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振民營企業家的預期

新望

中央確立2024年的經濟工作方針“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胺€”很重要，但穩增長、穩就業、穩投資、穩外資，最重要的是穩預期。預期和信心從何而來？如何穩住企業家和基層干部的預期？如何提升企業家和基層干部對未來發展的預期？這是“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的首要問題。中國經濟面臨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循環不暢、風險增多等現實挑戰，但根本問題還是預期偏弱。預期偏弱導致政府、企業、居民不敢投資、不愿消費，其結果就是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自然導致產能過剩。

所謂預期，其實最主要的是民資、外資的預期。外資回撤、民企躺平，遇到的都是同樣的問題。穩住他們的預期，提升他們的預期，是預期管理的重中之重。重要的是經濟，根子在預期上。只有提升預期，才能解決內需不足和產能過剩問題。只有提升預期，才能真正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提升預期，必須面對現實，問題導向，下大力氣做系統性工作。讓民營企業家相信政府支持民營經濟的大政方針不會變，相信政府講法治、講信用，相信公平競爭，相信合法財富得到有效保護，相信新聞輿論真實客觀，他們自然會有樂觀的預期。

據我們到東南沿海民營制造業企業的走訪、座談和調查，企業家們的預期主要集中在以下六個方面。

鞏固改革開放成果

堅持市場化改革大方向不動搖

過去四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固然得益于新中國前三十年工業化的積累。但不要忘記1978年的時候，國民經濟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當時大家討論的是如何保住“球籍”的問題。正如小平同志當年所講“不改革死路一條”。這是當時的共識。

改革成就來之不易，改革經驗值得珍惜。今天需要重新凝聚共識，把過去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固定下來，堅持下來?？倳浾f“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我理解，這關鍵一招里最核心的是三個動作：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融入世界主流。除了改革開放這個關鍵一招，所謂“中國奇跡”不會再有第二個解釋。

一部改革開放史，也是民營經濟發展史。中國的民營企業是怎么發展起來的？不是技術引進，也不是商業模式創新，是在下決心放棄蘇聯模式計劃經濟舊體制之后，大眾有了創業創新的自由，才激發了民間的創造力和活力。市場化催生民營化。歷次經濟低谷，都是民營企業率先啟動經濟。給點陽光就燦爛，這是中國經濟巨大韌性的根本所在。

當前中國遇到的一些宏觀問題，如人口紅利消失、房地產深度調整、地方債務過重、金融風險累積、外部循環受阻、民間投資下滑等，只有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一些體制性頑疾，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釋放市場主體活力和人民消費力。提振內需，靠貨幣投放、大規?；ǘ疾荒軓母旧辖鉀Q問題。過去中國幾十年的快速增長來自于改革開放，未來，改革開放仍然是發展的動力和最大紅利。過去四十多年，有比現在更困難的時刻，但四十多年來的經驗證明，凡是發展中的問題，都可以通過改革開放加以解決。

改革開放這一頁并沒有翻過去，改革開放并不是過去時。中央專門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總書記親自擔任主任。改革還要繼續推進，繼續深化。譬如說，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但是農村的改革并沒有完成，中國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已成為啟動內需和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的最大障礙；再譬如，2023年6月中國政府已鄭重提出申請加入CPTPP。CPTPP是條件達到，自動加入，而要達到CPTPP的條件，國內在公平競爭、公司治理、用工制度等等諸多方面都要進行深度改革，加入CPTPP還有艱難的路要走。

要防止個別領域出現倒退，出現方向性問題。這幾年出臺了許多的所謂收縮性政策，其實說白了就是一些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抑制性作用的政策。而這些政策恰恰關系到改革開放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根本上還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處理好，甚至出現了倒退。資源配置上，弱化了市場的作用，而強化了政府干預。尤其是民營企業市場主體的法律地位得不到保護，受到歧視甚至侵害。

在對外開放上，今天我們的確遇到了新的挑戰。全球化變成了某種程度的陣營化，“去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演變成“去中國化”。對外開放面臨政治原則代替經濟原則、國家競爭代替市場競爭的現實問題。但中國除了繼續擁抱全球化沒有別的選擇，今天的中國也有了以市場化、民營化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能力。要善于主動打造對我有利的國際化營商環境，斗爭與妥協相結合，而千萬不能掉進別人為我們設定的尷尬位置，不能掉進美國對我遏制孤立的圈套中。

