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獻術語的“三維”特點及其英譯研究

寧濟沅

（韶關學院 外國語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中央文獻的對外翻譯工作，特別是術語譯文的規范。作為黨中央直屬理論工作機構的中央編譯局，于2015 年4 月27 日專門成立了中央文獻重要術語譯文審定委員會，有計劃地借助光明網、理論中國網和中央編譯局官網不斷地同步發布規范化的“術語譯文”，以期發揮術語翻譯在對外話語體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截至2016 年底，發布了18 期（2015 年和2016 年各9 期），共計312 條術語（不含2015 年第七期的16 條經典名句），主要選自2015—2016 年黨的文獻和政府文獻。本文以這312條術語及其英譯文為語料，運用生態翻譯學理論分析其中的“三維”特點及其英譯。

一、中央文獻術語的含義

該術語是指“中央文獻中出現的、具有重要意義并富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和表述，既可以是單詞和詞組，也可以是其他表達方式，具有內涵明確、富有特色、適于傳播等特點。這些術語是我們黨理論創新的重要成果，廣受國際社會關注，亟需通過規范的翻譯提升其對外傳播的質量和效力，以更好地為國際社會所了解和接受?！保?］鑒于此，中共中央編譯局2015 年4 月起用英、俄、法、西、日、德、阿等7 種外文分期發布規范化的“術語譯文”，這些譯文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值得我們學習和研究。

二、生態翻譯學概述

生態翻譯學是胡庚申教授2008 年提出的有關譯學研究的理論視角，是一種生態學途徑的翻譯研究，抑或生態學視角的翻譯研究［2］。該視角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方法論層面彰顯“三維”轉換，“在‘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原則之下，相對地集中于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保?］155其中的“語言維”是指譯者在不同層次、不同方面所進行的語言形式方面的翻譯?！拔幕S”是指譯者要有文化意識，并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以保證信息交流的順利實現［3］157?！敖浑H維”是指譯者在翻譯時還應“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3］158?！叭S”轉換雖然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往往同時進行、互聯互動，但不能否認有時會特別凸顯其中某一維度的情形。

最佳翻譯則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是指譯者的“三維”適應程度并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總和最高的翻譯［4］，也就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綜合程度最高的翻譯。

三、中央文獻術語的“三維”特點

依據生態翻譯學理論，該術語主要彰顯語言、文化和交際等“三維”特點，是“三維”的統一體。語言傳達意義，是意義的載體，因此離不開語言維；富有中國特色的中央文獻概念和表述帶有中國文化特點，并與中國政治背景息息相關，因此又彰顯文化維；富含意義的語言最終是為了交際，中共中央編譯局利用各大平臺向全球分期選取和發布規范的術語及其譯文，就是為了實現其交際功能，因此還凸顯交際維。

語言形式上主要表現為詞、短語和句子。發布的312 條術語中詞語術語5 條、短語術語295 條、句子術語12 條，所占比例分別為1.6%、94.6%和3.8%，可見短語術語是中央文獻術語的核心。就修辭特點而言，部分術語運用暗喻修辭格，不僅富含中國文化，還易懂易記。比如揭露歷史上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的詞語術語“蠶食”，表明黨和政府全面深化改革決心的短語術語“（啃了不少）硬骨頭”，揭示目前我國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是阻礙改革和發展障礙的短語術語“攔路虎”，以及表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主題的句子術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文化層面主要表現為術語意義的單義性。單義性是術語意義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成功實現跨文化交際的必然要求。術語一旦獲得相關機構的規范和認定后，意義就具有了單義性，具體表現在與該機構相關的學科內的同一個術語系統之中的意義是單義的，只能擁有一個意義或只能在一個意義上與相關概念相對應。但是這種單義性是相對的，“特別是對那些當下飛快發展的學科來說，其概念呈現出極強的變動性。表示這些概念的術語，今天可能還算是單義的術語，由于概念的發展，明天就可能成為多義的?！保?］中央文獻術語也如此，經譯文審定委員會審定后，就具有了相對單義性及規范性的英譯文，并為實現中外跨文化交流作出卓越的貢獻。

