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環境風險影響審計費用嗎？

程云 文雯 張坦

［收稿日期］20230918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2002014）；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2023JX099）；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項目（2023TD003）；北京外國語大學“中青年卓越人才支持計劃”

［作者簡介］程云（1993— ），女，河北張家口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審計與公司治理；文雯（1991— ），女，安徽蕪湖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通信作者，郵箱：wenwen_bfsu@bfsu.edu.cn；張坦（1996— ），女，河南南陽人，西安外國語大學商學院碩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政策與微觀企業財務行為。

［摘要］外交環境對于公司的海外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以2009—2022年外交部的發言表態次數為基礎構建了公司暴露于外交環境風險的指標，檢驗了外交環境風險對公司審計費用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公司暴露于外交環境風險的程度越高，審計費用越高。區分審計師異質性后發現，外交環境風險更明顯地提升了非國際“四大”的審計費用。機制分析顯示，外交環境風險通過提高代理成本和審計投入提高了審計收費。研究結果表明宏觀環境風險對審計決策具有影響，豐富了審計費用的影響因素研究。

［關鍵詞］外交環境風險；對外直接投資；審計費用；代理成本；審計投入；審計風險

［中圖分類號］F23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3114（2024）02002411

一、 引言

國家間的經貿往來與外交環境密不可分［1］，中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外交工作的有力支持。從近年來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的提問內容來看，國家外交議題正在迅速向經濟領域擴散，這反映了國內外對我國外交經濟職能的高度關注［2］，人們在潛意識里普遍將外交環境與對外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改革開放以來，和平穩定的外交環境在客觀上為中國企業從“引進來”到“走出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向國際。然而，在地緣政治風險顯著上升的外交環境下，這也意味著中國企業的跨國生產經營活動日益暴露在外交環境風險的威脅之下。自金融危機以來，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萎靡，加劇了各國的戰略競爭。特別是，隨著我國各方面事業的蓬勃發展，美國及其盟友對我國的外交態度時有反復，成為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主要風險［3］。在外交關系的視角下，研究國際宏觀環境風險對企業微觀層面的影響也逐漸成為新興的學術議題。

在風險導向的審計模式下，審計工作涉及大量的風險判斷。審計師應當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內外部環境，對公司的內外部風險保持高度敏感與謹慎。外交環境一旦惡化，公司面臨的海外風險將超過個體所能控制的范圍，公司的審計風險也將大大增加。已有文獻探討了外交關系與對外對投資貿易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46］，但是目前尚無文獻研究外交環境風險對審計決策的影響。負面外交事件的發生加劇了企業海外發展的風險，在逆全球化與全球化并存的復雜背景下，外交環境風險是否也會影響到審計師定價決策？進一步地，面對外交環境風險，不同會計師事務所的定價決策有何區別？

因此，本文將以審計費用為觀察切入口，探討外交環境風險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影響。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進一步拓展了審計費用的影響因素研究，為驗證宏觀環境對企業審計費用的影響提供微觀證據。第二，將宏觀、微觀數據有機結合構建了公司層面的外交環境風險指標，可以更加全面、具體地衡量宏觀環境風險對微觀個體的潛在影響。第三，以公司審計費用為切入點，將受影響的相關決策個體從企業、投資者拓展到公司外聘的審計師，可以豐富外交環境風險對經濟決策的影響研究，為宏觀環境風險的微觀經濟后果提供新的證據。

