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緩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約束了嗎

莊騰躍 李顧杰 羅劍朝

摘 要：本文基于陜西、山西和江蘇三省的實地調研數據，以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為切入點，采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分析社會資本緩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約束的影響。結果表明：包含政府關系資本、銀行關系資本和村級關系資本在內的社會資本均能顯著緩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需求型融資約束，而僅銀行關系資本更有助于緩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供給型融資約束，這一結論在緩解內生性問題和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各類社會資本對陜西和山西、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約束的緩解作用更強，并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信用村鎮建設方面呈現出不同類型社會資本依賴的差異性。農村金融環境在政府關系資本和村級關系資本緩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供給型融資約束的過程中具有正向調節效應，而在銀行關系資本緩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供給型融資約束的過程中發揮負向調節效應。

關鍵詞：社會資本；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約束；農村金融環境；農業信用擔保

中圖分類號：F30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4）02-0105-15

一、問題的提出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下簡稱“新型主體”） 作為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微觀基礎，其生命力和競爭力是產業興旺乃至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近年來，新型主體呈現出蓬勃發展的生命力，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龍頭企業數量不斷增加，質量逐步提升，正逐漸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引領力量［1］。在此背景下，新型主體對土地、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需求逐漸增加，融資需求也愈加強烈。然而，由于農業生產和新型主體自身的脆弱性、金融機構的逐利性和城鄉資金配置的不均衡性，新型主體資金缺口難以填補，依舊面臨嚴重的融資約束，嚴重阻礙了新型主體的進一步發展。

為解決新型主體融資難問題，提高其正規借貸的可得性，進一步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農業信用擔保業務正在迅速開展。截至2022年4月，新型主體信貸直通車完成授信27 496筆，授信金額達205. 77億元，有效強化了對新型主體的信貸支撐。由于擔保人或擔保機構以信用和財產作保證，農業信用擔保不以融資者是否有直接的抵押物來提供貸款，而主要看重融資者管理能力、信用記錄等個人特征，以及養植周期、經營情況和發展前景等企業特征［2］，充分發揮了信用擔保代替抵押物的優勢，為缺少合格抵押物的新型主體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3］。但是，農業信用擔保在實際應用中也存在諸多問題：一是農業信用擔保市場主體不足，擔保機構以政策性農業擔保公司居多，擔保市場缺乏競爭性和多樣性；二是農業信用擔保機構規模較小，主要以財政撥款為資金來源，代償能力和風險化解能力較差，難以充分滿足新型主體多樣化的融資需求，仍存在一定的融資約束。因此，探究緩解新型主體融資約束的因素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學術界對新型主體融資約束的探討大多集中于模式、路徑、機制和影響因素［4-6］。事實上，新型主體的融資約束很大程度上是由內外部因素共同制約的。從內部因素看，中國農村是典型的以親緣、地緣和業緣為基礎的關系型社會［7］，在這樣的社會中形成的關系資本成為農村新型主體生產經營的重要內部資源［8］。研究表明，社會資本具有信息傳遞效應［9］、替代效應［10］和監督效應［11］，能夠有效緩解農戶所受到的信貸需求約束［12］，降低農戶信貸違約風險［13］，提高信貸可得性［14］。從外部因素看，作為新型主體信貸需求的有效外部支撐，農村金融環境能夠通過降低信貸交易成本［15］、加大宣傳教育力度［16］和監督農村金融市場運行［17］等途徑提高新型主體的信貸可得性，從而緩解其所受到的融資約束。因此，本文以新型主體為研究對象，以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為切入點，探討社會資本對新型主體兩類融資約束的緩解作用，并厘清農村金融環境在其中的作用機制，以期補充和完善現有的農業信用擔保研究，對構建新型主體的農村金融支持體系，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二、政策背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 政策背景

