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中江塔梁子東漢崖墓M3石刻畫像墨書“襄人”新說

羅昭善

摘 要： 四川中江塔梁子東漢崖墓M3石刻畫像上出現的“襄人”，學界或以為是胡人，或以為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族稱，尚無定論。長沙走馬樓西漢簡中出現的“襄人”為人名而非族稱，且秦漢簡牘與璽印中多有以“胡人”“越人”“趙人”“市人”“央人”“里人”“外人”“圣人”“異人”等以“某人”為名的取名現象。通過考察M3石刻畫像主題與墨書“襄人”的位置，結合目前出土的漢代畫像石榜題、工作性銘文的特點，可以確定M3石刻畫像上墨書的“襄人”應為工匠題名，與“胡人舞蹈圖”的主題內容應無關?！跋迦巳嗣f”可解決長久以來對M3“胡人舞蹈圖”上端墨書“襄人”內涵的爭論，消除此前各說對M3石刻畫像石主題與“襄人”解釋之間的抵牾。

關鍵詞： 中江塔梁子崖墓 走馬樓西漢簡 襄人 工匠名 榜題

2002年，四川省中江縣塔梁子多座被盜崖墓進行搶救性發掘。最初公布的《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發掘簡報》（以下簡稱“《簡報》”）介紹了墓室中的彩繪、壁畫和雕刻的情況。其中，出土于M3室的東漢“胡人舞蹈圖”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逗唸蟆方榻B，5個高鼻深目、胡須環腮的胡人手拉手舞蹈。胡人圓尖平頂小帽用朱色涂染，眉眼、須發、衣襟及足用墨勾畫。上端有墨書“人”榜題。為四川地區發現最早的胡人樂舞資料。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縣文物保護管理所： 《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發掘簡報》，《文物》2004年第9期。其后，《中江塔梁子崖墓》（后稱“《崖墓報告》”）中提供了“胡人舞蹈圖”更為清晰的線稿，將此前《簡報》中的缺字榜題補為“襄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縣文物保護管理所編： 《中江塔梁子崖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64頁。目前雖有數位學者對此畫像及“榜題”進行過考察，然對M3石刻畫像上“襄人”二字的含義多有爭論。在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的整理推進中，筆者在其中的一例爰書中發現“襄人”一詞。走馬樓西漢簡發掘報告與簡牘整理者稱作“無陽脽夷鄉嗇夫襄人收賨案”。參見宋少華： 《長沙市走馬樓西漢古井及簡牘發掘簡報》，《考古》2021年第3期；陳松長： 《長沙走馬樓西漢古井出土簡牘概述》，《考古》2021年第3期。因此，筆者擬就走馬樓西漢簡中“襄人”的內涵，秦漢時期“某人”的取名現象，漢代畫像石榜題、工作性銘文的特點和畫像主題之間的位置及關系進行考察，探討中江塔梁子M3石刻畫像上墨書的“襄人”含義。

一、 研究述評

自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胡人舞蹈圖”刊布以來，上端墨書的“襄人”便引起學界諸多探討，索德浩先生對已有研究做了綜述。索德浩： 《中江塔梁子M3畫像榜題“襄人”再考》，《中國美術研究》2020年第1期。為便于后文考察，現將學界對“襄人”的解讀簡析于下：

