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基礎設施政策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演進邏輯和政策取向

湯蘊懿 李方卓

摘 要：數字化轉型是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發揮中國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的戰略性、基礎性、先導性作用，厘清其在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演進過程和微觀機理，并進一步明確政策優化調整方向，對激發數字經濟發展動能的持續性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基于“供給側改革”視角，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總結各階段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的演進過程。研究發現：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經歷了硬件建設期、要素建設期和規制建設期三個階段；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在三個階段分別通過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價值增值能力和集群的超額收益，持續深化企業數字化轉型。微觀機理方面，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通過培育企業數字技術能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解決企業數字化面臨的市場失靈問題。最后，本文從數據共享機制建設、多層次平臺支撐和政策均衡投入三個方面提出未來政策取向。

關鍵詞：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企業數字化轉型；文本分析；演進邏輯；政策取向

作者簡介：湯蘊懿，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000）；李方卓，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通訊作者（上海 200000）

基金項目：上海市軟科學研究項目“科技創新支撐上海率先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策略研究”（23692100200）

DOI編碼：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2.006

一、緒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實體經濟是支撐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的基礎，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就業之基、財富之源。在信息時代，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以數字技術強化經濟活動的時空和產業關聯性，是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路徑，決定了中國實體經濟的效率質量。已有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創新產出、組織結構、企業分工等都具有積極作用，但中國企業（尤其是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普遍面臨認知度不足和發展不充分等問題。其原因在于絕大多數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都會面臨“內部性”和“外部性”雙重挑戰：一方面，企業因投入成本高、回報周期長的原因陷入“不能轉”和“不敢轉”的困境；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具有“技術外溢”效應，數字技術的正外部性會抑制企業數字創新和數字化轉型深化。因此，僅依靠市場力量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或將面臨“市場失靈”等問題，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來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議題。

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中發揮著“基礎設施先行”的引導作用，各級政府通過適度超前部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激勵政策出臺有效帶動全社會投資，持續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突破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的需求不足問題，為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獨特的制度路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實踐。已有學者對數字基礎設施政策概念予以解讀，指出數字基礎設施政策是黨中央和地方政府為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數字技術創新、引導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融合，而設立的一系列刺激企業研發、提供稅收優惠、保障數字安全、暢通要素流通，支持數據共享等政策合集，兼具公共性和引導性?？茖W有序地規劃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不僅有助于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還有利于傳統工業生產底層架構變革、新的生產要素培育、資源配置不斷優化，成為賦能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提升實體經濟競爭力、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與戰略重點。

當前，中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還在整體布局階段，企業數字化轉型經歷著需求不斷動態演進的過程，需求側的不斷演進對供給體系質量和水平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如何處理好長期與短期、政府與企業、規制與競爭等方面的關系，成為數字基礎設施政策有效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然而，當前研究多從需求端作用視角展開研究，對中國持續發揮供給側作用來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戰略認識不足。雖有學者關注到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但研究局限于從量化層面的政策評價，缺乏對政策長周期視角的系統性分析。如王海等人通過對政策文本分析發現，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通過改善企業經營情況、加劇市場競爭、帶動軟件與信息技術服務業發展三條渠道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邱洋冬采用“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從所有制、企業規模、區位和技術稟賦四個方面探究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異質性影響。

鑒于此，本文收集整理1994年至2023年在中國政府網站發布的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采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就數字基礎設施政策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演進過程和機制路徑進行分析。本文的邊際貢獻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本文強化了供給側賦能的研究視角，將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作為制度供給端，搭建基于“需求—供給”的分析框架探究政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賦能作用。第二，本文從政策的長周期視角展開系統性分析，對數字基礎設施政策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這一中國獨特的制度實踐的演進階段和機制路徑進行梳理總結，相關結論為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的持續動態優化提供了實踐經驗和理論依據。

二、數字基礎設施政策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演進過程

（一）基于數字基礎設施政策文本劃分的三個階段

本文參考王海等人的研究，采用數字基礎設施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提取和判斷各個階段政策特征，該方法能夠較為客觀判斷政策實踐過程。首先，本文確定了與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相關的關鍵詞，分別為“網絡基礎設施”“信息化”“寬帶”“互聯網”“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平臺”“數字基建”“ 新型基礎設施”“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人工智能”“5G”“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和“工業互聯網”，共17個。其次，本文在“中國政府網”中手動搜索關鍵詞，收集到正文包含以上關鍵詞的網址，并剔除明顯不涉及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的鏈接。再次，利用Python軟件中jieba分詞技術對政策的詞頻進行統計，按年份分段將其繪制詞云圖，字體越大代表該詞語出現的頻率越高（如圖1所示）。最后，基于統計結果和政策內容，分析發現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經歷了硬件建設期、要素建設期和規制建設期三個階段的演進過程。

