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粒的“重量”

馬兵

曾獲得普利策獎的多米尼加裔美國作家朱諾·迪亞茲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寫女人對男作家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男性要想寫得更好，第一步就是承認：你，因為你的性別特權，對女人有著扭曲認識?！钡蟻喥澾@里談到的“扭曲認識”當然是指男性的“第一性”視角會構成或顯或隱的認知霸權，不自覺地把女性標簽化或把復雜的女性經驗簡約化。不過，對于富有挑戰精神的寫作者而言，寫好異性是必須跨越的門檻，就像伍爾芙說的那樣，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的。素來追求先鋒性探索的陳鵬近來便致力于此。在2022年一個創作談中，他曾以“我想試著了解女性”為題，談及自己塑造女性形象的困惑與探索，他嘗試“用純粹女性的方式和態度處理故事和細節”，嘗試用一系列的小說“解讀時代壓力”下某種“女性的宿命”，以“洞悉”她們、理解她們?！斗鹆_里達有多遠》顯然也是這個探索系列的產物，小說里的單身媽媽蘇粒用她倔強的母性為女兒也為自己闖開一條生路，即便這條路也不過是畏途，即便前景并不明朗，但當她心音遙遙的叩問堅定地指向也許她一生都未必能抵達的“佛羅里達”。當然，陳鵬也繞不開迪亞茲提的那個問題，他在構思蘇粒這個女性時，是否有觀念上的自審，又是如何與時代展開對話的呢？

從敘事層面而言，《佛羅里達有多遠》是較為典型的“易性敘事”，即男性作家借女性視角來講述故事，小說并未采用蘇粒的第一人稱，但充分發揮了女性主人公有限視角的限定功能，摹寫心理絲絲入扣，細膩傳遞出蘇粒的感知和感喟，也在敘事內部制造一個又一個的波折和波動。當然，“易性”更意味著寫作者要跳出熟悉的性別經驗，用更多縝密的心思去觀察、體驗異性人物的情感褶皺和心理軌跡；意味著寫作者既要提防不讓自己落入男性寫作女性的舊轍，也需要對各種激進言路的女性寫作做自己的思考和回應，這對作家的洞察力和敘事能力都構成一種新的挑戰。

《佛羅里達有多遠》首先觸動我們的是蘇粒在小說中表現出一種超越固化性別認知的復雜性。因為年輕的一次放縱，蘇粒成為一名單身媽媽。未婚先孕，女兒發育遲緩，獨自撫養的經濟壓力，與母親的緊張關系，這一切都緊緊地壓迫著她，直到她從事的教培行業難以為繼，再也無力獨自支撐下去的蘇粒選擇帶女兒南下昆明投奔孩子的生父。小說并沒有因為要贊美女性，就讓蘇粒輕易擺脫“第二性”的標簽，而是從她選擇南下那一刻起，便把她置入一個兩難的境地：一面是一個單身母親的自尊、對女兒的愛和對老于發自內心的排斥；一面是尋求男性的庇護，先被老于收留，加入小巴黎后，又得到老板的庇護，甚至在遭遇職場困頓時，甘心委身于老板——蘇粒脫困的每一步，背后總離不開男性的支撐?；蛟S陳鵬的女性同行會認為，這體現出一個男性作家在塑造女性時不自覺的“偏離”，一種習焉不察的“第一性”潛意識。不過，蘇粒的遭遇也正深刻反映了現實社會性別秩序中的一種無奈，盡管當下女權意識的高漲已經不僅是一個文學或學術話題，而成為我們的日常，看起來女性有了越來越多的議價權和自由度，可那些沒有經濟獨立能力的女性依然不得不面對魯迅談到的沉重命題——出走之后的娜拉，要么墮落要么回家。何況，每當社會面臨各種不確定性的轉型陣痛，首當其沖的往往是女性，這意味著女性的獨立境遇注定是脆弱的，甚而可能只是一種幻象，是女性以客體化的身份置身其間的性別秩序的一部分。蘇粒遭逢的不正是這樣的“女性的宿命”么？她痛恨男人之于她的傷害，卻又不得不接力男人謀生；她以為李果可以保障幸福，卻不得不在男人制造的無常里感受同性的惡意，說到底，女同事的擠對和老板妻子的嫉恨，不也是男性主導的性別秩序的一種結果么？

