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元三年銅器考

權弼成

摘 要： 西漢紀年銅器有一批“初元三年”器，根據銘文內容，這批銅器統一由地方向中央提供，其中既包括舊器二次利用，也有部分可能為當時新造的銅器。西漢時期銅器主要由中央鑄銅機構和地方工官負責生產，二者的供器對象等級界限分明，地方工官鮮少為皇家宮苑及陵廟供器。初元三年各個地方郡集中向上林苑提供銅器，這一現象可能與當時的治理政策及地方郡國相關管理職權的變化有關。

關鍵詞： 初元三年 銅器 生產機構 地方工官 供給關系

西漢紀年銅器中可見一批“初元三年”器。這類銅器最早見于《陶齋吉金續錄》，其中著錄有“漢上林量”，該器器底銘刻有“上林共府，初元三年受瑯琊”等銘文，

端方： 《陶齋吉金續錄》卷二，清宣統元年（1909）石印本，第31頁。該器銘后收錄于《猗文閣集金》，容庚采用后者版本編著于《秦漢金文錄》。容庚編著： 《秦漢金文錄》，北京： 中華書局，2012年，第297頁。下文述及銅器采自此書者，徑直括注頁碼，不再出注?？脊虐l掘中亦見相關遺物，1961年西安三橋高窯村出土有多件“初元三年”銅器，陳直先生考證該批銅器為“元帝在初元三年同時向東郡及瑯琊郡征調并置于上林苑中使用”。陳直： 《古物三考》，《文史考古論叢》，北京： 中華書局，2018年，第479—480頁。陳直先生的觀點影響頗大，后來學者如秦波、王長啟、徐正考等皆從其說。秦波： 《西漢皇后玉璽和甘露二年銅方爐的發現》，《文物》1973年第5期；王長啟： 《西安市文物中心藏戰國秦漢時期的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4期；徐正考： 《漢代銅器銘文綜合研究》，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93頁。學界普遍注意到了“初元三年”銅器在時間與流轉關系上的統一。但是，對于該批銅器的性質及其歷史價值，相關論述或顯模糊。如徐正考在討論漢代青銅器的管理方式時指出，初元三年各地方集中向上林提供銅器，應當是漢廷對地方銅器的集中征調，否則不會出現同一年里各地紛紛向上林貢獻銅器之事。關于地方向上林供器的性質，無論是征調還是貢獻等，皆未做進一步說明。本文擬以相關銅器銘文為中心，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進行考述。

一

所謂紀年類“初元三年”銅器，是指銘文中有確切的西漢元帝“初元三年”年號的記載。該類銅器數量不多，但器類頗為廣泛，包括鼎、鈁、鑒、量器乃至方爐（原文作“盧”），梳理考古報告和金文著錄，目前可見該類紀年銅器7件（見表1）。

根據表1可知該類銅器的生產時間、來源及使用地。關于器銘紀年，有4件銅器出現了兩個紀年，其中較早紀年為器物的生產時間，而初元三年統一為器物生產后再次使用、調撥的紀年；余下3件則僅有單個紀年，即初元三年可能是器物鑄造或受器的年代。這批銅器的鑄造年代最早為神爵三年（前59），最晚則以初元三年（前46）當年為下限，即跨越了宣、元時期。從刻銘來看，銅器的生產地點皆在地方郡一級，包括東郡、弘農、瑯琊（原文作“邪”）三郡。該年地方郡向中央輸入銅器數量頗多，如重九十斤鑒銘文上記有序號為“第六百六十”，當時至少有600余件銅鑒置入上林苑中。與此類似的還有上林豫章觀銅鑒，其器銘標記排序達到了“第四百九十五”。其他銘文雖未見數量標記，但是從當時銅器來源如此廣泛來看，恐怕此次調撥規模頗為龐大。至于輸入地點，也就是銅器的使用地點，除了“重九十斤鑒”并未明晰，其余銅器銘文中皆為“上林+宮苑”的書寫格式，這些宮苑包括宣曲宮、豫章觀、榮宮等地，學界多有考證。陳直： 《古器物文字叢考》，《文史考古論叢》，第457—467頁；秦波： 《西漢皇后玉璽和甘露二年銅方爐的發現》，《文物》1973年第5期?？梢源_認的是，初元三年有大批銅器由地方向中央輸入，并主要被置于上林苑的離宮別館中使用。