其一，“襄人”可能為歌舞藝人的稱呼。整理者以為“襄人”類似于史籍記載中的“眩人”“幻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縣文物保護管理所編： 《中江塔梁子崖墓》，第94頁。劉樂賢先生循整理者意見，以為“襄人”似可讀作“象人”，“象人”屬于“倡”，是表演百戲的藝人。劉樂賢： 《中江塔梁子崖墓榜題補釋》，《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事實上，幻人在技藝表演上能“吐火”“自肢解”以及“易牛馬頭”，屬魔術戲法之流。如《新唐書·西域傳》記載幻人“能發火于顏，手為江湖，口幡眊舉，足墮珠玉”?！缎绿茣肪矶弧段饔騻飨隆?，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6261頁?！盎萌恕钡男蜗笈c整理者認為“襄人”為歌舞藝人的觀點并不相符。另外，“象人”自先秦以來多指陪葬的俑人或者偶人，至兩漢時期，“象人”的含義有所擴大。如《漢書·禮樂志》載“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下注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表f昭又注曰：“著假面者也?！薄稘h書》卷二二《禮樂志》，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第1072—1075頁。在形象上，“象人”是戴著動物假面嬉戲表演以取悅觀者的人。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有和爰書一起發現的“象人”，黃樸華、羅小華先生認為它是用來標注受害者較為嚴重的創傷位置和創傷程度的木俑。這類“象人”仍然延續先秦以木雕刻的辦法，但與先秦時期用以殉葬的用途有所不同。參見黃樸華、羅小華：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的“象人”》，《出土文獻》2020年第4期。從漢代巴蜀及其他區域出土的“象人”主題畫像來看，“象人”戴面形象突出，卻并非是攜手而舞的舞者形象。漢代巴蜀及其他地區出土的“象人”畫像較為相似，為人物戴面形象。如出土于四川新津縣（今新津區）的“象人象”，參見聞宥： 《四川漢代畫象選集》，上海： 群聯出版社，1955年，圖三三；又如富順石棺中的“白虎·象人圖”，參見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高文主編： 《中國畫像石全集》卷七《四川漢畫像石》，鄭州： 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149頁，圖一八四。河南地區的象人圖，戴面的形象也較為突出，如南陽趙寨的“象人斗獸圖”，參見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王建中、趙成甫、魏仁華主編： 《中國畫像全集》卷六《河南漢畫像石》，鄭州： 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158頁，圖一九五。孫家洲先生認為，自先秦以來，巴蜀之地已存在蜀至印度的民間通道，得益于交通孔道之便而可能率先接觸胡人、胡舞的巴蜀之民，對尤令人賞心悅目的胡舞倍加喜愛，從而把“胡人舞蹈圖”恭恭敬敬地送入了崖墓之中。孫家洲： 《從中江塔梁子崖墓“胡人舞蹈圖”論巴蜀之地盛行“胡舞”的原因》，《四川文物》2008年第4期。孫先生應贊同M3石刻畫像的主題是“胡人胡舞”，但卻未詳論圖像主題與“襄人”之間的關系。

其二，“襄人”就是胡人。謝崇安先生認為畫中的胡人歌舞者，或可能是湟中月氏胡，是印歐人種。謝崇安： 《中江塔梁子東漢崖墓胡人壁畫雕像考釋——兼論印歐人種入居我國西南的時代問題》，《四川文物》2005年第5期?；粑∠壬鷱牡乩淼孛疾?，認為“襄人”為襄武、平襄之略稱，意即來自“襄地之胡人”，湟中月氏胡應當是“羌胡”的一支?；粑。?《襄人與羌胡——四川中江塔梁子東漢崖墓榜題補釋》，《文物》2009年第6期。王子今先生另辟蹊徑，從文字學的角度認為“襄人”或作“鬤人”，即“髯人”，也就是“鬍人”“胡人”。王子今： 《中江塔梁子崖墓石刻畫像榜題“襄人”考》，《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3期。索德浩先生認為，M3畫像石中的胡人形象其實是由“襄人”穿戴胡人面具所裝扮。索德浩： 《中江塔梁子M3畫像榜題“襄人”再考》，《中國美術研究》2020年第1期。如此，“胡人胡舞”的主題形象就可與墨書“襄人”吻合。就上述觀點而言，筆者并不認可M3石刻畫像中的人物是戴面而舞，其中的胡人形象特征明顯，多人攜手而舞的主題明確，石刻畫像主題就是“胡人舞蹈”。但若為了讓畫像主題與其上的墨書統一，將畫像石上的“襄人”二字釋讀為胡人，這種做法或值得商榷。

其三，“襄人”是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族稱，后世稱為“獽人”。龍騰先生認為，在古代巴蜀，歷漢晉、隋唐、北宋，襄人一直生活在四川高山區，系巴蜀土著的少數民族，屬于西南夷南蠻的一種。襄人不是胡人，并非羌胡、湟中月氏胡，更非印歐人種。龍騰： 《襄人不是胡人——四川中江塔梁子東漢崖墓榜題考》，《文物》2013年第2期。此文進一步指出該畫像實際上應當稱作“襄人舞蹈圖”。索德浩先生據走馬樓西漢簡所載“襄人”認為“襄”為族稱，與“巴人”關系密切，系巴地的一支少數民族。漢代稱為“襄人”，后世名之“獽人”。同時，他認為塔梁子M3墓主家族曾有羌地生活經歷，讓善于踏舞的巴地“襄人”戴上胡人形象面具扮演羌胡踏舞，是為了再現其家族輝煌的平羌歷史。索德浩： 《中江塔梁子M3畫像榜題“襄人”再考》，《中國美術研究》2020年第1期?！跋迦撕枵f”與前引孫家洲先生認為“胡人舞蹈圖”是出于巴蜀地區的賨民喜好胡舞有相似之處，但筆者并不認同將墨書“襄人”看作族稱的觀點。