二、 文獻綜述

（一） 外交環境風險的微觀經濟后果

一般研究認為外交關系是影響公司海外貿易與投資的重要因素，但也有學者認為海外投資對于改善國際關系具有反向影響［4］，比如迅速增長的中國投資引起部分發達國家的恐慌，進而導致對華外交政策急轉直下［5］?，F有研究表明，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呈現出外交關系友好國家偏好［6］，良好的外交關系不僅彌補了東道國投資環境的不足，還更有利于公司海外績效的提升［79］。相反，上升的地緣政治風險和惡化的國際環境則抑制了公司的海外投資和出口業績［10］，研究還表明國家間的歷史齟齬，特別是戰爭記憶，對于國家、地區間的經濟交流具有長期阻礙作用［1112］。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外交關系的惡化往往與貿易摩擦相伴相生。國家間的外交沖突更可能被包裝成行政處罰、關稅壁壘、貿易制裁等經濟處罰轉嫁給公司，相關公司容易在東道國遭遇“合法性”的輿論危機，威脅公司正常的生產經營［6，13］。比如，中日關系緊張時期，對華貿易占比高的日本公司與對日貿易占比高的中國公司都遭受了負面沖擊［14］。

結合時事來看，以中美貿易摩擦為背景，研究國家外交的微觀經濟后果成為新興的研究議題。站在公司的角度上看，貿易摩擦增加了中美雙方的進出口成本，也降低了公司的投資規模與利潤［1516］，在短期內對中國高端制造業造成了嚴重的沖擊，但是這種負面影響會隨著貿易轉移、研發投入的增加而逐漸減弱［17］。同時，外交關系的惡化也加劇了投資者對股市的悲觀預期，提高了相關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18］，被波及的公司為了緩解負面沖擊增加了向上的盈余管理水平［15］。因此，有研究認為地緣政治風險新聞在預測股價方面甚至比經濟新聞具有更高的價值［19］，而且地緣政治風險也有助于解釋公司股價的異質性波動［2021］。

（二） 審計費用的影響因素

審計資源的投入成本和審計失敗后的潛在損失決定了審計費用的定價水平，公司風險水平和審計師特征是影響審計費用的主要因素。從公司特征上看，公司的風險水平越高，審計的投入成本就越高，此外，審計師還會對高風險客戶收取更高的風險溢價［22］?，F有文獻表明，審計師對高度國際化和特殊風險行業的公司收取了更高的審計費用［2225］，而“國家隊”持股則降低了審計費用［26］。從審計師的異質性上看，國際化客戶更傾向于選擇具有國際背景的會計師事務所，而會計師事務所的國際化也增加了事務所的成本，由此提高了審計收費水平［27］。

宏觀經濟形勢與公司風險息息相關，少量文獻發現宏觀環境風險對審計師決策具有系統性影響。以中國公司為樣本的研究發現，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了公司的代理成本和經營風險，審計師在經濟下行期會提高審計費用以應對上升的公司經營風險和審計風險［2829］。比如，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出口公司被收取了更高的審計風險溢價［30］，而良好的社會信任氛圍則降低了審計定價水平［31］。相反，Chen等使用美國公司數據發現，宏觀經濟環境風險與公司審計費用呈負相關關系，國際“四大”、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在經濟不景氣時期會對優質客戶在收費上做出讓步［32］。Eierle等回顧了國際期刊上從宏觀環境因素探究審計費用影響因素的文獻，發現相關文獻的數量在近年來呈明顯上升的趨勢，指出當前的宏觀環境發生了巨大改變，從宏觀環境變化的角度來深入展開審計費用的研究在當前依然具有潛力［33］。

（三） 文獻述評

綜合上述兩部分文獻來看，一方面，在國際關系相關的實證研究中，已有文獻常以外交關系級別、高層領導互訪次數、聯合國投票一致性、雙邊聯合聲明公報數量等指標來量化雙邊關系，相關數據更普遍地應用在國際經濟貿易等宏觀層面的后果研究上［67］。這些指標通常具有一定的時滯性，鮮有刻畫宏觀環境對微觀個體層面的動態決策影響。另一方面，已有關于審計費用的影響研究大多集中在微觀層面，聚焦于客戶企業的風險特征和審計師特征，少量研究僅從經營管理的角度解釋了企業國際化程度與審計費用的關系。本文則從宏觀環境對微觀主體決策的影響出發，進一步從外交環境風險的角度來分析并驗證審計師定價決策的宏觀經濟邏輯。

