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在批判到哲學人類學

鄭召利 楊建偉

摘 要：在20世紀60年代德國社會學界開啟的關于實證主義的爭論中，哈貝馬斯一開始明確追隨阿多諾，并采取一種內在批判的時域對實證主義展開批判。隨著論戰的深入，哈貝馬斯的觀點逐漸傾向于一種哲學人類學的視角。這一轉變過程反映出哈貝馬斯嘗試突破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的方法，進而構建自己版本的社會批判理論。這種轉變盡管為哈貝馬斯開啟了新的語用學研究領域，并且導向交往行為理論的形成，但是內在批判的拋棄使得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喪失了歷史性的原則。

關鍵詞：內在批判；實證主義批判；哲學人類學；歷史性原則

作者簡介：鄭召利，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433）；楊建偉，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DOI編碼：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2.003

1961年，對德國社會學學界產生深遠影響的實證主義的論戰在圖賓根舉辦的德國社會學學會上拉開帷幕，開啟這場論戰的是阿多諾和波普爾，而哈貝馬斯的加入毋庸置疑讓這場論戰變得火藥味十足。隨著將關注點投射到實證主義問題，哈貝馬斯開啟了他的認識論研究。盡管相較于更加廣為人知的“交往行為理論”，這一時期的哈貝馬斯被許多學者視為不成熟的階段。但這并不意味著哈貝馬斯這一時期的研究是沒有價值。本文將聚焦于哈貝馬斯在這一時期的研究方法的轉變問題，具體揭示哈貝馬斯在實證主義批評的過程中所蘊含的從內在批判的方法到哲學人類學研究視角的切換。研究方法的轉變一方面表明了哈貝馬斯逐步突破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尤其是阿多諾的社會批判理論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哲學人類學的研究視域帶來的新概念也成為哈貝馬斯構建自己理論的出發點。但是，我們也發現，這種研究方法的轉變也會拋棄內在批判中的積極因素。

一、哈貝馬斯對實證主義的內在批判

在關于實證主義的爭論中，哈貝馬斯一開始毫無疑問是以阿多諾的辯護者形象出現在論戰的舞臺之上。在1963年發表的《分析的科學理論與辯證法》一文中，哈貝馬斯旗幟鮮明地站在阿多諾的立場。這篇文章是哈貝馬斯對阿多諾的思想路線的一種闡釋，它涉及的大多數概念和范疇，諸如總體性和辯證法等都來自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的思想。其中關鍵點還在于，哈貝馬斯追隨阿多諾的步伐，站在內在批判的視域下展開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何為內在批判？作為早期批判理論的核心批判方法，第三代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家霍耐特指出，霍克海默等第一代理論家繼承了黑格爾左派的思想遺產。他們認為，“一種社會理論只有在它能夠在社會現實中重新發現它自己的批判觀點的要素時，才能從事批判”。因此這些理論家呼吁對社會進行診斷，以揭示某種程度的“內在超越”?？梢哉f，霍耐特在此揭示了內在批判方法的核心規定，即批判的社會理論必須內在于批判對象要素之中，而不是對對象的外部反思，換言之，將某種外在的、普遍的、形式化的假設或規范作為評價、衡量的標準強加于對象之上，而忽視了對象自身內在的結構及其歷史。由此可見，內在批判反映了社會批判的內在性的要求，也就是說，社會自身吁請對自身的批判。一般說來，內在批判肇始于黑格爾的辯證法。之后，正如馬克思將批判理論描述為“對當代的斗爭和愿望作出當代的自我闡明”，他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包括意識形態批判）中發展了內在批判的方法。而法蘭克福學派早期的理論家，尤其是阿多諾承襲了黑格爾-馬克思的批判方法，進一步將其運用于社會和文化批判之中。

在《分析的科學理論與辯證法》一文中，哈貝馬斯站在以阿多諾為代表的、辯證的批判理論的立場上，對以波普爾為代表的，使用系統的功能主義概念的經驗-分析理論展開批判。前者遵循了內在批判的原則，而后者不啻為一種外部反思。

