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小說《奧菲奧》的分形敘事

張小平　陳穎

［摘要］作為混沌理論的重要范疇，“分形”強調事物跨尺度的自相似性與重復對稱性。當代美國作家理查德·鮑爾斯的小說《奧菲奧》巧妙運用這一混沌理論的重要范疇，在敘事內容與敘事結構上呈現獨特的分形敘事特征。分形敘事不僅使得小說文本呈現出多層次多維度的復雜分形構型，使得小說成了一張動態而又整體的“混沌”之“網”，還有機地勾連了文學與藝術、歷史與現實、想象與回憶，表征出一定程度的暗恐審美效應?！秺W菲奧》通過小說人物對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卻最終走向悲劇人生的書寫，披露了美國的反恐真相，表現出作家對后“9·11”時代深陷反恐陰影下美國社會的憂思。

［關鍵詞］理查德·鮑爾斯；《奧菲奧》；分形；后“9·11”

［中圖分類號］ I106［文獻標識碼］ A［文獻編號］1002-2643（2024）01-0075-09

The Fractal Narrative in Richard Powers Orfeo

ZHANG Xiaoping CHEN Ying

Abstract： “Fracta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tegories in chaos theory， pays emphasis on self-similarity and symmetry across different scales. Orfeo， a novel written by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Richard Powers， makes use of fractals， presenting features of self-similarities both in narrative content and structure. By means of fractal narrative， Richard Powers makes the text present to be of fractals with multiple layers and dimensions， which easily combines literature with art， history with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with memory. Fractal narrative not only makes the text into a dynamic and complicated whole， but also uncanny to a certain extent in its aesthetic effect. By depicting the figure who desires for freedom but finally ends up with a miserable life， Powers reveals the truth about American anti-terrorism measures and expresses his concern for American society which is heavily shadowed with anti-terrorism at the era of post-9/11.

Key words： Richard Powers; Orfeo; fractal; post-9/11

1.引言

“分形”（fractal）為數學家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所創，1975年后才正式使用。分形揭示出圖形具有尺度不變的自相似性?？藏悹枺ˋli. B. Cambel）指出，“分形是由許多由主體部分復制的尺碼不同的小部分組成”（1993：186）。作為混沌理論的重要范疇，分形是非線性動力系統中用來映射物質運動“相空間”（phase space）的模型之一。相空間是物理學建構空間模型的重要工具，指的是“具有延展性的抽象空間”（Kundert-Gibbs，1999：37）。分形的存在表明，一個有限的空間內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宇宙中大多數事物具有相似性但從不相互復制。換言之，分形的呈現方式是全息的，即系統中的部分與整體之間相互聯系、彼此指涉（張小平，2022：59）。作為宇宙呈現的圖景之一，分形在自然科學與人文領域都備受關注。張小平明確指出，分形不僅體現在后現代主義小說《穿越》（The Crossing， 1994）的敘事內容層面，甚至敘事結構也呈現出獨特的分形空間構型（2014：119-127）。龍迪勇進一步強調了敘事研究中討論分形敘事的可能與必要性，在他看來，經典敘事中約定俗成的一對一的敘事模式不再適宜探索后現代主義小說，真正需探討的是面向過去的“多對一”或面向未來的“一對多”等非線性敘事模式（2015：1-10）。理查德·鮑爾斯（Richard Powers， 1957—）的小說《奧菲奧》（Orfeo， 2014）巧妙運用了分形這一重要范疇，呈現出獨特的分形敘事特征。然而，與鮑爾斯其他重要小說相比，學界對《奧菲奧》的重視與研究都付之闕如。萊謝爾（A. Elisabeth Reichel）認為小說《奧菲奧》是對歌劇《奧菲歐》（LOrfeo， 1607）的改寫（2017：81-94）。① 代兆鳳指出《奧菲奧》的敘事情節呼應了俄耳甫斯神話，是對美國后“9·11”社會現實的隱喻（2020：34-42）。宋賽男認為小說的恐懼敘事表征了美國后“9·11”時代以操控、利用和販賣恐懼為特征的恐懼文化（2021：152-162）。鑒于小說《奧菲奧》涉及美國后“9·11”時代嚴峻的社會反恐氛圍及其極端的反恐立法和國際反恐行動，本文將分形敘事的探討置于美國后“9·11”時代宏大的歷史與社會背景之中，討論鮑爾斯如何運用分形構建敘事內容與結構，使其呈現出典型的自相似性；分形敘事如何完成了小說對歷史與現實、想象與真相、現實與回憶的勾連，使其獲得了“暗恐”（uncanny）審美效應；鮑爾斯如何通過小說人物對自由的追求卻最終走向悲劇的書寫揭示美國反恐真相，表現出他對后“9·11”美國社會的憂思。