比較上述“初元三年”諸銅器的銘文書寫，多數“初元三年”銅器還存在明顯的二次銘刻痕跡。除了直接的紀年信息外，銘文字體的差異同樣可作為器物經過多次使用的證據。如東阿宮鈁，其銘文（圖1）雖然依序向下進行書寫，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西安三橋鎮高窯村出土的西漢銅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相較于“東阿宮鈁”之后的銘文，“上林共府，初元三年受東郡”字體寬大，字與字的間距亦稍寬于下文。同出的上林宣曲宮鼎銘文（圖2）亦符合此類特征，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西安三橋鎮高窯村出土的西漢銅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俺踉辍辈糠值淖謽訜o論在銘刻力度和字體結構方面遠不如神爵三年初鑄時清晰飽滿。此外，二次銘刻的書寫位置亦與初刻明顯不同。弘農宮銅方爐銘文（圖3）中“上林榮宮，初元三年受”另起于“弘農宮銅方爐”等文的轉角處書寫，秦波： 《西漢皇后玉璽和甘露二年銅方爐的發現》，《文物》1973年第5期。頗顯倉促，可能是二次書寫時未經規劃便進行銘刻。目前所見到二次銘刻中，“初元三年”皆為較晚銘刻，應是調撥、置換使用地時的再次銘刻。不過，并非所有“初元三年”銅器皆進行二次銘刻。上林豫章觀銅鑒銘文工整，字體行跡較為相似，銘文內容中也僅有唯一的年號，應是一次銘刻完成。結合銘文書寫及銘文內容進行考察，上林銅量也符合這一特征，即器身銘文為初鑄后的記錄。

根據紀年信息及銘刻次序可將“初元三年”銅器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舊器再調，這類銅器本身鑄造于宣、元之際，器物歸屬于郡治而用于地方宮室中。初元三年中央統一將這些舊器重新置于上林。第二類為新器輸送，即銅器在地方生產鑄造后供上林苑使用。以往討論鮮少注意到“初元三年”銅器雖然都屬地方輸入中央，但具體的器物屬性有所區別，中央的這次銅器輸送涉及當時地方郡治對舊有銅器貯存與新生產銅器供給等多方面管理情況。

二

對西漢時期銅器銘文所記錄的生產與使用信息進行比較研究，有助于理解紀年類“初元三年”銅器的特點。西漢時期銅器實行“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工官制度，尤其是漢武帝以后，銅器銘文字數增多，一般刻劃于器物外壁緣口等位置，銘文內容也日趨詳備，涉及器物鑄造年份、工官名、器名、容量、編號。工官名中包含有制造機構、主造者與省造者；制造機構分為中央機構與地方工官，具體的職官包括護、令、長、般長、丞、尉、佐、嗇夫、掾、令史、護工卒史等。銘文中工官部分的格式較為固定，一般由“官職+人名”組成。工官中的職官次序與管理職權有關。除了造器相關信息外，西漢銅器銘文中還記錄有器物的使用信息。青銅器因其材質堅固可長期保存，器物多會流轉使用。因此，西漢時期單件銅器上往往出現易地使用的記錄，具體表現形式為銘文中同時出現制造方與使用者或多地置用的相關信息。根據銅器銘文中工官機構與器物使用地的關系，可分為以下四種情況。需要說明的是，兵器受到國家直接管控與分配。例如，疏勒河流域出土的漢代文書記載：“盾一，完。神爵元年寺工造?！保置反?、李均明編： 《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6頁。）西北邊塞的武器由中央的寺工制造并進行分配。作為軍事物資，兵器與本文所論“初元三年”器的性質差異頗大，因此并未納入討論范圍。此外，這里的生產供給與器物的流轉并無直接關系。流轉涉及器物歸屬權的變更，直接表現為使用地的置換，與器物生產無關。因此記錄為賞賜、貢獻、贈送、轉調所獲得的銅器亦未列入。