改善與全球主要國家的關系，既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繼續發展的前提，這是新的考驗。改革，是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是面向發達國家的開放，是面向主要國家、主流市場的開放。放棄市場化取向，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將會蕩然無存；脫離世界經濟秩序和貿易規則，中國未來的發展必將困難重重。產業轉移、外資撤離，有大國博弈和全球供應鏈重構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資本對中國改革開放長期路線方向不確定不明朗的遲疑觀望，這也是預期偏弱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年，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即。歷屆三中全會精神啟示我們，市場取向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之源。企業家們期待二十屆三中全會啟動新一輪改革開放。

緊緊扭住經濟建設中心工作不松手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政治，經濟建設是中心工作，高質量發展是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其實四句話的核心就是抓住經濟建設中心工作不動搖。

只有繼續做大蛋糕才能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沒有一定的增長率，2035年實現基本現代化的目標，就有可能落空。中國還有相當數量的低收入人口和家庭。中國現在的人均GDP?1.25萬美元（用現行匯率計算還不到1.2萬美元），要達到中央提出的2035年趕上“發達國家中等水平”人均3.5萬美元的目標，還有相當距離。經濟建設中心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有經濟學家說“中國全面超越美國”，這正中美國反華人士的下懷。2023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不再承認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樣一來中國不再享有發展中國家的種種優惠待遇，不但經濟利益損失巨大，還要承擔發達國家義務。事實上，我們的工業化還沒有完成，我們仍在追趕當中，近兩年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某些方面還有差距拉大之勢。

發展仍然是硬道理。高質量發展，首先是發展。沒有發展就談不上質量，低速度并不必然意味著高質量。經濟下行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經濟下行是導致預期減弱的直接原因。投資、置業、就業、儲蓄、消費、出口莫不如此。降低速度不是新常態，沒有一定速度，一切都將變成非常態。

要防止中心工作一再受到干擾和沖擊，要慎提“不惜一切代價”，對于流行話術“寧可增長慢一點，也要……”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經過四十多年高速發展的積累，政府的確有錢花了，可以辦成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事情。但現在有錢并不等于永遠有錢。始終不要忘記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漫長的過程?？v向的歷史定位，橫向的空間定位，都要隨時提醒自己，不能超越。

要認識到俄烏戰爭、我國臺灣選舉后，在國際交往中處于更加復雜的局面。需要從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來看待問題、處理問題，不要囿于一時之得失。只有通過經濟發展才能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好條件。不管東南西北風，咬定青山不放松。這句話現在仍然有效。外部環境畢竟是外因，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決定性的。

考核干部主要看中心工作抓得怎么樣。要警惕政府官員躺平。追責問責不可控，干部人心惶惶。要允許試錯，容錯糾錯，允許基層和企業多一些自選動作，為具有創新精神的各類干部和人才，營造寬松的環境。2023年，曾經的基層干部李昌平調查后發現“體制內追責無限擴大化、泛化，后果其實遠不止基層干部不改革、不創新、不敢實事求是，更嚴重的后果是造成體制性‘神經病及社會性‘腦癱！”

要繼續高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大旗，調動社會各個階層搞經濟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愛護企業家，幫助企業家，支持企業家。一段時期以來，企業家莫名失聯，成為一些權力部門抓指標、完任務的突破口、犧牲品，跨省跨區的趨利性執法和拿錢放人的事屢屢發生，恐慌情緒在部分企業家之間蔓延。

法律在政策之上

政策出臺不宜過多、過頻、變化過快

是否堅持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對樹立良性預期具有決定意義。法治經濟是最好的市場經濟。法治經濟，而不是政策經濟。政策調整是必要的，但要更重視法治和制度的力量。只有提升法治水平，才能從根本上改善營商環境，提升預期。

四十多年來，尤其十八大以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治體系已經逐步完備，法制建設已經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以政代法需要逐步退出，政策治理要逐步讓位于法律治理。政策太多，勢必擾亂預期。政策本是一個常量，但近些年政策因素卻常常成為擾動變量，導致投資決策失敗，破壞了投資者的合理預期。

宏觀治理，法律在政策之上，法律手段，是宏觀治理的首選手段。要改變重規矩、輕規則，規矩多、規則少的現象。出臺政策、解讀政策先做合法性評估。合法性評估在前，而不是在后。法律是前置的，而政策是相對滯后的。政策治理如同補漏，永遠是短期行為，容易使市場競爭行為扭曲，引致經濟主體政策套利，吃補貼飯，一哄而上，最后造成過剩。

