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如何重塑勞動力剝削：對平臺經濟中勞動不可見化過程的審視

洛倫佐·西尼 劉歆 劉明明 亓為康

摘 要：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生產性消費是價值創造的主要來源。資本家試圖掩蓋并獲得工人對生產過程的貢獻，而工人力圖使他們的貢獻得到充分承認。因此，資本與勞動的對抗建立在無酬勞動時間的占有和剝削之上。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不可見化過程仍然是一種剩余價值獲取的相關方式，尤其是在平臺經濟中，其特點在于通過算法進行遠程但無處不在的控制。重新發現這種剩余價值獲取方式及其在平臺勞動中的表現，將有助于對工作過程轉型和剩余價值創造之間的關系有一個新的認識。

關鍵詞：資本；勞動不可見化；勞動力；勞動時間占有；平臺工作；價值

作者簡介：洛倫佐·西尼（Lorenzo Cini），都柏林大學商學院研究員，《工作、就業和社會》編委會成員譯者簡介：劉歆，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劉明明，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 300350）；亓為康，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思政專項“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質量提升研究”（23VSZ084）；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左翼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及其對我國的啟示研究”（TJKSQN20-003）；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災難資本主義思潮研究”（2021YJSB022）

DOI編碼：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2.001

在沉寂了幾十年之后，關于資本主義價值含義的爭論再度出現在學術話語和公眾討論之中，這場爭論可能是由經濟和社會數字化進程所引起的。今天，對價值概念的重新關注不僅局限于最激進的學術界，而且還涉及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盡管本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的批判性觀點，但旨在參與這場爭論。在這種觀點中，一切事物的價值只能來源于勞動力。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資本主義是一種以勞動力的價值增殖和占有為基礎的特定生產方式。資本和勞動為獲取這一價值而進行的斗爭是這種社會形態的特征。然而，資本不僅傾向于剝削勞動力，而且還沒有正確地認識到它對價值增殖過程的貢獻。資本家試圖掩蓋并獲得工人對這一過程的貢獻，而工人力圖使他們的貢獻得到充分承認。在生產環節，資本與勞動的對抗建立在無酬勞動時間的占有之上，筆者把這種斗爭稱為勞動不可見化過程。筆者認為，這種不可見化過程是剩余價值榨取的第三種方式，這種方式需要補充到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中。

為了證實筆者的觀點，說明這種資本與勞動的對抗性關系如何在當今全球不穩定經濟的一個新行業中起作用：平臺工作，在這個行業中，基于算法的時間控制系統導致工人承擔無酬勞動時間。更具體地說，算法分配任務和監控平臺工人表現的方式有助于無酬勞動時間的創造和延長，而無酬勞動時間的實現對于獲取并完成平臺“雇傭”工人的（有酬）任務至關重要。因此，平臺工人的勞動不可見化過程占有了這些工人被迫“捐贈”給平臺以完成工作的無酬勞動時間。平臺勞動中這一過程的特點在于它的普遍性和高效性，這是由作為勞動力剝削的一個因素的算法引入所引發的。

當然，占有和剝削無酬勞動時間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并不是一個新現象。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當代闡釋的支撐下，筆者批判性地回顧了這段歷史，表明圍繞勞動時間占有和剝削的斗爭一直是資本與活勞動之間的核心斗爭之一。實際上，勞動不可見化過程與商品化過程——勞動力轉化為一種（“虛擬”）商品——密切相關，這一過程中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自由”貿易標志著資本主義的崛起。在商品化過程中，為了生存，工人實際上被迫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即他們的工作能力，而資本家購買并剝削它來創造（剩余）價值。

然而，勞動轉化為商品從來不是一個順利和自然的過程；相反，勞動的界限和本質在資本主義歷史上一直存在爭議。在本文中，筆者呈現并討論了圍繞無酬勞動時間占有的斗爭是如何與商品化過程和去商品化過程之間的辯證關系聯系在一起的，并且是更好地理解它們在平臺勞動中最新發展的關鍵。為了闡明這種聯系，筆者在具體借鑒當代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各個理論流派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概念加以闡釋。

本文結構如下。在下一部分中，筆者將介紹資本主義掩蓋的歷史，以闡明勞動不可見化問題，這一問題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一直被視為貫穿資本主義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核心斗爭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筆者借鑒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兩個理論流派（女性主義理論和依附理論），指明勞動力價值的形成過程是如何一直受到爭議的。這種價值并不是對商品價值的政治經濟學的客觀衡量，而是在特定時間點上對階級間權力關系的政治衡量。在第三部分中，在這一論述的基礎上，筆者正式提出了剩余價值的第三種形式，即筆者定義為勞動不可見化過程的價值榨取方式。筆者闡述了資本與活勞動圍繞勞動時間占有的斗爭是如何在平臺勞動中產生的，并將其與紡織服裝行業產生的資本與活勞動圍繞勞動時間占有的斗爭進行了對比。在結論中，筆者通過說明這一完整的價值形成理論為什么適合理解資本主義生產和相關的勞動斗爭，總結了本文的主要貢獻。

一、資本主義掩蓋的勞動力價值史

毫無疑問，自由（雇傭）勞動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強調對無酬勞動的剝削如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基本特征也很重要。筆者摒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論斷，即資本主義僅僅是一種可簡單地看作自由雇傭勞動的經濟制度，相反，筆者認為超經濟強制和超政治法律約束在剩余價值生產中已經且仍然發揮著核心作用。換句話說，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在歷史上是以自由勞動關系和非自由勞動關系的地域流通為前提的。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標準的雇傭關系是個例外，它暫時包括特定行業和世界地區的某些工人群體。原理是資本趨向于掩蓋和占有勞動力價值，而工人不斷地與這種趨向作斗爭。筆者通過考察勞動力的形成過程，闡明資本和（無酬）活勞動之間的辯證關系。