首先是中央鑄銅機構供皇家、宮苑、陵廟使用。如陽朔年銅鐘器銘“陽朔年，考工為掖庭造銅鐘”，陳直： 《漢書新證》，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9頁?？脊る`屬少府，是皇家銅器制作機構之一?！稘h書》顏師古為“考工”作注：“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薄稘h書》卷五二《田蚡傳》，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第2380頁。該器為掖庭供器。掖庭前為永巷，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宣帝紀》應劭作注：“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薄稘h書》卷八《宣帝紀》，第236頁。掖庭是管理后宮貴人的官吏?？脊ぷ鳛橹醒牍俑蔫T銅手工業，承擔著為皇家提供用器的職責，考工為皇家造器的銘文還可見建昭雁足燈（317頁）、永始乘輿鼎（126頁）等器。陳直考證考工所造銅器為留存現今者最多，其原因“（考工）大率皆是為內者令所造，因考工與內者，同屬少府也”。陳直： 《漢書新證》，第108頁。與考工類似的中央鑄銅機構，還有尚方、共工、寺工、東園匠等職官。這些鑄銅機構同樣為皇家宮苑陵廟供器。壽成室鼎銘文：“壽成室銅鼎，容一斗二升，并重十二斤六兩。元延二年，少府真為內者造，守嗇夫福、掾建、令相省?！保?28頁）該器先由少府供給內者，后分配至壽成室使用?！度o黃圖》載“未央宮有壽成殿”，何清谷校釋： 《三輔黃圖校釋》，北京： 中華書局，2005年，第117頁。壽成室其名可能與壽成殿有關，西漢末年王莽改名未央宮為壽成室，《秦漢瓦當文字》亦錄有“壽成”瓦當，壽成室鼎即可能為未央宮壽成殿用器。徐正考： 《漢代銅器銘文綜合研究》，第218頁。類似的銅器還有桂宮雁足燈（319頁）、中官雁足燈（318頁）。

其次，中央鑄銅機構供地方郡國、列侯使用。西漢時期這類銘文銅器數量極少，僅見平陽家高鐙（321頁）。該器銘文“陽朔元年，供工謝造”?！妒酚洝じ咦婀Τ己钫吣瓯怼份d：“高祖六年十二月甲申，平陽懿侯曹參元年?！薄妒酚洝肪硪话恕陡咦婀Τ己钫吣瓯怼?，北京： 中華書局，1959年，第879頁。平陽家用器可能為曹參后裔承繼侯爵的供器?！稘h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載曹參后十一世皆嗣侯爵，根據器物中陽朔年號推測該器可能為曹參八世孫受自供工。供工為中央手工業機構。梅原末治認為《漢書·百官表》中記錄王莽將少府更名共工，可能與漆器銘文中的供工有關，則供工的職能當與考工類似。梅原末治： 《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京都： 桑名文星堂，1943年，第65頁。后大庭脩從其說，認為漆器、銅器銘文中“供工”“并工”等都指向漢代中央工官機構。大庭脩： 《漢代的嗇夫》，姜鎮慶譯，《簡牘研究譯叢（第一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81頁。供工所造銅器還有元延乘輿鼎（130頁）、綏和雁足燈（326頁）等器，但是為地方列侯供器的僅此一例。

