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已逝　風范永垂

徐浩

2024年1月24日，著名史學家、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戴逸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噩耗傳來，我深感悲痛，隨即給戴先生的長公子戴寅發去唁電，對戴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戴寅回復說，戴先生當天早晨8點12分離世，此前在醫院已經住了一年多，經歷了多方醫治休養，最終沒有恢復過來。

在我的印象中，戴先生身體素質向來較好，這也是他能夠著作等身，年逾古稀還可以主持完成艱難繁重的清史纂修工作的前提條件。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由于處置得當，已經94歲高齡的戴先生平安地度過了疫情肆虐的前兩年。2022年6月，我將再版的新書寄給戴先生指正。戴寅除了告知快遞地址外，還特別表示戴先生身體挺好，就是聽力和腿腳不太好，沒有大問題，吃飯和睡覺都還好，請我們放心。得知此消息，我特別欣慰，默默祈禱上蒼，保佑戴先生平安健康，長命百歲，可以親眼見到新修清史出版。在此前后，戴先生還多次接受采訪，回顧自己漫長而多彩的史學人生，思維縝密，視野宏闊，完全不像耄耋之年的老人。然而世事無常，敬愛的戴逸先生還是永遠離開了，離開了他摯愛并為之嘔心瀝血的清史事業。

戴先生生前是《經濟社會史評論》的三位學術顧問之一，他對這本以世界史為主、兼顧中國史的學術期刊關愛有加，與主編侯建新教授交誼甚篤。值此悲痛時刻，應侯建新主編之約，我以戴先生的學生和同事的身份匆匆為文，追憶與戴先生幾十年來亦師亦友的交往，緬懷他為師為學的崇高風范，傳承他長期以來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對清史所作的高屋建瓴的思考，寄托對戴先生的無限哀思。

一

我與戴先生大約是在1994年相識的，緣于我要報考他的博士生。1987年，我從天津師范大學碩士生畢業，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教研室任教。受限于主客觀原因，我沒有在碩士生畢業后馬上報考博士生。從主觀說，我在碩士生學習期間和來人大任教后在《歷史研究》和《世界歷史》發表過數篇論文，感覺已經可以獨立進行科研工作，沒有必要再跟風讀博士。從客觀說，我來人大后的最初幾年里，教學任務繁重，其中一門課程還需要撰寫教材，分身乏術。那時碩士畢業生數量較少，含金量很高，在高校也可以算是高學歷了。環顧當時的人大歷史系，教師中還沒有人獲得過博士學位，因此我入職后的最初幾年里并沒有急于報考博士生。

然而，變化在不知不覺地發生。20世紀90年代，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生陸續進入高校，人大的教授評審條件也隨之做了修訂，規定青年教師必須擁有博士學位，否則原則上不能晉升為教授。無奈之下，我在1994年下半年決定報考戴先生的博士生。作出這一決定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戴先生是全國著名的清史大家，1981年被國務院批準為第一批博士生導師，1988—1998年擔任首位中國史學會會長（之前由主席團共同擔任），在史學界享有崇高威望。我對戴先生慕名已久，早就想拜在他的門下，成為入室弟子；二是我雖然做世界史研究，但始終認為研究世界史的目的是為了更準確地認識中國，取長補短，經世致用，造福人民，所以自碩士研究生開始也從事中西歷史比較?？紤]到未來還要繼續做中西歷史比較研究，我感覺應投入一些精力去鉆研中國古代史，師從戴先生有助于達成這個目標?？墒?，問題來了。戴先生在人大清史研究所（簡稱清史所）工作，加之專業不同，我們彼此并不相識。于是，我請求歷史系主任王汝豐教授出面幫忙，向戴先生轉達我希望與他面談的想法。戴先生不僅答應見我，還約定了時間和地點。