術語是中央文獻的結晶，也是中央文獻的難點，更是理解中國時政的關鍵。為了便于理解和傳播，交際層面表現出用詞精準和嚴肅等特點?！熬珳省笔侵感g語意義的準確程度高、不易混淆和誤解；“嚴肅”是指在涉及中國領土完整、國家主權和國家獨立等原則性問題時的政治正確性。中央文獻術語皆由譯文審定委員會從國家近兩年審議通過的黨的文獻和政府文獻中選取，是了解我國重大方針、政策的窗口，對外代表著黨和國家的立場，對內體現著人民的利益，因此在用詞方面是極其精準而嚴肅的。比如《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涉及“開放發展”主題術語“兩岸一家親”的用詞既精準又嚴肅，不但把握好了政治分寸，而且還充分表明了“一個中國”的堅定立場。

四、“三維”兼顧的英譯方法

在生態翻譯學理論的關照下，中央文獻術語的英譯主要表現為“三維”轉換，即語言、文化和交際等維度上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叭S”轉換同時進行，但又是一對矛盾體，呈現出不同維度的偏重。就語言維而言，直譯是最佳方法，它能傳遞術語的語言形式，但就文化維而言，為了讓不同文化間的國家正確理解，又有必要改變術語的語言形式，更好地傳達出術語意義，即意譯。就交際維而言，為了成功實現交流，避免誤解，必須借助其他翻譯方法來詮釋術語的外延意義，彰顯交際意圖，提升傳播效果［6］。語料表明，術語的英譯主要表現為直譯、意譯、譯意、釋義以及解釋性翻譯等方法的綜合運用，以期追求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

直譯是一種最常用的翻譯方法，但是何謂“直譯”，譯學上頗有爭議。一般認為“譯文形式與內容都與原文一致謂之直譯”［7］92。周作人、魯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當代翻譯家江楓“形似而后神似”的文學翻譯觀就是直譯的變體。就術語英譯而言，筆者認為直譯不僅要關注語言形式的再現，更要關注內容的傳達，否則翻譯無意義，因此筆者對直譯的定義是在不用轉譯就能表達出術語意義的前提下又能保持其語言形式的翻譯。語料顯示，術語的英譯運用了大量的直譯方法，是譯者在語言維度上適應與選擇的偏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譯者對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同一主題的術語之間的翻譯，見表1。

表1 同一主題術語之間的直譯譯文對照

意譯是與直譯并列的主要譯法之一，一般認為“譯文內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謂之意譯”［7］100。比如傅雷主張的“神似”和錢鐘書提倡的“化境”其實都是意譯的變體。就術語英譯而言，意譯重點關注術語意義的傳遞，不再是對其語言形式的亦步亦趨。因此，筆者把意譯定義為在表達術語意義時需要轉譯而又不能保持其語言形式的翻譯。例如：

（1）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2016 年第一期）

food crop production strategy based on farmland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2）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2016 年第二期）

ensure that cultural-ethical and material development progress together

以上兩例如果完全依照原文語序采用直譯方法，那么譯文晦澀難懂，所以有必要打破原文語序進行意譯，精準傳達術語含義，實現有效交流。例（1）的譯文語序完全相反，并且對“藏”“于”“地”“技”分別轉譯為“production”“based on”“farmland management”和“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沒有機械地逐字翻譯。例（2）的譯文語序局部相反，先翻譯“精神文明”，之后再翻譯“物質文明”，并且把“文明”“精神”分別轉譯成“development”和“cultural-ethical”，整體上意譯，傳達深層含義。再如：

（3）精準扶貧、精準脫貧（2015 年第一期）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help people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譯文將“扶貧”和“脫貧”一起意譯為英語不定式短語“to help sb lift sb out of poverty”，重點在于擺脫貧困。而中國翻譯研究院卻意譯為“Targeted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Poverty”［8］，重點在于減輕貧困，二者的共同點在于都采用意譯法，卻有不同程度上的關切。

譯意作為一種翻譯方法，最初由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Eugene A. Nida）提出。譯意是指譯出原作的含意，與譯義相對，一起構成翻譯實質的兩個方面，二者不可偏廢［7］94。譯意方法凸顯了翻譯的交際功能，譯者應力所能及地“解讀原作的含意，并將其準確地納入譯文語言中”［7］94，顯化原作的交際意圖。因此，就中央文獻術語的英譯而言，筆者將譯意定義為依靠增詞手段既譯出原作內涵，又顯化原作含意的翻譯。語料中很多佳譯采用了譯意的方法，凸顯了術語的交際維特點。例如：