再次，地方工官供皇家宮苑使用。工官的性質，自文獻記載便有爭議，中外學者對西漢時期工官的下屬職官、職權多有討論。方詩銘認為工官是漢代設立在地方的官府手工業作坊，方詩銘： 《從出土文物看漢代“工官”的一些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 建館三十周年特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6—145頁。其觀點為工官劃定了明確的范圍。劉慶柱根據西漢骨簽資料對工官職權作了進一步補充：“漢代工官是設在郡的主持手工業生產管理和征集手工業稅收及產品的官署?！眲c柱： 《漢代骨簽與漢代工官研究》，《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4輯，西安： 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7頁。其說可從?！稘h書·地理志》載西漢工官有8處，包括河內郡懷、河南郡滎陽、潁川郡陽翟、南陽郡宛、濟南郡東平陵、泰山郡奉高、廣漢郡雒、蜀郡成都。除了中央設在地方的工官外，其他地方郡國同樣設置官府手工業工場及管理機構，如成山宮渠斗記錄該器為“杜陽右尉司馬賞、斄少內佐王宮等造”（401頁）。杜陽位于右扶風北部杜水上游，《讀史方輿紀要》載：“杜陽城，府北九十里。漢縣屬右扶風?！鳖欁嬗碜?，賀次君、施和金校點：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五，北京： 中華書局，2005年，第2636頁。右扶風下屬縣邑的職官參與銅器制作，即地方工官為當地的宮苑成山宮供器。類似向中央機構供器的地方工官造銅器還有河東鼎（河東為湯官造，713頁）、內者高燈（河東安邑為內者造，310頁）等。有所區別的是，后兩者直接為皇家機構供器，而非留在本地的宮苑。目前所見銘文明確由地方向中央供器的并不多見。

最后，地方工官供地方郡國使用。如滿城漢墓出土中山宦者常浴銅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編： 《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74頁。該器為中山國盧奴造，中山宦者常浴使用。盧奴為當時中山國王城所在，該處工官制作銅器供給中山國，隸屬于宦者。西漢時期地方工官會向所在地的王侯國供給銅器。這類由諸侯國下屬工官制作的銅器數量頗多，如江都宦者銅燈（陳陵造，江都宦者用）、南京博物院、盱眙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編著： 《大云山： 西漢江都王陵1號墓發掘報告》，北京： 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398頁。菑川宦謁銅燈濰坊市博物館、昌樂縣文管所： 《山東昌樂縣東圈漢墓》，《考古》1993年第6期。等。此外，地方郡同樣會收到來自當地工官的銅器，如安定郡庫鼎（二年，冶工偷鑄）等。史可暉： 《靈臺縣出土的安定郡庫鼎》，《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1期。除了供給本地外，一些銅器生產發達的地方工官還會向其他區域輸送銅器。如河東郡生產的銅器，除了上述的河東鼎、內者高燈外，還見于陽邑銅燭行錠（太原）。吳鎮烽、羅英杰： 《記武功縣出土的漢代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2期。

總的來說，西漢時期銅器手工業生產主要由官府機構主導，以往討論西漢時期銅器時，對于器物的生產與流通有所混淆，如中山內府銅鈁（中郎柳市雒陽）、陽信家甗（奉主買邯鄲）等或被視作民間生產銅器。然而，器銘中出現“市”“買”僅能說明西漢銅器通過市場流通獲取，并未提及銅器的生產情況。西漢時期部分市本身亦承擔手工業制造，如南陵鐘（乘輿御水銅鐘，長安市造，200頁），這些機構多受官府統屬。

其中，中山內府銅鈁、陽信家甗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 《滿城漢墓發掘報告》，第49頁；咸陽地區文管會、茂陵博物館： 《陜西茂陵一號無名冢一號從葬坑的發掘》，《文物》1982年第9期。具體可分為中央鑄銅機構和地方工官。二者在供器對象范圍、數量方面差異明顯。中央鑄銅機構生產銅器器類豐富且產量頗高，目前所見銘文中反映出多個中央鑄銅機構參與銅器的生產鑄造，皇家、宮苑、陵廟是它們的主要供器對象。僅有極個別中央鑄銅機構生產的銅器流向地方郡國。中央鑄銅機構很少為地方供器。地方工官分布廣泛且供器對象較為復雜，其中直接供給中央機構的青銅器并不多見。有學者做過統計，明確指出由地方向中央供器的西漢銅器銘文僅14件。徐正考： 《漢代銅器銘文綜合研究》，第188頁。這里并未統計乘輿銅器的數量。這些銅器根據其供器對象還可進一步劃分，一些用于當地的宮苑中，極少數則供給少府、內者等中央機構。陸德富認為地方手工業機構承擔了為國家、皇室制作器物的責任，陸德富： 《寺工續考》，《考古》2012年第9期。但是從目前所見漢代銅器銘文來看，由地方向中央機構所供器物數量遠少于少府下屬考工、供工等生產的銅器數量。設置在地方郡國的工官包括各郡縣工官和諸侯國工官，這些地方工官生產的銅器數量較多，尤其是后者。他們的主要供器對象多為諸侯王等地方貴族群體，王侯墓葬中多可見到由地方工官生產的銅器。