見面地點的選擇也頗具那時的特點。戴先生家住人大舊校址，即北京城里的張自忠路鐵獅子胡同一號，經常需要來西郊人大本部的清史所。當時人大本部的辦公條件非比今日，絕大部分系所和報刊編輯部都在資料樓（今人文樓）辦公，擁擠不堪。除了系所行政、黨總支的辦公室和資料室外，教研室和教師一律沒有辦公室，系所也無專屬會議室，這種窘境迫使老師們只好臨時選擇在系所辦公室、校園、食堂甚至東門對面的商場等地方談事情，非常不便。戴先生往返校園和城里通常要搭乘學校班車，依稀記得，此次見面地點被安排在傍晚下班從人大本部返回鐵一號的班車上。

那天天氣很暖和，我在灰樓（今求是樓）前面上下班車的地方見到戴先生。他穿著淺色襯衫，步履輕快，神采奕奕，一點不像快七十歲的人。在班車上，戴先生親和儒雅，詳細詢問我碩士研究生時的專業，目前的科研情況，以及未來的研究設想。從戴先生不時點頭微笑的表情來看，他對考察我的結果還是滿意的。最后他表示，同意我報考，提醒我那一年考生較多，競爭會很激烈，囑咐我全力以赴備考，務求一戰而勝。整個談話令人如沐春風，給我極大的鼓舞。1995年，我順利考上戴先生的在職博士生。戴先生招收博士生的專業方向是清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為了提攜后學，他有教無類——不計較研究方向或專業上的不同，那年錄取了三位在職博士生，都算不上專業或方向完全對口，卻為我們這些青年教師未來晉升教授職稱解除了后顧之憂。湊巧的是，我們這一級是戴先生最后一次定期招收博士生。1996年戴先生年滿七十歲，自己選擇不再招收博士生。

戴先生培養博士生有一套寬嚴相濟的方法。從寬的方面說，戴先生平時對我們基本上采取放養式方法，為我們的學習創造了非常寬松的氛圍，這對我們這些在職博士生來說特別適合。戴先生像是一位慈愛的父親，為人隨和，作風民主，他尊重我們的意見，不干涉我們的活動，讓我們自主學習，從不拒絕我們提出與他見面請教問題的任何要求。1995—1998年讀博期間，我們經常為學習上的事情坐班車去家里拜訪他，當時他還住在鐵一號院內的紅樓，不是后來的小院平房里。戴先生家庭和睦幸福，師母劉炎教授是人大哲學系教師，快人快語，為人熱情，成為戴先生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賢內助。

1996年下半年，我在閱讀18世紀的農村史料時深感清代華北農業粗放經營，而非如之前的“高水平陷阱”和“過密化”理論所描述的那樣精耕細作，最終導致了農村的貧困落后。為此，我準備選擇清代華北農村經濟及其與英國比較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選題，并專程去戴先生家里談了選題的原因、價值、主要史料和結構安排等想法。戴先生聽得十分仔細，還不時詢問一些問題。他說，這個問題很重要，清朝國土遼闊，農業生產絕不會只是一種模式；最后希望我全面搜集史料，特別是地方志材料，實事求是，大膽研究，不要有任何顧慮。

從嚴的方面講，戴先生對博士生的綜合考試、學位論文評審和論文答辯等幾個關鍵性環節高度重視；在時間保障和專家選擇上嚴格要求，絕不流于形式，不走過場。盡管戴先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但他從來不怕麻煩，不辭辛苦，以至于我們三位在職博士生的綜合考試、學位論文評審和答辯都是各自單獨進行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保證每位博士生的綜合考試和論文答辯都不少于半天，讓參與的師生們有充足時間進行提問與回答，有時一個問題要經過多輪問答才能過關，絕不會因為時間緊張而降低要求。同時，這種做法又可以根據每位博士生的論文題目，選擇擅長相關研究的學位論文評審專家和答辯委員，極大地增強了評審和答辯的針對性與權威性。