1. 硬件建設期（1994年—2014年）

本文通過政策詞頻判斷，分析發現1994年至2014年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中“建設”“技術”“寬帶”“網絡”和“信息化”等詞頻頻率最高，這一階段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以“硬件建設”為目標導向（如圖1所示）。自1994年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開始，各級政府逐步推動骨干網、寬帶、光纖等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2000年經濟貿易委員會指導推進“企業上網工程”，通過政府指導，軟硬件廠商、系統集成商搭建平臺方式，推動企業在經營管理中廣泛應用電子商務；2006年《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正式發布，首次將信息化發展列為國家發展戰略；2012年《“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的通知》和2013年《“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的通知》的發布，進一步提出以寬帶基礎設施和3G移動通信網絡作為下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主要技術方向，并推進數字基礎設施的普及化、規?；ㄔO。

2. 要素建設期（2015年—2020年）

2015年被認為是中國“互聯網+”發展元年，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以融合創新和技術升級為主要目標。本文對2015年—2020年政策文本詞頻統計發現，這一階段中“互聯網應用”“數據”“平臺”“融合創新”“人工智能”“技術升級”等詞匯出現頻率位居前位，這一階段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以“數據要素市場的建設”為導向（如圖1所示），即注重強化技術供給質量，又注重擴展技術應用場景，推進企業探索新模式、新業態。一方面， 2015年《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和2017年《關于深化“互聯網+先進制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等政策文件提出統籌規劃數字服務平臺的建設，發揮數字技術的融合創新作用，為傳統企業豐富數字應用場景，拓展新模式、新業態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2016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和2017年《推進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規模部署行動計劃》提出推動5G技術延時的降低，推進IPv6技術標準以連接海量端口，重點圍繞數字技術的計算能力和連接能力進行突破，為企業向數字化管理、智能化生產、網絡化協同、個性化定制、服務化延伸等新模式轉型提供技術條件。

3. 規制建設期（2021年— ）

2021年至今，通過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的詞頻統計分析發現，“服務體系”“數字應用”“數據安全”“協同”“共享”等詞匯出現頻率位居前位，這一階段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以清除市場體制機制障礙，推進數字化環境建設為導向，政策進入“規制建設期”（如圖1所示）。相關政策部署包括數據要素流通、數據開放標準制定、數據安全保障、數字人才培育、多元主體投資等方面。例如，2021年《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和2023年《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提出，通過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推動數字基礎設施高效聯通，有效釋放數據要素價值。2021年《5G應用“揚帆”行動計劃（2021—2023年）》和2022年《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等文件中提出，通過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等基礎制度的制定，新一批數據共享責任清單的發布，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加強地區間、部門間數據共享交換；同時，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平臺的安全保護。2021年《新型數據中心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中提出加強多元投入機制，通過放開競爭，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業務運營，形成多主體相互競爭、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和開放的新格局。

（二）數字基礎設施政策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供需關系

前文對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不同階段的政策特征進行了客觀性描述，那么，數字基礎設施政策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具體實踐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本文通過實踐梳理和理論分析發現，數字基礎設施政策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始終以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需求為導向。企業數字化轉型遵循效率、價值和超額收益的線索不斷演進，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通過推動企業原始數據資源的積累、數據要素跨部門流通和資源在數字生態集群內的共享，促進企業實現數字化不同階段的目標（如圖2所示）。

1. 硬件建設提高企業部分環節生產效率

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互聯網概念引入中國，一批互聯網技術企業興起，數字技術在提升企業效率、拓寬經營市場的作用得到重視，部分企業嘗試數字化變革。然而，由于市場整體數字技術基礎薄弱，一方面，大多數企業數字化轉型意愿不強；另一方面，具備數字化硬件投資能力的企業出于投資回報和風險的考量，不敢輕易嘗試數字技術和數字化設備的投入。對于非天生數字化的企業而言，在數字技術基礎薄弱的背景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通常通過引進不同服務商的銷售系統、財務系統、客戶系統、資源管理系統軟件技術，實現企業不同運營環節的數字化變革。企業獲得了可用于加工的原始數據，通過數字化能力的培養，將積累的企業內部數據資源轉化為數據資產，被用于改進企業生產運營的效率，使企業能夠應對市場需求的變動。