這里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一些人認為，市場經濟是存在的，但又是政府可以掌控的。市場是政策的籠中之鳥。所以政府權力可以隨時干預市場交易，因而各部門、各條線政策出臺頻繁。當然也不排除本位主義、部門利益在作怪。為強化和擴張本部門權力，不斷推出新政策，提高本部門的話語權和自由裁量權。由于政策太多，太頻繁，變化過快，以至于出現了各領域各專業的政策“解讀人”，甚至還有“第一解讀人”。事實證明，只有在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基礎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而不是相反。

如房地產的調控政策，從住建部門到各地政府，90平米、120平米、140平米、180平米，這些交易條件設置的依據是什么？一些政策違反經濟規律和經濟常識。環保風暴、去產能、退二進三，整治教培、民辦學校、影視、游戲、農管、種樹種糧、小區名稱、地鐵標識、店鋪招牌等，不是說沒有必要，但運動式做法，破而不立，未立先破，說變就變，動輒“團滅”，而涉及到的企業財產損失和就業問題并沒有善后方案，其結果就是更大的混亂或災難。

法治經濟必須首先完善政府誠信守法履約機制，提高政策公信力，建立健全政務失信記錄和懲戒制度。政策多變，一旦倒查，苦不堪言；政府換屆，新官不理舊賬，也是一大批民營企業面臨的現實問題?？捎芍醒胝雒婕卸酱偾謇硪淮?。

要繼續糾正民營經濟領域里的冤假錯案。是不是抓錯了？是不是罰多了？對反腐中牽涉的企業家，可抓可不抓的一律不抓，可放可不放的一律放?！皩τ诜山缦薏幻?、罪與非罪不清的，司法機關應嚴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從無、嚴禁有罪推定的原則?！薄皣栏褡裱ú凰菁凹韧?、罪刑法定、在新舊法之間從舊兼從輕等原則，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保ā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2016））要繼續抓住侵犯民營企業產權的典型案件，大張旗鼓地表明態度，予以糾正。提高民營企業家預期，平反一個錯案、糾正一個錯案，比發多少個文件都管用。

統籌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的一致性

經濟下行，有周期問題，也有結構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政策問題。政出多門，經濟政策與非經濟政策取向不一致，相互打架，相互對沖。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出臺沒有頂層把控，缺乏相互配套，對政策的連帶效應缺乏深度論證和綜合設計。

所有的政策出發點都是好的，都考慮的是取得“正面效應”，但客觀上還必須考慮政策的“負面影響”；當多個政策出臺時，還要考慮“疊加效應”，尤其是“負面疊加效應”，也即“合成謬誤”。所以中央提出“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

什么是非經濟政策呢？宣傳、外交、安全、反腐、扶貧、環保、創城……。非經濟政策涉及面較廣，統籌經濟政策與非經濟政策的取向一致性，需要機制設計，譬如相對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更高層級的協調機構。

不論經濟政策還是非經濟政策，這些年總體上而言，發展性政策偏少，監管性政策偏多，有時過度監管導致發展活力不足，違背了監管的初衷。一些政策出臺表面看是為了方便監管，但這些政策出臺在經濟下行期間，無疑是起到了負面疊加效應。

鼓勵性政策偏少，收縮性政策偏多，激勵開放搞活的政策偏少，限制管制的政策偏多。鼓勵性政策前置條件太多，收縮性政策沒有過渡期和替代方案。有人統計，2021年7月1日到9月底，兩個月內針對17個行業做出調控和約束。有些部門、有些地方還將疫情期間的臨時性管控措施常態化，極大的降低了全社會的運行效率。

非經濟部門出臺政策，涉及到微觀經濟主體的，可否舉行行業聽證會，或問卷調查，先試點后推廣?？倳浺辉購娬{走群眾路線，與企業相關的政策不妨先聽聽企業家們的意見。

國企央企與政府機關領導可以互相調任，本來也是培養干部的好路徑。但在角色轉換過程中，容易出現以管政府的思路管企業，以管國有企業的思路管民營企業。個別領導的思想深處，民企是“二等企業”，民企的黨員是“二等黨員”，民企的職工是“二等職工”。個別權力部門還在對民營企業家使用“私營企業主”這種歧視性的陳舊用語?；鶎庸賳T與民營企業家的正常接觸也有了為難情緒。對民營企業的不公和冤屈，沒人愿意出面說話?！巴晟妻k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從源頭上有效預防錯案冤案的發生?！保ā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2016））這一條應盡快在紀公檢法司隊伍中加以落實。

