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總磷通量變化及空間來源解析

關文海,駱國輝,王攀菲,婁保鋒,邱光勝(.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湖北 宜昌 44333；.生態環境部長江流域生態環境監督管理局,生態環境監測與科研中心,湖北 武漢 43000)

嘉陵江是長江八大支流之一,是長江上游重要的生態屏障和水源涵養地,具有重要的生態服務功能,1994～1996 年嘉陵江出現了嚴重的水質污染[1],主要超標污染物有總磷(TP)、耗氧有機污染物、氨氮和石油類等.之后隨著污染治理的加強,水質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水生態問題[2-4].

近20 年來,作為嘉陵江干流水質和水生態的關鍵影響因子,總磷年均濃度盡管不超III 類標準限值[5],但月度監測值時常出現超標現象,平均超標頻率約7%(按北碚斷面統計),河舒河、清溪河等支流TP 污染較為嚴重[6].磷的生物活性與其形態密切相關[7-10],韓超南等[11]計算得到2014 年10 月和2015年1 月嘉陵江北碚斷面溶解態磷(DP)在TP 中的占比為46%和 64%,丁帥等[12]基于2009 年10 月～2010年6 月的月度監測數據得到DP 在TP 中的占比平均為67%.污染物通量可以為污染負荷總量控制和管理提供基礎信息,丁帥等[12]基于2009 年10 月～2010年6月的數據計算得到北碚斷面年度磷通量大概為1.146 萬t/a.基于澄清樣TP 濃度,周琴等[13]估算得到2009～2014 年北碚斷面年度磷通量為0.672～1.340 萬t/a(平均為1.000 萬t/a),唐小婭等[14]計算得到2008～2016 年北碚斷面年度磷通量為0.347～1.276 萬t/a(平均為0.783 萬t/a).

目前,關于嘉陵江磷濃度、通量及形態長時期變化趨勢及原因的研究較少,在污染負荷來源方面的研究更為缺乏,另外,對嘉陵江TP通量的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基于澄清樣測值[13],而澄清樣TP 和原樣TP濃度測值往往存在顯著差別[15],基于澄清樣測值的磷通量計算結果與實際磷通量存在較大偏差.鑒于此,本文系統研究2002～2019 年嘉陵江磷(TP、DP 和PP)濃度、形態和通量的年際變化和季節特征,并進行歸因溯源分析,旨在為嘉陵江流域磷污染治理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和時段

嘉陵江是長江八大支流之一,位于三峽庫區庫尾段長江干流左岸[16],流域面積16 萬km2,是長江水系中流域面積最大的支流,干流全長1120km,源頭至廣元段為上游,長380km,廣元至合川段為中游,長645km;合川以下為下游,長95km(圖1).2000～2021年北碚水文控制站年均徑流量655 億m3/a.嘉陵江是長江水系含沙量較大的支流之一,汛期(6～9 月)尤其是7 月份含沙量最高,枯水期尤其是1 月份含沙量最低.亦是長江八大支流中渠化程度最高的河流,中下游江段(廣元以下)共有水電站和航電樞紐15 個(四川境內13 個,重慶境內2 個)(圖1),其中亭子口樞紐和草街樞紐為大型綜合利用樞紐,庫容大(41 和22億m3),對流域水量進行一定控制和調節,其下游樞紐大部分為低壩徑流式的中、低水頭樞紐,主要以發電、灌溉或防洪為主,兼顧航運,具有河道型水庫特征,洪水期基本為天然河道,枯水期電站控制下泄流量.主要支流有:八渡河、西漢水、白龍江、渠江和涪江等.

圖1 嘉陵江和北碚監測斷面位置示意Fig.1 Location of Jialing River watershed and the monitoring section

本研究將北碚斷面(圖1)作為嘉陵江干流水質、水文代表斷面,該斷面在最末一級水電站-草街水電站下游約13km 處,在入長江口上游約55km 處,其下游約4km 處為三峽水庫嘉陵江回水末端白鶴灘.研究時段為2002～2019年,時間跨度為18a.磷源解析針對時段為2017～2019 年.嘉陵江水期劃分為:豐水期為6～9 月;平水期為4、5、10 和11 月;枯水期為12月和1～3 月.