三、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 外交環境風險與審計費用

公司風險是影響審計費用的主要因素。國家外交作為影響宏觀環境的重要因素，對于公司的海外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審計師應當予以重視。從審計定價模型出發，審計費用包括審計投入成本和審計風險溢價兩部分。外交環境風險放大了公司的委托代理風險，進而提升了審計的風險溢價，同時，審計師也需要增加審計投入以提供更高質量的審計服務從而降低審計風險，外交環境風險由此導致了更高水平的審計費用。具體分析如下：

外交環境風險加劇了公司的代理問題，審計師將收取額外的風險溢價。一方面，隨著國家外交關系的惡化，相關國家的海外業務受阻，公司可能面臨財務與經營上的嚴重沖擊，市場對其業績持悲觀預期［14，16，18］，管理層則具有更強的動機來粉飾財務信息，掩飾外交環境風險的負面影響。比如，自美國宣布對中國公司的貿易調查以來，被波及的中國公司大幅度增加了盈余管理力度［15］。另一方面，“尋租”公司具有更高水平的非生產性支出，這在客觀上增加了管理層在職消費與財務舞弊的條件和機會［34］。外交環境風險加劇了公司的“合法性”危機，公司具有更強的“尋租”動機以減少與東道國的摩擦。而海外分支機構與母公司的監管距離遙遠，外交環境風險更進一步加劇了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因此，暴露于外交環境風險的公司具有更嚴重的委托代理問題。這些增加了審計風險溢價。

負面外交事件及發言人的措辭表態，在一定程度上傳遞了公司海外環境惡化的風險信號，促使審計師增加審計投入成本。一方面，外交環境風險加劇了公司銷售不確定性和委托代理問題，公司重大錯報風險上升。為了降低審計風險，審計師會提供更高質量的審計工作來獲得足夠的可靠證據。另一方面，外交關系的惡化阻礙了兩國民間來往，進一步限制了海外業務的審計范圍與時效性，公司與審計師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更高，審計師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克服審計受限的不利影響。因此，審計師需要增加審計投入以應對外交環境風險帶來的影響。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H1：

H1：公司暴露于外交環境風險的程度越高，審計費用越高。

（二） 外交環境風險、會計師事務所國際背景與審計費用

會計師事務所特征是影響審計費用的另外一個重要維度。一方面，國際“四大”的全球審計業務經驗與技術要優于本土會計師事務所［26，3536］。國際“四大”致力于在全球建立標準統一的審計質量管理體系，較為全面地應對各種潛在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其有能力在不增加審計費用的情況下緩解外交環境風險引發的審計風險。另一方面，有研究認為國際“四大”的審計費用本身含有較高的品牌溢價，這為供求雙方在特殊時期的審計費用談判預留了讓利空間［32］。外交環境風險降低了公司的盈利水平，暴露于外交環境風險的公司面臨較高的資金壓力，而國際“四大”為了維持優質客戶并不會增加審計費用。

相比于國際“四大”，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對負面外交事件更為敏感。外交環境風險的沖擊從整體上提高了國際化公司的重大錯報風險，審計師或需要增加審計資源投入以降低審計的檢查風險，或需要收取更高的審計風險溢價來對沖審計失敗的風險，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無論審計師采取何種風險應對措施，最終都會導致審計費用的提高。從審計資源的投入來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需要通過專家咨詢、提高海外業務的審計質量等方式降低審計的檢查風險，而國際業務投入成本的增加將導致審計費用上升［27］。從審計風險溢價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的發展歷史不長，國際化程度相對較低，國際審計經驗和專業能力相對有限，即便增加了審計工作投入，本土會計師事務所也可能沒有足夠把握將外交環境風險增加的審計風險降至足夠低的水平，因此本土會計師事務所會提高審計風險溢價。針對暴露于外交環境風險的國際化公司客戶，本土會計師事務所“低價攬客”的定價策略不再適用?；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2：

H2：與國際“四大”相比，外交環境風險更明顯地提高了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費用。

