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羅然教授談捷克文學

長安

我在日本供職的大學有個海外研修制度，教員可休上一年多的學術長假，我的兩次長假都選在了捷克布拉格的查理大學。利用休假機會，我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查理大學國際漢學中心對漢學家羅然（Olga Lomová）教授進行了一次訪談。

羅然研究中國古代詩學、中國文化史、中國二十世紀初葉之思想轉變及中國現代文學，著有《大地的訊息—王維詩中的自然表象》（Poselství krajiny. Obraz p?írody v díle tchangského básníka Wang Weje）等著作。羅然乃普實克（Jaroslav Pr??ek，1906-1980）的再傳弟子，我們的話題就從普實克所著《中國，我的姐妹》（Sestra Moje ?ína）開始。普實克曾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在中日兩國游學，此番東亞之行為他日后的漢學研究奠定了基礎。該書一九四○年在捷克出版，細膩生動地記述了普實克的在華見聞。羅然說普實克雖然在書里寫到了冰心，其實當年與冰心來往甚少，后來在回憶錄里也說他在冰心面前不太敢講話。與普實克一樣，羅然也喜歡做翻譯，譯過《史記》《茶經》等典籍，還譯過《三俠五義》那類古代通俗小說?！妒酚洝方葑g本曾獲二○一四年查理大學優秀著作獎。她說《史記》印得很漂亮，但賣得并不好，年輕人覺得太難。聽她說到年輕人，我就問起捷克大學里中文學習的情況，她回答說：“學習漢學每一代學生都有不同的希望、不同的追求，但學生人數一直變化不大。問題不是本科生，問題是—全歐洲普遍的問題，不只是中文和漢學的問題—本科畢業后讀碩士的人越來越少?！?/p>

從羅然教授的漢學因緣談到了捷克文學，還說到語言和翻譯問題。我們雙方都對對方的母語文學有著濃厚興趣，但她是漢學專家，我對捷克文學恐怕還沒有超過普通讀者的認知，聽她娓娓道來，仿佛穿過一道道門廊，一步步往里邊走了進去。

《外祖母》《五月》

話說從頭，羅然最初的夢想是當畫家。她笑說這夢想早就沒有了，現在只偶爾給孫子孫女畫點小動物什么的，好玩兒而已，并不保留。問及最初的文學淵源，羅然提到了涅姆佐娃（Bo?ena Němcová，1820-1862）的長篇小說《外祖母》（Babi?ka），還有馬哈（Karel Hynek Mácha，1810-1836）的敘事長詩《五月》（Máj）。

由于母親病重，羅然從小就在服蘭諾（Vranov nad Dyjí）小鎮與祖母一同生活。六歲時偶然從祖母的書架上拿出了一本書—隨隨便便拿出來的，就看進去了，那本書便是涅姆佐娃的《外祖母》。她說：“我馬上就把自己的故事與小說的故事聯系在了一起—一個女孩子和她祖母的故事，雖然兩位祖母不太一樣，生活環境也很不一樣?！彼部茨纷敉迣懙膬和适?，“都是用小說家的筆法改寫成的、比較長的民間故事，不像現在的兒童故事，現在的兒童故事非常簡單”。她還閱讀翻譯成捷克文的外國小說，有什么看什么。六歲的她發現了生活與文學的關系：“生活不是直接印在文學里，文學和生活是兩碼事；但盡管是兩碼事，文學還是能夠表達出生活中更深刻的意義，表達出從生活表面看不出來的真理?！?/p>

涅姆佐娃在捷克文學史上舉足輕重，被稱為捷克現代散文的奠基人，五百克朗紙幣上就印著涅姆佐娃的肖像。羅然說涅姆佐娃在《外祖母》以及其他小說里描寫的是一種理想化的生活狀態及人際關系，“人都是好人，偶爾也有一些壞人，但總的來說那是個非常和諧的、非常能夠共生的世界”。談到涅姆佐娃的魅力，羅然最推崇的就是她的語言：“她的語言特別美，很適合朗讀。翻譯成外語她的故事相當簡單，沒有什么特別的，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怎么這么簡單？”我看《外祖母》中譯本時的確覺得有些意猶未盡，原來那語言的韻味被翻譯沖淡了。羅然還說在涅姆佐娃的時代當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非常不容易，體面女性不能隨便工作，出門工作就會被人看不起，但涅姆佐娃無視貧窮與白眼，一心追尋理想，“她個人的故事非常感動捷克人，她是最受崇拜的捷克作家”。說到涅姆佐娃肖像上了紙幣，羅然頗不認同，認為這對一位貧窮的女作家來說不太合適。