饒是如此，我們分明還能在蘇粒身上感知到“為母則剛”的那種韌勁。老于頹敗的人生正得益于她的照亮，在他變得老邁、對繪畫也不再熱情的時候，蘇粒和女兒的到來激活了他的責任心，而他為女兒畫的肖像也迸射出新的活力，讓蘇粒都感到吃驚。蘇粒在小巴黎展示的文宣能力讓人刮目相看，由此成為李果的重要助手。還有最重要的，蘇粒心心念念的佛羅里達，火車上那個大腹便便的男人隨便的一句話頭卻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顆堅實的種子，讓女兒過上無憂無慮生活的熱望一經燃起就沒有滅過。小說為蘇粒的生活鋪下女兒生病、行業退市、人生無常、性別秩序牢固的暗影，也為她投下佛羅里達的夢和憧憬，讓人們看到“永恒之女性，引領我們上升”不只是浪漫的想象，讓人們知道，困在宿命里的人也有不倦追求的勇氣，小說的題記選用王安石的《詠梅》正是為了證明這勇氣的“重量”！

在生活中，我們對女性或男性的界定依靠的是社會印象，“社會認可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觀念通過各種各樣的文化手段被灌輸給個人”，這會帶來一種強大的性別預設。而陳鵬為了避免自己根深蒂固的“直男”思維，在敘事上使用自由間接引語和固定型的內聚焦視點，盡量讓筆觸貼著蘇粒的感思來寫，努力從這個年輕的單身媽媽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以小說開篇在高鐵上的一段為例。蘇粒決定告別天津奔赴昆明，她帶著女兒坐上高鐵。這段看起來只是引子或交代的部分占據了小說大約七分之一的篇幅，體現出相當的敘事耐性。鄰座大腹便便的男子搭訕，讓蘇粒不得不在個人繽紛的思緒和狹窄的車廂之間跳蕩：一方面是她個人的隱痛，十九歲的青澀魯莽、父母的別離、女兒的發育遲緩、母親的暴躁、零星的昆明記憶；另一方面是現實的遭逢，教培產業的危機、新能源汽車的風口、無數為生活奔波而倦怠的人們……小說從容地在蘇粒和男人的問答間展開，不時插入一點蘇粒微妙的心理波瀾，并巧妙引出“佛羅里達”這一重要的空間意象，為在時代里疲憊奔突的蘇粒指出了一處托付之地。隨著高鐵接近終點，我們也將帶著那些閃爍的隱秘，進入故事的核心。值得注意的還有，小說在開篇即省略了人物對話間的引號，盡可能隱退敘事者的身份，在直接引語和自由間接引語間轉換自由，將讀者徑直帶入主人公視聽官能相遇的現實情境及內心感受之中，讓讀者在時間和空間上接受人物的視角，而這一策略也貫穿了整部小說。

自由間接引語，去除了引述句和引述詞匯而回到人物視點的敘述，有助于“讓人物的聲音瞬間接管敘述的聲音”。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被后代作家推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小說大量采用自由間接引語，福樓拜“允許我們從愛瑪的視點觀看事件，并把愛瑪主觀的所見用極為豐富的語言塑造出來”。質言之，自由間接引語規避開敘事者權威的指令，而表現為對人物的尊重?！斗鹆_里達有多遠》也是如此，小說中的自由間接引語，順暢地打通了人物的心理和視聽，外在描寫與內心透視轉換自如。且舉兩例：

“蘇粒痛恨這種感覺——虛偽的家的感覺。老于。女兒。女兒。老于。凡事都在不知不覺中變質。她不要和解。不遠千里來投奔他絕不是什么和解。她終將帶走童童，無論哪里，無論任何地方，就她和她待在一起。李果約她盤龍江邊見面，那里建有塑膠跑道和幾座小亭子。她被江邊一簇簇燈火迷住了，原來被遮蔽是如此漂亮的夜景——橘色燈光從低矮的圓形路燈上散開，江水幽暗發亮，流淌聲低沉空闊?，F在你看不清長長的茅草，也看不清江邊是否有白鷺或別的鳥類?！?/p>

蘇粒在小巴黎競聘成功但遭遇同事的嫉恨和疏遠，想找老板傾訴。這一段沒有用“她想”“她看”之類的提示，而是將心思瞬間的流轉和觸目所及的江景融在一起，新職場的收獲和困惑，虛偽但給她提供依靠的家庭感覺，對老于的痛恨與恩慈的交織，這些復雜的情緒都被呈現出來，敘事者并不依賴綿密鋪排的心理描寫，而是借蘇粒調動起讀者具有共情感的分擔和參與傳遞，無論暖意還是疼痛都隱而不彰，卻帶來一種切膚之感。