第一，在嚴格的經驗-分析理論的框架內，系統的概念外在于其分析的對象。系統功能主義旨在打造一套統一的、內部融洽的邏輯體系，經驗-分析的理論要求在社會領域中推導出類似自然規律的法則，進而將所有的社會對象形式化地通約為同質的變量。也就是說，分析的系統借助數學和物理的模型，企圖像對待自然一樣處理社會現實，將后者還原為“自然物”，并暴力地強行納入到其理論和概念當中。哈貝馬斯針對經驗-系統理論的上述實證主義方法提出兩方面的批評：其一，哈貝馬斯認為，經驗-分析理論預設了該理論假設與它的應用的對象領域“同構”，也就說兩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在哈貝馬斯看來，“我們對科學范疇與現實結構之間的本體論對應關系幾乎一無所知”。類規律的假設與對象之間的一致性在原則上是偶然的，也就是說，經驗-分析的理論所構建的有序圖式與多樣性的社會對象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對應關系。其二，經驗-分析的理論的形式主義的手段嚴重破壞了社會對象實際的結構。哈貝馬斯認為，這種經驗-分析的理論嚴重忽視了現實對象的意義，與之相反，辯證的理論指出，理論的構造和概念的結構必須符合對象的要求，對象必須按照它的意義被對待。正如阿多諾表明的那樣：“內在批判從來不僅僅是純粹邏輯的，而總是涉及具體內容的，是概念與現實的面對面?！焙诟駹栐凇毒瘳F象學》中主張“站在事物之中”，阿多諾的觀點無疑和黑格爾相一致。哈貝馬斯在延續了此種“內在批判”的基礎上，在解釋學的地平線上進一步地延伸。他指出，對象的結構不能被任何先驗或經驗主義的直接方法所穿透，而只能結合社會生活世界的自然解釋學加以理解。范疇唯有在其發展的語境中才能獲得其規定性，科學的主觀組織本身也是一種受約束的客觀環境。

第二，經驗-分析的模式僅僅將受控觀察視為經驗。受控觀察具有普遍可重復性，也就是說所有科學的理論都必須允許不同的主體通過重復操作實驗而獲得主體間的承認，從而得到檢驗。因此，在經驗-分析理論看來，受控觀察是經驗真實性的判別標準，因而任何需要討論的命題都要通過此種經驗性的渠道加以檢驗。在哈貝馬斯看來，此種有組織的觀察和實驗將自己還原為假設必然的命題，變成一種外部的權威，從而建立理論的一致性。進一步地，哈貝馬斯指出理論方法與社會過程所需的一致性指向的經驗并非作為觀察和實驗的經驗，而是一種前科學的經驗，“這種經驗還沒有把生活-歷史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的基本共鳴……加以驅逐”。哈貝馬斯在這里借助詮釋學重構了阿多諾的“社會整體”的概念?！吧鐣w”是一種有別于觀察和實驗的前科學的經驗，社會對象必須在“社會整體”中獲得其正當性，具言之，理論和其對象之間的一致性要求保留討論的社會對象的歷史和文化預設，而非通過實證方法進行解釋和說明。

第三，哈貝馬斯對兩種社會理論形式關于理論與歷史的關系做出了如下的區分。實證主義的分析-經驗科學企圖以類規律的假設為判斷的標準，以此對具體事件進行檢驗，從而為給定的情況做出預測。當這種一般性命題，即類規律的方法應用于歷史科學，那么便會產生具有普遍意義的、類似自然規律的歷史規律。歷史規律建立在將個別時間以形式的邏輯同質化為中立的變量，如此這般的歷史規律便能夠輕而易舉地超越特定的歷史背景，因而被賦予一般性的解釋效能。然而，這種絕對的規律卻始終外在于具體的歷史進程，無法深入到內在的歷史的那一度。就其本質而言，實證主義的歷史規律的觀點無疑是對歷史維度的廢除，剔除了具體的、豐富的歷史內容。過去的歷史事件必須遵守與當下的時間相同的規律，而對未來的前瞻也不能違背當前的模型。哈貝馬斯指出，這種規律的分析模式的實質是一種客觀主義，歷史上付諸行動的人的社會關系被凝固為一種恒定不變的規則。