正如幾位批判理論家指出，被迫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雇傭工人大軍的形成，只是這個故事中相對較小的一部分，但卻是資本積累過程和資本主義崛起言明的現代化論點?！肮蛡騽趧拥拇嬖诒旧聿⒉槐砻魑覀冇匈Y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辟Y本主義掩蓋的故事涉及人類奴隸制、土地剝奪以及其他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持久性。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發展伴隨著超經濟強制和超政治法律約束，這些舉措旨在形成一支“自由的”無薪工人大軍或低薪工人大軍，馬克思稱之為“勞動后備軍”?！爸胁亢降馈焙汀按笪餮笈`制”在推動和塑造這種法外資本主義的發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經歷遠沒有成為這種發展的邊緣和例外，也不是簡單地被貶低為這種發展的初始階段，它指出了被主流社會理論系統所低估的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特征。當代資本主義剝削的加劇和擴大似乎在全球范圍內加強了非自由勞動，而不是削弱了它。事實上，非自由勞動概念中包含的勞動剝削形式，通常說成是強制勞動、人口販賣和現代奴隸制，在當前的全球經濟中仍然具有彈性。正如比勒和莫頓所說：“資本主義今天仍然通過各種形式的剝削發揮作用，尤其是在雇傭勞動條件下的債役勞動形式……以及現代奴隸制的各種使用中?！?/p>

一旦人們把資本主義剝削的概念從生產環節自由雇傭勞動剝削的狹義范式中解放出來，就有可能產生雇傭勞動概念的新含義。人們可以假定，馬克思采用這種勞動概念是為了強調勞動與古代生產制度之間的結構性差異。與奴隸制不同，在奴隸制中，勞動的合法所有權屬于奴隸主，奴隸主將個人視為財產，因此可以通過任何手段控制流動能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流動能力至少在原則上屬于工人個人。從沒有法律規定工人永遠為同一個雇主服務的意義上說，工人在形式上可以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換取工資，因為原則上他們可以隨時離開一個雇主去找另一個雇主。因此，自由（雇傭）勞動的出現是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的資本主義的特點。

然而，以對英國資本主義生產史的詳細分析為例，它的崛起既依賴于奴隸貿易，也依賴于被奴役的工人。因此，人們應避免采用建立在法定雇傭關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抽象的生產方式”這一形象。正如馬克思所言：

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于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于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農奴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于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換言之，“資本主義不僅僅是一種‘自由雇傭勞動的經濟制度；從本質上講，在創造其賴以為生的利潤所需的勞動力的過程中，它也是一種不自由的政治制度?！惫P者分享了勞動力價值的形成過程，并且這一論述是從認識到資本主義這些掩蓋的、法外的歷史開始的。為了闡明這一過程，筆者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兩個最新發展成果結合起來，具體來說是女性主義理論和依附理論，這有助于對勞動力價值進行更廣泛、更動態的理解。這些理論的代表人物對這一概念的闡釋似乎更適合于將價值創造過程理解為一場圍繞無酬勞動時間占有的斗爭。

在馬克思看來，勞動力的價值對應于必要勞動時間，即工作日中雇主為工人的再生產支付工資的那部分時間。這種價值是由社會內部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權力關系決定的。這種“結構性對抗”源于勞動作為一種商品的虛假本質。工人不斷地為其勞動力的去商品化而努力，即在市場邏輯之外擴大他們的權利和需求，而資本的目標是完全商品化，即工人的生活完全納入市場邏輯。例如，在20世紀的西歐，勞動去商品化的社會斗爭是福利國家興起的主要驅動力之一。正如埃斯平·安德森所說：“去商品化發生在一種服務作為一項權利被提供時，以及一個人在不依賴市場的情況下維持生計時……去商品化增強了工人的地位，削弱了雇主的絕對權威?！睆倪@一觀點來看，勞動力的價值與去商品化的社會進程密切相關。一個社會越是去商品化，其勞動力的價值就越高，反之亦然。因此，調節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延長的勞動力價值遠不是一個客觀的經濟決定因素，而只能被理解為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階級斗爭的結果。

（一）正式勞動過程之外的價值創造

這一觀點最初起源于1970年代傳統的女性主義理論，該理論質疑勞動力的價值僅僅被理解為（男性）工廠工人（家庭經濟支柱）的貨幣報酬這一說法。相反，在這些女性主義活動家看來，勞動力的價值本身就是一場政治斗爭的結果，這場斗爭圍繞著勞動力的實際意義，也就是圍繞著可以被認為包含在其中的一系列商品和活動。這是1970年代女性運動為她們（無薪酬且未被承認的）在家從事照料和生育工作爭取工資的斗爭的最終意義。達拉·科斯塔和詹姆斯主張將家庭中的無酬勞動作為勞動予以估價并支付費用。再生產工人（女性和下層社會群體）得不到承認，她們的勞動時間被認為是在私人交換的社會關系中提供的個人服務。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將雇傭關系作為資本主義的核心，而這些女性主義活動家認為，女性的無酬照料勞動對于雇傭勞動力的再生產是必要的。對他們來說，勞資關系的聯系包括社會再生產的全部結構，這將遠遠超出雇傭勞動者的簡單生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理論家否認了將資本主義簡化為一種將家務勞動定性為非工作的經濟制度的看法。因此，他們避免保留僵化的馬克思主義二分法，如生產/再生產和有薪酬/無薪酬，將家務勞動限制在價值生成過程之外的位置。在他們看來，工作遠不止是為了工資。許多人類勞動是無薪酬的，包括主要由女性從事的無酬家務勞動。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判使一個在分析上為古典經濟學家所掩蓋、在政治上被政策制定者所否認的勞動概念變得清晰可見。在這些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學者看來，構成勞動力價值的一攬子生活必需品具有不斷變化的規模，甚至在特定時期特定的社會形態中，也會受到政治權變關系的影響。

一旦人們承認生活必需品的標準在政治上是可變的，并且由社會層面的階級斗爭偶然決定，那么人們就可以推斷，圍繞勞動力價值承認的斗爭既發生在工作場所內部，也發生在工作場所外部。具體而言，這些女性主義代表人物聲稱，還存在一場圍繞勞動力再生產的價值的核心斗爭，斗爭的結果決定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數量。因此，這些時間數量不斷地被作為階級間權力關系結果的社會政治化進程塑造。決定勞動力價值的始終是政治斗爭，其結果不僅受到工作場所勞動流動的影響，而且受到其他領域內出現的社會流動的影響，如1970年代新社會運動的社會流動。