綜上，目前學界基本認可M3石刻畫像的主題為眾人攜手而舞，但對于舞者的身分仍存以下爭議： 其一，就石刻畫像主題看，舞者身分是“胡人”還是“襄人”裝扮“胡人”？其二，就墨書“襄人”二字看，應解讀為巴蜀少數民族族稱，作為畫像中“襄人胡舞”主題的說明性榜題；還是將“襄人”釋為“鬤人”“髯人”“胡人”，解釋說明畫像主題為“胡人胡舞”？另外，在《崖墓報告》刊布前，已有部分學者將墨書“襄人”二字與石刻畫像“胡人舞蹈”的主題分開探討。如此，二者是否存在解釋說明的關系，亦值得說明。

二、 走馬樓西漢簡中的“襄人”

“襄人”稱謂不見于傳世文獻，石刻畫像上端的“襄人”二字，字面上可理解為某類人群的概稱。如前人所論，或作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族稱，抑或是胡人。然據長沙走馬樓西漢簡中的爰書，“襄人”稱謂還可有他解。為考察之便，先將部分相關簡文轉引于下：

無陽蠻夷士五搞言： 脽夷鄉嗇夫襄人斂賨，橋（搞）家當出賨米……（簡0052）簡文中的“橋”字，簡牘整理者在《發掘簡報》釋為“搞”字，從之。宋少華： 《長沙市走馬樓西漢古井及簡牘發掘簡報》，《考古》2021年第3期。

史巴人、胡人訊襄人要道辤曰： 府調無陽四年賨？冭$（糶）賣取錢輸臨沅食官廄，償所贖童賈（價）錢，皆急緩，夷聚里相去離遠，民貧難得，襄人令譯士五搞收（簡0017）“巴人”前一字，《發掘簡報》已補為“史”字，可從。另，以上簡文轉引自王博凱先生文，部分句讀有所調整。參見宋少華： 《長沙市走馬樓西漢古井及簡牘發掘簡報》，《考古》2021年第3期；王博凱： 《走馬樓西漢簡所見“譯人”及相關問題試論》，《簡帛研究二〇一九（春夏卷）》，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243—251頁。

對于簡文中的“襄人”，張俊民、胡平生、劉樂賢三位先生在簡文補釋時均將其看作人名。張俊民： 《對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幾條簡文的認識》，簡帛網，2009年7月18日；胡平生： 《〈簡牘名跡選2〉所刊“走馬樓前漢簡”釋文校訂》，《簡帛》第7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1—218頁；劉樂賢： 《談走馬樓西漢簡中的兩條簡文》，《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王博凱先生也認為簡文中“襄人”和“搞”均為人名，其中“襄人”的身分為脽夷主。王博凱： 《走馬樓西漢簡所見“譯人”及相關問題試論》，《簡帛研究二〇一九（春夏卷）》，第243—251頁。但索德浩先生認為“襄人”與“巴人”“胡人”并稱，顯然為族群之意。此“襄人”有名為“嬰”，可進一步確認“襄人”為族名。索德浩先生引文為“巴人、胡人訊襄人嬰，道辭曰”。其實，“嬰”當釋為“要”，宋少華先生在《發掘簡報》中指出“要”即提要，“要道辭”是原始記錄經過編刪后的要旨?？梢姟皨搿狈侨嗣?。索德浩： 《中江塔梁子M3畫像榜題“襄人”再考》，《中國美術研究》2020年第1期；宋少華： 《長沙市走馬樓西漢古井及簡牘發掘簡報》，《考古》2021年第3期。

據上引簡文，簡0052記載無陽蠻夷士伍“搞”舉劾“脽夷鄉嗇夫襄人”斂賨。簡0017“襄人令譯士五搞收（賨）”，大意是說案件的起因是“襄人”讓譯人“士伍搞”去蠻人地區收賨。他處簡文又載“士五共搞來言曰為脽夷主襄人收賨”，可見“共搞”與“搞”即一人，“共搞”為“共”姓，名“搞”?！跋迦恕眲t是脽夷鄉嗇夫。另外，結合整理者的最新綴合，可從類于“襄人”之“巴人”“胡人”的身分、名字，以及三者在治獄文書中出現的位置，進一步確定“襄人”為人名。相關簡文作：