哈貝馬斯認為，辯證的社會理論克服了雙重的問題。一方面，它擺脫了客觀主義。辯證的社會理論拒絕使用實證主義的歷史規律的概念。與之相反，辯證的社會理論提出的“運動的歷史規律”概念既意味著以行動主體的意識為中介的發展，同時也闡明了歷史生活關系的客觀意義，因而是解釋性的。另一方面，辯證的社會理論抵制了意識形態化的危險。它強調的意義之理解并沒有停留在一種主觀意義的解釋學水平上，因為這些觀念和解釋依賴于社會再生產的客觀結構，因此它是客觀的意義-理解。因此，正如阿多諾所指出的那樣，只有在內在批判的視域下，才能認識到理論必須將它從外部帶來的概念內在地轉化為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概念，轉化為事物自行想成為的東西，“它必須把暫時的、有固定空間的對象的堅固性消解為可能與現實之間的張力場”。在哈貝馬斯看來，歷史研究和歷史理論必須對未來保持開放?！吧鐣谄錃v史發展的趨勢中顯露自己，也就是說，它在其歷史發展的規律中顯露自己，主要是從它不存在的事物中顯現自己?！标P于社會和歷史的理論的有效性也必須在歷史發展中得到檢驗，而這正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所揭示的規定或概念與對象的存在之間的矛盾。

第四，哈貝馬斯指出，經驗科學的方法不適合應用于作為社會管理的實踐領域。首先，盡管經驗-分析的方法可以在技術上憑借“孤立的場域”和“可重復的序列圖式”實現某種預測，但是這種可重復、可復制的系統并非如實證科學所說，外在于、凌駕于社會生活。恰恰相反，社會系統存在于歷史生活語境中，并且具有更高層次的相互依賴的復雜的聯系，這是社會技術的半徑難以覆蓋的。其次，社會技術對社會關系的介入導致了“實然”與“應然”的嚴格區分，并且強調和支持前者的意義，而忽視和排斥后者。這也意味著理論與實踐以及事實與價值之間的二元對立以及意義的失衡。最后，哈貝馬斯指明辯證的社會理論將實踐問題與作為整體的社會關系的結構聯系起來，這種“社會整體”決定了自身的解放。因為這個整體及其歷史運動本身產生了現實矛盾，從而引起解釋，這些解釋將指導社會技術的應用朝向自由選擇的目標?！拔覀兛梢栽谏鐣P系之中創造歷史……社會關系允許它的問題由其對象提出來，這是批判的社會科學的優點之一，也是它的義務之一?！痹诖?，哈貝馬斯指出了經驗科學或社會技術的實證主義方法之所以無法管理社會，是因為它始終外在于作為整體的社會關系的結構及其歷史，因此這種技術的支配既是非實踐的，又是非歷史的。

第五，承接上述實踐的問題，哈貝馬斯詳細地討論了“價值中立”的問題。實證主義所堅持的“價值中立”的假設在實然與應然之間建立了二元論。邏輯實證主義在認識論和政治理論中將韋伯的方法論中的觀點轉化為事實與價值、科學與規范、描述與方法之間的二元論。經驗-分析的方法僅僅為了對給定的目的本身的安置而拒絕對規范的接受。然而，目的本身就是基于規范的假設。哈貝馬斯指出，實踐問題不應與理論的-技術的問題合并，也就是說，不應與和事實有關的科學問題混為一談。如果堅持價值中立的假設，那么我們就會看到維特根斯坦的經典論斷——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學問題都得到了解答，生活的問題仍然完全沒有被觸及。