在我學位論文評審和答辯時，戴先生聘請了校內外許多著名的清代經濟史和相近領域專家，盡管有的人身兼評審專家和答辯委員雙重角色，但算起來仍有13人之多，其中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方行研究員、經君健研究員、江太新研究員和許檀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龔書鐸教授，南京大學歷史系羅侖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翰香研究員、歷史研究所郭松義研究員，山東大學歷史系黃冕堂教授，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郭守鵬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李華教授、經濟學院孫健教授，蘇州大學社會學院單強教授。這些學者都是戴先生親自選定和聯系的，他動員了這一領域近半個學術圈的力量為博士生學位論文的評審和答辯把關，廣泛聽取意見，發現可能存在的問題，決不允許不合格的“產品出廠”（博士生畢業）?？梢?，戴先生不僅是一位名師，更是一位嚴師。

1998年，我在數百部地方志基礎上對清代華北農業粗放經營和農民貧困的論述，及其與中世紀以來英國多次出現的農業革命和農民生活普遍改善的比較研究，得到所有論文評審專家和答辯委員的肯定，順利通過博士學位論文答辯。1999—2001年，我博士學位論文的部分章節在《清史研究》（2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篇）、《貴州師范大學學報》（2篇）、《世界歷史》《學習與探索》《社會科學戰線》《江海學刊》發表了10篇文章，另外還有2篇入選了論文集，其中一篇被收入《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2002年，我修改后的博士學位論文以《農民經濟的歷史變遷——中英鄉村社會區域發展比較》為題出版。所有這些，都離不開戴先生的不斷鼓勵和悉心指導，凝聚著他的無數心血！

二

除了攻讀博士學位，我還有幸參加了戴先生主持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研究工作。該項目是哲學社會科學“八五”國家規劃重點課題，1992年獲準立項，1995年還入選了“211工程”重點項目“清史”子項目。

“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得以立項，在當時來說是不同尋常的。1989年以后，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驟然緊張，發展形勢面臨嚴峻挑戰，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改革開放才重回正軌。作為清史學家，戴先生希望以史為鑒，從18世紀中國與世界的歷史比較中汲取經驗教訓，避免改革開放半途而廢，再次喪失歷史機遇，唯其如此才能不斷地縮小與西方先進國家的差距，這在當時那種乍暖還寒的特定環境中確實需要一種巨大的勇氣。其次，改革開放后，通過簡政放權，中國經濟特別是農業生產迅速恢復了活力。面對重新煥發生機的中國，美國漢學界的中國研究模式也隨之出現重大轉向，尤其是柯文在1984年出版《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出版中譯本）之后，更是經歷了一個急轉彎?？率狭D跳出中國停滯論的窠臼，挑戰長期以來在美國盛行的“沖擊—回應”“傳統—現代”和“帝國主義”三種主要模式，主張在中國近代史（即晚清史，下同）研究中擺脫歐洲中心論，從傳統的中國社會內部尋找其自身變化的原因。此論一時間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風光無兩，應者眾多，也成為一些人的感情慰藉。

戴先生認為清朝是與世界關系最密切的一個中國王朝，其許多變化都是與世界分不開的。他不贊成以反對歐洲中心論為借口鼓吹中國中心觀，那樣做只會使中國史研究重新退回到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上去，不顧世界發展之大勢，坐井觀天，閉目塞聽，自話自說，于認識歷史和啟迪現實有百害而無一利。他在談到18世紀中國與世界研究的價值時指出，要深入了解近代乃至當代中國，追本溯源，有必要回到18世紀；而把18世紀的中國納入世界背景下進行比較研究，更有助于透徹認識當今中國諸多現實問題的來龍去脈，加深對今天中國國情的認識和理解。應當說，戴先生倡導的唯有通過國際比較才能準確定位中國的觀點，不僅在當時，而且在現在和將來對歷史乃至現實研究來說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戴先生將《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分為九卷，即導言卷、政治卷、軍事卷、邊疆民族卷、經濟卷、農民卷、社會卷、思想文化卷和對外關系卷，對18世紀的中國歷史展開全景式的論述，并立足于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歐美先進國家在有可比性的方面進行比較。為此，戴先生在人大清史所和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邀請的作者皆一時之選，他們在清史領域已經卓有建樹，承擔了上述絕大多數卷的研究與寫作任務，戴先生則親自撰寫導言卷和軍事卷（后來為減輕戴先生的負擔，軍事卷又增加了一位合作者）。