（4）?；?、兜底線、建機制（2015 年第一期）

build up a basic safety net，ensure there is a cushion in place for those most in need，and make du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5） 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受（2016 年第七期）

everyone participates，makes a contribution，and shares in the benefits

以上的“基本”“底線”和“享受”就采用了譯意的翻譯方法，在譯文中分別增添“safety net”“in place for those most in need”和“in the benefits”，彰顯了術語的含意。再如，2015 年第五期發布的表明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的暗喻術語“掃蕩”“蠶食”和“清鄉”的譯文依次為“mopping-up”operation、“gnawingaway”operation 和“pacification”operation。顯然譯文中都增添了一個表明術語性質的中心詞“operation”，不僅一針見血地道出了行動的實質，還將日本侵略者軍事行動的殘暴和中國老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展現得淋漓盡致。

釋義是指“不逐字逐句迻譯原文，而直接向譯語讀者解釋原語詞句在上下文中的意味（sense）的一種手段”［7］99。該法既能給譯者傳播原文信息的自由空間，又能傳達出原詞的話語語境義，避免“望文生義”，因而在翻譯中廣泛采用。就術語英譯而言，筆者將其定義為依靠換詞手段來譯出術語意味的翻譯。語料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

（6）強農惠農富農（2015 年第一期）

strengthen agriculture，benefit farmers，and raise rural living standards

（7）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 （2015 年第一期）

transform China from a manufacturer of quantity to one of quality

以上的“富農”“大國”和“強國”就采用了釋義方法，避免望文生義，分別換詞為“raise rural living standards”“quantity”和“quality”，既實現了對語境義的精準把握，又傳達出了意味，利于有效交流，對外充分展現一個堪當大任、不負人民的大國形象。再如：

（8）（啃了不少）硬骨頭（2015 年第一期）

（We tackled many）tough issues

顯然，并沒有對這一形象化的暗喻術語“硬骨頭”望文生義，而是精準把握其語境義，將黨和政府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遇到的艱難險阻翻譯出來，利于受眾接受，同時也表明了我黨一定會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堅定決心。

解釋性翻譯是指“把要解釋的內容（通常因此而加注）溶合到譯文中去，使譯文一氣呵成，巧妙傳達出原文的含義與風格”［7］99。此法一般用在雙語文化差異巨大，難以用目標語直接表達的場合。語料中就有3個這樣的術語，都是高度概括的四字短語，即“三期疊加”“三證合一”和“‘三光’政策”。英譯時必須借助解釋性翻譯方法，將“三期”“三證”和“三光”的具體內容在譯文中言簡意賅地解釋出來，才能精準傳達術語意義。如下例所示：

（9）三期疊加（2015 年第一期）

simultaneously deal with the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make difficult structural adjustments，and absorb the effects of previous economic stimulus policies

（10）三證合一（2015 年第三期）

integrate the business license，the organization code certificate，and the certificate of taxation registration into one document

（11）“三光”政策（2015 年第五期）

“Three Alls”policy（kill all，burn all，loot all）

以上術語中高度概括的“三期”“三證”和“三光”的實指內容采用解釋性翻譯方法在譯文中完美再現，貼近了術語意義的精準性特點，尤其是例（11）先概述后借用括號形式來解釋具體內容的方法還進一步貼近了術語形式上的簡明原則。

以上翻譯方法的綜合運用都是為了關切中央文獻術語翻譯的三個維度，以期譯文貼近受眾，增強傳播效果，展現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最理想化的翻譯當然是直譯，但是囿于文化差異，有必要變通，經常采取“直譯+”的翻譯方法，追求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比如，2015 年第六期發布的“命運共同體”的譯文是“community with a common future”，其中的“共同體”直譯為“community”，而“命運”意譯為“a common future”。之后時政話語中經常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形式出現，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新華社翻譯成“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中翻譯成“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不難看出，中共中央編譯局和其他機構都沒有將“命運”二字機械地直譯成“destiny”，而是采取不同程度上的靈活翻譯。無獨有偶，國外新聞媒體的傳播情況也一樣，“命運”二字經常翻譯成“common/shared future”［9］。

五、結束語

語言、文化、交際是中央文獻術語的三個維度，翻譯時也離不開語言的簡潔、文化的傳遞和交際的明了。運用生態翻譯學理論分析其中的“三維”特點及其英譯，發現該術語在語言層面上主要使用短語術語和暗喻修辭格、文化層面上彰顯術語意義的相對單義性、交際層面上凸顯語義的精準性和嚴肅性等特點。對此，在對外翻譯中主要采用“三維”兼顧的英譯方法，即直譯、意譯、譯意、釋義和解釋性翻譯等方法的綜合運用，旨在追求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充分發揮中央文獻翻譯，特別是術語翻譯在對外話語體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10］，不僅促進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還對其他相關翻譯起到規范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