銷售額之比后，求出平均值，并以此作為企業供應鏈集成指標，原始數據源于CSMAR 數據庫。表7 第（1）和（3）列的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供應鏈集成（SCI）的回歸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意味著企業數字化轉型后更易增強其市場洞察力，不斷提升供應鏈集成的運轉效率，為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提供了便利，使供應鏈集成體系結構更加合理。表7 第（2）和（4）列的EDT和SCI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證實了供應鏈集成程度的不斷加深能提升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即企業數字化轉型帶來的供應鏈集成程度的深化是提升其風險承擔水平的機制渠道之一，假設4 得到驗證。同時，表7 中與RTE1 和RTE2 相應的Sobel 檢驗值分別為6.831 4 和5.309 2，均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經驗P值也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進一步驗證了供應鏈集成優化這一作用機制。

表7 中介變量：供應鏈集成

五、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經之路。本文從理論上探討了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作用機制，采用2007—2021 年我國A 股上市企業數據對此進行了實證檢驗，主要結論如下：

1.總體上看，企業實行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其風險承擔水平的提升。

2.在作用機制方面，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內部控制成本、提高供應鏈集成和投入產出效率促進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提升。

（二）啟示

1.發揮政府在數字化變革中的引領作用，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助力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數字技術不僅推動了政府管理方式重塑、組織形態重構，也推動了企業生產管理方式的全面升級。在數字化改革中，企業固然可以直接融入數字技術來降低貿易成本、提升各投入要素的產出效率和優化產業供應鏈，但由市場主體推動的數字化轉型，亟待政府引領。因此，政府應加大數字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制定和完善與數據資源相關的法律和制度。同時，加強大數據平臺建設，推動企業資源與大數據平臺全面對接，引導企業完成信息化、智能化和數字化改造。當然，政府引領并不等于政府包辦，企業的主動參與顯得尤為重要。

2.應不斷優化營商環境，破除妨礙企業生產要素有效配置的障礙，降低企業乃至整體社會的市場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應合理控制內部成本，首先，得提高管理效率，逐步實現生產研發及內部管理等活動的透明化、信息化和實時化；其次，優化內部結構，盡可能實現企業集團內部及與各分部間信息的流通與分析，降低內部協調成本，提高企業的決策效率和管理效率。

3.應重視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企業投入產出效率進而提升風險承擔水平的作用。前文實證已經表明了數字化轉型可以提升企業投入產出效率，因此企業應加強對數字技術的應用，有條件的企業還應該進行數字技術創新，釋放數字技術在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潛力。在具體操作上，企業在生產、經營和管理等過程中應充分應用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和互聯網等數字技術來改造傳統生產、經營和管理方式，打通企業內部壁壘形成智能制造，且與市場緊密相連，真正了解客戶需求，增加客戶留存率，通過客戶使用后的反饋意見，優化產品與服務，最終促進企業投入產出效率的提升。

4.數字化轉型能優化供應鏈集成進而提升風險承擔水平，首先，企業應關注自身的核心業務和競爭力，利用和通過數字技術優化設計、融資、采購、制造、物流等供應鏈，整合和優化信息、資金、實物等流程，從宏觀上提升對供應鏈系統的管控能力；其次，應綜合考慮鏈上上下游企業的利益，與鏈上企業共同追求整鏈競爭力和贏利能力；最后，在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等發展模式下，企業應建立好保護機制來更好地保護供應鏈集成所形成隱性資源，為最終實現最優集成化供應鏈提供保障，進而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