（二）作為衡量階級組織力量的價值（包括國家之間）

勞動力的價值不僅僅對應工人認為在生理和心理上維持和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東西，更確切地講，這一價值對應“生產商品所需的勞動時間，這些商品在政治上和社會上對于保留工人的勞動力（作為一個階級）可供資本家使用是必要的”。如果我們接受這一理論釋義，那么我們就可以把勞動力的價值看作由工人不同的力量潛能創造的，而不是由他們不同的文化習慣或不同的生存觀念創造的。簡而言之，它的決定反映了集體之間的權力關系，而不是個體工人的心理需求。這一決定從政治上解釋了為什么這種價值在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不斷變化。它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并未反映人們不同的心理需求，而是反映了人們在政治上不同的反抗能力。人們可能會帶有挑釁性地爭論，正是工人斗爭的積累決定了每個國家的資本積累（以及工人在其中占有的份額），而不是相反。換言之，世界不同地區工人階級之間必要勞動時間數量的差異源于他們不同的集體組織能力。

在提出這一主張時，筆者依據馬克思主義的依附理論傳統，即全球南方國家被認為受到了超級剝削，因為它們工人的工資通常低于維持生計的水平，而生產的這種額外剩余價值數量在結構上被全球北方國家和企業榨干。這些超級剝削的動力是全球南方勞動力普遍陷入經濟（和社會）貧困狀態以及他們的國家依賴全球北方的主要原因。然而，這些理論的代表人物指出，這種貧困主要是由不同地區工人反抗和反壓力管理策略的差異造成的。甚至在全球北方勞動力中，工資水平最近也在下降，這并非偶然，因為全球北方勞動力的傳統勞動組織普遍經歷了政治疲軟和/或機構選舉的過程。更廣泛地說，工資份額的下降似乎是由社會政治因素決定的，比如社會保障的消亡、結構性失業的存在、工人階級組織的削弱以及壓迫性勞工制度的擴散。這些發展事態在全球層面造成了非正式經濟的巨大擴張，反映在工人既沒有法定合同也沒有合格的勞動權利的雇傭條件的擴展。正如國際勞工組織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每個地區絕大多數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都是非正式就業。非正式性也找到了新的傳輸渠道。在發展中國家，這些渠道將作為一種高度不穩定關系的勞動進行再生產，隨著平臺勞動的興起，這些渠道現在也在發達地區這樣做。因此，過程非正式化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非巧合。

總的來說，相機抉擇的和不標準的合同形式正成為普遍存在的雇傭關系，這使勞動力越來越“不確定、不可預測和有風險（從工人的角度來看）”。勞動的不穩定和非正式經濟是密切相關的過程。它們共同使資本能夠將社會風險轉移到工人身上，并逃避現有的監管。因此，無論是在全球北方還是在全球南方，很大一部分全球勞動力一直處于工資份額不斷下降的動態中，僅靠一份工資幾乎無法負擔自身再生產的成本。換句話說，今天我們在全球范圍內正看到一種新的勞動力再商品化，它是由資本“迫使勞動力成本回到……完全歸零”的固有趨勢和工人集體組織起來以共同扭轉這種趨勢的能力全面下降所推動的。

這場斗爭——勞動力正在全球范圍內抗爭（和失?。慕Y果是一個被布洛維稱為“破壞性的去商品化”過程的加速，也就是說，將雇傭勞動擠出非正式行業?！皠兿髡找娉蔀橐环N特權而非禍根，尤其是在南方，而且在失業人數和未充分就業人數不斷上升的北方也是如此?！边@支勞動后備軍的形成給現有工資水平帶來了下行壓力，用裁員威脅雇傭工人，阻礙了勞動組織的發展，并增加了被雇傭者的勞動強度。簡而言之，工作的非正式化過程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勞動力的價值可以看作工人階級組織能力的衡量標準。

在下一部分中，筆者將為已被認定的第三種剩余價值形式，即勞動不可見化過程的學理性闡釋奠定基礎。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說明勞動不可見化過程和勞動商品化過程是如何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這一理論探討將有助于理解平臺勞動的興起及其基于算法的剝削。

二、關于剩余價值第三種形式的闡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提出了他的勞動價值論，也就是說，對勞動力的剝削，意味著以肉體形式存在的腦力和體力的結合，即活著的人，是資本主義經濟價值的唯一來源：“這個商品獨特的使用價值，即它是價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在資本主義工作日下，這被視為其勞動過程的秘密，工人被雇傭的時間超過了他們維持生計所必需的時間，馬克思將其定義為必要勞動時間（或必要勞動），意思是他們為再生產他們的勞動力而工作的時間。工人讓與資本的額外勞動時間就是馬克思所定義的剩余勞動時間（或剩余勞動），也就是說，他們工作的時間超出了再生產所需要的時間。馬克思把額外勞動時間的榨取過程稱為剩余價值生產。對勞動力額外時間的占有是資本主義工作日的特點，也是這種生產方式所依賴的價值來源。更值得注意的是，剩余價值率也稱為剝削率，是剩余勞動時間（S）和必要勞動時間（V）之間的比率，即S/V。剩余價值率可用公式1表示：

剩余價值率=剩余勞動/必要勞動

上述公式闡述了剩余價值和勞動力價值產生的時間之比。勞動力再生產的時間越短，剩余價值率越高。

進一步來說，由于“勞動力的價值，即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在馬克思看來，必要勞動等于勞動力價值。因此，剩余價值率可用公式2表示：

剩余價值率=剩余勞動力∕勞動力價值

簡而言之，剩余價值率是由剩余勞動力與勞動力價值之比得出的。馬克思正式提出了剩余價值生產的兩種不同方式：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筆者通過工作日體制來說明這些方式：

工作日 = a-------c

必要勞動 = a----b

剩余勞動力 = b—c

（一）絕對剩余價值

資本不斷地以延長工作日（或加快工作進程）為目的，進而增加剩余價值的量，如下圖所示，從工作日I到工作日II?！鞍压ぷ魅昭娱L，使之超出工人只生產自己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的那個點，并由資本占有這部分剩余勞動，這就是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因此，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在于工作日的延長。

盡管資本趨向于通過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a-c）來最大限度地提高剩余價值的數量，但這種傾向既受到了生理限制，也受到了社會限制。