我不是清史專家，參加該項目在一定程度上說純屬偶然。當時農民卷的作者在項目啟動幾年后突然退出，戴先生心急如焚，到處尋找接替人選。大約1995年夏天的一個傍晚，我帶女兒在學校操場玩耍，碰巧遇見也在那里帶孩子玩的清史所郭成康教授，相談甚歡。郭老師不僅是政治卷作者，還協助戴先生具體負責課題組的事務性工作。他了解到我已經考上戴先生的博士生，并從事中西歷史比較研究時，遂向戴先生舉薦了我。經戴先生批準，我進入課題組負責撰寫農民卷的工作，開始了平生最忙碌的幾年，像陀螺一樣不停地圍繞著教學、讀博和農民卷旋轉，課余時間大多都泡在圖書館里。

戴先生對課題研究十分重視，千方百計地通過各種途徑提升研究質量。由于外語和知識結構的原因，18世紀中國與世界的研究對大多數中國史學者來說都是一項艱巨挑戰。為了更多地掌握國外有關18世紀歷史研究的信息，戴先生多次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年6月，戴先生發起“18世紀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張芝聯教授，國際18世紀研究會第一副主席、德國薩蘭德斯大學教授施洛巴赫博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系主任濮德培博士，法國國家高等社會科學院魏丕信博士等百余位國內外學者出席會議。戴先生在會上做了主題報告，指出18世紀對中國和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甚至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的分水嶺。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開始走向工業文明，從此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深入探討和揭示近代乃至當代中國與世界的社會特征及形成過程，追本溯源，都要回到18世紀。此次會議對于建立與國際18世紀研究會的聯系，推動中國18世紀研究意義非凡。會上還成立了中國18世紀研究會，戴先生和張芝聯先生當選為共同主席。

1998年9月，中國18世紀研究會和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聯合舉辦了“18世紀北京與世界名城比較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通過這個平臺，我結識了與會的美國漢學家，《漢口》的作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后來，我在他的推薦下獲得美國學術團體協會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資助，于2002年去他所在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做訪問學者，這是后話了。在當時，我參加這些國際會議的一個突出感受是，經過十余年的傳播，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已經頗為流行，這從與會美國學者的發言中清晰可辨。記得有一次我在大會發言時談到傳統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濮德培在評議時提出，西方目前已經不再使用傳統和現代這樣的二元模式。言外意義是傳統中國不是鐵板一塊，其內部也包含了現代因素，即使沒有外來影響也可以自主實現現代化，與其前輩們的看法已判若兩然。

除了國際學術會議外，戴先生也經常舉辦課題組的讀書會，討論的書籍主要是國外學者有關中外歷史比較研究成果的中譯本，其中包括C. E.布萊克的《現代化的動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阿蘭·佩雷菲特的《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三聯書店，1995年），安格斯·麥迪森的《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新華出版社，1999年），費爾南·布羅代爾的《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聯書店，1993年），這些書籍讓我們深切感受到18世紀中西現代化進程的巨大差距，以及中國中心觀存在的矯枉過正問題。戴先生也閱讀這些書籍，甚至在出差時還不忘將它們帶在身上。記得有一次我到戴先生家拜訪，見面后師母劉老師難為情地說，戴先生將我借給他的《大國的興衰》等書籍遺忘在飛機上，與機場聯系也沒找到，向我表示歉意，由此可見戴先生對18世紀中國與世界比較多么的重視！