1.2 原樣、澄清樣和清樣TP 測值的說明

2002 年我國頒布了《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 3838-2002)[5],取代之前的GB 3838-88[17].GB 3838-2002 要求對CODMn、TP、As、Hg、Pb、Cd 和Cr等參數,采樣后對水樣(稱為原樣)靜置30min,得到去除沉降物的水樣(稱為澄清樣)進行測定,測得澄清樣磷濃度(CP),而GB 3838-88 要求原樣混勻后進行測定,測得原樣磷濃度(TP).兩種前處理方式不同導致了GB 3838-2002 實施前、后受泥沙含量影響較大的水質參數監測值缺乏可比性[18].另外,還有一種常見的水樣前處理方式,即對原樣用0.45μm 濾膜過濾,所得到的濾液稱為清樣,針對清樣測得的磷濃度為溶解態磷濃度(DP).對于同一原始水樣,TP、CP 和DP 測值之間的差別隨SS(懸浮物)濃度升高而增大,具有規律性經驗關系[14],譬如,當三峽庫區干流ρ(SS)達500mg/L 時,CP 與TP 測值之比平均為51%,DP與TP 測值之比平均為11%.

1.3 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TP、DP 及SS 濃度數據來自長江流域水環境數據庫,采樣時間為2002～2019 年.每月上旬采樣1 次.采樣程序執行《水環境監測規范》(SL 219-2013)[19].每條斷面布設3 條垂線(左岸、中泓和右岸),每條垂線布設3 個采樣點(上、中和下).質控樣品包括現場空白樣、現場平行樣和加標樣.

磷的測定采用鉬酸銨分光光度法(GB 11893-89)(采用過硫酸鉀氧化消解)[20].對同一水樣,分別測定TP和DP.顆粒態磷濃度PP=TP－DP.DP 在TP 中的占比表達為λ(DP/TP),PP 在TP 中的占比表達為λ(PP/TP).SS 測定采用重量法(GB 11901-1989)[21].徑流量和輸沙量數據來自長江泥沙公報[22].本文中月均懸浮泥沙濃度根據月徑流量和月輸沙量計算而得,其計算公式為SS(mg/L)=100×月輸沙量(萬t)/月徑流量(億m3),其中,100 為單位換算系數;年均泥沙含量為年內12 個月份泥沙含量的算術平均值;各水期平均泥沙含量為該水期內各月份泥沙含量的算術平均值.

1.4 通量計算方法

河流污染物通量即單位時間內通過某斷面的污染物的質量.河流物質輸送年度通量為年內12 個月的通量之和,月度通量(W,t)計算公式[23]為:

式中:C 為某月磷濃度值,mg/L;Q 為某月徑流量,108m3;100 為單位換算系數.

年度通量(W,t)計算公式為:

式中:Ci為第i 個月的污染物濃度值,mg/L;Qi為第i個月的徑流量,108m3;100 為單位換算系數.

1.5 總磷來源界定方法

污染物來源包括點源和面源.相對于點源,面源負荷的定量化更為復雜和困難,其主要估算方法有面源產排污系數估算法[24]、總負荷中點源扣除法、水文分割法[25-26]和SWAT 模型法[27-28]等.面源產排污系數法是根據農業、農村生活和散養畜禽等面源類產排污系數基于農田面積、化肥使用量、農村人口和畜禽數量等基礎資料進行估算,點源扣除法需要在已知總負荷的情況下在相應時期內按一定頻率對諸多點源排放的污染負荷進行監測或按照點源產排污系數進行估算,其人力和物力等成本較高,計算過程較為復雜;SWAT 模型法需要的參數較多,整個過程亦較為復雜.而水文分割法因簡潔、直觀而受到歡迎[25,29-30],故本文采用此法界定磷的點源和面源負荷.其原理[26]為:降雨徑流是非點源磷遷移轉化的驅動力和載體,枯水期陸面難以形成徑流,河流磷負荷基本來自點源,而豐水期的磷負荷來自點源和面源兩部分.年內點源磷負荷主要來源于生活污水、工業廢水及畜禽養殖場等,其排放隨季節的變化較小,本項工作中假定年度內點源磷的排放基本恒定,不隨季節而變化,即豐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點源負荷相等.豐水期來自面源的TP 負荷等于豐水期總負荷扣除點源負荷,即L豐面=L豐總－L豐點=L豐總－L枯,其中L豐總、L豐點、L豐面分別為豐水期總負荷、點源負荷和面源負荷,同理,平水期面源TP 負荷為L平面=L平總－L枯,其中L平總、L平面、L枯分別為平水期總負荷、平水期面源負荷和枯水期負荷;年度面源負荷為L年面=L年總－3L枯,其中L年總和L年面分別為年度總負荷和面源負荷.