（二）相對剩余價值

工人在工作場所進行反抗的另一個結果是，資本因此被迫限制工作日的長度，并力圖通過保持這一長度不變來增加剩余價值。資本為達到這一目的而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在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一攬子商品的勞動過程中推進技術革新，從而相對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于剩余勞動的增加）。這不是指工作日長度的變化，而是指工作日劃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的變化。如下圖所示，從工作日I轉到工作日II，線b-c表示由于推進技術革新導致必要勞動時間相對縮短而產生的剩余勞動時間的凈增加。

因此，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在于通過在勞動過程中推進技術革新而使勞動力價值降低。

然而，正如前文表明，資本似乎也能夠通過“破壞性的去商品化”過程來實現自我擴張：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越來越多的人被迫從事非正式勞動。這一過程導致越來越多的人為低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工資而工作。這種發展事態似乎指向了一種以極端雇用臨時工制為基礎的剩余價值榨取方式的表現。然而，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歷史上遠不是全新的。各個流派的馬克思主義者經常意識到它的存在。在信奉依附理論的學者們看來，“縮減一攬子必需品的規模是提高剝削率的第三種方式”。他們把降低工資到工人再生產價值以下的趨向稱為超級剝削或不足以維持生計的剩余價值。在他們看來，這種勞動力剝削方式是第三種剩余價值生產，雖然這種剩余價值生產在《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并未直接言明（但并非沒有），但馬克思并沒有從理論上對其予以充分闡明。

在希金巴頓看來，重新發現這第三種剩余價值形式是一項突破性進展，為解釋《資本論》中包含的動態的剩余價值概念提供了鑰匙。在他看來，《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到了資本增加剩余價值的三種不同方式。然而，馬克思只正式提出了其中的兩種：絕對剩余價值獲取方式和相對剩余價值獲取方式。馬克思卻將第三種方式置于競爭領域，即將工資降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這在他的分析之外。然而，當前的再商品化進程正在推動雇傭勞動進入非正式行業，因此依附理論認為，將工人推到必要工資水平以下。

基于上述觀點，筆者也開始認識到存在一種以轉化為雇用臨時工制的過程為基礎的價值榨取方式。然而，筆者并沒有把重心放在低于勞動力價值的工資的下降，而是認為存在另一種這一類型的方式，這種方式更直接地基于（無酬）勞動時間占有。筆者把這種方式稱為勞動不可見化。其核心是資本掩蓋勞動力助推價值增殖過程的能力。在當前商品化浪潮的推動下，資本以犧牲工人的正式有酬勞動時間份額為代價，占有了越來越多的工人無酬勞動時間份額。這樣，資本能夠從工人的工作日中攫取越來越多的生產性勞動時間定額。在這里，剩余價值不僅來自勞動力在其有酬勞動時間內的消耗，就像在絕對價值榨取公式和相對價值榨取公式中表述的一樣，而且最重要的是，來自對這種消耗之外的無酬勞動時間的直接剝削。此外，這方面代表了這種價值榨取的核心特征，即對無酬勞動時間的占有對于資本在其有酬勞動時間內剝削勞動力也是必要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沒有對這一無酬勞動時間定額的占有和剝削，就不會產生資本主義剝削。簡而言之，沒有勞動不可見化，就沒有任何剝削過程。

從勞動方面來看，這種轉為雇用臨時工制的過程導致無酬工作活動范圍的擴大，但完成這些活動對于工人獲得有酬工作是必要的。普利尼亞諾和摩根將這些不穩定勞動活動的擴張界定為“灰色地帶”的興起。關于灰色地帶，他們的意思是在不穩定的工作條件下出現一個過渡空間，在這個過渡空間中，人們的無酬勞動成為獲得有酬工作的必要條件?！盎疑貛А钡臒o酬工作是指家庭以外的無薪酬（但具有生產性的）工作。從這個角度看，這種不可見化表現為無酬勞動時間定額的擴大，工人被迫“自由地”和“無償地”向資本捐贈，以獲得有酬勞動時間定額。然而，如上所述，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這種無酬定額同樣具有“生產性”，這意味著它同樣有助于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能夠占有有酬時間周期中的無酬時間。換句話說，這種剩余價值榨取方式需要占有無酬勞動時間，這種勞動時間在形式上被視為非工作，但其實現對于工人獲得正式有酬勞動時間至關重要。

因此，運用這一觀點闡明了勞動不可見化過程與勞動商品化過程是如何內在相關的。直截了當地說，勞動的不可見化可看作其商品化過程的結果：越多的工作被破壞性地商品化，它對價值增殖過程的貢獻就越容易被不可見化。如上所述，它的承認與否取決于社會層面上階級斗爭的結果。為了便于分析，我們可以通過剩余價值公式正式提出這一觀點，使不斷增加的無酬勞動時間成為分母的一部分。

如果：

必要勞動（V）= 無酬勞動?（V）

那么：

剩余價值率 = S/V

在代數式中，必要勞動將趨向于一個小到無窮小的正值（0 +），而剩余價值率將趨向于一個正的無窮大值（+ ∞）?？梢姡?/p>

剩余價值率 = S/V0+=+ ∞

這意味著，在這種與資本的關系中，所有被剝削的勞動都有可能轉化為剩余價值。更值得注意的是，分母必要勞動（0 +）中包含的未被承認的勞動活動數量越大，剩余價值率（+ ∞）就越高。事實上，如果剩余價值來源于無酬勞動，那么占有（更多）無酬勞動就等于占有（更多）剩余價值。換句話說，正是由于這一動力，這種未被承認為價值增殖過程一部分的勞動活動數量的增加，才有助于剩余價值的增加。這些活動被排除在剩余價值率的正式計算之外。然而，正是他們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的非正式且大量地參與構成了剩余價值創造的來源?？梢姡?/p>

換句話說，整個工作日原則上可能成為剩余勞動，從而完全成為剩余價值。這是以勞動不可見化為基礎的價值榨取方式的“秘密”。

三、平臺工作中勞動的不可見化與勞動的承認之爭：與紡織服裝的比較

在本部分中，筆者將說明勞動不可見化如何在基于算法的平臺工人剝削中表現出來。為了闡明這一過程的特殊性，筆者將平臺工作案例與紡織服裝案例進行了比較，在這種比較中，價值生產仍然基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榨取方式。紡織服裝行業生產實物產品，如服裝，而平臺勞動大多提供非物質產品，如食品配送、運輸、對圖像內容或視頻內容的識別或編寫。