比較而言，西漢時期銅器的生產與供給關系層級性十分明顯?！妒酚洝そ{侯周勃世家》記載：“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薄妒酚洝肪砦迤摺督{侯周勃世家》，第2079頁。周亞夫其子為父購買尚方工官制作的兵甲，導致周亞夫連帶被處以嚴厲的責罰?！氨I買縣官器”是直接罪行，司馬貞釋“縣官謂天子也”，這些盜買的甲楯是天子的御用器物。僭越獲器可能是其牽連獲罪的重要原因之一。瀧川資言考證《索隱》載“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顏師古曰“上方，作禁器物色”。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 《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53頁。陳直也認為“尚方主造御用刀劍之屬”。陳直： 《史記新證》，北京： 中華書局，2006年，第111頁?！吧蟹健北欢x為專門制作御用器物的鑄銅機構，一般人員沒有權利使用該機構生產的器物。西漢時期不同級別鑄銅機構的供器對象有著嚴密且細化的等級界限，中央鑄銅機構的作坊很少專門為地方郡國造器，而地方工官制作的銅器，除了部分明確標識為乘輿器外，皇家宮苑和陵廟的銅器亦少見專門由地方工官生產提供。

在生產供給關系明晰的西漢鑄銅手工業中，“初元三年”器存在著明顯的異質性。目前所見“初元三年”銅器銘文內容多包含“上林某地+初元三年+受某郡”的基本信息。上林苑是西漢時期規模最大的皇家禁苑。武帝元鼎二年設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其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鐘官、技巧、六廄、辨銅九官令丞?！妒酚洝て綔蕰酚涊d元鼎四年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雖然鑄錢與銅器制造在職官管理方面各有統屬，但是上林苑中有專門從事鑄銅的生產機構應確鑿無疑。徐龍國注意到，漢長安城周邊的鑄銅手工業作坊遺址中存在一窯多用的現象，即錢范與其他金屬器可能同窯燒制，上林苑中的鑄銅作坊可能也存在同窯燒造的現象。徐龍國： 《漢長安城手工業遺存的發現與研究》，《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銅器銘文中多見上林用器，有學者統計目前所見刻有“上林”銘文的西漢銅器共計46件。于璐、張默涵：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西漢上林苑銅器述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第8期。這些銅器多數應是上林造器，有明確銘文信息的如上林銅銚“上林乘輿銅銚一，容一斗，重一斤六兩。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有詔，予水衡都尉共。第十八”，張文玲： 《茂陵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銘文銅器》，《文物》2012年第2期。該器為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主造，供上林苑御用。西安三橋高窯村出土的多件銅器亦銘刻屬上林器。與眾多上林造器相反，初元三年諸多上林銅器無一例外由地方工官提供。這一現象顯然并不符合西漢中央機構絕大多數銅器的供給關系。陳直先生將其歸結于銅器流通的范疇下，這樣“受某郡”自然被釋為中央對地方銅器的征調。然而，該現象并未止于初元三年，還見于初元五年銅器敬武主家銚?！稘h書》記載有敬武長公主，系漢元帝妹，后富平侯張敞尚之。該器應是敬武長公主的陪嫁品，本該由少府所屬鑄銅機構生產。但是，該器銘文為“初元五年五月，河東造”，即地方工官為其供器?！俺踉辍便~器銘文所見地方郡國向中央供器的特點，甚至在其后一段時間的銅器銘文中仍有延續。當然，地方工官向中央供器并不意味著中央的鑄銅機構完全陷于停滯。1976年西安曲江發現銅洗，其器銘文包括“初元四年，供工為內者造”等信息。張天恩主編： 《陜西金文集成》卷一四，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120—121頁。當時皇室機構仍可使用來自供工生產的銅器。