2.“混沌”之“網”：互為分形的文學與藝術文本

鮑爾斯在小說《奧菲奧》中不僅調用大量音樂術語和樂理知識，還將多個音樂家的生平故事與主要人物埃爾斯（Peter Clement Els）的音樂生涯互文、呼應和對照，譜寫了一曲“自由”之“歌”。鮑爾斯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過，他在創作時借鑒了音樂的宏觀結構（Leonard， 2014：83），而《奧菲奧》常被研究者看作音樂小說（Reichel，2017：83）。彼得曼（Emily Petermann）指出，“音樂小說中的音樂成分并非完全體現在內容層面而是凸顯在形式層面”（2014：2）。的確，《奧菲奧》不僅內容上充斥著音樂元素，形式上也頗具音樂性。小說文本《奧菲奧》與歌劇文本《奧菲歐》之間“跨尺度的自相似性”就是證明。盡管鮑爾斯小說與蒙特威爾第歌劇所依賴的媒介物質不同，對應也非完全，但兩者之間包括命名上的自相似性，使得兩個文本初具混沌理論意義上的分形之妙。

混沌理論認為，世界是一個“決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不僅復雜多變，更是充斥著不穩定性與不可預測性，但“貌似隨機的事件背后卻有內在聯系，貌似無序實則有序”（張小平， 2022：46）?！秺W菲奧》的小說人物無論是埃爾斯還是奧菲歐，命運皆坎坷波折。人生的不確定性與非線性因果關系使得他們的人生呈“決定性混沌”。埃爾斯退休后建造了一座家庭生物實驗室，試圖將音樂作品編碼到一種無害的粘質沙雷菌的DNA當中。杰作完成之際愛犬費德里奧（Fidelio）卻突然死亡，埃爾斯報了警。然而，報警這一行為竟成了他人生“決定性混沌”的開始。作為混沌的本質，蝴蝶效應指的是系統內對初始條件敏感性的依賴。如果說家庭生物實驗室的溫度和濕度等系統內因素都在埃爾斯的控制之內，但報警電話這一微小舉動卻引發了人生系統一系列的變化，卻是蝴蝶效應的作用。蝴蝶效應導致了生活的非線性運動，使得報警這一微小事件不僅推動了后續情節的發展和高潮，甚至使得以埃爾斯生活為核心的系統愈發復雜化，不得不說是“決定性混沌”對個體的影響?；煦缋碚撜J為，世界萬物不僅普遍聯系且共生共長。經過“9·11”恐怖創傷的美國社會早已風聲鶴唳，埃爾斯的家庭生物實驗室貌似個人行為，但卻觸碰了美國的反恐紅線。警察例行檢查埃爾斯的居所時發現了他的生物實驗室，執法人員迅疾包圍房子，埃爾斯被迫開啟了逃亡之旅。蝴蝶效應對小說人物的影響不只逃亡的命運悲劇，從實驗室暴露開始，埃爾斯便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背負了“音樂炸彈客”（Musical Unabomber）的另一污名（鮑爾斯，2016：283）②。