這種比較使筆者達到了兩個目的：第一，它展現了在平臺工作中，在算法遠程且無處不在的控制下，不可見化過程的高效特性。第二，同樣重要的是，它劃定了這一過程的適用范圍：紡織服裝和其他許多工作行業一樣，仍然由其他兩種剩余價值榨取方式所主導。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應被視為一種混合的價值生產方式。

為了考察這兩個行業中資本與勞動的對抗性關系，筆者借鑒了馬克思的辯證認識論，運用唯物主義方法來研究社會現實。馬克思所尋求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結構和連續性，它作為一個歷史上的特定整體而存在”。在這種認識論中，“結構和能動作用的內在性是假定的”。值得注意的是，通過辯證法，現實概念被理解為由內在相關部分組成的整體，“其不斷的相互作用和發展決定了整體本身（即資本主義）的轉變”。對矛盾的辨認是這種探究現實方法的核心。從辯證的角度看，矛盾是“同一關系中不同要素的不兼容發展，即相互依存的要素之間的不兼容發展”。為了突出在平臺工作和紡織服裝中內在的對抗動態，筆者對每個調查案例的現有文獻進行了批判性審查?，F在分別對它們進行分析。

（一）平臺工作

勞動不可見化方式似乎深植于平臺剝削勞動力的方式中。事實上，關于這一行業的幾項研究報告指出，這些工人從事的許多任務和活動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無酬的，他們的投入沒有得到薪酬，甚至沒有被承認為勞動，卻有助于創造經濟價值。無酬勞動通常包括無薪酬但與工作相關的活動，如等待或尋找任務/訂單、在訂單之間往返、建立聲譽所花費的時間，這些活動都是工人在完成低薪任務的同時完成的。平臺結構的特征源于這樣一個事實，即正是這些無酬活動的完成使工人能夠獲取他們的有酬任務。

根據普利尼亞諾等人的研究，在平臺勞動過程中，對無酬勞動的剝削與數字中介技術的結合有關。這些技術將勞動標準化、勞動分工、勞動量化和勞動監控的新模式計算在內。其中，最具創新性的是算法，這是一種基于算數的工作控制和組織模式，可以實現優化機制和績效評級。更具體地說，算法控制系統通過分析和使用從客戶和用戶那里收集的員工的績效評級、指標以及數據，來優化工人控制過程，從而作出關于未來任務分配和員工留任的決策。

將這些控制系統引入到勞動管理中，為平臺提供了過去傳統企業所不具備的兩個優勢：（1）對勞動力的垂直控制；（2）不存在雇傭法為了勞動力規定的社會義務。在阿爾滕里德看來，正是標準化和算法管理，與從任何有穩定互聯網連接的地方登錄平臺的可能性相結合，允許廣泛的員工參與。員工可以從家里、網吧甚至手機上訪問平臺。這一過程為資本打開了新的“工人池”。相反，平臺聲稱只能作為匹配供需的數據庫來運營。因此，他們能夠對用戶保持嚴格控制，同時使這些員工成為沒有正式依附關系的個體經營者，從而也沒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各種帶薪休假的權利以及雇主繳納養老金和社會保險的權利。在科爾等人看來，使用零工時合同和新技術使雇主能夠在正常工作日內獲得無酬勞動時間。簡言之，在平臺工作中，工作非正式化和算法控制的結合導致了無酬勞動時間的占有和剝削。

平臺旨在實現網絡效應，即產生比競爭對手更高的交易量（也就是說，吸引更多的平臺參與者）。承包商數量越多，平臺對請求者就越有價值，因為成功匹配的可能性越高，在給定時間內可用的工人就越多。對那些有更高可能性獲得可靠工作的工人來說，請求者數量越多，平臺參與的價值就越高?！斑M一步而言，成功地增加平臺上員工和請求者的數量，會讓平臺公司更有利可圖，對投資者也更有利?！本W絡效應的擴大使平臺可以從兩個方面獲得更多利潤：一方面，公司收取費用的交易數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平臺公司的市場邊緣化以及相應的工人后備軍的增加，平臺有能力降低每筆交易給予工人的費用。

更具體地說，盡管通過不同方式，但算法控制系統使兩種主要類型平臺勞動中的必要勞動時間不可見化，即經應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和群體工作。在經應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中，這種方式是通過工作輪班分配來實現的，這種分配以工人的工作效率、進度和訂單接受/拒絕為基礎；在群體工作中，它是通過建立在線聲譽來實現的，這種建立基于工人完成任務的速度、質量和能力。然而，如下所示，這兩種算法控制的效果都是從工人無酬勞動的各個時刻中凈榨取價值：事實上，他們所有明面上的“非生產性時間”都會立即對平臺產生經濟效益?，F在，筆者將分別簡要介紹這兩種平臺類型。

在經應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中，平臺作出的每一個選擇，從工作分配到輪班管理，都是通過算法建立的，該算法旨在優化工作交付的時間和資源。Uber、Uber Eats或Delivero等平臺通過只在做任務的特定時間段來招募工人并支付其工資，最大限度地提高了靈活性，并將勞動力成本降至最低。尤其是，送餐員在進行工作活動時，特別是在他們的應用程序登錄和退出之間的時間段內，會遭受各種形式的勞動時間占有。實際上，送餐員可能登錄的時間越長，產生的網絡效應就會越大，平臺獲取的價值也就越多。

第一，等待時間。等待訂單所耗費的時間不被認為是勞動時間。送餐員被迫在特定的集合點等待訂單，如中心廣場或街道。在一些公司中，從輪班員工初次登錄到第一個訂單之間的時間段也不被認為是勞動時間。