農業信用擔保是指通過第三方擔保機構提供信用服務，實現銀行與擔保機構之間信用共享、風險分擔，從而化解新型主體缺乏有效抵押物、融資成本高的難題［18］。農業信用擔保融資則是新型主體借助農業信用擔保從銀行、保險等正規金融機構獲取外部資金支持的經濟行為。為不斷完善我國農業信用擔保體系，國家各大部委明確提出，建立覆蓋全國的農業信用擔保體系，為農業尤其是糧食適度規模經營主體提供信貸擔保服務，并對全國農業信用擔保體系政策性定位、體系建設、能力建設等方面提出了明確要求。自全國農業信用擔保體系組建至2019年年底，累計擔保金額2 203. 04億元，政策效能放大3. 73倍，惠及65萬以上新型主體，戶均擔保額度33. 85萬元，10萬—300萬元的政策性貸款占比達86. 52％，提高了政策普惠性和農民獲得感。累計獲得擔保金額超過1億元的縣有558個，其中，累計獲得擔保金額超過3億元的縣有138個。在擔保業務方面，2019年，納入再擔保項目13. 68萬個，金額603. 49億元；累計納入再擔保項目22. 18萬個，金額1 044. 93億元；在保項目14. 35萬個，在保余額633. 17億元。2020年，全國農業信用擔保體系在保項目達到69萬個，在保金額2 060億元，政策效能放大了3. 21倍。以上數據表明，全國農業擔保機構網絡基本形成，已經建成上下聯動、緊密可控、運行高效的“國家—省—市（縣） ”三級服務體系，成為影響農村金融市場格局的重要力量。

（二）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 社會資本緩解新型主體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約束的理論分析

社會資本指個體生存的關系網絡和可調動的社會資源［19］。孫穎和林萬龍［20］認為，社會資本可以看作由內嵌于社會網絡中而非個體所有的資源以及社會網絡中的個體能夠獲取和使用這種資源的權利兩個方面組成。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學者們從不同角度證實了社會資本緩解信貸約束的積極作用。在增進信貸需求方面，曹瓅和羅劍朝［21］與李慶海等［22］基于我國東中西部不同省份的農戶樣本發現，社會資本有助于農戶跨越自我認知門檻限制，能夠提升農戶創業等融資需求，緩解農戶的需求型融資約束。學者們還證實農戶家庭社會網絡有助于緩解供給型信貸約束［8］，提高信貸的獲得概率和信貸金額［23］。譚燕芝等［24］ 研究發現，社會資本顯著降低了因交易成本高、信貸價格高和投資項目風險高而產生正規信貸配給的概率。隨著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程度的提高和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新型主體的信貸需求和受到的信貸約束更加復雜，不同種類的社會資本發揮的功能和效應也有所不同，魏昊等［12］發現，社會政治關系、組織關系和親戚關系更有助于降低農戶正規信貸需求抑制。周月書等［25］發現，社團型和原生型社會資本均能顯著緩解規模農戶正規信貸約束。王性玉等［26］認為，親緣關系資本和政治關系資本在緩解需求型信貸配給方面更為顯著，而專業合作組織資本和金融關系資本在緩解供給型信貸配給方面更顯著。

參考已有研究，個體受到的信貸約束類型包含需求型和供給型［13］。對于農業信用擔保融資，需求型融資約束是指新型主體有農業信用擔保貸款需求但未主動申請貸款，可能的原因是，新型主體認為缺乏合適的擔保人、擔保費率高導致貸款成本難以承受，抑或是其認為自己可能因為無法按時還款而被銀行拒絕，以上均源自于新型主體自我認知偏差［11］。而社會資本所具備的信息傳遞效應不僅能夠降低銀行的信息搜集成本，解決其與新型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27］，而且通過增加信任和加速信息流通等方式向新型主體傳遞相關信息［28］，糾正新型主體自我認知偏差，從而緩解新型主體貸前“焦慮”，化解有需求而“不敢貸”的矛盾。供給型融資約束則是指新型主體向銀行提出農業信用擔保貸款申請但未獲得貸款或未足額獲得貸款。出現供給型融資約束的主要原因是，新型主體缺乏優質擔保資源、有既往不良的信用記錄、經營周期較長和經營風險較高等。一方面，社會資本具有替代效應，能夠傳遞新型主體還款能力信號，增強新型主體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任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新型主體貸款可得性［9］；另一方面，社會資本的監督效應可同時提高新型主體的還貸意愿和還貸能力，抑制新型主體的信貸違約行為［22］，從而保持良好的信用記錄，降低此后借貸的難度和利率，緩解“貸不夠”的問題。