梳理初元三年諸器銘文，并未顯示有中央鑄銅機構主造的青銅器。而已發現器銘中無論是舊器再調還是新器供給，銘文內容都集中標注了銅器受自地方郡。兩相比較，恐怕不能僅將這批銅器視作西漢時期銅器流通的證據。西漢時期，中央機構使用的銅器多由中央鑄銅作坊生產并進行管理，地方工官造器中僅有極少數為中央提供。結合初元三年器銘內容來看，當時的銅器生產供給關系可能有所改變。

三

上文對西漢時期銅器的生產與供給關系進行了梳理，可知當時不同層級鑄銅機構的供器對象界限分明。然而，初元三年，皇家、宮苑的銅器供給全部來自地方工官；不僅如此，除了從地方供給新造銅器外，還調用了地方宮苑的舊有銅器?？v觀西漢時期各類銅器銘文，少見類似的供器形式?！俺踉辍便~器供給關系的變化可能受當時政策及鑄銅手工業管理兩個方面的影響。下面就其原因展開討論。

初元三年是西漢元帝年號，該時期雖承繼“昭宣中興”，但西漢國力已有所衰退。呂思勉評價西漢晚期政局變化：“漢轉以衰亂者，則宣帝以前，朝廷綱紀較為整飭，元帝以后，則較為廢弛也?！眳嗡济悖?《秦漢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2頁。元帝時期社會風氣已見奢靡耗費，儒生奏言皇帝時指出“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稘h書》卷七二《貢禹傳》，第3070頁。揮霍浪費給當時國家和地方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加之元帝即位伊始便屢見災害，初元元年、二年短短兩年時間里，關東、隴西等多地發生水旱災害。

在“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的背景下，儒生群體建議元帝采取裁并冗官、減省開支的施政策略。其中以貢禹為代表，他勸諫元帝“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稘h書》卷七二《貢禹傳》，第3072頁。減省不必要的耗費，尤其是限制皇室用度，可節省出一大批資材用于賑撫地方。除了節省御用器物用度外，與造器相關的手工業生產者亦在裁撤之列。貢禹諫言“又諸官奴婢十萬余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巨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稘h書》卷七二《貢禹傳》，第3076頁。西漢時期諸官府手工工場下多有官奴婢從事手工業生產，《漢書·食貨志》記載：“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蔽涞蹠r期官奴婢即參與手工業制造生產。然而，這些官奴婢在手工業生產勞動中效率低下，肆意浪費?！尔}鐵論》中提到“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為奸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笇捴?，王利器校注： 《鹽鐵論校注》，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第355頁。在這種背景下，元帝采納了貢禹的建議。在御用器物方面，漢元帝采取了“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等措施，《漢書》卷七二《貢禹傳》，第3073頁。而對于諸多宮觀的冗員，則“又罷上林宮館希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戍，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稘h書》卷七二《貢禹傳》，第3079頁。

初元年間包括上林等在內的諸多中央機構皆有可能遭到裁撤或省并，中央的鑄銅機構自然也不例外。徐龍國對西漢的鑄錢機構上林三官諸遺址所出范模進行梳理，發現其中宣、元之際的紀年范模包括五鳳、甘露乃至永光、建昭等年號，唯獨少見初元紀年的范模。徐龍國： 《西漢上林三官銘文范模研究》，《考古》2021年第12期。由此來看，初元三年上林諸銅器皆由地方供器，甚至將一些地方宮苑舊時銅器重新利用，就顯得不足為奇了。由于中央鑄銅機構生產能力的下降，直到永光年間，一些皇家用器仍由地方提供，如博邑家鼎器銘“永光五年二月，河東造”（123頁）。關于博邑家的性質，辛德勇對西漢銅器銘文中“某某家”的性質進行考察，包括公主、列侯都可進行標記。但西漢文獻中對列侯記載頗為全面，一些未見于文獻的“某某家”稱謂可能多指“某公主家”?？梢娪谛恋掠拢?《羹頡侯、東昏家與?；韬罹籼枴?，《浙江學刊》2017年第2期。然而，減省節儉的治理政策并未長期延續。馬大英認為三服官在元帝時曾經罷掉，不久后便恢復。馬大英： 《漢代財政史》，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3年，第294頁。類似的中央手工業生產機構可能也在一定階段后重新投入生產。尤其是建昭以后，由中央鑄銅機構制作的銅器數量逐漸上升。到成帝時期奢靡之風漸盛，中央鑄銅機構生產了大量供給皇家宮苑的銅器。