第二，搜尋任務所耗費的時間。搜尋目的地所耗費的時間（在出現錯誤的情況下，如地址錯誤或餐館關閉）和餐館耽擱所耗費的時間（即排隊和訂單出錯）不被認為是勞動時間。

第三，往返時間。往返于工作地點所耗費的時間以及往返于訂單之間所耗費的時間，不被認為是勞動時間。

第四，工作中的強制休息。強制休息（如吃飯、小睡、與同事和客戶聊天）所耗費的時間以及處理餐廳員工與客戶的沖突所耗費的時間，都不被視為勞動時間。

總體而言，送餐平臺只根據送餐員實際完成的送餐任務向其支付費用。向送餐員支付每次送餐的費用，使公司可以將工作日的部分重新定義為超出有酬工作范圍之外的非生產性時間。這意味著從送餐員的正式勞動時間中扣除完成任務所需的任何其他時間。然而，如果不耗費這些時間，員工就無法獲得他們勞動時間的薪酬份額。這反過來又導致了工作的擴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員工在工作上耗費的時間（無論以何種形式），與公司的價值增值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送餐員在進行無酬活動時耗費的時間越多，創造的平臺價值就越大。

在群體工作中，平臺準許員工從任何地方注冊，從而讓他們進入全球勞動力市場。這種高度的空間靈活性使平臺能夠維持龐大的后備勞動池?！霸谌魏谓o定的時間，都會有大量的員工在搜尋和競爭少量的任務?！边@種基于算法的全球勞動管理導致平臺占用各種形式的勞動時間，其占用基于對員工在線聲譽的利用，即他們能夠在與其有工作關系的平臺上獲得的可見性。事實上，鑒于這種全球性的競爭，員工試圖最大限度地提高這種聲譽，這是員工賺取收入的主要工具。更具體地說，員工在完成任務后會被他們的客戶評分；那些通過算法排名計算出的得分最高的員工會從客戶那里得到更多的工作。簡言之，獲得客戶，即有酬勞動時間，取決于有一個良好的聲譽。然而，員工不能把在特定平臺上獲得的聲譽（以及基礎數據）帶到另一個平臺上：公司不允許員工與他們圈子之外的客戶建立聯系。這就是為什么在沒有任何保證（他們將獲得有酬任務來提高他們不可攜帶的分數/聲譽）的情況下，群體工人被迫長時間工作。因此，這些工人希望獲得更高的評分，被迫同時從事各種形式的無酬勞動。反過來，群體工人投入大量的無酬勞動時間來提高自己的聲譽，以接觸盡可能多的客戶，這提高了平臺的網絡效應，從而提高了平臺的價值。簡而言之，員工的網絡聲譽是平臺引起勞動不可見化過程的主要工具。

第一，工作搜尋和工作申請。在線制作個人簡歷，在平臺上尋找并申請工作以及通過考試（其中一些員工必須付費參加）獲得資格或培訓（希望這將使他們在未來有資格勝任更多的工作）所耗費的時間，對于獲得有酬勞動時間（即為客戶做的特定任務）至關重要。然而，制作個人簡歷、尋找現有的工作和申請任務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不被認為是勞動時間。

第二，設定低工資水平?？紤]到這些員工對于任務的競爭十分激烈，對群體工人來說，通過設定較低的價格來獲得首次好評并提高自己的聲譽，從而低估自己工作的價值，這并不罕見。這種低估可被視為一種自我超級剝削方式，因為他們在自我貶低自己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

第三，與客戶溝通。與客戶溝通（通常為了解決任務說明和客戶預期之間的不一致）所耗費的時間，不被認為是勞動時間。然而，這段時間對于群體工人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它有助于提高他們在客戶中的聲譽，進而增加他們獲得更多有酬勞動時間的潛在可能性。

第四，做額外的工作。完成額外任務以使客戶滿意并獲得好評以及完成項目維護、規劃或與工作相關的用具所需的額外任務所耗費的時間，不被認為是勞動時間。然而，做的額外任務越多，客戶越滿意，在線聲譽就越高。這對群體工人獲得更多有酬勞動時間至關重要。

總體而言，一種看似過時的雇傭關系形態正在群體工作中重新出現：計件工資。盡管工人和平臺之間的關系只持續幾秒鐘或幾分鐘，但每個完成的任務實際上都變成一項單獨的服務。例如，這種勞動結構允許客戶在兩天內雇傭6萬名員工，而不是在幾周內雇傭數百名在家工作的人。為了賺取生存收入，這些工人被迫尋找并完成盡可能多的任務。

總的來說，對按需工作勞動過程的分析和對群體工作勞動過程的分析是類似的：勞動過程中包含的無酬活動數量越多（V） ，平臺工作中的剝削率就越高。

剩余價值率平臺 = S ∕ V

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引入算法管理，“擴大的剩余價值生產依賴于工人對勞動過程控制的逐步削弱”。因此，一個明顯的勞動不可見化過程似乎在這個行業廣泛發生。平臺不承認員工的大部分勞動時間，也不為其支付費用，因此產生了超額剩余價值。從員工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他們不能僅僅靠他們的平臺工作來維持生計，而是需要結合其他工作或工作活動來謀生。

然而，平臺工人已經能夠反抗這些新的和舊的剝削形式。事實上，這些平臺采用的價值增殖過程對工作條件和雇傭監管產生了負面影響，引發了對抗和工人團結。無論是經應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還是群體工作，工人都成功地組織了集體行動，要求改善工作條件、薪酬、社會權利和各種形式的保險（即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以及對違反合同和勞動法的行為進行矯正。從辯證的角度來看，這表明，盡管勞動過程的某些特征阻礙了工人團結，但其他特征引發了集體行動。

在這方面，平臺勞動力中最具戰斗性的部分是送餐員，他們在過去幾年中籌劃了各種形式的集體行動，最初尤其是在幾個歐洲國家。最近，針對Uber Eats、Glovo、Rappi和iFood的自發罷工和街頭示威活動在多個全球南方國家發生，如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巴西、墨西哥、厄瓜多爾、智利、秘魯以及阿根廷、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這些罷工是為了抗議工作條件，特別是在全球新冠疫情之后。它們建立在不同環境和不同地區的需求之上，表現為一種常見的模式：工資更高（包括最低工資），為工人提供防護設備，合同條款和工作環境改善，問責制缺失以及平臺停用。