五年九月丁巳，獄史巴人、胡人訊襄人要道辤曰： 府調無陽四年賨，？冭$（糶）賣取錢輸臨沅食官廄，償所贖童賈（價）錢，皆急緩。夷聚里相去離遠，民貧難得。襄人令譯士五搞收……簡文從整理者最新釋文，待刊。（簡1792+0017）

從該簡前端的綴合文字來看，“巴人”“胡人”的身分是負責審查案件的獄史，“襄人”則是被審訊的對象。陳松長先生在《概述》一文中指出“襄人收賨案”牽涉人物最多，除了“嗇夫襄人”“士伍搞”之外，還有“具獄亭長庚”“守獄史胡人”“守獄史巴人”“定”“強秦”“麏”“仆”“吸”“工期”“于鐵”“容”“方風”“周”等十余人。陳松長： 《長沙走馬樓西漢古井出土簡牘概述》，《考古》2021年第3期。這里的“守獄史胡人”與“守獄史巴人”應該就是前引簡文中的獄史“胡人”和獄史“巴人”，只是一定時期，二人曾暫代獄史。因此，從“襄人”與作為人名的“巴人”“胡人”在獄案文書中所處的位置，可斷定此案件中的“襄人”為人名而非族稱。

秦漢司法記錄程式中明確記錄被審查者的名姓，其目的是為后期審查提供便利。因此，走馬樓西漢簡爰書中的“襄人”與“胡人”“巴人”應作人名，非是族稱。此類取名的緣由尚不完全明晰，但這種取名現象在秦漢社會中已多有出現，下文即對秦漢時期以“某人”為名的現象作一闡述。

三、 秦漢以“某人”為名的現象

秦漢時期的取名現象整體較為復雜，但其中有一類特點比較突出，即以地域、國名或族群作為人名。對此，部分學者已據印璽與傳世文獻等材料作出相應考察。如施謝捷先生指出古印璽中有以“梁人”“魯人”“郢人”“越人”為名者?！傲喝恕薄棒斎恕钡目疾?，參見施謝捷： 《古璽印考釋十篇》，《印林》第17卷第2期，1996年；“郢人”“越人”的考察，參見施謝捷： 《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與秦漢印所見人名（雙名）互證（之二）》，《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25、534頁。劉釗先生也指出有的名字可反映人的籍貫、出生地或出生時間。如以地區或國名表示籍貫或出生地的“王楚人”“孫粵（越）人”“張魯人”“張梁人”“董鄭人”“桑吳人”，以少數名族稱呼表示族屬的“王羌人”“丁胡人”。劉釗： 《古文字中的人名資料》，《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1期，收入氏著： 《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 岳麓書社，2005年，第63頁。目前出土的秦漢簡牘中也多有此類取名的記載，試舉幾例：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 陽陵逆都士五（伍）越人有貲錢千三百卌四。越人戍洞庭郡，不智（知）何縣署。（里耶秦簡98）陳偉主編：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6頁。

里士五越人（里耶秦簡91044）陳偉主編：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2卷）》，第246頁。

越人，公乘，路里，為陽武鄉佐。廼五年五月甲寅，皆為守令史，繇（徭）將漕，屬臨沮令初部。（睡虎地M77號漢墓《五年將漕運粟屬臨沮令初殿獄》）蔡丹、陳偉、熊北生： 《睡虎地漢簡中的質日簡冊》，《文物》2018年第3期。

守農令趙人田GF8E0畝禾（90·4）（《居延漢簡釋文合?！罚┲x桂華、李均明、朱國炤： 《居延漢簡釋文合?！?，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57頁。

守農令常趙人作田（95·65）（《居延漢簡釋文合?！罚┲x桂華、李均明、朱國炤： 《居延漢簡釋文合?！?，第160頁。

以上簡文中的“越人”“趙人”或也是以地域或國名為名。

需要指出的是，除上述類型外，秦漢時期另見與地域、國名或族群無關的“某人”取名。如簡牘材料中有：

戶人朱市人能田三人口三人田卅畝（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鄭里廩簿》）

戶人公士市人能田三人口四人 田卅二畝。（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鄭里廩簿》）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編： 《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北京： 中華書局，2012年，第112頁。