與小說人物命運類似，歌劇《奧菲歐》的主要人物奧菲歐的命運也從歡喜轉入悲劇。沉浸在新婚甜蜜中的奧菲歐由于妻子尤里迪茜（Euridice）被蛇咬死的慘訊而進入了人生的“決定性混沌”。悲痛欲絕的奧菲歐決心前往地獄拯救愛妻，復雜的劇情由此展開。如果說蝴蝶的輕輕振翅可掀起生活中的一場颶風，那么毒蛇的設計就是歌劇情節得以意外且微妙延展開來的“蝴蝶”。就歌劇敘事而言，毒蛇將奧菲歐拉入“決定性混沌”，而小說敘事則因報警電話造成埃爾斯的人生從有序到無序。小說與歌劇的情節開展皆緣于蝴蝶效應的妙用，漸趨復雜化的分形敘事使得小說成了一張精心織就的“混沌”之“網”。埃爾斯與奧菲歐的人生有許多相似的細節，構成了文學文本與藝術文本之間的分形。首先，兩人博學且音樂才能卓越。埃爾斯8歲時能在錯綜復雜的和音序列中找出最適宜的音調，11歲時聆聽《朱庇特》交響曲就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寧靜充盈了他”（20）。埃爾斯喜歡化學如同把玩樂器，基因學“比學阿拉伯語容易”（52）。奧菲歐的人物刻畫可追溯到古希臘神話英雄俄爾甫斯（Orpheus）。作為文化英雄，俄爾甫斯不僅?！芭c宗教和科學活動聯系”，還是“音樂的發明者、樂器和六步韻詩創新者以及杰出的歌手”（qtd. in Fernandez-Santiago，2019：130）?？梢哉J為，埃爾斯就是奧菲歐的化身。

其次，埃爾斯與奧菲歐的情感經歷也有自相似處。埃爾斯的初戀萊斯頓（Clara Reston）宛如他的繆斯，戀人間“顱骨板中共同感受的共鳴并不亞于任何性的接觸”（64），但萊斯頓竟與埃爾斯決裂前往英國。他們之間純真的愛戀與歌劇第一幕奧菲歐與尤里迪茜喜結連理、眾神歡聚的快樂場景遙相對應；萊斯頓突如其來的離棄與第二幕中尤里迪茜因毒蛇咬傷離世互相呼應。故事情節均由狂喜轉為悲涼，貌似喜悅的旋律早就奠定了悲傷的基調。埃爾斯被萊斯頓拋棄后熱心音樂創作并迎來了人生的真正伴侶——女高音科爾（Madolyn Corr）。他們共赴“音樂馬戲”表演，“里面的景象像極了但丁筆下的地獄”（145）。埃爾斯勇敢地直面恐懼，這讓他與一腔孤勇前往地獄解救愛妻的奧菲歐有了相似之處，這一情節安排也與歌劇第三幕平行。如果說奧菲歐通過動人的歌喉拯救了愛人，埃爾斯則通過歌曲創作發現科爾的迷人之處。在科爾唱出樂章最后一句時，埃爾斯終于明白：“她已成為他的摯愛，和自己的生命一樣寶貴”（177）。隨著女兒薩拉（Sara）的誕生，小說情節也到達了高潮。埃爾斯一家在波士頓的幸福歲月堪比任何藝術，恰在此時，埃爾斯心中的戀人“尤里迪茜”復活。歌劇《奧菲歐》中，冥王許諾奧菲歐走出地獄時不回頭便準許尤里迪茜返回人間。眾精靈和奧菲歐歡快地歌頌著愛的勝利，這又與埃爾斯找到所愛并有了新生命互相平行。埃爾斯后因沉湎音樂創作，造成他與科爾的婚姻終以悲劇收場，呼應了歡喜終以悲涼結尾的主題。