阿多諾指出，波普爾提出的韋伯式的“價值中立”的觀點明顯是吊詭的，因為波普爾強調的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中立本身就是價值。被認為是價值的東西并不外在于對象，而是內在于對象。阿多諾認為：“現實，作為社會知識的對象，不可能是無關應然或僅僅作為存在者——它只有通過抽象的分析才能成為后者——就像價值不能被釘在思想的蒼穹中一樣?！卑炎约涸O定為價值中立的，實證主義的社會認識外在于對象和生活，因而并不能理解現實。哈貝馬斯同他的老師阿多諾一樣，反對通過事實和價值的二元論要求，反對從科學的視野中完全消除生活實踐的問題。實證主義的科學理論堅持“價值中立”的假設本身隱含著一種規范性概念，即技術的合理化是高效的、經濟的。哈貝馬斯對此警醒人們必須看到“缺乏理論與實踐之間聯系的純技術文明的危險；它受到意識分裂的威脅，受到人類分裂為兩個階級——社會工程師和封閉機構的囚犯——的威脅”。

哈貝馬斯認為，對技術的認識興趣的反思必須訴諸辯證法，辯證的分析意味著我們放棄分析工具和分析數據之間那種外部的、只是偶然的關系的假設，由此才可能從技術統治的力量中解放出來。哈貝馬斯在此揭示出辯證法明確反對外部的反思。阿多諾在《否定辯證法》中指出，“辯證法是客觀的蒙蔽關系的自我意識，但并沒有逃離這種蒙蔽關系。從內部爆破這種蒙蔽關系，是辯證法的客觀目標”。也就是說，理解社會的缺陷及其解放潛力的過程需要從社會關系內部進行，而非從外部遠觀。

二、走向先驗的解釋模式：從詮釋學、實用主義到哲學人類學

在實證主義批判中，盡管哈貝馬斯的理論訴求——回答批判的要求如何在理論上說明其合理性——并未改變，但是，隨著引進新的分析方法和概念，哈貝馬斯在理論興趣和態度方面的轉變也悄然顯現。這種轉變在哈貝馬斯關于實證主義論戰的兩篇文章中已初現端倪。這意味著哈貝馬斯試圖突破第一代批判理論家的分析模式，進而構建自己的社會批判理論。

哈貝馬斯敏銳地把握到了波普爾在其論證中所做的一個不情愿的結論——用于證偽的觀察數據是由研究的學者們共同決定過的。實證科學根據基本的實驗記錄（觀察結果）對邏輯上正確形成的假設進行檢驗，以此來闡明對理論假設進行實證檢驗的可能性條件。但是這種歸納的驗證方法有其理論困境，那就是實驗數據并非中立的、客觀的事實。因此，波普爾提出證偽的方法。那么此處需要解決的難題在于：是否接受某一個基本命題該如何決定？波普爾就這一問題給出的解決方案是：通過科學家們的討論來決定。具言之，在波普爾看來，一項基本命題是否具有充分的經驗動機，應當由上述協議進行判決——在研究過程中，所有參與試圖證偽某些理論的研究人員必須通過相關的觀察陳述，達成一個隨時可以被反駁的臨時共識。哈貝馬斯對此這樣描述道：

研究是由一起行動和相互交流的人們組成的制度；作為這樣的制度，通過研究人員的交流，它決定了從理論上講什么是有效的。要求將受控觀察作為決定規律假設的經驗有效性的基礎，這已經預先假定了對某些社會規范的事先理解。僅僅知道調查的具體目的以及觀察結果與某些假設的相關性當然是不夠的。相反，在我能夠了解基本命題的經驗有效性與什么有關之前，必須理解整個研究過程的意義，就像法官必須始終掌握司法本身的意義一樣。