此外，戴先生還多次召開課題組的研討會，講解他對18世紀中國與世界的不斷思考，其中的宏觀比較對我們啟發尤甚。正如他后來在導言卷中指出的那樣，從縱向上比較，盡管18世紀的中國在原有軌道上仍在繼續發展，體量愈發巨大，但與世界先進國家橫向比較卻表現出明顯的時代錯位，“一個是資本主義的青春，一個是封建主義的遲暮，兩者的發展階段不同，社會性質不同，已不可同日而語”。何以如此？簡單說就是雙方在現代化進程上出現了本質差距。戴先生主張，貫穿在18世紀世界歷史中的主題就是近代化問題，亦即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邁進。18世紀以來，西歐的近代化進行了二三百年之久，它的力量非常巨大。近代化的潮流激蕩全球，縮小了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地理距離，擺脫了古代世界中彼此隔離的狀態而進入世界歷史的漩渦，它使歷史真正地變成了世界史。與此相對，18世紀中國仍是一個統一的強大國家，經濟、政治、文化長足進步。中國封建社會中雖然有了新的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但封建制度十分牢固，并未瀕臨衰亡的邊緣，新因素只能在夾縫中露出萌芽，清政府沒有選擇有利于實現近代化的政策?？梢哉f，18世紀中國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從根本上說是政治制度上的落后，固步自封，優勢盡失，并最終導致與現代化失之交臂，這也是布萊克將政治視為現代化的動力的原因所在?，F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等各個子系統進行全方位的改革，缺一不可。由于缺乏全面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以致于在基本制度上全面落后于先進國家，所以“18世紀的中國，近代化尚未開始”。戴先生這些振聾發聵的聲音，力透紙背的文字，不知要比中國中心觀的認識真實和深刻多少倍！

《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于1999年出版后，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國際18世紀研究會第一副主席施洛巴赫在《序言》中稱贊說：“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情。這部著作定將為這個時期的研究奠定基礎，并開創對其特征的充分探討?！?000年召開的“18世紀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對戴先生主編的九卷本巨著作出了高度評價。同年該書獲得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02年獲得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學界公認，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研究是戴先生一生中重要的學術成就之一，這種評價十分中肯，絕非虛言！

我參加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項目既有忙碌更有收獲，不僅可以經常聆聽戴先生有關清史和中西比較的教誨，還出版了《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其中一些章節在《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2期）發表，還有一篇作為1996年參加第二屆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會議的論文，入選了中國史學會編的《世紀之交的中國史學——青年學者論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2000年我晉升為教授，農民卷成為我評職稱所需的兩部代表性成果之一，戴先生為此親筆撰寫了專家鑒定意見。如今看著戴先生古樸蒼勁的筆跡，睹物思人，怎不令人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三

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項目完成后，戴先生又馬不停蹄地開始籌劃纂修清史，并將他對18世紀中國與世界的思考帶到清史纂修中。2004年左右我以編譯組專家的身份參與了清史工程，進一步加深了對戴先生有關清史和世界史關系論述的理解。

纂修清史可以說是戴先生縈繞于心幾十年的愿望，貫穿于他的幾乎整個學術生涯。中國有易代修史的傳統，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每逢新王朝建立后都要為舊王朝編寫歷史，即使在清朝滅亡后也未中斷。北洋政府時期纂修的《清史稿》多為社會詬病，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曾在五六十年代之交、1965年和改革開放初期，三次準備纂修清史，但都因種種原因而落空，戴先生作為重要成員參與了全部三起三落的過程。

2001年，戴先生已經75歲，距離他第一次與聞此事過去了40多年，但仍念茲在茲，矢志不渝。是年，戴先生最后一次呼吁編纂清史，提出“現在修清史，跟20年前、跟解放初期情況大不一樣了。學術條件和經濟條件逐步成熟了。國家強盛，盛世修史嘛！”“現在清朝滅亡已90年，編纂大型清史，此其時也”，得到史學界的積極響應。2002年8月，國家批準啟動清史纂修工程，并于12月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戴先生擔任編委會主任，成為清史工程學術上的總負責人。