羅然說涅姆佐娃是在講德語的環境里長大的，修養皆來自德語，并非從小就說捷克語。在她成長的過程中，一部分捷克知識分子發起了復興捷克語及捷克文化的運動，她深受影響，主動學會了捷克語并開始用捷克語寫作。羅然強調這種復興運動本來主要是文化行動，并非政治行動。

《外祖母》是捷克學生的必讀書。羅然六歲時愛讀，成年后再讀依然喜歡，說“這是我真的喜歡的一本書”。小學一年級時除了《外祖母》，她還愛讀馬哈的敘事長詩《五月》。她說其實《五月》對小孩子來說是很可怕的，但描述得異常生動，看不太懂故事也能捕捉到一些意象：“有一個人在監獄里等著他自己第二天被殺……那情景直到現在都記得，我一輩子都怕監獄，不要坐牢！這些恐怖的意象我記得非常清楚，小時候看過的一輩子都記著?！?/p>

語言之于文學

羅然盛贊涅姆佐娃的語言功力，我們便聊起語言問題。她講到家里書多，她是讀著這些書長大的，“這個經驗讓我養成了自己個人的—不是說比別人好或壞的—語感，讓我有了自己跟文學的互動，非常個人化的互動?？次膶W作品，遇到一段非常感興趣，我就會停下來……”她說，“文學不只給你講故事—我也喜歡看故事—還為你描述大家都知道的世界的某一方面，特殊的文學能通過語言打開一個誰都沒有想到的世界，不是表面上的世界?！绷_然認為現今的年輕人擁有更多的知識來源及享受的路徑，但跟語言沒有那么親密的關系。她觀察到：“年輕人要看非常讓人興奮的故事，文學作品的故事性就越來越強，語言簡單，句子不太長，表達出來的意思也比較直接?！庇终f：“不是表達得直接就沒有深度，它可能會有深度，這個不沖突，可是他們不喜歡太有隱喻性和象征性的，總想很快地從頭看到尾，不想玩味，對這個不感興趣?，F在的生活節奏太快……”

語感，隱喻，象征，玩味，在在道出語言與文學間的微妙關聯。那陣子我剛讀完克里瑪（Ivan Klíma）的《我的瘋狂世紀》，書里克里瑪引述外國評論家的話稱自己是“捷克的語言大師”。我說我讀克里瑪讀的都是中譯本，讀不出其中的味道，不料羅然直截了當地說：“我讀捷克文也讀不出來?！彼貞浀谝淮巫x克里瑪是在一九八九年以前，當時捷克還不允許發表克里瑪的作品，一個朋友偷偷從國外給她帶來了克里瑪的短篇小說集。終于可以看到這個作家的作品了，她很興奮，但讀后非常失望，覺得克里瑪就是在比較直接地說故事，故事簡單，語言也簡單。那么為什么克里瑪的作品總能迅速被譯成外文且在國外廣為閱讀？羅然解釋說很可能是因為它的故事性，“故事都是從頭到尾的故事，而且克里瑪描述的世界很透明，沒什么奧秘，人人都能明白，比較容易被接受”。又補充道：“欣賞、接受文學作品不僅出自個人的愛好與修養，也受環境影響。同是看捷克文學，捷克人對某些方面感興趣，美國人德國人法國人又會對另一些方面感興趣，況且有些社會文化背景外國人很難弄懂?！?/p>