1.6 數據統計方法

采用Excel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兩變量間線性關系顯著性和兩組數據差異顯著性水平判定標準設定為P=0.05,即當P<0.05 時,達到顯著性水平;當P>0.05,則未達到顯著性水平.

2 結果與分析

2.1 磷濃度年際變化及水期特征由圖2 可見,18a 來年徑流量均值為631 億m3/a,在381～810億m3/a波動,年徑流量偏高的年份(豐水年)為2005 年、2010～2013 年、2018 年和2019 年,偏低的年份(枯水年)為2002 年、2006 年和2016年.豐水期徑流量均值為403 億m3,在160～592 億m3波動,平水期和枯水期平均徑流量均值分別為166 億m3和64 億m3.SS 年際波動很大,平均年均值為(166±95)mg/L,最大年均值出現于 2018 年(427mg/L),最小年均值出現在2016 年(19.2mg/L),最大年均值是最小年均值的22 倍.豐水期SS 濃度(平均389mg/L)顯著高于平、枯水期(平均64 和43mg/L),所以SS 年際變化趨勢主要取決于豐水期.2002～2016 年,平、枯水期SS 總體呈下降趨勢,2018 年(洪水年)SS 出現飆升.

圖2 嘉陵江北碚斷面徑流量、懸浮泥沙濃度[ρ(SS)]、磷濃度[ρ(TP), ρ(DP), ρ(PP)]年際變化趨勢(2002～2019)Fig.2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runoff and concentrations of suspended sediments(SS), phosphorus [TP(total phosphorus), DP(dissolved phosphorus) and PP(particulate phosphorus)] at Beibei section in the Jialing River in a whole year and in wet,even and dry seasons during 2002～2019

2.1.1 TP 濃度變化 2002～2019 年,TP 濃度年均值波動較小,除去5 個較低的年份(2002、2003、2006、2007 和2019 年)和2 個較高的年份(2005 和2016 年)外,其它11 個年份在0.10mg/L 附近上下波動.18a間,TP 濃度年均值為(0.098±0.023)mg/L,年均值最低為0.058mg/L(2003 年),最高為0.14mg/L(2005 和2016 年)(表1).豐水期TP 濃度較高的年份為2004年(0.231mg/L),2005 年(0.273mg/L) 和 2012 年(0.198mg/L);平水期TP 濃度較高的年份為2014 年(0.148mg/L),2016 年(0.145mg/L) 和 2017 年(0.130mg/L);枯水期TP 濃度較高的年份為2016 年(0.145mg/L).2002～2013 年,TP 濃度表現為豐水期>平水期、枯水期,之后有的年份表現為豐水期>平、枯水期,有的年份則表現為豐水期<平、枯水期.就TP達標評價而言[按河流TP III 類標準(0.20mg/L)評價],除2004 和2005 年豐水期TP 超標外,其他年份各水期皆符合I～III 類,但月份超標情況仍存在,18a 中有8個年份出現了月度值超III 類標準限值情況(2002、2005、2006、2011、2012、2015、2016 和2018 年).

表1 嘉陵江北碚斷面磷的相關指標特征值(基于18a 間年均值或年度值進行統計)Table 1 Statistic values of indicators of phosphorus at the Beibei section of the Jialing River(based on annual values during 2002～2019)

2.1.2 DP 濃度變化 18a 間DP 濃度總體呈先上升(2002～2016 年)后下降趨勢(2016～2019 年)(P<0.001),尤以平、枯水期最為顯著.18a 間DP 濃度年均值為(0.047±0.014)mg/L,年均值最高為0.073mg/L(2016年),最低為0.021mg/L(2006 年)(表1).年內DP 濃度相對穩定,其各水期之間的差別小于TP 和PP.豐水期平均DP 濃度最高為0.098mg/L(2012 年),最低為0.020mg/L(2006);平水期平均 DP 濃度最高為0.088mg/L(2014 年),最低為0.028mg/L(2006 年);枯水期平均DP 濃度最高為0.065mg/L(2016 年),最低為0.015mg/L(2006 年).18a 間年均λ(DP/TP)為(49%±10%),年均值最高為60%(2017 年),最低為24%(2005 年).