再者，埃爾斯拋棄妻女與奧菲歐最終失去尤里迪茜的方式極其相似。鮑爾斯運用視覺手法強化悲劇氛圍：“他記住了那個眼神，所有一切都在彼此交織的目光里。他用強拍傷透了一個含辛茹苦等待了他十年的妻子，拋下了一個只想跟他一起‘做些好東西的女兒，自己跳了出去，開始自由落體”（235）。埃爾斯在最終的一瞥中拋下妻女；奧菲歐踏上了歸途卻違背了冥王之約。尤里迪茜的身影在回眸的剎那消失，劇情突轉，終由狂喜轉入悲痛。此外，歌劇與小說的結尾也有自相似處，悲傷欲絕的埃爾斯和奧菲歐都走向了永恒。失去愛妻的奧菲歐墜入了絕望的深淵，但阿波羅卻給予他升入天堂的永生快樂；退休后埃爾斯孤苦伶仃，他通過實驗將活體細胞轉變為類似音樂盒的物體從而將DNA解碼作曲，使得他的音樂走向真正的“永生”。

除了敘事內容，文學與藝術文本在結構上也存在跨尺度的自相似性。小說《奧菲奧》中兩條敘事線索互相交織，構成了較為復雜的對位敘事。具體而言，埃爾斯的逃亡之旅與其成長經歷的回憶是對音樂劇不同聲部的模仿，形成了一種對位運動。鮑爾斯本人也將小說呈現的音樂的宏觀結構歸納為“一種漸進式的利都奈羅”（a progressive ritornello），即開頭的材料A不斷返回，與不斷前進的插曲交織在一起，并且材料A由于正趕上材料A的新的插曲材料的介入而持續有了新的變化（Leonard， 2014）。漸進式敘事策略可看作對迭代（iteration）的運用。每一新事物或材料的出現必定造成系統內初始條件的變化，使得原來的事物有了“混沌”的可能?；煦绨l生的剎那，有序與無序相互交織，系統內整個事物呈現出熟悉而陌生的混沌美。鮑爾斯同時代作家科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的小說《血色子午線》（Blood Meridian， 1985）與大衛·米歇爾（David Mitchell）的《云圖》（Cloud Atlas， 2004）等都運用了類似的迭代策略。筆者認為，小說《奧菲奧》中不斷前進的插曲材料對應了埃爾斯的成長經歷，“開頭的材料A”則對應了背負“音樂炸彈客”污名的埃爾斯現實中的逃亡之旅。歌劇《奧菲歐》也采用了相似的“利都奈羅”或迭代結構。小說《奧菲奧》以“一支前奏曲”開篇，在形式上雖與歌劇開篇前奏曲相異但卻呼應，在文本形式上形成了另一重自相似性。小說《奧菲奧》儼然一部歌劇，在超越傳統音樂敘事作品的同時又與歌劇《奧菲歐》在結構上互為分形。

藝術作品是集體潛意識隨時代變化而重新煥發活力的產物。作為神話母題，奧菲奧不斷被重訪和改寫。蒙特威爾第運用鮮明的對比手法強化歌劇《奧菲歐》的音樂效果，并以沖突之美充分展現了奧菲歐的人性之光，表現出人文主義的美學追求，而小說《奧菲奧》則誕生于后“9·11”時代的美國?！?·11”事件不僅給美國社會帶來了創傷，還改變了對司法制度的考量，《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賦予司法部門權力監督的同時卻侵犯了民眾的個人生活。隨著媒體對恐懼的散播與夸大，“自由或安全”的社會矛盾進一步惡化。鮑爾斯將埃爾斯與奧菲歐的命運互為映射，他們都是“自由”的追求者但卻落入“混沌”之“網”，終以悲劇收場。小說《奧菲奧》不僅表征了后“9·11”時代美國的社會現實，也因文學與藝術文本的分形表現出對美國未來的憂思。