話題又回到語言大師，羅然給語言大師下了個定義：“就是一個給說某種語言作為母語的人帶來一些新的表達方式的人，這個新的表達方式不僅僅是修辭方面的表達方式，而是能用語言打開對世界的新的認知。大師的語言有他的隱喻價值，就好像是他說的事實表達出了那事實后面更深一層的事實?！绷_然談到了王維，說王維詩表面簡單，但他注意到了別人沒有注意到的，他經歷的別人也經歷過，但誰也想不到要像他那樣表達。羅然說涅姆佐娃之所以那么受尊重，也是因為她在當時打開了全新的世界，這世界如今依然借由涅姆佐娃瑰麗的語言刺激著我們的想象。羅然還十分推崇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1926-2015），說他的語言幽默、有深度、有味道，而且一針見血，“他的語言能瞬間喚起我們的想象，讓我們想起自己經歷過的、無從說起的現實。經歷過其他現實的讀者可能根本不明白他語言中隱含的所有本質性的內容—語言越精妙，國內讀者就越喜歡，國外讀者也就越不理解”。她說瓦楚里克的作品很難譯成外文，不但很難譯出味道，也很難譯出它與現實的聯系。翻譯文學作品實在是苦難的歷程。

哈維爾，昆德拉

哈維爾（Václav Havel，1936-2011）語言如何？我問到。羅然說不錯，“雖不是那種可以給你打開新世界的寫作大師的語言，但他注重語言表達的準確性，這個準確性跟他的思維方式很有關系”。我又問，哈維爾的戲劇與散文哪個更勝一籌。她回答是散文，“他的大部分書信里都有他的哲學思想，也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你能看出來他生活、寫作的時代面對的是哪些問題，他怎么對付它們”。我提到李歐梵在《哈維爾的啟示》一文中認為哈維爾的劇作不像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的那般荒謬與絕望，“是不能從‘純文學的角度作‘文本解讀的。因為它的文本所展開的就是社會和人生”。羅然表示同意，還說：“他當然也有文學熱情，但最后—他樂意不樂意我不敢說—被迫當了政治家，沒有專注在文學上，但他自己非常希望回到藝術的世界?！?/p>

以前聽說羅然為哈維爾做過中文翻譯，遂聞其詳。她說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翻譯，不過給哈維爾當翻譯都是受朋友之托，不收費的。羅然說做翻譯能感覺到被翻譯者是否明白你在做什么，是否尊重你的工作。有時被翻譯者得停下來讓你有時間翻譯，有時又不能說得太復雜，因為你來不及翻譯?！肮S爾尊重我這個翻譯，尊重我的工作，尊重我這個人。這是非常特殊的感覺。他有同理心。給他翻譯過好幾次，跟他合作真的很高興?！?/p>

談到哈維爾與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2023），羅然說：“哈維爾是個理想主義者，昆德拉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有一點以自我為中心?！?/p>

對于在中國廣為閱讀的昆德拉，羅然說，因為昆德拉不久前剛剛去世，廣播里播放昆德拉的作品，火車站也賣昆德拉的書，方便人們買了帶到火車上看，她自己也重讀了昆德拉的一些作品。那么，昆德拉語言如何呢？羅然作了一番意味深長的點評：“他有這個語言能力，他知道自己是一位技藝精湛的作家，因此他將自己的技藝磨煉得更加完美，自己也陶醉其中。但是他好像將自己這份能力過分發揮下去了。一針見血之后再挖這個針，已經過分了。當我重讀他的小說《生活在別處》時，我意識到他有一個幻想，他永遠要做他作品的主人，希望讀者在每一點上都接受他的思想，不想讓他們發揮自己的想象、用自己的眼睛看他的作品，但這是不可能的。每一個讀者也都是創造者，尤其是下一代、下下一代的讀者，更不會完全像作者本人那樣理解他寫的東西?！绷_然反復強調接受理論的重要，說昆德拉從不認為讀者閱讀時是必須把個人經驗、想象乃至夢境輸入到作品中去的，“這也就是昆德拉式的自我中心”。

卡夫卡，雷內克及其他

又聊到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寫作所用的語言，聊到捷克文學的歷史。羅然說捷克文學有很長的中古時期的歷史，后來漸漸中斷了，三十年戰爭之后，德語成了文學創作所用的語言。十九世紀初捷克知識分子努力復興捷克語、打造新的捷克文學，不過復興以后似乎分成了兩種文學：捷克語文學與德語文學。二戰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教科書從來不會將這兩派文學寫在一起，卡夫卡創作的德語文學就不算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學。但那時候大部分捷克人都有兩種語言能力，很多人盡管不把卡夫卡當成捷克作家，還是會欣賞他的作品，卡夫卡一些作品也很快就被譯成了捷克語。一九四八年以后，官方不再把卡夫卡當作值得閱讀的作家。但盡管沒有官方的支持，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卡夫卡的作品還是被廣泛閱讀及翻譯。