2.1.3 PP 濃度變化 18a 間PP 濃度年均值為(0.051±0.018)mg/L,年均值最高為0.105mg/L(2005年),最低為0.029mg/L(2003 年)(表1).2002～2013年,PP 濃度表現為豐水期>平水期、枯水期,之后有的年份表現為豐水期>平、枯水期,有的年份則表現為豐水期<平、枯水期.18a 間年均λ(PP/TP)為(52%±10%),年均值最高為76%(2005 年),最低為40%(2017年).

2.2 磷通量與源解析

2.2.1 磷通量年際變化及水期特征 磷濃度和通量可以從不同角度反映磷污染[31],前者直接表征污染程度,后者可為污染負荷核算及污染源解析繼而為污染控制決策提供基礎信息.由圖3 可見,18a 間,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年際波動較大,尤其是后者.年輸沙量峰值典型年份為2005,2010,2013 和2018 年,谷值典型年份為2006 和2016 年,峰值年份平均年輸沙量(5858 萬t/a)為谷值年份平均年輸沙量(225 萬t/a)的26 倍.對比徑流量、輸沙量和磷通量時間維度上的變化節律可見,水量、沙量、TP 通量和PP 通量表現為一定程度的“水、沙、磷”同步效應(即變化趨勢的一致性,往往同時出現峰值和谷值),而且豐水期最強,枯水期最弱.按豐水期[圖3(b)]觀測,18a 內,有7a(2002,2005,2006,2007,2008,2016 和2018 年)表現為明顯的“水、沙、磷”同步效應.這種同步效應本質上緣于總磷濃度、顆粒態濃度與懸浮泥沙濃度之間的相關性[32],以及水量和沙量之間的相關性[33].

圖3 嘉陵江北碚斷面徑流量、輸沙量和磷通量年際變化趨勢(2002～2019)Fig.3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water and sediment discharge, and TP, DP and PP fluxes at Beibei section in the Jialing River in a whole year and in wet, even and dry seasons during 2002～2019

18a 間,TP 年通量均值為(0.891±0.449)萬t/a(表1),且年際波動巨大,最大值2.280 萬t/a(2005年,豐水高沙年)是最小值0.399 萬t/a(2006 年,枯水低沙年)的6.7 倍.近10a(2010～2019 年)間TP 年通量最小值(0.561 萬t/a)亦出現于水量和沙量最低的年份(2016 年).18a 間,PP 年通量均值為(0.547±0.415)萬t/a(表1),與TP 類似,年際波動巨大,最大值1.984 萬t/a(2005 年,豐水高沙年)是最小值0.239萬t/a(2016 年,枯水低沙年)的8.3 倍.DP 年通量均值為(0.344±0.164)萬t/a,其最大值0.871 萬t/a(2012年,豐水高沙年)是最小值0.095 萬t/a(2016 年,枯水低沙年)的9.2 倍.

在豐水期,TP 和PP 通量最高值皆出現于2005年(1.845 和1.648 萬t/a),TP 通量最低值出現于2006和2016 年(0.28 萬t/a),PP 通量最低值亦出現于2016年(0.11 萬t/a);DP 通量最高值出現于2012 年(0.781萬t/a),最低值出現于2006 年(0.044 萬t/a).在平水期,TP 和PP 通量最高值亦皆出現于2005 年(0.409和0.325 萬t/a),最低值分別出現于2006 年(0.087 萬t/a)和2013 年(0.029 萬t/a).DP 通量最高值出現于2017 年(0.192 萬t/a),最低值出現于2007 年(0.036 萬t/a).在枯水期,TP、PP 和DP 通量最高值皆出現于2016 年(0.101,0.052,0.049 萬t/a),TP 和PP 通量最低值皆出現于2003 年(0.014 和0.004 萬t/a),DP 通量最低值出現于2006 年(0.009 萬t/a).