哈貝馬斯指出，波普爾的“解決方案”導致的意料之外的后果恰恰揭示出一切科學研究過程都以某種方式置身于一種理解視域中?？茖W研究本身的合理性也已經先行存在于一種共同的相互理解之中。在哈貝馬斯看來，實證科學的認知前提自然地隱藏了這種未經說明的預先理解，事實上，它們以這種預先理解為前提。上述討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斯闡述的“科學家的交往共同體”概念，盡管哈貝馬斯在此時并沒有直接點明波普爾的解決方案與皮爾斯的思想之間的內在一致性。直到五年后在《認識與興趣》這本書中，哈貝馬斯明確指出并肯定了皮爾斯的“科學家交往共同體”思想的獨到之處。在某種意義上，哈貝馬斯正是從這一概念出發構建了他的普遍交往共同體思想。

經驗-分析的科學理論試圖掩蓋這種解釋學的預先理解，但正是這種預先理解才使得在接受或拒絕基本命題時運用的規則成為可能。因此可以說，這種科學家主體間達成的共識是經驗-分析研究在解釋學上預設的前提。那么，我們可能要繼續追問：在這種情況下，基本命題的經驗有效性如何衡量？也就是說，科學家經過討論達成共識的標準是什么？哈貝馬斯借助實用主義對這一問題給出解釋：“基本命題的經驗有效性是根據受社會規范支配的行為期望（對于成功的期望）來衡量的?！边@種行為期望與一種評估行動結果的標準有關。哈貝馬斯認為這種評估的標準與社會勞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成功標準有關。實驗條件模仿的正是對社會勞動系統中自然建構的行為成果的控制。社會期望科學實驗的成功，就如同在生存的壓力之下，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勞動中渴望成功一樣。這種預先達成的相互理解之所以是得到普遍認同的，而且似乎在歷史變化中是相對恒定的，是因為人類普遍受到從技術上支配自然的壓力。因此技術統治的調節反饋是根據社會勞動過程中的規定任務來衡量的，這意味著技術統治具有社會約束力?！霸谧匀画h境的制約下，通過社會勞動維持生計的興趣似乎在人類發展的先前階段中幾乎一直保持不變。因此，在歷史和文化范圍內，可以原則上毫無困難地就技術統治的意義達成共識；因此，遵循這種預先理解的標準的經驗科學命題在主體間的有效性得到了保證?！惫愸R斯認為，實證科學的有效性要求與人類學上社會勞動謀求的目的是相一致的，兩者共享一種技術的興趣的導向。然而，倘若通過一種“內在批判”來揭示實證科學與社會勞動之間的這種前提性的聯系，那么實證科學的根基將受到嚴重威脅，因為實證主義不會承認這種先于“經驗”的前提。

在此，哈貝馬斯對于實證主義批判的路徑已經明顯轉向了哲學人類學。預先理解保證了科學研究過程中認識的合法性，并且成為衡量基本命題的經驗有效性的標準。這種預先理解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就在于人類只有通過技術上對自然的成功改造才能保證它的生存。哈貝馬斯從人類學的視域出發對作為科學認識的可能性的前提進行考察，在此過程中將社會勞動視為人類學的基本行動方式。此種人類的行動方式顯現出一種“支配客觀過程的現實的興趣”，這種現實的興趣即為一種對現實生活的態度，這種興趣或態度先驗地為科學的認識確立了框架。實驗科學就是以一種“技術的認識興趣”為導向。但是，這種作為先驗的認識前提的興趣卻極易被遮蔽，或被遺忘，尤其是在實證的科學理論中，由于客觀主義將理論命題中呈現出來的經驗性的事件間的關系設想為自在存在的東西，因而掩蓋了這些理論命題的意義在其中賴以形成的先驗框架。