甚至在群體工作中，最近也出現了各種形式的集體團結。例如，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的員工越來越多地使用Turkopticon客戶聲譽系統，從工資的公平程度、工資的響應能力和工資的慷慨程度對雇主進行評估。這種另類的評估系統的使用使這些工人能夠公開他們與雇主的關系，并要求這些雇主承擔責任。實際上Turkopticon已經為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的員工創造了一個內部的、特定的發聲機會，這些員工不時策劃對亞馬遜的品牌羞辱活動，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總的來說，所有這些活動首要的和明確的目標是要求承認正式的雇傭關系。這種斗爭的結果決定了該行業勞資關系的規范化程度。在工人集體組織力量較強的地區，這種關系更有可能被制度化，并融入現有的勞資關系體制（即全球北方地區）；與此相反，在工人集體組織力量偏弱的地區，非正式和不可見的勞資關系類型注定會占主導地位并持續下去（即全球南方地區）。不加批判地接受線性的資本主義發展觀（從非正式的雇傭關系到正式的雇傭關系）在這里被駁斥，因為這表明階級力量的平衡對于促進或限制工人獲得更有利的結果至關重要。在這方面，平臺員工（尤其是送餐員）的目的不僅是要求獲得更高的工資和標準雇員合同中固有的所有勞動權利，而且還要挑戰平臺的作用以及平臺對員工不受限制的權力。從這個角度看，發生在平臺與員工之間的結構性對抗是一場圍繞工人勞動力價值的政治斗爭。這種價值的大小衡量了對抗力量之間的權力關系：工人勞動力的價值越大，平臺與員工之間的結構性對抗程度就越強。

（二）紡織服裝

對紡織服裝勞動力的剝削是通過全球價值鏈的生產模式精心策劃的。全球價值鏈是一種旨在降低（勞動）成本的商品生產模式。它們的運營邏輯是將所有勞動密集型活動外包給全球南方地區的小型非正規企業，以規避國際勞動標準。這一過程允許將責任和壓力外包給勞動權和勞動法水平較低國家的非正式參與者。簡言之，全球價值鏈是不同參與者和尋找廉價勞動力過程之間的生產網絡。因此，盡管生產不同類型的商品，但每個單一鏈條都以相同的方式運營：跨國公司（總部通常設在全球北方國家）將其部分業務外包給沒有正式所有權的合伙人公司（通常設在全球南方國家），同時通過合同規定其運營方式，保持對業務高度且嚴密的控制。在這種關系中，頭部公司由于自身在商品消費國（特別是在全球北方）的增值活動而產生了大部分利潤，而在勞動密集型階段受雇的超級受剝削的工人被認為只作出了非常微小的貢獻。因此，世界低工資階層生產的盈余被設在全球北方的跨國公司吸走并積累起來。

對紡織服裝工人的剝削就是這種特殊的勞動生產制度的一個案例，在這種制度下，低薪的女性勞動力被投入工作。在這種制度下，位于東南亞（尤其是印度、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的正規私營小工廠和小車間被迫向跨國公司（總部設在美國和歐洲）提供非常便宜的布料和服裝零部件，這些公司代表著最終產品的唯一所有者和鏈條的最終監管者。因此，無論是在家里還是在工廠里，對婦女的管訓和剝削確保了資本的高剩余價值率。由這種勞動制度導致的各種傳統的絕對剩余價值榨取方式在該行業得到了體現。更具體地說，這些員工所遭受的三種勞動時間占有方式可被提煉為以下幾種。

第一，勞動控制。在紡織服裝行業，占有工人勞動時間的第一種方式是通過加強對超出有酬勞動范圍之外的工作日的控制以及（任意）延長工作日。這些勞動力（尤其是單身年輕女性）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住在不正規且靠近工作場所的集體宿舍里，雇主在工作期間和下班后對其進行嚴格控制。通過確保這種控制，這些不正規的住宅區擴大了剝削率，直接有助于剩余勞動榨取和剩余價值形成。

第二，勞動流動。從這些工人身上榨取價值的第二種方式是通過他們被迫的（周期性的）內部流動。更具體地說，一旦生產結束或停止，雇主會將工人送回家，從而將勞動力再生產的所有成本外部化。在印度，產業勞動力的再生產實際上是由其嵌入農村地區的非正式護理經濟所保證的。通過提供這種免費的安全網基礎設施，這些經濟體還確保低于其生產成本的勞動的價格貶值，在女性服裝工人的具體案例中，這一進程因父權制規范而得到加強。

第三，勞動的馴化。占有剩余價值的第三種方式是通過使用家務勞動和相關的“家庭主婦化”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主婦化意味著成本的外部化或前轄域化，否則這些成本將不得不由資本家承擔”。當勞動可以外包給家庭時，就可以消除或降低雇主在房地產和設備方面的成本。這種家庭主婦化的經濟邏輯是勞動成本的顯著降低。這是一種基于馬克思所說的并確定為“產出”制度的價值榨取方式：部分勞動過程（通常）由女性工人在家中完成，而一些中間人必須承擔運送原材料和收集產品的成本。同樣，紡織服裝生產過程的一些高度勞動密集型的份額如今外包給印度家庭，在這里，女性群體承擔特定的工作任務。然而，這些婦女并不完全或僅僅被視為（工廠）工人，而且還被視為家庭主婦，婦女所做的所有額外的家務勞動都被視為補充性的。她們在家工作，既從事紡織服裝生產，也從事家庭的再生產。紡織服裝資本不支付后一項活動的費用，也可以利用家庭規避前一項活動的各種成本（即通勤時間、食物、休息等）。因此，家庭生產和再生產了一支廉價的女性勞動后備軍，其薪酬遠低于她們的再生產成本。

總體而言，與平臺工作案例不同的是，筆者對紡織服裝勞動過程的分析表明，絕對價值榨?。▌趧涌刂疲┖蛣趧愚D為雇用臨時工制（勞動流動和勞動馴化）的特定方式如今是這種生產制度所固有的。在這里，資本傾向于將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外部化。服裝資本利用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所定義的資本主義對“自然的產品”占有的能力，即資本因其自我擴張的目的占有自然（和社會）資源的能力。在紡織服裝行業，資本免費占有的是當地社區和家庭的社會再生產基礎設施，這些社區和家庭是其勞動過程的所在地。這使得它能夠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增加獲得的剩余價值數量。從工人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他們不需要通過服裝工作賺取維持生計的工資，因為他們總是可以，而且他們確實如此，依靠家庭和社會的免費資助網絡生存。