“他們坐著，很快干掉一瓶紅酒。老于又開一瓶。她有些茫然，似在思考今晚睡哪里，找個酒店還是老于沙發，又或者樓上，女兒那張窄小的床，那張壓在心底六年的小床。木板的嘎吱聲，棺材一樣黑的房間。墻頭的小畫畫得好，像教堂又不像教堂。她隱約聽到盤龍江平緩的流動聲，安靜，持久，傻里傻氣沒心沒肺。我想帶童童去佛羅里達，她說，我們去佛羅里達。老于沒吭聲。佛羅里達有多遠？她說。老于張了張嘴，這個丑陋的渾身臭氣的老男人，只是張了張嘴?！?/p>

這是小說的結尾部分，它將客觀和主觀糅合，往事與眼前交疊，內心的寒涼與不馴和視聽的感知融混在一起?，F實再一次無情地關上了大門，面對已經臣服于命運的老于，蘇粒卻在盤龍江亙古如斯的涌動中，找到了撕破生活鐵幕的缺口，去佛羅里達仿佛是召喚信徒的口喚，抵達與否并不關鍵，關鍵的是它說明蘇粒沒有屈從現實的重壓，她始終有倔強的熱望。

寫到這里，自然也有一個疑問，既然陳鵬嘗試“用純粹女性的方式和態度處理故事和細節”來走進女性，他為何不直接采用蘇粒的第一人稱敘事呢？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在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有一個發言，談到了采用“第四人稱”敘事的可能。托卡爾丘克指出第一人稱可以“在故事的敘述者和讀者或聽眾之間產生了一種基于同理心的情感理解”，不過它“很難保證具有普遍性”，因此也不適于在今天去講述一個“普遍的、全面的、包容的，根植于自然，充滿情境，同時又是可理解的”新型故事，由此，她提出“第四人稱”的概念，力圖找到一種兼具切身性和審視距離的語態、一種關注個體差異也輻射群體的視野，“用這種方式激發讀者腦海中形成整體感，促使讀者形成將片段整合成整體的能力，以及從事件的微小粒子中推導整個星叢的能力”。

《佛羅里達有多遠》也不妨這樣的理解。小說對女性的關注，不是單純性別經驗的轉換，而是想在更廣闊的范疇內展現女性個體與時代問題的復雜性，這注定作家在選擇人物和故事時，會有一種“廣譜”的考量，有點類似經典現實主義討論典型時常用到的“這一個”或“熟悉的陌生人”等說法，栩栩如生的個性刻畫，既能體現生活的具體性，又能映照時代多方面的訊息，讓人們在殊相中看到共相。自由間接引語的使用，給讀者直觀呈示了蘇粒體會到的挫敗感和她對美好生活倔強的憧憬；而第三人稱的敘事，則又給出一個觀察和思考蘇粒遭遇的間離站位，讓讀者隨時留意蘇粒情非得已和身不由己背后的現實考量。我們還必須注意，一向以先鋒為職志，喜歡玩后設敘事把戲的陳鵬在這個小說中除了使用自由間接引語和偶爾的意識流等技巧之外，基本上是采用一種現實主義的老實筆法，而且相當嫻熟地把現實經驗引渡至小說文本中，蘇粒、火車上的男人、老于、老黃、李果、小葉，畫廊和“小巴黎”，這些人物與空間，我們都再熟悉不過，他們的生活正是我們生活的鏡像啊——我想，一定有讀者會想，假如我是蘇粒，我會回到傷心地昆明嗎？我會放下名牌大學畢業生的尊嚴做一個面包店的導購嗎？我在被老板妻子掃地出門后會崩潰嗎？接連遭遇挫敗后，我還有自己心心念念的佛羅里達嗎？

奧爾罕·帕慕克說過：“小說藝術的核心悖論就是小說家努力傳達他個人的世界觀，同時也通過他人的眼睛觀看世界?！边@個悖論之處當然也是小說的迷人之處，蘇粒這個形象體現了陳鵬對女性的尊重，更難得的是，他讓我們在她的瞳孔里看到了佛羅里達，那處“遠方”定然會帶來一束追光，照在她每一步的艱難跋涉中。在這個年輕媽媽的身上，我們也確乎觸到了陳鵬所期待呈現的那種女性背負時代的具體“重量”。

責任編輯蔡淼寧帥