哈貝馬斯在以詮釋學的方法揭示作為研究過程的必要條件的科學家之間的相互理解，以及在實用主義的視域下探究了這種科學家交往共同體中達成共識的標準的基礎上，繼續在人類學的意義上進一步探索除了工具性的行動能力之外，人類所擁有的其他行動能力的形式。他發現，人類不僅僅能夠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確證自己的社會性，而且本身作為社會性主體的個人從一開始就依賴于主體間的交往行動。因此，在人的歷史中，社會勞動與交往互動是交織在一起的。哈貝馬斯指出，“社會化的個體只能通過群體的同一性來維持他們的生活……通過與他人的交往，才能確立每個自我的同一性。維護自己同一性的失敗，以及彼此對話的人之間交往的失敗，都將導致自我毀滅”。哈貝馬斯認為，勞動和交往都是人得以自我保存的本質力量。

人類學的視域促使哈貝馬斯重新思考批判理論的合理性證明的難題，嘗試跳出黑格爾、馬克思以及阿多諾的內在批判方法，也就是說不再于社會歷史的進程中尋求合理性的證明，而是寄希望于在人類生存中永恒不變的基本條件里尋求批判的根據。在詮釋學—實用主義—哲學人類學的研究脈絡中，哈貝馬斯鎖定了“交往”這一核心概念，從而以此為出發點重構了批判理論的基石，并逐漸在此基礎上構筑自己的理論體系。在《反對實證主義下二分的理性主義》一文中，較之于第一篇論戰文章，哈貝馬斯已經很少使用第一批判理論家的術語，理論的突破的嘗試已經十分明顯。他在這篇文章里提出了“非強制性的共識”的概念?！白鳛橐环N權宜之計，我們可以將批判——它無法定義，因為理性的標準只能在它本身中才能得到解釋——設想為這樣的過程，它在不受支配的討論中，包含著對分歧的逐步消解。這樣的討論以參與者之間普遍的、非強制性的共識為指導?！痹诠愸R斯看來，我們總是處于一種旨在達成共識的交往之中，而且他所強調的這種“交往”概念乃是一種先驗前提。

三、對哲學人類學轉向的評價

在哈貝馬斯轉向先驗的哲學人類學的過程中，“交往”的概念已經被悄然確立為其理論構建的地基，奠定了哈貝馬斯之后的思想旨趣。一方面，哈貝馬斯正式開啟語用學的研究，并借此論證了作為其話語倫理學的基礎的非強制對話的思想。在1965年的以“認識與興趣”為題的就職演說中，哈貝馬斯進一步指明了“非強制的共識”產生的基礎就在于“語言”?！白晕曳此嫉臉藴试诶碚撋鲜强隙o疑的。對獨立判斷的興趣（das Interesse an Muendigkeit）不光出現在腦海里，它能夠先驗地被認識。使我們從自然中脫離出來的東西就是我們按其本質能夠認識的唯一事實：語言。隨著語言結構［的形成］，我們進入了獨立判斷。隨著第一個語句［的形成］，一種普遍的和非強制的共識的意向明確地說了出來?！痹诠愸R斯看來，一種不受支配的交往條件就內在于我們的語言表達中，因為只要我們一開口說話，就不可避免地假定言說者提出的斷言擁有受到他人自由權衡和評價的機會。多年后，當哈貝馬斯回顧他在20世紀60年代所做的認識論研究時，闡述了以下觀點：“試圖以知識論的方式來建立批判社會理論的基礎，雖然沒有誤入歧途，但確實是一種迂回的方式?！痹诠愸R斯看來，直接進入社會理論的方式無疑是后來他關注的語言學的路徑。另一方面，在對實證主義的批判中，哈貝馬斯已經證明旨在達成相互理解的交往是社會勞動之外的人的第二種行為方式。借助勞動（或者說工具的活動）和交往這兩個概念，哈貝馬斯版本的社會理論的基本前提已經得以確立。而社會勞動也必須被納入到相互作用的理解的框架中，因為只有在這種框架中，人的行動才能受到有約束力的社會規范的調節。而“社會規范的有效性則是在對意圖的相互理解的主體通性中建立起來的，而且是通過義務得到普遍承認來保障的”。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雛形在此已經愈發明顯，他也正在逐漸完成從主體哲學到主體間性哲學的轉變。