其日中時，冉、翕決去，有送到門外，翕謂有曰： 央人將母弟兄妻子十一人在北首田旁山中匿，今往迎之，還當于何所匿？（五一廣場東漢簡牘343，2010CWJ1③∶176）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壹）》，上海： 中西書局，2018年，第166頁。

“朱市人”“市人”與“央人”的取名與地域、族群或國名無關。此類取名又多見于秦漢璽印中，如：

董里人（《樂只室古璽印存》）高絡園編： 《樂只室古璽印存》，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第59頁。

樊外人印 朱圣人?。ā稘h銅印叢》）“王異人“與“妾異人”亦見于編號1420。參見汪啟淑集印，徐敦德釋文： 《漢銅印叢》，杭州： 西泠印社，1998年，第62、82頁。

王異人? 妾異人（《陜西新出土古代璽印》1419）伏海翔編： 《陜西新出土古代璽印》，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160頁。

李路人? 臣路人（《陜西新出土古代璽印》1430）伏海翔編： 《陜西新出土古代璽印》，第162頁。

徐非人?? （《中國璽印篆刻全集》439）中國璽印篆刻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莊新興、茅子良主編： 《中國璽印篆刻全集（第二卷： 璽印下）》，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第67頁。

“市人”“央人”“里人”“外人”“圣人”“異人”“路人”“非人”雖以“某人”取名，但其與地域、國名或者族稱并無聯系。由此來看，M3石刻畫像上墨書的“襄人”若作為人名，襄人取名的來源或需進一步探討。

四、 M3畫像主題與墨書“襄人”的關系

漢代石刻畫像上出現的文字，學界一般稱為榜題或者題記。限于畫像石的地域、類型、時代特征、工匠的技法、主人的喜好等，對于這些文字常常難有非常準確的分類。賴非先生以榜題統稱榜題和題記，他認為刻在物像旁邊專門留出的被稱為“榜”的方框內，曰“榜題”；有的刻在畫面外，稱曰“題記”。賴非： 《山東漢代畫像石榜題》，《美術研究》1994年第2期。漢代畫像石大量出土后可以發現，畫像石上的榜題是否有榜，并沒有嚴格的定式。無榜的題字也可能是對畫像主題內容的補充說明，而非題記。如楊愛國先生指出，學者們對這些文字有不同的叫法，有的稱“榜題”，有的稱“題榜”，有的稱“題記”，有的稱“題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為了研究之便利，以“榜題”統之。楊愛國： 《漢代畫像石榜題略論》，《考古》2005年第5期。上述名稱混用，又或是以榜題籠而統之的權宜之法，主要還是對漢代畫像石上的文字分類及性質界定不清導致的。

邢義田先生曾將漢畫像的榜題粗略分為標題型、元件標示型、內容簡介型、畫贊型，但也指出這種分類并不包含總說畫像內容或記述造墓經過和經費等之題記。而且，有些榜題與內容有關，有些與主題寓意并不直接相關。邢義田： 《格套、榜題、文獻與畫像解釋——以一個失傳的“七女為父報仇”漢畫故事為例》，《畫為心聲： 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122—125頁。這說明畫像石榜題所包含的內容泛且雜，在既有標準下，不能完全無誤地區分。但可以明確的是，盡管有部分榜題可能和畫像主題內容毫無關聯，但目前所見漢代畫像石榜題的主要作用仍是建立文字與畫像主題內容之間的聯系。王瀅先生指出，與特定畫像相對應的、解釋說明或者評論畫像內容的文字為榜題，所以榜題一般題于畫像旁，而題記雖然也有題于畫像旁或者畫像本身者，卻與畫像無直接聯系。他還指出，除了榜題和題記，在畫像石墓中時有發現零星的銘刻文字，內容多為工匠姓名、石材尺寸、石塊編號等，可稱之為“工作性銘文”。王瀅： 《山東江蘇漢畫像石榜題研究》，中國漢畫學會、中共嘉祥縣委、嘉祥縣人民政府編： 《中國漢畫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上）》，山東嘉祥，2004年，第323、327頁?？偠灾?，我們若簡單區分畫像石上的文字，完整的榜題定當是作為畫像內容的補充解釋，而畫像石上與畫像主題內容無關的文字，或稱為題記，用于記錄墓室制造經過，后世演變為墓志等形式，又或稱為“工作性銘文”，如記錄石材尺寸、編號等劃刻以及工匠名。