四、 研究設計

（一） 樣本選擇和數據獲取

本文的樣本為2009—2022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2008年美國爆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國際宏觀環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可能對本文的研究產生噪聲，故將2009年作為起始年。審計和公司財務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外交部針對負面事件的發言表態來源于《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由手工整理獲得。本文在初始樣本的基礎上剔除了以下樣本：（1）金融、保險行業的公司；（2）ST類、PT類公司；（3）相關數據缺失的樣本。最終樣本包含37130個公司-年份觀測值。為避免極端值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處理。

（二） 變量定義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審計費用（LNFEE），由上市公司審計收費取自然對數得到。核心解釋變量是公司層面的外交環境風險（ERDE），該指標將宏觀層面的外交環境風險與微觀層面的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特征結合起來，衡量了公司受到外交環境風險的影響程度。該指標為本文自行構建，先按照國家-年份統計外交部在第t年就國家c發表的負面表態次數（DPRc，t），再以不同方式衡量的對外直接投資程度作為權重調整負面外交事件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具體如下：（1）是否存在外交環境風險（ERDE_D），若上市公司i第t年在發生負面外交事件的國家c存在海外子公司，則ERDE_Di，t為1，否則為0；（2）經海外東道國數調整的外交環境風險（ERDE_LC），統計了上市公司i的每個東道國c在第t年發生的負面外交事件總數（DPR），然后按照公司-年份加總，再取自然對數，也即ERDE_LCi，t=LN（∑DPRi，c，t+1）；（3）經海外子公司數調整的外交環境風險（ERDE_LS），上市公司i在同一東道國c可能設立J個海外子公司，則在該東道國c負面外交事件總數（DPR）的基礎上倍乘權重J，即ERDE_LSi，t=LN（∑DPRi，c，t×Ji，c，t+1）；（4）經海外子公司收入調整的外交環境風險（ERDE_LI），不同海外子公司的重要性不同，以海外子公司j對上市公司i的營業收入占比（SIR）來代表其相對重要性，在海外子公司所在東道國c負面外交事件總數（DPR）的基礎上倍乘其相對重要性SIR作為權重，即ERDE_LIi，t=LN（∑DPRi，c，t×SIRi，j，t+1）。

其中，負面外交事件是指外交部做出過官方回應的負面事件?！鞍l布重要外交活動信息、闡述對外政策、負責國家重要外事活動新聞工作”是外交部的主要職責之一。在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各國媒體代表就備受關注的國際熱點話題提問，外交部發言人闡明中國立場，在回答中流露出不同的態度傾向［2，37］。負面事件的具體統計方法和判斷標準如下：以“外交部發言人表態”作為關鍵詞在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中搜索相關新聞，并逐一進行人工閱讀，按照閻學通和周方銀構建的雙邊關系量表［38］，評價外交部回應事件的正負面性。本文選取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作為信源的理由是：第一，《人民日報》是中國對外宣傳、對內教育的重要媒介窗口，發行量大且影響廣泛，另外學術界也普遍采用新聞指數構建法來衡量宏觀環境風險［10］；第二，作為主要宣傳媒介，《人民日報》設立了專欄《外交部發言人表態》，不僅保證了內容真實、可靠、及時，更向國內外傳遞了官方對重要外交事件的立場態度；第三，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完整收錄了《人民日報》，方便檢索信息。

參考楊肅昌等［24］、文雯等［39］的研究選擇控制變量，包括審計特征、公司治理和公司財務經營風險等。具體地，審計特征包括是否為國際“四大”（BIG4）、審計意見（MAO）、審計任期（TENURE）和是否更換會計師事務所（SWITCH）；公司治理包括產權性質（SOE）、兩職合一（DUAL）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公司財務經營風險包括公司規模（SIZE）、存貨比率（INV）、應收款項比率（REC）、成長性（GROW）、盈利能力（ROA）、負債水平（LEV）和流動性（LIQ）。此外，模型中還加入了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以控制行業因素和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變量定義詳見表1。