除了受裁減官費政策的影響，“初元三年”器的集中出現可能與西漢晚期地方郡國參與銅器生產供給地位的變化有關。根據骨簽及各類器銘顯示，地方工官至遲應設于文帝末年至武帝初期。劉慶柱： 《漢代骨簽與漢代工官研究》，《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4輯，第7頁。到了武帝元封元年，“置平準于京師，都收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稘h書》卷二四《食貨志》，第1175頁。自此地方工官的管理權收歸大司農。方詩銘根據昭帝“始元二年”漆耳杯中的“護工卒史”一職，指出此時工官的管理職權由中央開始過渡至地方郡國，成帝時期地方郡國對工官的管轄進一步加強。方詩銘： 《從出土文物看漢代“工官”的一些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 建館三十周年特輯》，第136—145頁。關于地方工官的管理權，學者多以器銘中造器職官的排序為標準，地方工官的職權先后由大司農和地方郡國統屬。實際上，地方工官管理職權的變化并不限于國家財政系統。初元三年銅器雖少見職官信息，但可以明確的是其中多件銅器由地方郡國向上林苑提供。上林苑用器本應隸屬于皇帝私人財物，即由水衡都尉、少府負責生產管理，而初元三年上林諸銅器則由地方郡國的工官提供?？梢姰敃r的地方郡國已參與到皇室財政的生產供給體系中。類似情況還見于三服官，《尹灣漢簡》記載“海西丞周便親七月七日輸錢齊服官”，連云港市博物館等編： 《尹灣漢墓簡牘》，北京： 中華書局，1997年，第96頁。三服官是專門供應御用冠服的皇家機構，理應由中央主導生產。然而，西漢晚期地方官吏已可動用地方財政參與三服官的開支用項。西漢晚期地方郡國對工官的管轄權不僅體現在地方職官身分的提高，也體現在供器方面，如地方郡國還在部分領域參與到皇室用器的生產供給體系中。

綜上所述，西漢初元三年部分地方郡國向中央的皇家宮苑提供了一批青銅器。這批紀年類“初元三年”銅器既包括對宣帝時期銅器的二次利用，也有少量應是當時鑄造的新器。西漢時期銅器的生產供給關系頗為明晰?；始?、宮苑、陵廟的銅器絕大多數由中央鑄銅機構生產并提供，而地方工官造器，除了部分乘輿器外，銘文中鮮見由地方郡國直接向中央供器的記錄。但是，初元三年卻出現了一批由地方郡國直接向皇家宮苑供給的銅器。這種特殊的銅器供給關系可能受到了漢元帝初元年間治理政策的影響。大量中央機構省并可能不得不促使皇家宮苑使用由地方郡國提供的青銅器。雖然這種供器形式并未持續很久，但是卻在客觀上提高了地方郡國在銅器生產供給體系中的地位。本應由中央機構負責生產的皇室用器，在該時期皆轉為地方郡國供器。

在研究西漢工官管理時，除了考察銘文中的職官身分，還可以利用銘文中器物的生產與使用信息展開分析。本文根據銘文內容對“初元三年”諸銅器展開梳理，并探究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俺踉辍便~器既是當時政策影響下的客觀產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漢晚期地方郡國在銅器的“生產—供給—管理”體系中職權范圍的進一步擴大。

（責任編輯： 田穎、王濼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