這一階段，企業數字化轉型不缺少外界供應商提供的各系統軟件技術，企業數字化能否實現從0到1突破的關鍵在于企業能否順利引進數字技術。例如，在數字化轉型早期，骨干網、寬帶等網絡硬件設施建設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況，部分地區受制于數字技術無法觸達的原因，無法順利完成數字化變革。但隨著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的不斷出臺，各級政府通過投融資政策、財稅政策、招投標政策、產業目錄設定、頻譜分配等的政策工具積極干預寬帶基礎設施和3G移動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建設，擴大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規模，提高數字技術在企業間的觸達性，推動企業實現初步數字化轉型?！度珖ど搪撋弦幠Ｃ駹I企業調研分析報告》顯示，隨著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普及，2006年以來各類數字化管理系統在企業內得到廣泛和深入地使用。

2. 要素建設帶動企業未來價值增值能力

隨著管理流程的逐步完善，企業數字化管理系統的應用帶來的效率提升效果有限，企業開始尋求具有持續價值增值能力的核心競爭力。20世紀10年代初期，“大數據”概念被反復提及，能夠打破不同環節、不同模塊、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孤島”的數字技術，重新定義企業競爭模式、競爭機制和競爭邊界，提升企業在行業中的競爭力。企業通過數據歸集、數據分析、數據決策，聯通和優化不同環節、部門、組織間的生產管理流程，降低了企業市場交易的搜索成本、信息成本、運輸成本、傳遞成本等，促進資源配置效率和供應鏈管理能力的提升，成為企業未來持續價值增值的核心動力。

這一階段，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如何打破部門之間、組織之間、產業之間數字技術、信息和知識等要素的流通壁壘，發揮數據要素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因此，跨部門、組織和產業的創新與協作不僅對數字技術水平的升級提出更高要求，還對加強支持新模式、新業態的政策力度也具有較強烈的需求。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在數字技術升級方面加強應用場景海量終端的連接能力和實時交易、現場直播等場景要求的數字傳輸和計算能力，推動傳統企業與數字技術的融合，推動新模式、新業態的創新。另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在推動融合創新方面推動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等數字平臺建設，為企業更加便捷地應用數字技術，打破數據壁壘和組織邊界，推動鏈群式發展和協同創新提供平臺支撐?！吨袊I互聯網產業經濟發展白皮書（2022 年）》顯示，從2020年至2022年，具備行業、區域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數量以及連接到工業互聯網平臺的企業數量呈指數級別增加。

3. 規制建設提升生態網絡集群超額收益

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一步發展，數據要素的挖掘給企業帶來的價值增值點的邊際收益率將逐漸遞減，企業將尋求提升剩余價值率的方法，進一步深化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收益。創新演化過程往往伴隨組織形式的不斷演化，呈現“單一主體”到“網絡集群”的創新演化過程。網絡集群是由相對穩定的節點與不確定的聯系耦合形成，這種網絡耦合效果有利于降低成本、減少創新不確定性、集群實現效益倍增、產出邊際效益遞增。大數據時代，由于技術的復雜性、融合性和快速迭代性，導致企業難以依靠單一聯盟或合作伙伴實現技術超越。為了持續獲得數據紅利，企業組成數字化生態系統，并達成戰略共識，形成數字生態網絡集群。生態系統數字化是指依托于數字化手段行業領頭或者鏈主企業與其他伙伴企業共享資源，伙伴企業與龍頭企業共創價值，構筑生態系統競爭能力的過程。企業身處生態圈中，通過與其他創新主體的共生競合實現技術交換、知識轉移、信息共享，推動生態系統內企業價值共創，共生共贏。

這一階段，數字生態網絡集群的形成前提是自由、開放、具有活力的市場環境，有利于不同產業的相互融合，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的最大阻力在于如何形成開放合作的環境和達成內外利益相關者的共識。數字基礎設施相關政策專注于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暢通要素流通機制，尤其是強化數據要素價值釋放的有效性。相關政策部署包括數據要素流通、數據開放標準制定、數據安全保障、數字人才培育等方面，為形成橫向打通、縱向貫通、協調有力的一體化的數字化生態網絡集群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制度條件。