3.“自由”之“曲”：互為分形的藝術個體

小說《奧菲奧》的主體敘述部分是埃爾斯呈決定性混沌的音樂人生，但鮑爾斯在對其音樂生涯的敘述中嵌套了作曲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等人的人生故事。嵌套故事不僅沒有干擾故事主體情節的開展，還使埃爾斯的音樂人生有了分形。作為埃爾斯的“分形”，盡管他們所處時代背景不同，但同樣遭到權力的規訓與壓迫。嵌套故事中的真實人物不僅預示了虛擬人物悲劇人生的必然走向，更是在歷史與現實、想象與真實之間做了映射，強調小說文本后現代自我指涉性的同時，凸顯出獨特的分形特征。

梅西安用音樂批判現實，追求強權壓迫下的靈魂自由，是埃爾斯的重要分形。1940年法蘭西戰役爆發，納粹閃電攻陷法國，梅西安等音樂家被迫同數百名俘虜抵著槍口、數日未曾進食行至處決地。戰爭的殘酷與權力的壓迫使得生活一片暗沉，人們為了飲水大打出手。休戰協議簽訂后梅西安仍被囚禁在集中營，在暗無天日的日子里他創作了希冀“超脫所有季節”（123）的《時光終結四重奏》（簡稱《四重奏》）?！端闹刈唷飞盥裰杂傻姆N子，是掙脫束縛、戰爭、囚禁和死亡的希望之“曲”。音樂是梅西安的利器。面對納粹的暴虐控制，雖然肉體被困在方寸之隅，但他仍憑意志發揮人的主體性。他用“樂譜上那些參差不齊的線對抗當下”，盼望“遠離絞肉機似的戰爭前線……遠離其等級讓人類震驚的愈演愈烈的機械式屠殺”（124-125）。通過音樂，梅西安“從冰雪、戰爭、囚禁以及我自己中逃離出來”，成為“那30萬名囚犯中唯一不是囚犯的人”（131-132），獲得靈魂的自由。埃爾斯的生日貌似隨機，但卻是作家鮑爾斯獨具匠心的安排?！端闹刈唷酚邪藗€樂章，前六章對應上帝造物的前六天，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別對應休息日和審判日。就在“一切過去和將來都將終結，無限將會開啟”（126）的第八天，埃爾斯作為梅西安的分形而“重生”。如此“重生”不僅給予讀者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感，更由于藝術個體命運的分形設計，使得整部小說有了“暗恐”之審美效應。弗洛伊德指出，“暗恐”是一種長久被人熟悉的“在家”感突然在無任何預兆的條件下出現而帶來的恐懼感（Royle，2003：18）。換言之，“個體過去經歷的苦痛、焦慮、緊張等負面情緒”在“被改寫的文本中”再次“復現”（翟乃海，2021：101-102）。梅西安要面對暴虐極端的納粹，埃爾斯要面對以反恐之名逐步走向極端的美國政府。他們化身為自由之“曲”斗爭的“戰士”，直面權力和專制。壓抑復現，卻異曲同工，自有一種熟悉而又不熟悉的暗恐感。

埃爾斯由于重組無害粘質沙雷氏菌的基因結構（DNA）存儲音樂而被懷疑有生物恐怖主義行為。媒體與政治家對他編輯基因結構存儲音樂斷章取義、推波助瀾，他們均是“落實”埃爾斯“音樂炸彈客”與“生物黑客巴赫”罪名的“同謀”。藝術從未遠離政治。埃爾斯飽受肉體和精神雙重折磨與作曲家梅西安等相似，其命運皆呈現出“決定性混沌”?！罢驹谀莻€X形的交叉口，目不轉睛地盯著長長的斜道，等待著命運的宣判”（283）的埃爾斯，在自由與權力的博弈下只能寄希望于音樂。他以“恐怖和弦”（@Terrorchord）為用戶名在社交平臺上開了一場獨奏會。盡管埃爾斯“如他們所言，實施了企圖。罪名成立”（3），但聽眾還是聽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幾十年間軍隊一直在用沙雷氏菌測試生物武器：舊金山、紐約地鐵、基韋斯特。只是我成了罪魁禍首”（98）?！懊織l信息便是一個旋律”（399），自由之“曲”的譜寫者卻是“罪魁禍首”，暗示美國的反恐行為早已打破安全與自由的平衡，侵犯了公民的隱私與自由。