一些非經濟部門認為經濟建設中心工作只是經濟部門的事，對繼續做大蛋糕沒有興趣，因而出臺政策做減法的多，做加法的少，在存量上動腦筋多，在增量上動腦筋少。企業家們打趣地說，那些坐在辦公室制定政策的人似乎與我們這些做實體經濟的人有仇一般。最近浙江省兩會召開期間，浙江省司法廳廳長王中毅在采訪中表示，有地方一個企業一天之內來了六個部門檢查，并出現標準打架現象，這個部門要求開窗生產，另一部門來了后要求關窗生產，企業不勝其煩。前些年，環保督察一來，不論是否合規，所有工業、建筑業全部停工，企業似乎就成了敵人。

上面千把刀，基層一顆頭。非經濟部門的政策往往更加強勢，因為事關烏紗帽?？己四繕颂?，布置指標太細，基層干部躡手躡腳。為了防止出現小概率事件，基層出現了自我保護效應，事事想后路和避責，形式主義、因噎廢食、弄虛作假的事情不斷發生。

前年淄博，去年哈爾濱，政府對商戶對企業懷有友好之情，政商一條心，共同做大蛋糕，就有希望，就是多贏。經濟困難時期，需要溫暖，需要溫情。一座城市是這樣，一個地方是這樣，一個國家何嘗不是這樣？

堅持競爭中性原則

資源配置上國企和民企不再區別對待

央企國企是國民經濟的脊梁和骨干，國有資本要優化配置，合理布局，有進有退，主要是發揮支撐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帶動力。尤其要影響帶動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為非公經濟營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而不是與民營企業在充分競爭領域“虎口奪食”。國有企業怎么發展起來的？就是因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為居于上游的國有企業開創了巨大的內需市場。但從統計數據看，近些年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相比，在貸款發放量、總資產利潤率、平均工資等方面都呈相對下降趨勢。一些地方連廢品收購這樣的行業也成立國有再生資源公司，進行壟斷經營，民間經濟發展空間被大量擠占。

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民營企業也要“做大做優做強”。去年以來，央企國企向非公企業有序雙向開放供應鏈和產業鏈，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鏈主鏈長企業基本上都是國資委下屬的央企。所謂鏈主應是市場競爭和發育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自上而下指定的。國內各產業鏈鏈主，有央企，有民企，甚至可能還是合資企業。如數字經濟、平臺經濟。一些央企利用自己的鏈主地位，對供應鏈上民營企業大量欠款，又利用欠款向民營企業搞供應鏈金融，把自己的低息貸款加息后貸給民營企業，貨款變貸款，從而在供應鏈內部產生了新的不平等。

中央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被個別地方曲解為新一輪“公私合營”。參加混改的民營企業天然處于不平等地位，使得社會資本或民營企業決策難、盈利難、結算難。民營企業參股壟斷企業或參與PPP項目后，得不到經營權、話語權，僅能作為財務投資者存在，且可能長期得不到分紅回報。沒有打破壟斷，沒有提高效率，反而造成一批企業崩塌式的虧損。

中央領導用“56789”來說明民營經濟的貢獻，其實現在的情況應該是“56799”，在江浙閩粵更是“78999”。民營企業在涉及民生的制造業，如輕工、紡織、食品、汽車、新能源、醫藥和建筑業中已占很大比重；生活服務，如商貿、住宿餐飲、文旅等，民營占絕大多數；在部分生產性服務業，如研發設計、信息、交通運輸中也有相當比重。堅持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人民利益至上，就要堅定不移地發展壯大民營經濟。

國家級小巨人企業，民營企業占90%以上，單項冠軍，民營企業占70%以上。民營企業在補短板、鍛長板以及保障產業安全和供應鏈韌性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出口創匯的主力“老三樣”（服裝、家電、家具）、“新三樣”（新能源電池、新能源汽車、光伏設備）幾乎全是民營企業。統計數字表明，民營企業是順差的主要創造者，相反，國有企業卻主要貢獻逆差。民營制造業企業家們說，挫敗某些國家脫鉤斷鏈的圖謀，我們可以走出去，緊緊擁抱海外市場，我們有這樣的底氣。