⒉社會資本對新型主體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約束的影響

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不斷消融，農村經濟、社會結構隨之改變，農村地區社會關系網絡愈加復雜，社會資本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傳統以血緣、親緣為紐帶的社會關系網絡逐漸向以依托業緣等交往活動而形成的新型社會資本演變。如依托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而形成的政府關系資本、與銀行職員存在某種社會關系或者通過貸款、存款和理財等金融活動而形成的銀行關系資本，以及與村干部的關系程度而形成的村級關系資本。上述按照交往主體劃分的社會資本涵蓋了新型主體生產經營領域的大部分社會關系，其對新型主體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約束的緩解作用值得進一步探討。

政府關系資本是新型主體及其親朋好友在政府機關任職或與政府工作人員頻繁交往下形成的關系網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新型主體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有助于新型主體獲取更多有形、無形資源。其一，政府關系資本能夠依賴極強的個人關系網絡發揮信息傳遞效應，農業信用擔保政策信息傳遞速度和深度更有效，從而增強新型主體的相關認知，提升其參與意愿和獲貸概率。其二，政府關系資本賦予新型主體較高的權利、聲望和社會地位，能夠增進其與銀行之間的信任，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抵押擔保的功能。此外，豐富的政府關系資本意味著新型主體獲取優質擔保的概率大大提升，從而提高其貸款可得性和貸款金額。

銀行關系資本主要涉及新型主體與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往來和人情關系。新型主體與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業務往來頻繁，信用評級記錄在冊，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任度較高，一定程度上能夠替代金融機構對抵押物的要求，破除金融機構的排斥壁壘，節省尋找抵押擔保的費用，促進新型主體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融資。此外，銀行關系資本也可以作為新型主體獲得貸款的擔保中介，并且銀行關系資本的社會網絡能夠自發對新型主體進行貸后監督，新型主體為維持自己在關系網絡中的聲譽，會主動落實信貸契約內容，從而降低其違約風險，增加其獲得貸款的概率。

村級關系資本通常代表著新型主體在村集體中依托日常生活交往而形成的關系網絡，主要特征為社交網絡寬泛而交往程度不深。從信息傳遞、貸后監督和契約履行等方面來看，寬泛的村內關系網絡意味著信息傳遞的及時性，同時，銀行也可以借助該關系網絡進行貸前審查和貸后監督，能夠有效降低借貸雙方的信息搜尋成本，提高借貸效率。另外，村級關系資本有助于新型主體加入村集體組織，如生產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社，這些村集體組織也是一種無形的優質擔保資源，對新型主體合理使用貸款、按時還貸產生約束，從而提高其貸款可得性。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H1a：政府關系資本能夠有效緩解新型主體融資約束。