三、數字基礎設施政策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微觀機理

縱觀改革開放40多年來，產業政策逐步形成為以經濟發展中產業發展、結構轉換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的變化為線索，進行產業政策重點調整的演進邏輯。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作為培育數字產業發展、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一項產業政策，同樣以不同階段下市場主體轉型面臨的“市場失靈”問題為線索，通過調整政策取向和政策工具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如圖3所示）。在數字化轉型的初期，由于數字技術基礎薄弱，數字技術的高成本性和正外部性原因，企業面臨技術投入的市場失靈問題。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通過推進“硬基建”的投入解決企業數字技術的“觸達性”問題，推動企業實現數字化從0到1的突破。隨著單純技術引進獲利空間的逐漸壓縮，企業通過要素價值創造和組織方式改變獲取更多的超額收益，深化企業數字化轉型。與此同時，企業面臨著要素跨產業、部門、組織和在集群內部流通不順暢的市場失靈問題。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通過加強市場化配置“ 軟規制”的投入，形成政府機制的示范效應，推進企業實現數字化從1到N的持續深化。

（一）數字基礎設施政策與技術投入的市場失靈：培育數字技術能力

技術投入不足導致技術創新市場失靈是市場普遍存在的現象，政府通過實施創新政策干預市場，修正市場失靈引起的效率損失是合理且必要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早期面臨技術投入的市場失靈問題，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發揮著“基礎設施先行”的引導作用。

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早期階段，一方面，由于中國數字技術基礎較為薄弱，疊加數字技術投資的高成本性和數字技術創新的正外部性，導致數字技術創新面臨著主觀能動性不足的情況。另一方面，企業受生產效率提升和價值增值的壓力，紛紛尋求數字化轉型的路徑，但受制于創新能力培育不足而停滯。進而，數字技術在供給和需求兩端面臨結構性失衡的矛盾，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在企業數字化轉型早期通過推進“硬設施”建設、確定數字技術路線等政策工具，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生產力提升和運營質量的保障提供基礎技術條件。

其一，數字基礎設施政策作為通過技術路線的引導，降低外部技術不確定性，提高企業通過技術引進、模仿創新的方式初步完成數字化轉型。數字基礎設施的推進作為國家戰略，技術路線的確定具有較強的引導作用。隨著移動互聯網、5G、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中心等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數字技術路線和發展方向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從而降低了企業對外部技術和政策不確定性的預期，有利于企業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的增加。鄭玉基于信息資源理論和企業創新理論實證研究發現，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在影響企業創新過程中，市場不確定性的降低發揮中介作用，企業通過“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知識積累、模仿創新、自主創新”的路徑，可以在短時間內、低成本地進行數字化轉型。相較于自主創新，企業通過外部技術引進，耗時更短、成本更低、面臨的市場風險也更低，更加適合早期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

其二，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在推動“硬基建”規?；ㄔO的同時，提高了企業數字技術的觸達性，通過企業內部數字化能力的培養和協同創新合力的形成，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赑enrose的企業成長理論中“ 企業資源——企業能力——企業成長”的分析框架，數字技術資源的可得性決定了企業數字能力的基礎。一方面，企業能否培育數字化能力不僅取決于企業自身的知識儲備，還依賴于企業對動態的外部信息的整合利用效率。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的區位導向性能夠提高部分區域的數字技術和信息可得性，有助于企業發現數字技術創新的機會，培育企業內部數字化能力。另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打破信息傳播和資源共享的時空約束，促進企業與產業鏈上其他市場主體進行溝通交流，進而識別出研發價值更高的數字化創新機會，培育企業數字化協同創新的“合力”。