提振消費、擴大內需，需要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壯大。新需求不是由現有生產能力來滿足，而是要靠供給側新創造出來。很多新產品、新服務，不是消費者發明的，而是廠商通過創新，由供給端創造的。這些年供給端創新主要靠新興產業，譬如電商、快遞、網約車、網絡社交、網上支付、短視頻、直播、教培、游戲等等，而這些全部是靠民營企業創造出來的。中央號召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才是新質生產力的源泉活水，也是產生新需、擴大內需的源泉活水。

要重新認識民營經濟在當下就業形勢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就業就有收入，有收入又會增加新的就業。疫情以來，數以千萬計的個體工商戶和小商小販慘淡經營或關門倒閉，特別需要支持、幫扶、體恤；近年來外資撤離對我國經濟和產業鏈造成沖擊，相關民企或停業關門，或被迫外遷；房地產和互聯網大廠還在持續裁員。這幾項加在一起新增大量失業人員。另外，大學畢業生就業已連續三屆積壓，就業壓力增大。穩就業，穩民生，乃至穩定社會，恢復壯大民營經濟已是迫在眉睫的頭等大事。

有市場就有資本。追逐利潤是資本的天性，但無序擴張并不是資本的本質特征。不能將資本污名化，將資本和無序擴張簡單等同。需要從正面明確民間資本投資領域與規則，將“無序擴張”變“公平準入”。民營經濟“法無禁止即可入”“法無禁止即可為”。一些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產業鏈中某些環節可以采取特許經營等方式進一步有序開放，應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點工程建設和科技專項。目前的情況是，部分產業準入放寬的制度性安排有準無入，部分領域準入“名準實禁”，一些準入事項辦理“名備實審”，有的招投標范圍“名廣實窄”。民營企業越來越被擠到下游，越來越卷。

競爭中性是市場經濟的通行法則。在中國，競爭中性主要是所有制中性。平等準入、平等競爭、平等保護。對此，《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2016）特別指出：“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共同履行社會責任?！比欢F實情況是，以銀行為例，對民營企業貸款不是利率高低的事，完全是不同性質的事。這一點在執法層面尤為明顯。

加強理論建設，改善輿論環境

2016年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2017年出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2019年又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

去年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31條），隨后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局等八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強化金融支持舉措?助力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通知》（25條），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市場監管總局、稅務總局等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實施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近期若干舉措的通知》（28條），市場監管總局發布《市場監管部門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舉措》（22條）。國家發展改革委下面還專門成立了民營經濟發展局。中央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決心不可謂不大，力度不可謂不大，但企業家反映，獲得感還不是十分明顯，民間投資仍然持續下滑。

現在還需要以自上而下透徹的理論為依據，徹底鏟除“容忍民營經濟是無奈選擇，消滅民營經濟是崇高理想”的歪理邪說。這是發展民營經濟、提升民營企業家信心的帶有根本性的深層次問題。2023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意見》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加強理論研究和宣傳，引導社會正確認識民營企業的重大貢獻和重要作用，正確看待民營經濟人士通過合法合規經營獲得的財富”，同時要求，要“堅決抵制、及時批駁澄清質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否定和弱化民營經濟的錯誤言論與做法，及時回應關切、打消顧慮?！?/p>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解決了市場經濟姓資姓社問題。下一步，需要解放思想，解決民營經濟姓公姓私的問題。在憲法條文上，淡化不同所有制經濟成分表述的差異性?！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2016）明確提出“統籌研究清理、廢止按照所有制不同類型制定的市場主體法律和行政法規”。2020年5月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再次重申，要“從立法上賦予私有財產和公有財產平等地位并平等保護”。

我們非常遺憾地發現，這幾年，社會上已經形成了寧左勿右的大風氣。一些曾經討論過的話題又退回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譬如“私有制”“剝削”等概念，這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經討論過并有定論，而今天的理論探討卻變得有些不可言說了。有人再度拋出“執政基礎”“國家安全”“產業安全”等計劃經濟時代說法，否定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正當性。

網上有人提出“民企原罪說”，并試圖清算。中國的民營經濟沒有原罪，沒有西方血與火的原始積累，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政策引導、支持下發展起來的。這幾年網絡上民粹主義、仇富情緒蔓延。時不時出現民企離場論、公私合營論。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有組織有預謀有后臺漫長的惡意污蔑、肆意攻擊接二連三，卻無人過問，曾經知名的企業家領袖，在某些網絡空間已經臉譜化，變成了反派角色，讓民營企業家感覺，雖然被當作“自己人”，但實際還不是“自己人”。

作者系全國工商聯高端裝備制造與儀器儀表委員會執行秘書長

（責任編輯??莊雙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