羅然特別提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捷克科學院在布拉格附近的利布萊斯（Liblice）城堡為紀念卡夫卡八十周年誕辰召開的國際會議，探討卡夫卡對世界文學的貢獻。討論過程中，一些信奉教條主義的理論家與倡導文學主體性及表達自由的年輕學者之間展開了論戰。一九六八年以后卡夫卡被禁止，一九八九年以后卡夫卡又重見天日，她給學生上捷克文學史課也會講到卡夫卡以及其他一些用德語寫作的布拉格作家。

談到有種看法認為卡夫卡與哈謝克（Jaroslav Ha?ek，1883-1923）代表了捷克知識分子的兩個類型、兩種極端—或怯懦疏離自怨自艾或嬉笑怒罵渾然不吝，羅然說從外部看容易看成這樣，但事情沒有那么簡單，“卡夫卡與哈謝克是同時代人，他們都跟同一個時代對話，用自己的方式跟那個時代對話，各有各的幽默感，也各有各的悲慘”。

羅然最喜歡的捷克詩人是雷內克（Bohuslav Reynek，1892-1971），她表示很不能認可某位文學理論家的話—不信教就不能理解雷內克的詩，認為都是人，信不信教沒有太大的區別，況且雷內克講的不是宗教，他不是在傳教，是在借由宗教靈感書寫世界。羅然重申了接受理論中讀者的主動性和重要性：“你不信教也會發現信教的詩人在跟你說只有文學大師能說的事?！?/p>

羅然說年紀越大越喜歡看回憶錄，各種各樣的人的回憶錄，希望打開能夠看到過去的窗戶。她說：“我有一個追不到的夢，就是離開我的現在跳到過去。跳到過去當然意味著我還要回來，意味著我將擴大對自己生活著的世界的理解?！闭劦剿罱吹鸟R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的《佛羅倫薩歷史》，她說這本書里講的是歷史，但也是一種回憶錄，還說：“我們都知道馬基雅維利是一個政治思想家，也認為他玩世不恭又投機取巧。但出乎意料的是，我發現他的書具有不可否認的文學性，他能夠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對細節的關注來描述文藝復興初期佛羅倫薩的歷史，而且他在描述時還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幽默感?！?/p>

羅然即將退休，自云做了那么多年文學史專家，如今很想重讀以前讀過的作品。她說：“四十年五十年以前看過的作品留下了深刻的片段性的印象，重新打開這些書非常有意思，好像是在找回過去的自己，但我不想找到自己，我對歷史感興趣，要比較過去和現在?！彼貏e談到了對恰佩克（Karel ?apek，1890-1938）《鯢魚之亂》（Válka s Mloky）的重讀：“年輕時看過，并未留下深刻印象，現在再看，吃驚地發現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超時代的書，它描寫了現在的世界，很可怕。二戰前寫的，好像有預感似的。小說的敘述直截了當、樸實無華，也有幽默感，講述的卻是如此黑暗而沉重的話題?！彼€說很多外國作品從前看的是捷文譯本，現在則看原文，用俄文、英文讀契訶夫、狄更斯、薩克雷……“這些作品都有中譯本，跟我這一代的中國人交談，我們很容易就能找到共同的話題，因為都有這種類似的文學背景?！绷_然也愛讀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和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的偵探小說，最近發現了華裔作家裘小龍，亦頗欣賞。

話題也離開文學，聊到了金色六十年代里捷克的新浪潮電影，羅然感嘆“直到現在都沒超越那么精彩的一段時間”，認為大概是巨大的壓力、殘酷的體驗造就了藝術家，還借用了孔子的說法：詩可以怨。對于現在的電影她認為“大都太直接，暴力太多、性太多，用間接方法掌握世界、善用隱喻手法的作品越來越少”。

訪談結束，天已暗下來。出了擁有六百多年歷史的大學校園，走幾步就是歷經千年的老城廣場。正逢一年一度的圣誕集市，廣場上一片祥和，璀璨的圣誕樹似乎比胡斯雕像還要高。一星期后，查理大學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槍擊事件，震驚了捷克，也震驚了世界。這份慘烈或者已超越了文人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