（二）數字基礎設施政策與要素配置的市場失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深化，“單打獨斗”或“單一伙伴”的發展模式使得要素邊際收益率遞減，企業通過數字化生態集群的方式，擴大企業可支配的資源、知識、技術和信息等要素，以此獲取超額收益，維持競爭優勢。在數字化生態集群中，政府部門、企業、科研機構等多方主體通過技術交換、資源共享、知識轉移等方式實現價值共創、共生共贏的發展模式。然而，網絡集群中大多數企業并不愿意分享自己的信息、資源和數據，進而導致企業數字化轉型深化過程中面臨著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需求和市場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市場失靈”矛盾。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不利于企業創新投入產出的增加，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持續性和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展。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后期，逐漸由“硬基建”的投入轉變為在數據開放共享、人才引進、網絡安全保障等“軟規制”等方面的投入，暢通數據、技術、知識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效率的提升，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其一，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通過“軟規制”的投入，在數字生態網絡集群中形成制度的示范效應，促進要素流通效率的提升，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深化。數字基礎設施政策在數據確權、數據共享機制、數據開放標準、數字技術合作交流等方面加強了制度保障，一方面政策本身的推進促進了數據等要素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相關制度安排能夠吸引企業共同參與數字生態體系的構建。行為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發現，政府作為數字創新網絡中的權威主體，其創新行為會引發示范效應和模仿效應。政府在數據共享機制的設計，對企業在集群內開展數據開放、資源共享起到引導作用，提高數字生態集群內部數據、技術和知識要素的配置效率，深化企業數字化轉型。

其二，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通過網絡安全保障、數字人才引進、多元主體投資、數據開放共享等“軟規制”政策工具的出臺和落地，加強政策區域的市場競爭環境，伴隨知識、數據、技術等要素的溢出效應的加劇，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深化。通常而言，競爭的市場環境是提升企業發展動力的關鍵，市場環境的變化將深刻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動力與持續性。一方面，隨著具有區位導向性的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的出臺，該地區產業發展會吸引大量新企業進入，企業數量方面的擴張會加劇地區市場競爭程度，進而壓縮企業的盈利空間。為提高其市場占有率，企業將依托數字變革實現柔性化生產與個性化定制，倒逼企業提高產品及服務供給質量。另一方面，競爭的市場環境能夠推動產業間相互融合，為企業帶來更多的數字技術和知識溢出，拓寬企業創新邊界的同時提高要素市場化配置程度，深化企業數字化轉型。

四、數字基礎設施政策持續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取向

（一）加快數據共享機制建設，深化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

基于前文演進過程的分析，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演進，數字基礎設施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供需關系隨之帶來新的變化。盡管當前數字化轉型還未進入數字生態網絡集群的集中發展階段，但數字基礎設施政策應發揮其政策的“先行作用”，通過規制建設，有效治理企業數字化轉型潛在的資源配置不暢的發展問題。對于企業而言，數據要素具有放大、倍增傳統要素效率的效果，數據要素的暢通交易、開放共享對企業構筑競爭優勢起到關鍵作用。具體而言，數字基礎設施政策應從暢通數據共享機制、數據開放標準和數據產權保護三個方面入手，有效釋放數據的價值創造能力。一是建立政務數據開放共享“負面清單”，推進公共數據的分級分類，推動數據要素在不同主體之間的流通效率，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輻射能力。二是推進政府數據開放、指標口徑、分類目錄、數據質量、數據交易等關鍵共性標準的制定和實施。三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暢通知識產權交易，為推動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二）強化多層次平臺支撐，培育企業數字技術能力

此外，基于前文微觀機理分析，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通過培育企業數字化能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方式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與此同時，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的實施給數字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問題，處理和規避好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決定了政策工具持續發揮微觀機制的有效性。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通過降低技術路線不確定性和提升數字技術觸達性推動企業數字技術能力的過程中，存在數字技術創新質量的爭議。盡管企業通過外部技術引進的方式實現數字化轉型，但技術引進不等同于技術創新，也不等同于數字化能力的提升，受企業技術基礎、學習能力和急功近利等因素影響，很可能形成路徑依賴，誘發創新資源的浪費，不利于企業集約化水平的提升。因此，數字基礎設施政策應注重企業數字技術能力的培育，通過打造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安全監管等多層次平臺，強化平臺支撐能力，促進形成企業融通創新、協同發展的產業生態。

（三）推進政策均衡投入，縮小區域間數字鴻溝

具有區位導向型的數字基礎設施政策通過加強市場競爭水平提升，促進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了數字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數字基礎設施政策的區位導向性和部門傾向性，疊加其“虹吸效應”會導致數字化不平衡發展呈現“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區域態勢，不利于數字經濟的均衡發展。因此，應加強解決數字基礎設施政策投入導致的區域間、部門間數字的鴻溝問題，進而助推改善制約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推動數字化轉型企業的有序發展。應該堅持政策“全國一盤棋”，推動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向中西部地區傾斜，彌補前期不均衡發展所造成的區域“數字鴻溝”。

［責任編輯 求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