從現有考古材料來看，目前已出土漢代畫像石中載有“工作性銘文”的畫像數量不多，其中記載工匠名姓的畫像石數量更少。河南南陽楊官寺漢畫像石墓發掘報告中指出墓中的蓋頂石和墻壁石上，有“宋文甲”“宋威甲”和“胡方”等字樣，看起來都像人名，可能是當時刻石工的題名。這些文字多刻畫于墓室的頂蓋石，同一名字在不同的石板上出現數次，且周邊無圖像，當不是對于圖畫的解釋說明性文字。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 《河南南陽楊官寺漢畫象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1期，后收入石紅艷、王清建主編： 《南陽漢代畫像石墓發掘報告集》，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頁。此外，江蘇徐州拉犁山漢畫像石墓后室回廊頂部刻“周”“尹”等字，應該是工匠的名或者姓。邳縣郇樓漢墓墓壁方石上有“安世”“酉”“上官”“竹”“禹”等九種不同文字刻銘，其中“酉”旁還刻有一鳥的頭部，這些應該是工匠的姓名或其石作的標志。李銀德先生指出郇樓墓的時間為東漢晚期，具體材料尚未完全刊布。詳見李銀德： 《徐州漢畫像石墓墓主身份考》，《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邳縣郇樓出現的文字刻銘和圖像值得注意，此中出現的“酉”“竹”等單字暫且不論，其中的“安世”在秦漢時期多作人名。如秦漢璽印中有“楊安世”（1456）及“董安世”（1463），伏海翔編： 《陜西新出土古代璽印》，第166—167頁?！稘h書》亦載張湯子“張安世”、《漢書》卷二九《張湯傳》，第2647頁。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漢書》卷六六《公孫敬聲傳》，第2878頁?！鞍彩馈敝邪矅ò畹拿篮迷⒁?。劉釗： 《古文字中的人名資料》，《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1期，《古文字考釋叢稿》，第63頁。這類銘文在性質上皆當屬于出現在畫像旁的工匠名。通過上述考察可以發現，在漢代石刻畫像上，刻于畫像旁的文字除了榜題、題記，也有可能是工匠的姓名。在與圖像的相對位置上，它們有時并無明顯區別，部分工匠名也與榜題一樣刻畫在臨近石刻畫像的位置。

據此，我們再來看M3石刻畫像中“襄人”與“胡人舞蹈圖”的相對位置。索德浩先生認為，從該墓的榜題和畫像相對位置來看，榜題一般位于所指的畫像上方，如“應婦”“侍奴”“從奴”“從小”在人物上方，“兵庫”位于武器架之上，“廚”“蒼”位于房屋上部。因此，可以確定“襄人”就是指五個“胡人”形象的舞者。索德浩： 《中江塔梁子M3畫像榜題“襄人”再考》，《中國美術研究》2020年第1期。然筆者認為，“應婦”“侍奴”“從奴”“從小”等榜題雖處于人物的上方，就其文意也可明確它們屬于畫像主題的補充說明性榜題，但從整個畫面來看，這些榜題實際上又都處于整個畫像的內部。他處的“廚蒼”和“兵庫”屬于畫像內部的空間位置更加明顯，如下：

從“胡人舞蹈圖”來看： 五個手拉手的胡人處于同一畫面內，工匠用陽刻手法雕刻背景以凸顯胡人形象。墨書的“襄人”在陽刻背景之外，并且距陽刻的五個胡人較遠。就“胡人舞蹈圖”畫面的整體性而言，“襄人”二字的位置顯然不屬于“胡人舞蹈圖”的畫面之中?！昂宋璧笀D”（圖七〇）陽刻背景內的兩處“▲”符號為筆者所加，代指“襄人”二字，用以說明“襄人”若為主題解釋說明性榜題，完全可以書于圖像畫面之中，而非較圖像距離更遠之石板上。而且，其他各處的榜題都題寫于畫像的內部，若“襄人”為“胡人舞蹈圖”的榜題，其不題于“胡人舞蹈”的畫面之中，反而書于畫面之外且距頂端較遠的位置，應不能將其簡單理解為圖像的說明性榜題。此外，筆者對“襄人”為說明性榜題的觀點另有兩點質疑：