梅西安的故事鑲嵌在主體敘事之內，與埃爾斯的音樂生涯彼此映射，有了跨尺度的自相似性。將梅西安的生存困境與深受美國反恐立法迫害的埃爾斯分形處理，顯然是鮑爾斯對美國反恐行為與新聞媒體的批評，凸顯了權力重壓下個體的掙扎與反抗。鑒于恐怖主義犯罪的復雜性與特殊性，美國對恐怖主義犯罪的界定有寬泛化與夸大化的特點。隨著犯罪界定范圍與執政機關權限的進一步擴大，普通公民的自由與隱私愈發受到限制。小說人物埃爾斯在沒有明確證據指控下卻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而情報機構隨意調取信息和密切監視，完全背離了美國憲法所宣稱的人權保護宗旨。淪為“犧牲”的埃爾斯就是反恐法規束縛下人權難以保障的普通民眾的化身。

4.“反叛”之“殤”：互為分形的現實與歷史

小說《奧菲奧》中現實與歷史互為分形，記憶與事實相互加強，使得逃脫反恐極端措施而實現自由的斗爭更加復雜化，形成一張重復、迭代、互相映射而又纏繞的“混沌”之“網”。分形的運用使得《奧菲奧》的敘事更趨復雜和動態化，也使文學想象與美國后“9·11”的社會現實分形同構，相互映照。歷史歌劇《捕鳥人的羅網》作為“關于反叛如何由狂喜轉入悲涼”的作品（32），與16世紀宗教改革慘案“明斯特之圍”（The Münster Rebellion）以及20世紀后期的“韋科慘案”在小說中彼此映射，同樣值得關注?！恫而B人的羅網》使埃爾斯在藝術想象空間“重訪”現實中的韋科慘案，同時也完成了幼年“弒父”記憶的另類“重訪”，不僅使小說完成了悲劇人生故事的多重迭代，也凸顯出其暗恐的美學效果。

明斯特是16世紀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公國的一座主要城市，宗教改革家若特曼（Rothmann）、馬泰斯（Jan Matthias）和“萊頓的約翰”（John of Leiden）推行均貧富等激進社會改革倡議，吸引了大批由于連年戰爭以及社會矛盾而生活苦不堪言的平民。明斯特后遭政府軍隊包圍，馬泰斯殉難后軍事政權落入“萊頓的約翰”之手，被困14個月的明斯特在后者的白色恐怖統治下最終傾覆，數百名信徒遭屠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歌劇《捕鳥人的羅網》首演之前，埃爾斯花費三年時間構想的歌劇畫面卻以別樣的“現場直播”展現在眼前。歷史與現實互為分形，形成了反諷?！绊f科慘案”發生在1993年，居住在韋科的“大衛教派”與聯邦調查局武裝對峙51天后，聯邦調查局用催淚瓦斯強攻，樓內多處起火，74人喪生。小說中，現實的韋科慘案映射著歷史上的明斯特之圍，也是《捕鳥人的羅網》試圖展現給觀眾“反叛終將由狂喜走向悲涼”的另一幕。

與此同時，這些歷史事件也被小說用來進行對主人公埃爾斯幼年創傷記憶的“重訪”，凸顯了小說的暗恐美學效應。埃爾斯幼年時曾與家人到湖邊度假，父親作為救生員負責孩子們的安全，因擔心埃爾斯溺水，父親要求孩子們上岸，但意猶未盡的孩子們毫不理睬，一向溫順的埃爾斯也用沉默對抗父親。醉酒和生氣造成父親突發心臟病而離世，使得這次的極端反叛以悲劇結尾?，F實與歷史彼此纏繞，甚至與小說人物的個人經歷也有自相似性，一定程度上證實了《捕鳥人的羅網》是一則“能夠讓全體演員同呼吸共命運的故事”（293）。在小說看來，采取極端暴力的軍事化手段屠殺恐怖分子的行為，可視為一種變相的恐怖主義，是美國政府假正義之名濫殺無辜的卑劣行徑?；恼Q的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視埃爾斯這樣的民眾為恐怖分子，“完全剝離了市民作為法律上人格體的權利”（于改之，2013：86），從根本上違背了其宣傳的憲法基本原則。