H1b：銀行關系資本能夠有效緩解新型主體融資約束。

H1c：村級關系資本能夠有效緩解新型主體融資約束。

⒊農村金融環境在社會資本緩解新型主體融資約束中的作用

農村金融環境是指農村地區在一定的金融體制下，影響經營主體金融活動的各種要素的集合，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體制、農村征信狀況、中介服務體系和銀企關系等內容［29］。我國正處于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隨著農村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和營商環境的逐步改善，農村金融環境完善程度和資金流動速度隨之提高，貸款融資信息的高效傳播降低了新型主體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變相提高了信貸的透明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銀行內部發放“人情貸”“關系貸”的成本和難度，減少了新型主體對社會資本等非正式制度的依賴［30］。因此，在農村金融環境發達的地區，新型主體更容易借助政策規定和公開信息等正式制度從銀行獲取貸款，“公正、透明、有效”的金融環境為新型主體解決“融資難”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外部保障［31］。而在農村金融環境尚不完善的地區，政策規定等正式制度對銀行的約束成效不顯著，新型主體通過政策規定和公開信息等正式制度從銀行獲取貸款較少，只能更多地依賴于個體的社會資本所打通的非正式融資渠道［32］，逼迫新型主體更加重視以聲譽和信任為基礎的社會資本等非正式制度對融資約束的緩解作用，此時社會資本作為金融環境的一種重要替代機制對融資約束所起的作用就會愈加明顯。根據上述分析，在不同的農村金融環境背景下，新型主體依靠社會資本獲取農業信用擔保貸款的程度有所不同，即社會資本對農村金融環境完善地區和農村金融環境不完善地區新型主體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約束的影響存在差異?；谝陨戏治?，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H2：農村金融環境在社會資本緩解新型主體融資約束中具有調節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陜西省農村金融研究中心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村金融研究所于2022年8月在陜西、山西和江蘇三省開展的實地調研。調查組綜合農業發展和經濟水平差異，選取陜西、山西和江蘇三省共12個市（縣） 作為調查地點，每個市（縣） 選擇30—40個新型主體，主要調查受訪單位基本信息、整體融資情況、農業信用擔保貸款融資情況、融資環境和未來融資需要與打算，共發放問卷479份，在剔除缺乏融資需求和前后邏輯存在嚴重錯誤的樣本后，最終使用454個新型主體樣本進行分析，問卷有效率為94. 78%。

（二） 變量說明及描述性統計

⒈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新型主體融資約束（以下簡稱“融資約束”）。（1） 需求型融資約束。本文參考梁爽等［11］的研究，用新型主體是否申請農業信用擔保貸款衡量需求型融資約束。若新型主體申請了農業信用擔保貸款，賦值為1，視為未受到需求性融資約束；否則賦值為0，視為受到需求型融資約束。（2） 供給型融資約束。本文參考華怡婷和石寶峰［15］的研究，用貸款獲批程度，即獲批金額占申請金額的比例衡量供給型融資約束，在克服需求型融資約束向銀行提出貸款申請后，新型主體未獲得貸款或未足額獲得貸款，視為受到供給型融資約束。

⒉解釋變量

本文的解釋變量為社會資本。參考張珩等［9］的研究，本文將社會資本按照新型主體交往的不同主體劃分為政府關系資本、銀行關系資本和村級關系資本三種類型。

⒊調節變量

本文的調節變量為農村金融環境。本文參考張萍和沈曉婷［29］的研究，從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和響應五個方面構建農村金融環境指標評價體系，并采用熵值法計算調研地區農村金融環境綜合得分。得分越高，代表該地區農村金融環境越完善。

⒋控制變量

本文參考郭樹華和裴璇［33］與徐攀［34］的研究，選取如下控制變量：一是負責人特征，包括新型主體負責人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二是單位特征，包括經營類型、資產總額、年收入水平和農業保險購買情況。三是認知特征，包括對農業信用擔保融資的政策認知和流程認知。四是地區特征，包括省份虛擬變量。各變量說明和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三） 模型設定

基于前文理論分析，具有農業信用擔保融資需求的新型主體融資約束主要分為需求型融資約束和供給型融資約束，并且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只有當新型主體克服需求型融資約束向銀行提出貸款申請時，才能判斷出其是否受到供給型融資約束。因此，本文使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探究社會資本對新型主體融資約束的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Y1i = α0 + α1Xi + α2Zi + α3Ci + εi （1）