清史項目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國家文化工程，需要總攬全局，統籌規劃，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在征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經過反復思考，戴先生最終將清史工程形象地比喻為建造一個航母戰斗群。航母戰斗群中的航空母艦就是主體工程，即要寫一部100卷左右、約3 000萬字的《清史》，體裁包括通紀、典制、傳記、史表和圖錄五大部件，由通紀組、典制組、傳記組、史表組和圖錄組具體負責項目管理。除此之外，航母戰斗群還要有巡洋艦、驅逐艦、護衛艦和掃雷艦，這些艦只就是基礎工程，包括清代檔案、文獻和民族文字、外文文獻檔案的收集、整理和編譯，為此成立了檔案組、文獻組和編譯組，出版“檔案叢刊”、“文獻叢刊”、“編譯叢刊”（上述三大叢刊占清史編委會五大叢刊的2/3，另兩個分別是“圖錄叢刊”和“研究叢刊”）和《清史譯叢》，各自發揮作用，為纂修清史和文化傳承盡一份力量。全國和港澳臺學者約兩千人參加了主體工程的寫作，人大清史所、歷史系和京內外其他單位的專家學者百余人參加了主體工程、基礎工程和秘書組、項目中心、編審組的管理工作，18世紀中國與世界課題組的成員主要進入了主體工程的典制組、基礎工程的文獻組，我則在基礎工程的編譯組。

編譯組的設立可以說是清史工程機構設置的一大特色，來源于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的指導思想?！肚迨犯濉吩谧胄迺r缺少世界眼光，只使用中國的檔案文獻、研究成果，以及站在中國歷史角度看待清史。世界眼光則要求在纂修清史時既要使用中國的檔案文獻和研究成果，從中國歷史視角看待清史；也要利用外文檔案文獻和研究成果，從世界歷史高度分析評價清史。戴先生最早論述了這一問題，2002年12月12日，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第一次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戴先生提出了纂修清史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有主體工程和基礎工程。他要求除主體部門外，還要擴大眼界、拓寬領域，大規模地對清代文獻檔案進行整理，尤其是對幾個系列的文獻檔案要加以注意，其中包括“翻譯系列”在內。這是因為，清朝和前面的朝代不同，和世界歷史的關系非常密切，留下了比過去更多的外文檔案文獻。比如清朝時來華傳教士寫了很多有關中國的情況，當時有個規定，每個傳教士定期要向羅馬教廷報告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晚清的這類東西很多，如外交官、商人、軍官所寫的作品，我們要有選擇地翻譯。2003年1月2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中南海召開的清史纂修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提出清史纂修“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歷史的范疇中去分析、研究和評價。既要著眼中國歷史的發展，又要聯系世界歷史”。從此，編纂清史要有世界眼光成為從學界到廟堂的高度共識。

為了落實編寫清史要有世界眼光的指導思想，2003年7月17—18日，國家清史編委會還主辦了“清史編纂暨編譯工作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包括世界史、中外關系史、清史及外語與少數民族語言編譯等領域的專家學者。戴先生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回顧了晚清以來世界走向一體化以及清王朝融入世界的過程，指出清朝統治者對代表西方文化的來華傳教士由接納轉變為拒斥，這種抉擇對中國近代的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到了18世紀，中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暫時中斷了，但經濟上的交流卻大大加強了，出現了“康乾盛世”，但如何對其進行評價還需要研究。鴉片戰爭之后國門被迫打開，中國被徹底卷入了世界歷史的漩渦中，這時研究中國歷史已經離不開世界歷史。晚清與外國人打交道非常多，外國的傳教士、政治家、軍事家、記者寫了大量的東西，對反映中國歷史具有史料價值，目前這方面的東西很多都沒有翻譯過來。了解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也是把清代歷史和當時的世界歷史聯系起來考察的一個重要內容。