第一大股東TOP1上市公司當年第一大股東持股數量除以上市公司總股數公司規模SIZE上市公司年末總資產加1取自然對數存貨比率INV上市公司年末存貨除以總資產應收賬款比率REC上市公司年末應收賬款凈額之和除以總資產成長性GROW上市公司當年營業收入與上年收入之差除以上年營業收入盈利能力ROA上市公司當年度凈利潤除以上年總資產負債水平LEV上市公司年末總負債除以總資產流動性LIQ上市公司年末總流動資產除以總資產行業效應IND按照2012版行業分類標準區分的虛擬變量年份效應YEAR上市公司歸屬年份虛擬變量，從2009年至2022年（三） 模型設定

為驗證假設H1，即外交環境風險（ERDE）對審計費用（LNFEE）的影響，設定OLS模型（1）：

LNFEEi，t=α0+α1ERDEi，t+∑CONTROLS+IND+YEAR+εi，t（1）

其中，下標i代表企業，t代表年份，αi為各控制變量對應的估計系數，ε為隨機擾動項；CONTROLS代表所有控制變量，IND和YEAR分別代表行業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具體變量定義詳見表1。為了降低混合截面數據可能產生的聚類問題，回歸系數的標準誤均在公司層面上進行了Cluster處理。

為驗證假設H2，即外交環境風險（ERDE）對不同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費用（LNFEE）定價決策的影響，本文以會計師事務所是否屬于國際“四大”（BIG4）來區分會計師事務所的國際背景。由于國際“四大”與非國際“四大”兩組的樣本量差距較大，可能會影響回歸模型的效度，因此，本文按照1∶1最近鄰無放回的傾向評分匹配法（PSM），為2108個由國際“四大”審計的公司樣本（BIG4=1）匹配了2108個由非“四大”審計的公司樣本（BIG4=0），匹配的協變量為模型（1）的所有控制變量，在模型（1）的基礎上進行分樣本檢驗。

五、 實證結果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

表2展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審計費用（LNFEE）的平均值為13.813，最大值為16.231，最小值為12.543，說明公司之間的審計費用存在較大差異。在外交環境風險的指標上，ERDE_D的平均值是0.227，說明22.7%的樣本觀測值在負面外交事件相關東道國有海外子公司；基于東道國數量調整的外交環境風險指標ERDE_LC的平均值是0.576，基于海外子公司數量調整的外交環境風險指標ERDE_LS的平均值是0.631，兩個指標有所不同的原因是部分上市公司在同一東道國設立了多個子公司；基于海外子公司收入調整的外交環境風險指標ERDE_LI的平均值是0.024，下四分位數是0，這主要是由于大多數東道國未發生負面外交事件，同時樣本公司中也存在大量未披露海外收入的子公司，導致基于收入調整的公司暴露于外交環境風險的指標大部分為0，以上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彌補測量上的不足。國際“四大”（BIG4）的平均值是0.057，說明國際“四大”審計了5.7%的觀測樣本，非國際“四大”的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了94.3%的觀測樣本，說明從客戶數量上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和國際“四大”擁有的客戶數量相差較大。其余變量的分布與已有研究［39］較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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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燕］

Does the Risk of Diplomatic Environment Affect Audit Fees？

CHENG Yun1， WEN Wen1， ZHANG Tan2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diplomatic environmen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companie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remarks made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2009 to 2022，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capturing companies exposure to the risk of the diplomatic environmen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diplomatic environmental risk on audit fees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re companies are exposed to the diplomatic environment risk， the higher audit fees are. After distinguishing auditors heterogeneity， we find that the risk of the diplomatic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audit fees of non“Big Four” accounting firm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both agency costs and audit input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between diplomatic environmental risk and audit fees. Results of this paper show the impact of macroenvironmental risk on audit decisions， and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audit fees of companies.

Key Words： diplomatic environment ris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udit fee; agency cost; audit input; audit r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