其中，Y1i 為需求型融資約束，即是否申請農業信用擔保貸款，Xi 為社會資本，Zi 為排他性變量，①Ci 為控制變量，εi 為隨機誤差項，i為新型主體，α0、α1、α2 和α3 為待估參數。式（1）為Heckman模型中的第一階段，采用二值Probit模型進行估計。

Y2i = β0 + β1Xi + β2Ci + β3IMR + φi （2）

其中，Y2i 為供給型融資約束，即獲批金額與申請金額的比例，Xi 為社會資本，Ci 為控制變量，φi 為隨機誤差項，i為新型主體，β0、β1、β2 和β3 為待估參數，IMR為第一階段計算出的逆米爾斯比率，若其系數顯著，則表明使用Heckman模型可以克服樣本選擇偏差，即模型選擇合理。式（2） 為Heckman模型中的第二階段，對第一階段Y1i=1的樣本進行OLS估計。

本文在基準模型中加入社會資本與農村金融環境的交互項進行調節效應分析，模型如下：

Y1i = α0 + α1Xi + α2Fij + α3Xi × Fij + α4Zi + α5Ci + εi （3）

Y2i = β0 + β1Xi + β2Fij + β3Xi × Fij + β4Ci + β5IMR + φi （4）

其中，Fij 表示農村金融環境，Xi × Fij 表示社會資本與農村金融環境的交互項，i為新型主體，其余變量含義與式（1） 和式（2） 相同。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 基準回歸結果及分析

表2匯報了社會資本對新型主體融資約束的影響及邊際效應。估計結果表明，逆米爾斯比率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使用Heckman模型是合適的。

對于需求型融資約束，表2列（2） 的結果表明，在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后，政府關系資本、銀行關系資本和村級關系資本的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促使新型主體申請農業信用擔保貸款的概率分別上升13. 35%、25. 20%和13. 02%，即政府關系資本、銀行關系資本和村級關系資本對新型主體需求型融資約束具有顯著緩解作用。H1a、H1b和H1c得到部分驗證。究其緣由，政府關系資本豐富的新型主體能夠獲悉更多與農業信用擔保相關的政策信息，增進相關政策認知，如免稅、零息和貼息等優惠政策，對新型主體具備一定的吸引力。豐富的政府關系資本意味著新型主體獲取公職人員擔保的概率較高，是較為優質的擔保資源，從而增強新型主體的獲貸信心，在有資金需求時，向銀行申請農業信用擔保貸款的概率也相對較高。有親朋好友在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的新型主體申請農業信用擔保貸款則更加積極，可能是因為，這類關系資本能夠傳達更為精準的貸款信息，使新型主體意識到農業信用擔保貸款在利率、額度和用途等方面的惠農性，從而激發新型主體參與農業信用擔保貸款的積極性。村級關系資本豐富，說明新型主體在村集體層面上擁有龐大的人際關系網絡，相關信息傳遞的速度較快、質量較高，這類新型主體通常是村集體信息資源第一批獲取者，因而能夠跨越認知壁壘，克服因信息偏差所造成的需求型融資約束。對于供給型融資約束，綜合表2列（3） 和列（4） 的回歸結果，僅銀行關系資本的系數始終在1%水平上顯著。具體來看，在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后，銀行關系資本能夠使新型主體貸款獲批比例上升15. 23%，顯著緩解了新型主體供給型融資約束。H1a、H1b和H1c得到部分驗證。事實上，供給型融資約束程度主要取決于銀行對新型主體的風險評估，即銀行在評估新型主體貸款金額時，會綜合考慮新型主體還款能力、資信情況和擔保人資質等多種違約風險因素。而豐富的銀行關系資本則便于銀行了解和評估新型主體的相關情況，能夠使新型主體接觸到更多的農業信用擔保機構，增加獲取擔保的途徑，并且有機會獲得銀行高度認可的擔保，從而提升其貸款獲批比例。此外，銀行關系資本還具有無形的擔保作用［12］，在新型主體資信有瑕疵時，銀行關系資本能夠彌補這一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