各水期之間對比,幾乎所有年份豐水期TP、PP和DP 通量遠大于平、枯水期(P<0.0001).TP、PP 和DP 豐水期通量在年度通量中的占比平均分別為73.5%、77.5%和64.9%,而大部分年份(2016 年除外)TP、PP 和DP 枯水期通量在年度通量中的占比不超過15%.

2.2.2 磷負荷來源解析 依據河流基流分割原理(枯水期難以形成徑流,其流量作為基流,磷負荷基本來自點源),對嘉陵江北碚斷面年度和豐水期TP 負荷進行了點源和面源劃分(圖4).可見,嘉陵江北碚斷面面源磷負荷年際波動遠大于點源磷負荷,TP 總負荷的年際變化趨勢取決于面源磷負荷年際變化趨勢,兩者年際變化巨大.18a 間,面源負荷和點源負荷在總負荷中的占比平均分別為82%和18%.除2006年(面源負荷占46%,點源負荷占54%)外,其他年份面源負荷在總負荷中占絕對優勢,1/3 的年份面源負荷占比超過 90%,2/3 的年份面源負荷占比超過80%,90%的年份面源負荷占比超過70%.而且面源年度負荷主要來自于豐水期(81%).年度和豐水期面源磷負荷最高值皆出現于2005 年(2.280 和2.201 萬t),年度和豐水期點源磷負荷最高值皆出現于2016年(0.303 和0.101 萬t).2002～2016 年,點源磷負荷總體上呈震蕩上升趨勢(P<0.001),之后呈顯著下降趨勢(P<0.001).按2015～2019 年計算,面源負荷和點源負荷占比分別為69%和31%.

圖4 嘉陵江北碚斷面TP 總負荷、面源負荷和點源負荷年際變化趨勢(2002～2019)Fig.4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total loads, diffuse loads and point loads of TP at Beibei section in the Jialing River during 2002～2019

3 討論

3.1 磷形態與懸浮泥沙濃度的相關性

研究[31,34]證實,TP 與SS 之間呈正相關.分別將嘉陵江北碚斷面DP、PP 和TP 濃度與SS 濃度進行擬合發現,DP 與SS 的相關性最弱[圖5(a)](R2=0.01,P=0.040),而PP 與SS 的相關性最強[圖5(b)](R2=0.21,P<0.001),TP 與SS 的正相關性緣于PP 與SS 的正相關性.

圖5 嘉陵江北碚斷面溶解態磷濃度[ρ(DP)](a)、顆粒態磷濃度[ρ(PP)](b)與懸浮泥沙濃度[ρ(SS)]之間的相關性Fig.5 Relationships of concentrations of DP(a), PP(b) with SS at Beibei section in the Jialing River

跟DP 或PP 濃度相比,DP 或PP 在TP 中的占比λ(DP/TP)或λ(PP/TP)更多地反映了磷在水-固兩相之間的分配關系.

由圖6 可見,總體而言,λ(DP/TP)隨SS 升高而呈下降趨勢,λ(PP/TP)則呈上升趨勢.這是因為地表水體中,磷在水-固兩相間的分配取決于磷在懸浮泥沙上的吸附強度及懸浮泥沙含量.在上覆水體總磷濃度一定的情況下,懸浮泥沙含量越低,單位體積水中懸浮泥沙所提供的對磷的有效吸附位數量越少,則泥沙所吸附的磷在總磷中的占比越小,λ(PP/TP)越低而λ(DP/TP)越高.另外,在SS<100mg/L 的范圍內,在同樣的SS 濃度下,λ(DP/TP)和λ(PP/TP)波動很大,有時低至0.01,有時高至0.99,說明SS較小時,其在水-固兩相磷分配中所起的作用小于SS 較高時.磷在水-固兩相間的分配既受到SS 濃度的影響,也受到磷污染程度等其他因素的影響[35].