鮑爾斯借歷史與現實、想象與事實的互為分形，不僅批判了美國政府的極端暴力行徑，也指出以暴制暴的極端行為對社會造成的混亂和無序?！?·11”事件之后，美國本土安全的神話灰飛煙滅。為進一步打壓恐怖襲擊，一系列反恐立法紛紛出臺，僅“9·11”后6個月內立法就多達90多部?！睹绹鴲蹏叻ò浮穫涫軤幾h，由于“立法的大部分內容削弱了美國公民和居民受憲法保護的權利”（Evans，2001：934），受到美國民眾強烈的反對與抵制?！睹绹鴲蹏叻ò浮奉C布后漏洞百出，不僅立法與相關執政機構出現了濫用職權現象，不合理的搜查與扣押也影響了美國公民的隱私與安全，小說中的埃爾斯也是該法案的受害者之一。一貫標榜自由的民主國家卻假反恐噱頭逐步走向專制與獨裁，這一極端行為不僅體現在犧牲民眾權利與自由而維護國土安全這一內部層面，更體現在以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之名肆意侵犯他國主權這一外部層面。有鑒于此，小說《奧菲歐》中的多重分形故事，是渴望“自由”之“曲”，也是“反叛”之“殤”，但皆入“混沌”之“網”。故事之間的映射與纏繞，折射出作家對美國極端反恐以及美國前途的憂思。

5.結語

分形敘事的核心在于小說文本敘事內容與結構上呈現出的互為映射、相互照應的跨尺度的自相似性。小說《奧菲奧》在情節開展、人物命運悲劇以及文本中出現的文學與藝術、想象與回憶、歷史與現實等互為映射的敘事策略，使得鮑爾斯這部由于晦澀而問津者寥寥的小說有了混沌理論意義上的分形敘事特征，成為他小說創作史上的明珠。分形策略的運用使得文學想象跨越了歷史與現實的邊界，也為鮑爾斯對個體命運的探討增添了一重現實與人文主義的關懷。生活在反恐高壓政策之下的作家與其筆下人物也有自相似性。后“9·11”時代的美國，社會政治環境亂象頻生，民眾情緒反應激烈，反恐呼聲日益高漲。對恐怖襲擊的恐懼以及對個體生命安全的擔憂，早已吞噬理性，造成一系列荒謬極端的應激行為。小說《奧菲奧》便是恐怖氣氛彌漫下的一曲自由之歌。就如年近古稀的作曲家埃爾斯，鮑爾斯希望“寫出改變聽眾的音樂”（143），主人公與小說家互為分形，現實與虛構再次連接。文學從未放棄對美好和未來的想象，小說《奧菲奧》的開放式結尾耐人尋味：被執法人員團團包圍的埃爾斯穿過家門，“跑去一個清新的地方”，那里“綠意正濃”（410）。

注釋：

① 小說與歌劇題目寫法不同，以示區分。

② 以下出自該著引文僅標明頁碼，不再詳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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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翟乃海）

收稿日期： 2022-9-05；修改稿，2023-12-10；本刊修訂，2024-01-20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世紀美國小說‘混沌書寫研究”（項目編號：21BWW049）、揚州大學大學生科學創新基金項目“鮑爾斯小說《奧菲奧》分形敘事研究”（項目編號：XCX2023022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小平，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美國后現代主義小說。電子郵箱：zhxp@yzu.edu.cn。陳穎，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電子郵箱：740509579@qq.com。

引用信息：張小平，陳穎.論小說《奧菲奧》的分形敘事［J］.山東外語教學，2024，（1）：7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