此次會議是在位于張自忠路的和敬府賓館召開的。在會議間隙，侯建新教授和我討論了正在籌備中的《經濟-社會史評論》集刊辦刊宗旨、學術顧問和編委會人選名單，還在附近一家飯館約請了三聯書店的副總編輯潘振平，一起商定集刊的未來出版事宜。2005年，以書代刊的《經濟-社會史評論》第一輯出版，2015年改為學術季刊《經濟社會史評論》，2021年入選CSSCI核心期刊，2022年獲評中國社會科學院AMI核心期刊。戴先生擔任該刊學術顧問長達19年之久，見證了它從誕生到成熟的全部發展過程，并以其巨大的學術威望庇佑了期刊的順利成長。

為了組織清史海外文獻檔案及研究成果的介紹和翻譯，2003年清史編委會成立了編譯組，戴先生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于沛研究員擔任負責人。編譯組或親自或委托專家對歐洲、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港澳臺等海外清史檔案文獻及研究成果進行調研，獲得并出版大量研究報告、成果目錄和重要史料?！熬幾g叢刊”扮演了海外清史文獻和研究成果翻譯出版的平臺，立項百余項，出版近百種；《清史譯叢》成為介紹和翻譯海外清史檔案文獻及研究成果節選的另一個平臺，每年出版一兩冊，總計出版十余冊。戴先生對編譯組工作給予很高的評價。2007年7月18日，清史編委會召開編譯工作會議，戴先生作了發言，肯定編譯組自成立以來成績很大，可以概括為成果多，質量高，范圍廣，難度大。編譯工作對于我們清史編纂的作用非常巨大，這就是給編譯組工作的定位。無論直接的作用，還是間接的作用，都幫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他舉例說，“編譯叢刊”中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大象出版社，2004年）對烏蘭布通之戰的記載與中國的記載完全相反，我方所有書上都記載那是一場大勝仗，李明記載那是一場大敗仗。戴先生認為作為住在北京的、與交戰各方沒有利害關系的外國傳教士李明的記載可能是正確的，這也可以從事后清朝統治者處理了大量官員，以及《清實錄》沒有任何記載等線索上得到間接證明。戴先生認為，這一發現是通過最近翻譯《中國近事報道》才了解到的，這是編譯組的功勞，以后他要多翻翻這些書。歷史要求真相，但對歷史真相的了解，僅靠現有的中文資料有時候做不到，你們的工作為我們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

編譯組從2003年至2012年持續工作了9年時間。2012年基礎工程各組全部解散，檔案組、文獻組和編譯組不復存在，航空母艦群中只剩下了作為航空母艦的清史主體工程。主體工程的全部稿件經戴先生親自刪改，于2018年提交了送審稿，2022年收到反饋意見，計劃還需要修改兩三年。2012年師母劉老師去世，參加完告別儀式后戴先生對子女說，等修完清史，我就去找你們的媽媽。作為清史工程的學術負責人，戴先生完成了“總纂”需要承擔的全書設計和刪改工作，戴先生多么希望能親眼看到該書的出版??！但天不假年，戴先生沒有等到這一天的到來，痛哉悲哉！

戴先生是最后一位去世的第一批博士生導師，他似乎帶走了一個時代，一個充滿理想的改革開放的時代。我們今天緬懷他，就是要將戴先生的人品和事業傳承下去，發揚光大。戴先生樂于助人，提攜后輩，授人玫瑰，手留余香；戴先生性格溫潤而堅毅，在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始終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戴先生站在世界歷史高度看待中國，跳出歷代王朝史研究的局限，放眼世界發展之大勢去分析和評價歷史，為清史研究開創了一種新境界、新格局和新氣象，用實際行動實踐了理論創新、學科創新和話語創新；戴先生思想活躍，始終保持著包容開放的心態，對新學科、新方法和新研究充滿興趣，一路呵護鼓勵《經濟社會史評論》對史學研究新方向的不懈探索，為推動中國歷史學的不斷發展與繁榮作出了杰出貢獻！

最后，我想以2024年1月30日戴先生告別儀式上八寶山東禮堂大門的挽聯作為本文結語：

三百年清史垂鑒筆削有法真司馬

七十載教澤綿延俯仰無愧大先生

沉痛悼念戴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