圖6 嘉陵江北碚斷面溶解態磷(a)和顆粒態磷(b)在總磷中的占比與懸浮泥沙濃度[ρ(SS)]之間的相關性Fig.6 Variation of λ(DP/TP)(a) and λ(PP/TP)(b) with SS at Beibei section in the Jialing River

3.2 對嘉陵江磷污染治理的建議

3 個水期相比,最能反映水污染控制效果的水期是枯水期,因為,第一,枯水期泥沙含量最低,總磷受泥沙影響很小;第二,枯水期總磷負荷基本來自點源,而過去幾十年水污染防治基本體現在點源控制.綜合觀測圖2(d),圖3(d)和圖4 可以判斷,2016 年之后磷污染控制成效顯著,從2002 至2016 年,枯水期總磷和溶解態磷濃度及通量呈顯著增加趨勢,2016 年后則呈顯著減小趨勢.

嘉陵江總磷控制既是本身生態健康的需要,也是三峽水庫總磷控制的需要.從本身看,2014～2019年其總磷平均濃度為0.094mg/L,其溶解態磷平均濃度為0.053mg/L.其主要問題為個別月份總磷濃度偏高(2018年8月達0.21mg/L,2019年7月達0.18mg/L),有三分之一的頻次總磷濃度在0.10～0.20mg/L 之間.從水生態安全的角度來看,嘉陵江總磷濃度仍整體偏高.原因如下:(1)研究[36-37]表明,對大江大河,總磷濃度適宜的控制標準為0.100mg/L,對小型河流,適宜的總磷控制標準為0.075mg/L.目前,嘉陵江總磷濃度超過0.10mg/L 的情況還較多.(2)從水動力學的角度來看,嘉陵江屬于開發程度較高的河流,中下游740km 的江段共開發建設了15 級水電站,平均間隔僅49km,其縱向連通指數為15(個樞紐)/7.40(個/100km)=2.02,依據河湖健康評估技術導則[38]中賦分標準,嘉陵江縱向連通性指數分值為0 分(滿分為100 分,對應天然河流),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嘉陵江干流與天然河流已大為不同,屬于高度阻隔性河流,流速減緩,生境受損.縱向阻隔與總磷等污染導致嘉陵江魚類完整性指數(F-IBI)近于的“差”級別[2].所以,從水生態安全的角度考慮,針對天然河流制定的河流總磷III 類標準限值0.20mg/L 不一定適用于目前的嘉陵江干流,嘉陵江干流總磷控制不應僅僅滿足于符合III 類標準,應根據生態安全的需要制定和執行更嚴格的總磷控制標準.(3)懸浮泥沙濃度大幅下降,水體透明度提高,故水體通過光合作用對光能的利用效率提升,所以較高的活性磷濃度和較強的光能吸收雙重作用易引發藻類過度繁殖,不利于生態系統健康.近年來嘉陵江“水質事件”時有發生,如2011 年5 月下旬、2014 年6 月中下旬嘉陵江重慶合川段的“綠色浮萍”事件[3-4],說明嘉陵江水生態仍存在問題.(4)從三峽水庫的角度來看,庫區支流庫灣水華仍然頻發,三峽水庫總磷濃度依然偏高,嘉陵江總磷濃度水平的進一步削減亦是三峽水庫生態健康的需要.綜上所述,應持之以恒嚴控嘉陵江流域磷污染,尤其是源頭控制.

4 結論

4.1 2002～2019 年,嘉陵江懸浮泥沙濃度和輸沙量年際波動巨大.

4.2 18a 間,嘉陵江北碚斷面總磷濃度年均值在0.058～0.139mg/L 范圍內波動,其均值為0.098mg/L.2002～2013 時期,TP 和PP 濃度表現為豐水期>平水期、枯水期,之后有的年份表現為豐水期>平、枯水期,有的年份則又表現為豐水期<平、枯水期.

4.3 18a 間,DP 濃度總體呈先升高(2002～2016 年)后降低趨勢(2016～2019 年).

4.4 水量、沙量、TP 通量、PP 通量表現為一定程度的“水、沙、磷”同步效應,而且豐水期最強,枯水期最弱.

4.5 水期之間對比,幾乎所有年份豐水期TP、PP和DP 通量遠大于平、枯水期.TP、PP 和DP 豐水期通量在年度通量中的平均占比分別為73.5%、77.5%和64.9%.

4.6 面源磷負荷年際波動遠遠大于點源磷負荷.除2006 年外,其他年份面源負荷在總負荷中占絕對優勢,按年度計算,面源負荷平均占82.5%,按豐水期計算,面源負荷平均占90.8%.面源年度負荷主要來自于豐水期(平均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