其一，兩漢時期的胡人畫像特征明顯，無必要題寫說明性榜題。中江塔梁子崖墓M3三室門枋左側門框的“胡人執？梾1戟吹奏門吏”以及M3四室右壁“廚蒼”中的勞作者都是胡人形象，但四周并未題寫榜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縣文物保護管理所編： 《中江塔梁子崖墓》，第65頁，圖七一；第67頁，圖七五?？梢娫谥谱髟撃故耶嬒竦慕橙艘庾R中，胡人形象、特征有時代共性，不特意題寫榜題也能使人明晰所刻畫人物是胡人。此外，查考四川地區出土的漢代石刻畫像，工匠一般在人物上端或周圍題寫說明性榜題（圖2a—c），與中江縣崖墓石刻畫像上標注說明性榜題的手法大體一致。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四川地區出現的樂舞、雜技或者胡人形象的畫像石，均未出現說明性榜題，或是樂舞、胡人、雜技等畫像主題在漢人社會中較為常見，沒有必要在這類主題的畫像石之上題寫說明性榜題。

例如綦江二磴巖崖墓中的“巴人舞”（圖3）與“胡人舞蹈圖”在雕刻方式、人物舞蹈方式上均十分相似，也沒有題寫補充性說明榜題。

其二，漢代石刻畫像上工匠名的題寫沒有嚴格定式，題名位置往往無章可循。四川開縣發現的漢畫像磚中有七人牽手而舞的形象（圖4），畫像磚的左端刻寫“顧沛作”三字，“顧沛”應是工匠的名字。這里的工匠名題于畫像磚內部，圖像周圍，結合其他地區的工匠題名來看，漢畫像石制作的工匠名應可記作“某某作”，“某某”名或者簡單記作“某”姓、“某”名。另外，工匠的題名位置有的記于石板空白處，亦有些記于石刻圖像旁，這說明是否題寫工匠名以及題于何處存在一定隨意性。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M3畫像石中的“襄人”應作人名，“襄人”二字與畫像石中的胡人舞者形象并無直接聯系?！跋迦恕笔侵谱魇坍嬒瘛昂宋璧笀D”的工匠名。因此，也就不存在“胡人舞蹈圖”上墨書的“襄人”是胡人還是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爭議。目前四川地區已發掘出數量較多的兩漢時期胡人形象畫像石，這種現象的出現，或能說明這一地區曾與胡族存在頻繁交往。

結論

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M3石刻畫像中的“胡人舞蹈圖”為我國境內發現的最早的胡人樂舞圖。M3畫像石上墨書的“襄人”應為工匠名，并非胡人或者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族稱。具體而言，長沙走馬樓西漢簡“襄人收賨案”中出現的“襄人”是人名而非族稱，可見“襄人”可以作為人名存在。秦漢時期以“某人”為名的情況下，部分如“楚人”“越人”“魯人”“梁人”“鄭人”“吳人”“胡人”“巴人”等或可能同地域、國家或族群存在一定關系，但亦存在如“市人”“央人”“里人”“外人”“圣人”“異人”“路人”“非人”等“某人”的取名現象，與地域、國名或者族稱無關。另外，題寫于漢代石刻畫像旁的文字，除了榜題、題記外，也可能是工匠的姓名。在與圖像的相對位置上，它們之間有時并無明顯規律。從目前出土于四川的兩漢時期人物舞蹈主題畫像石或畫像磚來看，是否在石板上題寫工匠名，以及將工匠名題于圖像畫面旁還是畫面之外，并無嚴格的定式。但可以明確的是，漢代說明性榜題的主要作用是用來解釋說明畫像主題，其一般題于畫像整體的內部，且題寫于畫像旁，與圖像的內容為共生關系。M3室墨書的“襄人”二字位于畫像整體畫面之外，不是說明性榜題。最后，兩漢時期的胡人畫像特征明顯，沒有必要題寫說明性榜題。目前所見四川地區漢代工匠制作的“胡人”及舞蹈類主題畫像石并未題寫“胡人”的說明性榜題，可見當時的民眾對于此類主題較為熟悉。漢代畫像石研究中，諸如中江塔梁子M3墨書“襄人”之類的工作性銘文，應當作出更為仔細的劃分。

附記：本文得到于振波先生、陳松長先生、鄒水杰先生以及董禎華師兄、李蓉同學審閱指正，匿名審稿專家也提供了寶貴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責任編輯： 姜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