然而，紡織服裝工人也成功地籌劃了一些集體抗爭方式。就像在平臺工作中一樣，資本與活勞動之間的對抗在這里表現為圍繞工人勞動時間的斗爭。正如梅扎德里和瑪祖達爾所說，這種沖突是“雇主致力于生產和實現剩余的時間與工人需要再生產其勞動力價值、補充其生活資料、恢復身體以繼續出賣勞動力的時間之間的斗爭?！睋Q句話說，服裝工人的主要目標是通過要求承認他們對這種生產的貢獻，來對抗他們在這個社會擴大的商品生產循環中的不可見化過程。像平臺工人一樣，他們的流動不僅是對正式雇傭關系的承認，而且是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對兩種對抗性力量之間一種有利的權力關系的征服，其結果決定了他們勞動力的價值。因此，這種價值是衡量階級關系的尺度：它的值越大，整個社會中的工人力量就越強。

從辯證的角度看待這些過程，可以更好地把握它們對抗的政治意義。盡管資本為了自我擴張，能夠利用紡織服裝工人在正式工作場所之外的社會資源，但與此同時，工人也能夠（反）利用這些資源來對抗資本。事實上，幾項關于服裝行業勞資沖突的研究表明，這些沖突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更多地取決于工人在正式工作場所（以及工會）之外可以接觸到的社交網絡。在這些沖突中，工作場所以外的非正式網絡證明是他們流動的必要資源。例如，在柬埔寨，居民區和家庭是女性服裝工人為改善工作條件而進行罷工和大規模動員的組織基礎，它甚至可以對抗外部的男性主導的工會。在這一案例中，正是他們的再生產空間，即他們當地社區的社交網絡，成為了政治組織的中心。同樣，印度女性服裝工人同時反對男性主導的工會和資本，將以工作場所為基礎的活動與以社會再生產需求為重點的社區組織相結合，以確保她們的勞動和權利被（男性領導的工會和雇主）正式承認。

最后，我們尤其可以從紡織服裝工人的流動中，更廣泛地說，從全球南方工人的斗爭中吸取一個教訓。由于所有這些斗爭都跨越了通常被認為是獨立的生產和再生產領域，因此不可能在工作場所組織和社會運動之間劃清界限。因此，為了理解這些流動，有必要超越正式工作場所內發生的事情，因為勞資關系的對抗以及它們相互依存的再生產，“從根本上是由發生這種情況的空間環境所塑造的”。簡言之，與對平臺工人沖突的分析類似，這里采用辯證的、整體的方法似乎非常合適。

結論

重新引發關于什么是價值的爭論，似乎是理解以非正式性和技術革新為特征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有說服力的方式。將價值理論重新納入對這些過程的分析中，有助于理解它們的起源、它們的潛在關系，最重要的是，理解產生這些過程的社會力量。在本文中，筆者是通過批判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來做到這一點的，事實證明，這一理論非常適合解釋上述轉變。

在比較紡織服裝行業和平臺勞動行業及其沖突時，筆者認為勞動時間仍然是資本主義價值生產的一個關鍵衡量標準。筆者的研究表明，當今全球經濟存在的一個主要沖突恰恰與勞動力價值有關。然而，與紡織服裝中剩余價值榨取的絕對方式形成對比，對平臺工作的關注使筆者能夠在算法遠程且無處不在的控制下，確定該行業價值榨取過程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平臺資本以犧牲工人在生產環節的正式有酬勞動時間為代價，旨在占有工人越來越多的無酬勞動時間份額，而工人力圖確保這一點得到充分承認。正如筆者在文中論證的那樣，正是這些無酬活動的進行，使工人能夠獲得他們的有酬任務。筆者把勞動過程中這種圍繞勞動時間占有的辯證關系稱為勞動不可見化，并提煉出這種不可見化，將其作為資本主義剩余價值榨取的一種相關方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只是略微提到了這種方式。

這種再次討論的理論使筆者能夠提供一種對價值更具政治意義的理解，這種理解似乎更適合理解當代勞動非正式化和技術革新的過程。這些過程是對抗力量之間權力關系的結果。更具體地說，通過分析平臺勞動力的剝削邏輯，筆者說明了勞動不可見化過程和勞動商品化過程是如何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平臺工作越是被商品化，意味著在權利和保障方面被削弱，它對價值增殖過程的貢獻就越是不可見化。確認這種不可見化過程有助于消除非正式勞動和正式勞動之間尖銳且有爭議的分析差異。事實上，如果我們承認資本使勞動不可見化的趨向和活勞動反對這種趨向的趨勢，那么在一個特定社會中，勞資關系的正式化只能被理解為資本與勞動對抗性關系的結果。認識到這一辯證關系有助于避免對資本中心地位的決定論理解和僅僅關注工人能動性的唯意志論方法。

總之，本文對自由雇傭勞動及其形成過程提供了一種較為清晰的理解。通過揭示資本主義掩蓋的歷史，筆者闡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下強迫性無酬勞動的存在不是一種反?，F象，而是資本主義動態的結果。資本主義是一種以通過各種剝削方式榨取剩余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雇傭勞動只是剝削的一種可能性。相反，自由主義者和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將強迫性勞動定義為通過超經濟手段和超法律手段獲得的一種異常的剝削方式，因此在性質上不同于自由雇傭勞動，即唯一“正式”的勞資關系。然而，從具體的經驗事件就會發現，做出明確區分是多么困難，因為不自由和剝削是在復雜的現實世界中經受的，并由今天仍在發生的不同過程所決定，如新殖民主義、土地剝奪、人口販賣等。從這個角度來看，非自由勞動并不處于一個異常的領域，而是可以被嵌入全球政治經濟之中。這種審視不僅使我們重新發現了無酬女性對資本主義歷史的貢獻，而且使我們重新發現了跨越時空的更廣闊的無酬女性的歷史。資本主義最重要的是剝削無酬（和強迫性）勞動。

（譯后記：本文關于“勞動”和“勞動力”的部分內容翻譯成中文，不太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的經典表述，但并不違背這一原理。國內學界一般將“勞動”歸結為價值的唯一來源。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勞動”是“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對于資本家，就是工人勞動創造價值的能力，是資本家對“勞動力商品”的實際使用和消費過程?？梢?，“勞動力”和“勞動”是對同一問題在不同層面作出的表達。）

［責任編輯 求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