面對實證主義的工具理性，相較于《啟蒙辯證法》中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哈貝馬斯看起來似乎更為樂觀。在《啟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描繪了一幅現代社會被總體性的物化邏輯全面統治的悲觀圖畫，并且將本來為了祛魅的啟蒙理性認定為再度附魅的神話，主觀理性被等同于否定意義上的同一性邏輯，被認為是現代世界再次被附魅的罪魁禍首。與此相反，哈貝馬斯卻在更為積極的意義上使用同一性的概念。他指出，“在工業社會的再生產條件下，那些只擁有技術上可用的知識的人，那些不再能夠期望對自己或其行為目標有理性的啟蒙的人，將會失去他們的同一性”。哈貝馬斯在此間提及“同一性”概念指的是個體在自我自主化過程中的反思。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正是在自我反思中，個體逐步認識到違反本意的強制力，并且尋求從中解放出來。而實證主義恰恰阻礙了自我反思的形成，即自我同一性的獲得。哈貝馬斯在此又補充道：“他們祛魅的世界將充滿惡魔，因為神話的力量無法被實證地打破?！痹诠愸R斯看來，實證主義的理性終究是無法完成現代世界的祛魅的使命，更無法實現人的解放，因為它本身就是對世界的遮蔽，是對人的本性的抑制。

在實證主義批判過程中就已顯露出的批判色彩的差異，也預示了哈貝馬斯與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在部分問題上走向分裂。在之后的許多著作中，例如《西奧多·阿多諾：主體性-自我確證的最初史已經發狂》（ 1969）、《交往行為理論》（1981）和《現代性的哲學話語》（1985）中，哈貝馬斯針對《啟蒙辯證法》提出的總體性的物化邏輯的批判系統地展開批判。盡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主張他們堅持的是“有規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思想，以此表明不是否定整個啟蒙而是要否定啟蒙中的“非理”因素。但是，在哈貝馬斯看來，兩位作者提出的絕對化的同一性邏輯喪失了超越自身的規范性基礎，因而陷入一種“施為性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當中。哈貝馬斯對兩位前輩的思想的批判已經標志他徹底放棄了之前還試圖保有的“內在批判”的方法。

然而，盡管哈貝馬斯借助哲學人類學的視野，從人類生存的基本方式出發，具體言之從相互作用的活動出發為人類社會生活和實踐活動設定了規范性的保障，以此防止人們滑入不受規范約束的工具理性的活動之中。但是，哈貝馬斯的先驗主義的人類學方法對內在批判的方法的取代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系列問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這種哲學人類學轉向的社會批判理論由于其本質主義的特征而使得對歷史和社會的關照變成一種靜態的沉思。關于這種方法的轉變，霍耐特評論道：“這個模式現在不在人的那種社會化的歷史進程中，而是在其社會文化生存的永恒不變的基本條件中去尋找主宰批判之物?！庇捎谒辉購臍v史的進程中論證社會理論的合理性，因此馬克思的批判理論中的歷史性原則就被消解了，進而可能墜入歷史決定論的淵藪。從哲學人類學設立的理論基點出發去企圖解釋一切社會現象，這種計劃是值得懷疑的?？梢哉f，這種方法從某種程度上是形式主義的，它試圖從社會對象和自然對象的差異性中抽象出來，將認識對象還原為常量和變量來處理。

哈貝馬斯思想的哲學人類學轉向似乎又退回到了當初批判過的實證主義的經驗科學。阿多諾對這兩種理論類型評價道：“雖然經驗社會學對同時興起的哲學人類學十分厭惡，但兩者有共同的立場，即如下的信念：已在此時此地的此種人就是中心，而不是去測量先前已經作為社會總體性的要素的社會化的人——事實上，絕大部分程度上是社會總體性的客體?！卑⒍嘀Z在這里強調了哲學人類學與實證主義一樣，都去除了歷史性的立場。歷史性的闕如將造成兩方面的后果。一是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逐步走向先驗化和抽象化。哈貝馬斯借助哲學人類學引入了“交往”這一全新的分析概念，旨在消除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所勾勒出的社會勞動所蘊含的技術理性帶來的全面物化的消極意義，但是哈貝馬斯的這一取徑“只能通過提出一種不屬于歷史過程的批判立場，來避開這一概念（指‘勞動概念——筆者注）的悲觀主義含義。這要么是他早期作品中關于相互作用的半先驗的、半人類學的敘述，要么是他晚期作品中帶有歷史哲學色彩的現代性抽象話語”。二是哈貝馬斯的哲學人類學成為一種外部批判。正如第四代批判理論家耶吉所言：“在這方面，批判的人類學基礎——即基于人類是什么或需要什么，他們有什么需要和能力，以及一個美好的人類生活應該表現出什么特征的概念——也是在物質社會及其歷史和文化特定的制度之外的，因為它們所呼吁的東西，就其人性而言，應該對所有人類都有效。不論其具體的社會文化狀況和歷史如何?！币虼?，哲學人類學所提出的規范的有效性是無需考察的，因為它是一種一般性的預設。這種外部的批判企圖將外在的規范性標準應用于一個現有的社會當中，而不考慮社會情況本身。

在實證主義論戰之后，哈貝馬斯在哲學人類學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在《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1968）一文中，哈貝馬斯對哲學人類學家阿爾諾特·蓋倫（Arnold Gehlen）的觀點深表認同。在蓋倫看來，科學技術的內在邏輯是超歷史的；勞動和語言（交往）是兩種人類根本的實踐方式?！皟煞N設計是勞動和語言的設計，是全人類的設計，而不是一個個別時代的，一個既定的階級的，一個可以超越的狀況的設計?！币虼?，技術理性的運作模式是亙古不變的。哈貝馬斯抽離了勞動和技術的社會背景，拋棄了其歷史性。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在本文中明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內在批判思想，具體表現在他試圖以技術統治的意識代替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之中盛行的種種意識形態。馬克思的內在批判與其意識形態批判緊密勾連。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既揭示了資產階級規范和價值的外部性和抽象性，更是從社會的內在矛盾中發現真正的價值，并且對現實的社會關系予以變革。在哈貝馬斯看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已無法帶來解放的潛力，因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已與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大異其趣。哈貝馬斯提出的對技術統治意識的批判指向的是對技術理性的遏制，防止它扭曲交往行動，最終實現技術理性和交往理性的平衡。然而，我們有理由質疑哈貝馬斯的這一策略，因為如果不涉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關系，要實現真正的交往自由是無從談起的。

結 語

哈貝馬斯認為，第一代批判理論家的觀點還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上，也就是建立在生產力客觀上正在發展一種“爆破性力量”的信念上。批判理論相信這種“爆破性力量”是孕育在歷史形勢中的，是具體社會本身解放的潛能。哈貝馬斯認為，彼時的批判理論采取了一種歷史主義的方式。倘若沒有此種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或歷史理論，就不可能有從客觀精神的形式出發并區分“人和事物可能是什么和它們實際上是什么”的內在批判。當哈貝馬斯認為自己成功吸收了各家學說之所長而更新了社會批判理論，即創建了交往行為理論，他堅定地相信：“今天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使我們不盲目地追隨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反思，或追隨之前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歷史哲學，或阿多諾和馬爾庫塞不顧一切地試圖找到一條走出極權批判的死胡同的道路?！惫愸R斯此時已經有十分明確地在一些方面與馬克思和第一代批判理論家的思想劃清界限。然而，我們也清楚地看到哈貝馬斯的研究方法轉變背后隱藏的嚴重缺陷：社會批判理論如果拋棄內在批判的歷史性原則，就極有可能造成其在尋求人的解放路徑時喪失現實的意義，而變成一種人類學或形而上學的價值預設。

［責任編輯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